胖鸟没了，它的主人因侵犯版权的原因被拘。
微博上影迷们一片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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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所谓的“共享”时代，版权似乎越来越成为一堵为人所厌恶的高墙。
一直以来我们所受的教育是“只有打击盗版、保护知识产权，才能保障和激励创新”。但事实发展好像并不一贯如此。
诚然在今天的社会条件下，版权制度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维护原创者创作成果和经济权利的作用（毕竟私有经济下，原创者需要靠版权谋生）。但今天的版权之争，越来越成为赤裸裸的“圈地运动”，硝烟弥漫的背后是不断重兵布阵的资本。拿音乐产业来说，打着“促进正版音乐”的旗号，资本们都在不断加快进军的脚步：酷狗和酷我在2014年完成合并，与音乐版权公司海洋音乐共同组成新的在线音乐集团。阿里巴巴收购天天动听和虾米音乐，共同组建阿里音乐。此外还有腾讯的QQ音乐、网易云音乐、百度音乐等。
当资本加速流向音乐产业时，占优势地位的互联网公司发现，版权是能够有效摧毁竞争对手的武器。因而“独家版权”成为它们各自所标榜的特色。在这场互联网时代的版权混战中，作为被吃瓜群众，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可能是，今天还在用这个音乐软件听的歌，到了明天就被下架了，因为此歌曲可能已经被另外一家音乐公司买断了版权。虽然各路大佬均有自己的“独家版权”，可对于用户来说，难道真要他们下载七八个音乐APP才可以好好听歌吗？在这种大环境下，又如何可以激励创新呢？如何不让人们去追求盗版资源呢？
事实上版权制度的起源充斥着印刷技术革命带来的新世界里的各种利益斗争。而互联网的出现和版权的破坏则大大便利了人们对知识的获取和交流，以数字形式存贮的信息使作品可以无限复制和重组，从而降低创新成本，模糊了作者与读者、听众、观众之间的界限。这不仅使个性化的创作成为可能，并使大规模的业余化成为可能。专业的权力受到削弱、信息共享的个性得到解放后，原创者自然也就随之增多了。而获取音乐的成本降低后，音乐爱好者也会增加，假设收入水平不变，人们愿意花费在音乐上的钱更多了。
我们反观现实会发现，培养起大批草根歌手的不是大红大紫的综艺节目，而是对各类音乐作品的自由而低廉的获取、聆听、模仿。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成为中国流行音乐的黄金岁月，不是出自前互联网时代的“打击盗版”，反而是人们视版权为无物的结果。书籍和影视就更无须多言了。年长的读者只要稍稍回忆一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几个人手里捧着的不是盗版的金庸、琼瑶，还有《圣斗士》和《七龙珠》？有几个人没去过录像厅看盗版电影？谁又没到过遍地开花的音像铺里或买或租上一篮子的盗版录像带和碟片？而今天随着各直播平台、抖音和快手等软件的兴起，又不知有多少人靠着翻唱和模仿等“盗版手段”，在谋生的同时也促进了底层文化的发展。
所以基本的事实是，盗版一直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一直在模仿，从未被超越”。甚至可以不夸张的说，如果没有盗版的发展，就不会有今天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恰如戴锦华老师所言，“盗版资源喂养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品位”。盗版和山寨的普遍存在其实已经成为我们每天的“生活必需品”——emmm…至少是我们这些穷兄弟们不可或缺的吧。犹记得每次在观看盗版影片资源时，上方飘过最多的字幕总是“贫穷使我们相遇”，每看到此，我总会有一种虽忍俊不禁却又同病相怜的感觉……
因而在胖鸟被关后，舆论几乎一面倒地是支持胖鸟的声音，毕竟版权这玩意，有时候真的很难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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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那位偷4800万篇论文，被满世界通缉的学术界“盗版女王”——哈萨克斯坦研究生兼女黑客亚历山德拉·埃尔巴克彦吗？
她所秉持的“学术共产主义”理念，无疑是对资本主义下的版权制度、对所谓“知识产权”的巨大冲击。她所建立的盗版论文“帝国”——Sci-Hub，免费服务于全世界的科研人士，让无数科研人免受“付费墙”的困扰，为全世界的学术进步做出了很大贡献。
在埃尔巴克彦眼里，科学研究的成果就像“全人类的智慧网络”，如果神经网络之间互相连接能够让信息传递更高效、能够诞生更为先进的智能，那么人类的智慧成果也不应该被付费墙所阻挡。
她认为历史上伟大的科学成就，都得益于最伟大思想之间的交流和碰撞，以及“站在巨人肩上”往下看；而资本主义的出版集团，无疑是横贯在科学和真理之前的一座大山。
无论是胖鸟小生出于对电影的热爱，还是埃尔巴克彦对真正学术自由的追求，都使得他们的“盗版行为”增添了几分英雄主义的色彩，在大多数人眼中，他们不是理应受到责难的偷盗者，而更像是为人类盗取火种的普罗米修斯式的济世侠客。
3
事实上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也就是那个被当代主流所普遍忽视的“遍地英雄下夕烟”的时代，知识产权这座高墙对于社会发展的阻碍作用近乎于无。
以下内容转自知乎：
①
回忆我国刚刚建国的时候，一穷二白，要提高生产力，那就要机械化、工业化吧，那就得办工厂，可是全国有文化的也就那么5%，还基本都是旧社会的知识分子，也就是说，就算天降工厂，我们也找不到那么多合格的工人，因为多数人都不识字，不识字怎么做工人？这时候就很关键了，如果我们当初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搞什么知识产权，什么高昂学费或者知识的饥饿营销，那我国在马太效应下，只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读不起书，至少是知识普及的速度非常慢；但是我们换个思路，走社会主义道路，搞知识公有制，号召知识分子上山下乡，支援农村教育，让普通大众都能学习到知识，那么知识普及的速度就非常快了，而且成本很低。现实中，知识青年在农村办学讲课，担任低薪金的教员，使得农村的中小学入学率及识字率大大提高。上山下乡运动对我国的教育普及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这一时期我国的人均教育水平获得极大幅度的提高，识字率和入学率大规模暴增，小学入学率即由一九六三年的57%，大幅提升至一九七六年的96%，而同期印度小学入学率为一九六一年40%，至一九七八年上升仅为58%。中国大量的具备一定知识的劳动者为中国的高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奠定这一基础的关键一步就是知识公有制。
②
1956年，黄昆先生创立北京大学半导体学科。1958年，王阳元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半导体专门化。
1975年，王阳元主持研制成功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硅棚P沟道、铝栅N沟道、硅栅N沟道三种技术和我国第一块1024位MOS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使北京大学成为我国硅栅N沟道MOS技术的主要发源地之一，为发展中国集成电路技术作出了重大贡献。该成果荣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成为我国MOS集成电路技术和产业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为使硅栅N沟道技术能向产业界推广，王阳元将1024位MOSDRAM的版图设计和全套工艺技术无保留地无偿转让给了全国近20个集成电路厂家和研究单位。它比美国英特尔公司研制的C1103要晚五年，但是比韩国、台湾要早四五年。那时韩国、台湾根本就没有电子工业科研基础。
那时候的科研是科研全国大攻关，一个人做出来，不会把技术留在手上，而是知识公有制，直接全国扩散，青高素就是这么搞出来的。你问，研究员作出的成绩无偿贡献了，那靠什么吃饭啊，当然是计划经济规划啊，他的衣食住行看病教育全都有保障了，这就是对他的工作的酬劳，所谓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即如是也。
通过对比我们很容易会发现，版权制度和知识产权在当时那种“为了共同目标而工作”的社会氛围中是不具备生长土壤的。只有当共同的历史命运蜕变为个人的生存命运时，版权之争才会显得如此重要。而当下所谓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却也不得不面临多数创作者为了生存被迫为资本所并购的无奈现实。如果不解决被迫谋生的事实，又如何能够实现真正的创作自由呢？
最后关于胖鸟的离去，笔者感到最不能忍受的是：这么好的网站，为什么被关停了我才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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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斯图。本文为激流网原创首发，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邱明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