《不为人知的文化大革命——一个中国村庄的生活与变化》第一章：共产党人的权力与农村政治文化

第一章共产党人的权力与农村政治文化

中国共产党认为，他们的存在和最终胜利，应该归功于农村的贫苦农民。【1】面对蒋介石在1927年开始的大屠杀，正是因为有农村贫苦农民的支持，那支曾经弱小而被打败的共产党军队，才得以在井冈山地区和其他偏远地区生存下来，并迅速发展。 1934年，迫于蒋介石的强大军事压力【2】，中国共产党被迫进行长征。被打败的共产党军队除了得到农村人民的支持外，没有其他可依赖的资源。如果没有这种支持，他们就无法生存下去。

即墨村民对共产党胜利的贡献

在山东即墨，和其他地方一样，共产党军队得到了农村贫苦农民的支持和保护。对村民们来说，这样的支持和保护，有的时候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在村民的支持下，弱小而又分散的共产党军队，在日本侵略者的后方坚持战斗，并一步步壮大起来。【3】有人认为，老百姓也支持过军阀和任何有枪的人。【4】但是，被动支持（通常是被强制）和主动支持之间是有很大差别的。在中国，很多证据表明，国民党军队因为害怕新兵逃跑，而不得不将他们捆绑起来。【5】而另一方面，共产党军队则是由农民中的积极分子所组成。这就是为什么在1946年至1949年的内战期间，武器简陋的共产党军队最终能够打败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在即墨，上了年纪的农民们都说，在内战期间，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了被国民党追杀的共产党的战士。共产党从农民那里得到的支持，与过去的军阀和国民党通过暴力胁迫从老百姓中获得的被动支持是截然不同的。【6】

在1946年内战期间，为了动员农村贫农参加中国共产党打倒国民党的战争，中国共产党在其控制下的即墨农村部分地区进行了土地改革。大多数农村贫困人口从土地改革中获益。在共产党干部的帮助下，贫穷的农民组织起来，与强大的地主作斗争。他们没收了地主的土地和财产，将其分发给村民。当农村贫苦农民从土地改革中获益良多的时候，地主们失去了土地和财产。在土改初期，有一些即墨地主受到了贫雇农们的无情打击。一些贫苦农民利用土地改革的机会，对过去在农村耀武扬威的地主们进行报复。许多地主不得不逃走。【7】

在1949年以前，即墨的土地改革是中国共产党在一定时期和一定地区占主导地位的时候进行的。但是，随着内战期间战争形势的变化，当国民党占据优势地位、中共军队撤退的时候，逃亡的地主们在国民党军队的簇拥下回到了家乡。在国民党军队的支持下，即墨的一些地主组织了小规模的武装团体，村民们称之为“还乡团”。

当共产党的部队在国民党的进攻下撤退的时候，地主们回到了他们的家乡，开始对挑战者们进行报复。1946年4月28日，地主黄乡翠带领一支还乡团，在钓鱼嘴村杀害了25名农会的领导和民兵。村里的妇女会会长，聂银花，当时只有十八岁。地主先是折磨她，然后又将她活埋。他们用锯子锯了她的手掌，又用汽油灯烧她的乳房。此外，她的父母、祖父和两个弟弟都被杀害了。【8】

1947年9月12日，地主余乘风和辛子玉，连同他们的18名同伙在东洼村杀害了二十多人。他们首先杀死了村里的妇女会会长顾秀忠，然后又杀死了她的母亲和三个弟弟，并将他们的尸体扔进了一口井里。顾秀忠最小的弟弟当时只有八岁。刽子手们在把他扔进井里之前，拽着他的腿硬生生将他撕开了。他们还杀死了共产党员、村长辛泽耕的家人：他的妻子，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他们强迫他们跪在一口井旁，用锹猛击他们，然后把尸体扔进井里。辛的妻子当时已经有了八个月的身孕。同一天晚上，他们又以同样的方式杀害了辛雷耕的家人：他的妻子、十三岁的女儿、九岁和五岁的儿子。第二天，同样是这伙人，他们又杀害了村里的工会主席李希法和他的妻子。他们还杀害了孙思发的母亲、两个姐妹和两个兄弟，因为孙思发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的一名战士。【9】

1946年2月21日，地主刘恒尊、徐正凯、李青山及其同伙抓捕了北黄夫村的共产党员、村领导季振彤，季良彤和季同祺三人。还乡团将他们绑在树上，一刀一刀将他们活活切成碎片。然后，他们又杀死了这三位领导人的所有家人，连老人和小孩也没有放过。在此之后，这伙人又在南北行、大海南和佘胜村进行了一系列屠杀。【10】在内战期间，即墨的许多村庄都经历过这种暴力屠杀。在泥沟村和顿坡南村，内战期间有一百多人被还乡团屠杀。中国共产党获胜以后，在文革前及文革期间，这些村庄成了给年轻人进行历史教育的基地。学校老师、学生和农民来到这些地方，观看大屠杀留下的骨头和骷髅。【11】

对于地主们来说，他们这样的野蛮行为似乎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些穷人和无地的农民占有了他们的土地和财产，并让他们无路可走。另一方面，受共产主义阶级斗争思想影响的农村贫民和无地农民，他们觉得占有地主与富农的土地和财产是完全正当的，因为这些东西正是地主和富农剥削来的。在共产党赢得内战之后，穷人们经常用还乡团一样的手段来处死他们，以讨还血债。北黄夫村的村民用石头砸死了还乡团的头头刘恒祖。【12】1948年1月14日，还乡团杀害了西洼村农会会长于成干和他的儿子。第二天，为了报仇，愤怒的村民杀死了两名还乡团的家属。村民们威胁说，如果地主杀死一名共产党的村干部，他们将杀死两个还乡团的家人来报仇。【13】

在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最后决战中，共产党人数众多，但他们武器的质量却很差。国民党军队装备了美式武器，并得到了美国的后勤支持。农民对共产党人的支持改变了胜利的天平。他们积极补充人民解放军的兵员。他们推着独轮车为解放军运送物资，并携带担架，将受伤的解放军士兵撤回到安全地带。在内战期间，仅在山东省，就有数百万农民推着独轮车为解放军运送物资。即墨市的九万农民，带着3500架担架和7,600辆手推车，参加了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战争。农民们还以许多其他方式为战争做出了贡献。在内战期间，即墨的农村妇女为解放军赶制了5000双鞋，准备了65万斤【14】谷物。【15】这种广泛的奉献和牺牲，最终决定了内战的结果。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农民的支持，就没有共产党的胜利。共产党的土改政策以及消除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不平等的努力，无疑大大地吸引了农民。共产党人还提出在全中国实行免费的普及教育。免费普及教育的主张，无疑对农村贫困人口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在贫穷的农民心目中，缺乏教育机会是导致他们被中国的富人们和强权者剥削和压迫的重要因素。

共产党人在战争年代的力量，来自于他们愿意与农村贫苦农民同甘共苦。放弃特权的共产主义实践激发了农村贫农们的想象。他们过去总是对政府官员和富人们的欺负和压迫逆来顺受。在很大程度上，共产党人从农民的拥护中获得了力量，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就在于，他们是为了农村穷人们的利益而奋斗。【16】

革命者变成统治者

1949年革命胜利后，共产主义的革命者成为了统治者。在战争条件下，共产党的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这是当时的形势所需要的。在新的角色和新的社会背景下，让共产党的干部坚持以前的做法，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进入城市以后，过去长期在农村环境中生活和战斗的共产党人，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们看到的是奢华的服装，丰盛的五道菜，闪亮的汽车以及专门服务于城市精英的特殊学校和诊所。【17】不可避免地，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羡慕富裕的城里人的生活方式。在这种新的社会环境下，农村贫困人口，就像许多资深共产党领导人的农村配偶一样，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正像许多共产党的干部在进城后与他们的农村妻子离婚一样，共产党也与他们在农村的同盟军脱离了关系。【18】

当然，这并不是说农村的贫苦农民没有从共产主义革命中受益。通过参与共产党主导的土地改革，他们分得了土地，农具，房屋和家具。通过农业集体化，共产党人推动了组织和制度建设，努力发展生产，提高了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但这些努力还不足以改变农民相对于城市人口的地位。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村居民仍然是中国的二等公民。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农民仍然被当作愚蠢无知的“乡巴佬”（对农民的贬义词）。农村居民的收入也远远落后于城市居民。

在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从即墨农民手中购买谷物的价格是很低的，玉米每斤8分钱、小麦每斤一毛钱。但是，农民购买的化肥却是每斤8毛钱，铁锹3元一把。即墨农民种植小麦，但他们除了在一些特殊场合能吃上白面馒头之外，大部分时间都只能吃红薯。相比之下，山东省的城市居民吃的就比他们好得多- 70％的粮食供应是小麦面粉，而另外30％则是大米，小米，豆类和玉米粉等。农民养猪和家禽，但他们只能在极少数情况下才能吃上肉，比如春节的时候.【19】城市工人享受免费医疗，他们的家人也可以获得国家给予的50％的医疗费用补贴，而农民只能自己支付医疗费用。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国农村地区没有医疗保险，农民们也很少能享受到现代化的医疗保健。城市工人享有带薪假期、周末、带薪病假、工伤保险和退休金。农民则没有这些好处。国家迅速增加了城市居民受教育的机会，但是在广大农村地区，比如即墨，许多农村儿童因为学校空间不够而不能接受正规教育.【20】

1953年，保守的社会改良主义者梁漱溟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农民在九地之下，工人在九天之上”。他的意见激怒了毛泽东，毛狠狠地讽刺了梁漱溟.【21】作为一个长期为农民利益而奋斗的伟大革命领袖，毛泽东并没有把梁漱溟发人深省的批评视为一种警告，从而对政策做出某种调整。这是一件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毛泽东可能过于担心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因为梁的批评揭示了这种合法性存在的一些瑕疵----共产党人声称他们代表了农民的利益。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毛泽东对梁漱溟的人身攻击混淆了当时真正的问题，因此毛泽东错过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来正视梁漱溟对中共农村政策的担忧。

掌权以后的共产党农村干部

中国共产党对新发展的党员有很高的标准。当共产党还是地下党的时候，只有那些为了事业敢于冒生命危险的人才会入党。在农村里，那些有勇气反对地主和富农、支持解放军战斗的人加入了共产党。【22】中国共产党胜利以后，入党的风险很小，而收益很大。有些职位是为专门为党员保留的。要想成为一名政府工作人员，党员身份往往是必不可少的。于是，有些人入党，脑子里想的仅仅是为了成为政府工作人员。但随着党员身份捆绑的利益越来越多，在农村地区获得党员身份也变得更加困难。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土改和1966年文革之间，许多农村党支部没有接受新成员.【23】例如，即墨市南河村党支部，在这段时间没有接受任何人入党。在南河村的四个党员中，有三个是在朝鲜战争期间入党的。【24】村里的第一个党员江志明来自莱阳县。他是在解放军的陪同下来到南河村组织土改的。【25】在邻近的郭家巷和姚桃村，新党员也是在其参加解放军时期入党的。【26】

在中国农村，加入共产党越来越困难，这无疑降低了投机分子混入党内的概率。但这么做也有个坏处，没有新鲜血液的加入，老党员就能垄断村里的权力。共产党在农村的政治结构赋予了农村党委书记最高权力。党员资格是在村里掌权的重要条件。文革前，南河村的三名党员，一位是党委书记，一位是党委副书记，另一位是村里的治保主任。他们似乎已经完成了对村庄的控制。通过拒绝让其他村民入党，他们成功地消除了村里任何有力的竞争者。南河村的治保主任马玉桐是个文盲，经常喝得酩酊大醉。村民们私底下经常嘲笑他的无能。作为一个整体，党支部应该要指导和监督党员在村里的所作所为，但是这种指导和监督并没有什么效果。由于另外两个党员也担心自己的缺点，因此，如果严肃地批评马玉桐，他们就不得不掂量一下这样做可能产生的影响。这样一来，马在他的位置上就非常安全。村民们都说，在战争期间他曾是一名非常忠诚和勇敢的战士。事实上，马也经常利用他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来为他嗜酒和不参加体力劳动做辩护。【27】这种“理所应当的特权”的感觉，与地主阶级没什么太大差别。地主们也认为，他们受到的良好教育和财富使他们有资格掌握农村。

在中国共产党掌权后不久，腐败和滥用权力的现象就开始在共产党的农村干部中蔓延。在冀东（即墨东部）的625名中共干部中【28】，就有404名干部在1951年的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运动）中被发现开始腐败，比例超过了64%。【29】 1953年1月，冀东民兵连副连长姬创福殴打288人，迫使107人下跪，并在14个村庄制造了4起自杀事件。【30】也许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问题是，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令人发指的事情呢？毕竟，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应该与旧社会的官老爷不一样，他们是人民的公仆。

有一种解释说，这是由于中国政治文化的连续性所造成的。我说的政治文化，指的是某个国家在某个时期存在的政府的行为准则。这种政府的行为准则不一定是书面形式，而是通过各级官员与老百姓之间的长期交往而形成的。众所周知，在旧中国统治农村的富裕而强大的地主士绅们，对贫苦农民是很霸道的。他们利用政治上的控制来扩张他们的经济利益。【31】近年来在中国出版的文史资料和地方志，记载了共产党掌权之前士绅阶级的地租和权力的滥用。大量证据证明了农村的士绅腐败。中国地主士绅统治的悠久历史给传统的政治文化奠定了基调。通过将地主士绅阶级的土地和财富分配给农村贫民，以此来消除他们权力的基础，这一点相对来说是容易的。但是，建立一种新的政治文化来代替旧的政治文化，这是需要时间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共产党人通过革命的手段，在旧房子的废墟上建造了一座新房子，但旧社会的空气仍然渗透到这座新房子里了。由于旧文化基本上完好无损，取代农村旧压迫者的新的共产党干部，“沾染了那些旧秩序与旧法律的维护者们众所周知的固有习惯”。【32】

在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期间，许多共产党的领导人冒着生命危险去战斗。有些人受了重伤。他们的牺牲是巨大的。按照传统的思维习惯，这些共产党干部是新中国的功臣，理所应当享有一些特权。很自然地，一些共产党领导人也认为，他们有权享受过去的精英们曾经享有的荣华富贵。【33】比如说，即墨市武装部部长张绍峰就很喜欢展示他在战争期间受的伤，以此来证明他的功劳。【34】根据传统的政治文化，他们享受这些荣华富贵和特权并没有什么错。纵观中国历史，每当一个王朝被推翻，新王朝的功臣们就将取代旧的精英。这是中国特殊的王朝历史周期中很自然的一部分，也是造反成功之后的死灰复燃。

权力的滥用与腐败

1946年，由于被延安独特政治风气的报道所吸引，来自重庆（国民党战时的陪都）的六位民主人士前往延安，考查共产党控制地区的情况。黄炎培是六人中其中一位，他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些深刻的看法。他说，在赢得胜利之前，保持道德和廉洁是相对容易的。但是一旦掌权，就很难保持之前的廉洁了。最后腐败将开始发生，系统将会崩溃。据他所知，中国没有任何组织和政府，曾经避免过这种命运。毛泽东信心满满地回答了黄的问题，他说中国共产党已经找到了跳出这一周期律的新方法，这个新的方法就是民主.【35】毛泽东说，只有把政府领导人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他们才能保持廉洁。【36】

共产党掌握政权以后，毛泽东成了罩在政府腐败官员头上的紧箍咒。为了打击权力的滥用并维持一个廉洁的政府，毛泽东发起了许多运动。1951年至1952年的三反（反腐运动）是第一次这样的运动。 1953年，新三反运动（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和反对违法乱纪的新运动）紧随其后。同年，还有五反运动（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1954年进行了干部整风运动。 1955年，发起税务部门反贪污运动。1957年推出了另一个整风运动。大跃进后，农村三反运动（农村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运动）于1960年启动。最后，在1964-65年，发生了四清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37】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几乎每隔一年就会举行一次反腐运动。尽管如此，如果没有政治文化的彻底改变，将权力赋予普通老百姓，毛泽东所有的遏制官员权力滥用的努力都不能让人满意。

和共产党胜利之前的情况差不多，压迫、腐败和权力的滥用，其根源在于村民们缺乏政治权力。这也是共产主义时代村领导滥用权力的主要原因。毛泽东强调，是中国人民把权力赋予了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就必须对中国人民负责。【38】抽象的来说，这是对的。但是，来自于人民的这种权力，却在现实世界的日常政治生活中消失了。1949年以后统治农村地区的中共干部，他们的权力并不是直接来源于村民。他们不是由村民选举产生的。此外，他们的政治前途取决于他们的上级，而不是他们所管理的人民。因此，公社和村里的领导们更倾向于讨好他们的上级，而不是回应村民们的需要和期待。

从理论上来说，随着20世纪50年代中期农村生产资料的集体化，农民应该成为集体的真正主人，应该能够作为集体企业的所有者参与决策过程。由于每个人在经济上都是平等的，并且在集体中拥有平等的经济利益，集体的普通成员应该获得政治和经济权力，从而为民主地管理集体提供了条件。实际上，生产资料的集体化并没有将每个人都变成集体的平等所有者，并且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在政治上或经济上赋予农民权力。相反，它使农民从属于集体，就像它使工厂工人从属于现代工业一样。当然，这是生产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普遍趋势。但是，在新组建的农业合作社中，由于没有制度化的群众监督和民主机制，共产党的农村干部通过集体化的过程，获得了更大的支配村民的权力。这使得农民比以前更容易受到潜在的权力滥用的影响。

在集体化之前，村干部的权力是有限的。他们本质上只是村里公共事务的管理者。他们的基本职能是收税和调解村民之间的矛盾。集体化给村干部们带来了更多吸引人的权力。集体的粮食生产归他们管理。他们对口粮（维持生命的粮食）的管理，意味着对村民生活的控制。因此，虽然不是有意为之，但集体化往往使普通村民受到了农村掌权者的支配。

在大跃进期间（1958-1959），权力集中在党政官员手中，这些人却对群众不负责任，于是导致了悲剧性的后果。【39】为了讨好上级和快速见效，村里和公社的干部在有些时候几乎变成了监督奴隶干活的监工。【40】许多干部强迫村民每天工作20个小时。通常情况下，农民总是无法满足干部们越来越高的对快速成果的要求。【41】在大跃进期间，公社和县领导们不切实际的计划，根本无视村民们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智慧，他们夸大生产数字的倾向导致了无法进行有效的沟通。在即墨，许多公社和村干部无视他们公社和村庄的粮食短缺，反而向国家出售更多粮食以讨好上级。因此，在一些地区发生了严重的粮食短缺。【42】

山东省政府和青岛市政府联合开展的一次农村调查说明了这个问题。 1959年9月，因为收到一封抗议即墨县西北部地区悲惨生活状况的匿名信，山东省政府和青岛市政府派出8名官员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43】调查涉及到即墨县西北部三个公社的几个村庄。调查组发现这些村庄的党的干部已经腐化变质了。他们根本没有按照党的要求参加生产劳动。因为他们可以接触到集体的粮食，所以干部们经常损公肥私、大吃大喝。有些时候，他们甚至瞒着群众，非法私分了集体的粮食。在大跃进之后的粮食短缺时期，在田里劳动的普通村民没有足够的粮食供给，而村干部及其家属都吃饱了。【44】例如，灵山公社小埠村的党委书记，在普通群众不得不吃野菜和树皮的时候，他和他的家人依然有米饭吃。【45】

这几个村庄的领导人在管理村务方面常常是粗暴而无情的。为了维护他们的权威，在1959年至1960年的粮食短缺期间，他们在村里制定并执行了严厉而武断的规章制度。当村民们感到饥饿时，村干部规定，如果有人被抓到偷集体的农作物，就将被处以十倍的罚款。在小埠村的268户中，有84户被罚款。在被罚款的84户家庭中，有30％的人被迫在村外乞讨。【46】小埠村的党委书记在一次村民会议上宣布：生产由你，生活由我“。【47】由于在村里没有群众的监督，村干部不能容忍村民们的批评。1959年春天，在大鸣大放期间，受运动鼓舞的村民对村干部表示了不满。运动结束后，村党支部书记说：“今春你们整我一个月，我整你们一年”。【48】

在受到官员们的虐待之后，一些村民甚至选择了自杀。即墨县灵山公社荷南村的村民于久舒，在大跃进期间曾被国有企业招募为工人。当大跃进失败后，他失去了工作，不得不回到原来的村庄。但是村里的干部却拒绝给他分配粮食，理由是他没有将他的粮票带回村里。【49】于久舒不得不与母亲分享只有一个人的粮食。在粮食短缺期间，完整的粮食供应指标都是不够的，只剩一半的粮食供应让生活令人无法忍受。最后，为了避免儿子和她自己同时挨饿，于久舒的母亲选择了自杀。【50】

毫无疑问，这个农村干部的行为是蛮横无理的，应该受到谴责。但是，难道于久舒不应该对事情的发生承担部分责任吗？首先，他和他的母亲没有必要承受这样的痛苦。他们本来可以争取他们的合法权利，但是对法律的不了解和顺从的习惯使他们失败了。

同样是在这个村，另一位村民和他的朋友出去偷还没成熟的庄稼。【51】结果他的朋友被村里负责看守的人抓住了，虽然他侥幸逃脱，但他知道村里很快就会发现他也参与了盗窃。他越是感到羞愧和担心处罚，他就越害怕。最后，他选择了自杀。【52】在粮食短缺时期，偷青（偷吃尚未成熟的庄稼）是一种很常见的做法，也是一种抵御饥饿的重要办法。这样一来，广泛存在的偷青现象极有可能导致自杀性的后果。最好的情况是，偷青会导致收成变差。最糟糕的是，它可能导致所有的作物歉收，这意味着下一季的粮食短缺将更加严重。在大跃进之后的粮食短缺时期，即墨县部分地区就真的发生过这种情况。任何负责任的村干部都必须想办法来控制这种行为，即使不能完全阻止的话。而且，惩罚并不需要如此严厉，以至于导致人们自杀。毕竟，在挨饿的情况下，偷青也是可以理解的。社员们也没有必要因为这样的违规行为而自杀。他和他的朋友本来可以在正义的法庭上争取他们的合法权利。但是，悲剧还是再次上演了，对现有法律资源的无知以及顺从的习惯导致他最终走上了绝路。

毫无疑问，上面提到的几起自杀事件是比较极端的例子，不具有代表性。然而，这些年来，基层政府官员的轻微的权力滥用和腐败是很典型的。在我田野调查期间研究过的十几个村庄中，文化大革命之前，几乎每个村庄都存在腐败和权力滥用的问题。在农村地区，干部滥用权力背后的旧政治文化只是问题的一部分。老百姓的文化习惯也是这些问题之所以存在的部分原因。由于长期处于中国等级制度的底层，一般村民已经习惯了被压迫和被虐待。因此，官员的胡作非为对他们来说是很正常的。

逆来顺受的习惯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慢慢形成的，它从孩子们小时候所接受的家庭教育就开始了。农村孩子经常从父母那里得到这样的教育，“老实常常在、刚强是非多”。【53】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逆来顺受的文化是导致干部们滥用权力的原因之一。因为说到底，官员滥用权力，部分是由于受害者们让他们一次又一次地逃脱，所以才变得肆无忌惮。

例如，在南河村，村民们总是想讨好村干部。在大跃进期间，每个妇女都被动员到公共食堂或地里劳动。每天早上，公共食堂的妇女们早早起床为整个村庄准备早餐。有些妇女会准备一些特别的早餐，送到公共食堂厨师长刘梦勋的家里，这样刘和他的妻子就可以在床上吃早饭了。其实他们完全没有必要为厨师长和他的妻子做这样的事情。他们这样做，是想与上级建立一些特殊的关系。【54】但是，通过为上级提供额外的服务，她们事实上推动了领导者要求特权和滥用权力与权威的企图。这位刘厨师长，原本是一个胆小的人，后来在滥用权力时变得越来越大胆。他开始偷钱和集体的粮食。【55】大跃进失败后，刘梦勋的上级威胁要查他的帐。刘非常害怕，居然自杀了。【56】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党章和国家的法律规定，许多村干部采取的高压政治做派是不可接受的。如果村民们知道如何对抗这些官员的淫威，他们完全可以赢得这场斗争。然而，胆小而蒙昧的村民用一种熟悉的策略来应对飞扬跋扈的村干部：逆来顺受。村民不知道法律和共产党的党章，更不用说如何使用法律和党章来对抗非法行为。村民们从过去的经验中看到的是传统习惯：官官相护。结果，许多人选择了服从压迫，而不是直接面对非法的党的农村干部。

在中国，权力的滥用通常被认为是缺乏合适的法律法规造成的。当然，这种法律制度的存在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普通民众的政治文化和心理状态不改变，单凭法律法规无法解决任何问题。所以，关键的问题是要对普通农民进行权力的教育。如果老百姓不知道如何利用法律法规来保护自己，并打击那些滥用权力的人，那么法律的存在就起不到什么作用。中国农村发生的权力滥用和腐败，不单纯是因为禁止滥用权力和腐败的法律不够充分。这种事情之所以发生，也是因为老百姓不知道或不愿意利用现有的法律法规来打击腐败和滥用权力的干部。要将权力赋予普通村民，那么就必须改变他们盲目服从的政治文化，提高识字率和政治觉悟。

注释：

1、马克·塞尔登（Mark Selden）在他的《中国革命的延安之路》（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1年）; 拉尔夫·萨克斯顿（Ralph Thaxton）在他的《中国和向右的转变：农民世界的革命合法性》（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83年）和其他许多人都阐述了农民对共产党的胜利中所起的作用。

2、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为了消灭共产党的势力，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组织了五次围剿。共产党人打垮了前四次围剿。查尔莫斯·约翰逊（Chalmers A. Johnson）将中国共产党在江西时期的失败归咎于他们没有通过可行的方法把农民动员起来。参见查尔莫斯·约翰逊，《农民的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力量》（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2）我认为军事因素在中共的失败方面发挥了更为决定性的作用。

3、1997年夏天在山东即墨访谈退休的共产党干部。

4、一位读者看了我的论文后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认为他忽略了共产党军队和中国历史上其他军队的不同。

5. 参见 Barbara Tuchman, Stilwell and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1945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1971), and John Service, The Lost Chance in China,( NewYork: Random House, 1974).

6、1995年夏天，在即墨与村民们进行的访谈。在中国共产党上台后的前二十年，中国的许多电影和文学作品都展现了共产党人与中国农民之间的关系。这样的电影和文学作品有冯德英的《苦菜花》《向阳花》《迎春花》，以及《烈火金刚》《平原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等。

7、即墨县志，第225页。

8、范奇龙，《倪银花之死》，即墨文史资料，第11章，101-106页。

9、辛顺英，《东洼惨剧》，即墨文史资料，第3章，157-164页。

10、温泉乡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北黄阜悲剧》，即墨文史资料第2章165-173页。

11、1997年夏天，在即墨访谈学校老师。

12、温泉乡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北黄阜悲剧》，即墨文史资料第2章165-173页。

13、辛顺英，《东洼惨剧》，即墨文史资料，第3章，157-164页。

14、“斤”是中国的计量单位，相当于1.1磅。

15、即墨县志，613页，也可参见Ralph Thaxton, China Turned Rightside Up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3)

16. 参见 Mark Selden, The Yenan Wa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71) 和 Ralph Thaxton, Jr., Salt of Earth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

17、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第五卷329页。毛泽东在1956年11月15日第八届中共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1949年，许多中共领导人要求提高工资，因为资本家在吃饭时有五个碗。

18、关于共产党干部与他们的农村妻子离婚的情况，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但这种事情几乎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我本人就知道几个例子。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讲述了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后最开始几个星期的故事。电影的主角之一陈曦，进城以后就将他的农村妻子与城里的年轻女人进行比较，并开始嫌弃她。它反应了刚刚取得胜利的军人中存在的某种情绪。

19、1990年在山东与河南对村民的访谈。

20、1997年夏天，在即墨与农村居民的访谈。

21、毛泽东，《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07页。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没有回答梁漱溟对共产党农村政策的批评，相反，他攻击了梁漱溟的历史和他的固执。毛泽东的攻击有些霸道，而且严厉得有点反常。

22、1997年夏季，在即墨对村民们的访谈。

23、20世纪50年代初期，毛泽东要求暂停在农村地区发展新党员，避免投机分子进入党内。见毛泽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20页。

24、1986年在即墨对村民们的访谈。

25、在1951-1952年的三反运动中，江在腐败行为败露之后选择了自杀。1989年在即墨对村民们的访谈。

26、1989年在即墨对村民们的访谈。

27、1989年在即墨对村民们的访谈。

28、冀东县是由即墨县东部的几个地方组成的。它是中共地下党在抗日战争期间设立的行政实体，一直持续到1956年。 1956年3月，它与即墨县合并。

29、即墨县志，第33至39页。

30、即墨县志，第35页。

31、威廉·韩丁在《翻身》里研究了张庄的士绅统治。

32、威廉·韩丁，《翻身》第225页。

33、毛泽东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谈到了这一现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34、1993年在即墨与村民们的访谈。

35、“民主”与democracy有所不同，中文字面上的意思是让人民自己决定、或者让人民自己管理。这表明了人民有某种决策权，因此中文“民主”有不同的内涵。

36、徐建华，《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毛泽东与民主人士黄炎培》，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第114页。

37、即墨大事记，第39-67页。

38、《毛主席语录》，第76页。

39、在1958至1959年大跃进期间，一些地方政府官员推动经济超常规发展。这场运动导致了严重的经济混乱，加上恶劣的气候条件，导致部分农村地区发生了粮食短缺。

40、最近出版的一些地方文献，揭示了一些基层干部为了尽快见到成绩，而以残酷的手段对待普通群众，如山东省即墨县志、广西壮族自治区上林县文献资料。另见丁人卜，《祸殃众生的“无为”共产梦》，《共和国轶事》（北京：经济出版社，1997）第11章462-475页。

41、1997年夏季在山东省即墨县对农民的访谈。

42、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要对大跃进的失败负责，但部分地区地方官员的傲慢、武断和瞎指挥，极大地加剧了后果的严重性。

43、《即墨县志》第34章50页。

44、《即墨县志》第34章50页。

45 《即墨县志》第34章55页。

46 《即墨县志》第34章54页。

47 《即墨县志》第34章56页。

48 《即墨县志》第34章56页。

49、在大跃进期间，许多城市工厂来到农村招募工人。面对自然灾害和苏联撤回专家并要求中国偿还贷款和债务的困难，许多工厂被迫缩减工人的数量。有一些来自农村的工人不得不回到农村老家。当一名工人离开农村时，他必须从村里拿到他的粮油关系迁移证，把它带到工作所在的城市。然后村里就不再向他提供粮食，城市在收到粮油关系迁移证以后，开始为他提供粮食。当他回到农村时，他应该从城里拿到他的粮油关系迁移证并把它送回村里。从农村到城市地区的转移很困难，需要所有的材料。但是，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则相对容易，通常不需要严格的材料。

50 《即墨县志》第34章56页。

51、青苗是指未成熟的作物，如小麦，玉米和甘薯。因为它们没有成熟，所以这个时候就吃往往会带来很大的浪费。

52 《即墨县志》第34章56页。

53、1990年夏季在即墨与村民的访谈。

54、1997年夏季在即墨与村民的访谈。

55、1997年夏季在即墨与村民的访谈。

56、1997年夏季在即墨与村民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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