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冰纯：我认为我是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

导语：近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媒体与传播学系副教授、副系主任孟冰纯在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发表演讲，此次演讲以“从‘铁姑娘’到‘女力’：女权主义思潮辨析”为题，深入探讨了在我国如何理解以“铁姑娘”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女权，和所谓“后女权”时代的“女力”。

西方两波女权主义运动中，阶级始终是被忽视的维度”

孟冰纯首先用知乎上对于“田园女权”的定义，好莱坞著名导演迈克尔·道格拉斯对于女性me too运动的看法引入本次演讲主题“女权主义”，以及女权主义的当代阐释。诚然社会上流行着诸多对“女权主义”的负面看法，类似于“女性要求太多导致男性处境艰难”，“女权主义的要求使得男女双方都很难堪”，“田园女权”的污蔑和道格拉斯的言论亦证明了此类看法根深蒂固、大行其道。然而孟冰纯却以女权污蔑之现状为契机，提示我们“当我们在谈论女权主义的时候，我们在讨论什么”。由此，孟冰纯为观众梳理了“女权主义”在西方的发展脉络。

19世纪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波女权主义运动，妇女要求获得选举权等参政权利。值得注意的是，参与者中不仅有精英阶层妇女的出现，更有工人阶级妇女的身影。在一部反映此次运动的电影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洗衣厂里的女工要出去发传单，小孩在哭闹，其夫愤怒地认为女工整日在外面跑，无暇料理家庭。

孟冰纯总结道：第一波女权主义针对的是压迫，例如参政权的被剥夺，而妇女的对策则是有明确目标的反抗，通过广泛动员宣传达到既定目标。若在美国的脉络下，这个阶段的女权主义运动更和美国废奴的辩论相交织，因为当时已有较多黑人社会活动家意识到，美国当时的女权运动，完全不包括黑人女性。

之后进入了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也就是所谓的自由主义女权运动。这波女权主义运动和20世纪中期广泛的社会运动、学生抗议运动平行兴起，诉求内容更强调自由与解放，而这和第一波女权主义运动诉求强调“男女平权”形成对比。此外，这波女权主义运动的团体和目标分化，并未有第一波女权主义运动那般团结。

以美国为例，当时既有以追求平等为主要诉求的运动团体，也有以追求解放为目标的运动团体。此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主要女权组织并不涵盖种族和性取向的维度。孟冰纯指出，当时的“女性”主要指的是“中产阶级白人女性”，80年代之后才开始有了黑人的声音，开始有了对之前完全忽视其他少数族裔女性声音和处境的批评。因而当时的女权主义学者有提出“交叉性”的概念，强调使用性别和种族两个权力关系维度的交叉来分析特定族群，例如对黑人女性而言，其群体受到的压迫是双重的。

此外，孟冰纯更提示听众，女权主义即使发展至此，阶级的观察维度始终缺失，即使学者将种族的因素作为考量维度，仍然假装大家都是中产阶级，仍然忽视“阶级”作为性别不平等的重要因素。

由此，孟冰纯尝试提出自己的观点。如果我们把视野拓展，将阶级维度纳入考量范围，我们则可轻易发觉之前的女权主义讨论的缺陷。面对此缺陷，已有女权主义学者用马克思主义学说加以辨析，尽管这类的学术作品在西方学术界中处于边缘位置。

例如Witches, Witch-Hunting, and Women，这本学术著作探讨了性别、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父权。此书关注了英国圈地运动中的贫困女性生活，描绘了她们因圈地运动致使生产资料完全被剥夺，不得不以一种极端非常态的方式生活（以作为女巫谋生）。本书探讨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对底层女性的物质剥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造成的阶级资源分配不平等，以及资本主义体系文化认知对底层女性的污名化。

又例如Patriarchy and 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资本主义文化脉络总是给第一世界的家庭妇女予以暗示：她们应当在购物时做出正确的抉择。然而他们所购买的商品，很可能来自于殖民地，由殖民地被剥夺压迫的女工所生产。更讽刺的是，家庭主妇们的丈夫们，很有可能正在殖民地进行掠夺活动。这本学术将性别分工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分工结合起来进行论述，将“性别平等”的诉求，扩大到全球社会，而非第一世界国家中的中产阶级。

而对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论述在西方学术界被边缘化的原因，孟冰纯认为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论述是对自由主义女权乃至自由主义的釜底抽薪，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认为，如果真正讨论平权，真正追求男女平等，就完全无法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下讨论。由此，孟冰纯认为：“所以我说，我是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者。”那么，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女权主义的发展情况又是如何呢？

铁姑娘的污名化与男性知识精英掌握话语权有关”

孟冰纯认为，之前“铁姑娘”的宣传致使我们对社会主义女权有诸多的刻板印象，例如男性化、去性别化，甚至有学者刻薄地认为，新中国成立后进行的“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妇女解放运动，致使为了让女性贡献劳动力，参与社会主义运动。

孟冰纯以王政教授的学术著作《寻找国家中的女人：中国社会主义女权主义革命（1949—1969）》（finding women in the state（1949-1964））为例，说明实情并非如此。这本学术著作通过查阅档案、口述史的方式，试图为我们还原社会主义时期中国的妇女运动与妇联。通过实地调查后王政发现，在妇女解放运动中，例如延安妇女放小脚，上海妇联号召家庭妇女参与公共事务，妇女都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和主动性。此外，在1949—1964年间，无可否认的是性别政治服从于阶级政治，不能有独立议程，甚至有人提出要废除“妇联”，但在种种的困境中，身居高层的女性例如邓颖超等仍然将“妇联”保留下来。

虽然在当下，妇联的政治角色发生了变化，父权国家不断削弱妇联，致使其独立言说政治议题的能力降低，甚至出现了妇联辖管下的报纸出现“剩女”这样的污名化词汇，（须知“剩女”往往指的是中产阶级，经济独立，独立的女性，有很强的阶级意味）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那么极具社会主义色彩的“铁姑娘”是如何被污名化的呢？孟冰纯指出，这与80年代改革开放后，男性知识精英占据主流话语权有关。那群知识分子认为社会主义泯灭人性，将具有本质意味的男性主义和女性主义全部消解了，而当下要事便是回归人性，重新寻找女性气质，而女性气质最根本的表现，就是回归家庭。

后女权情绪下，女权主义极易被消费主义收买”

之后，中国和西方一同进入后现代语境和消费主义社会中，西方学术界开始出现了后女权情绪。孟冰纯认为，这种情绪的出现与我们整个世界的“后现代”环境密切相关。后女权情绪注重个人主义，强调女性身体的自主权，即“女性可以使用自己身体的任何面向，只要这个选择是按照个人主体意愿做出的，而非出自他人观看的目光”，从而一定程度上否定了之前女权主义运动对“女性性化”的批判，认为这种批判过于老派、苛刻。

此外，后女权情绪强调自我赋权，对自己的身体负责，其中蕴含自我监控、自我规训的面向。例如当前时兴的美颜APP，通过侵入性的技术手段，不断让主体对自己的身体进行修正。而主体在按照其要求进行自我规训时，又会产生“自己掌控一切”的感觉。

孟冰纯认为，后女权情绪的说法值得质疑，首先它针对的是第二波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是在后现代的语境下发生的。后女权情绪一反之前女权主义运动对解决社会问题的强调，而是认为不需要集体运动，完全可以通过个人化的、甚至是消费主义的方式，解放自我。

由此，女权主义极易被消费主义、资本主义体系收买，合谋。那么当下，女权主义又应当如何前行？

学者大卫·哈维首先批判了当前的身份政治，资本主义通过针对不同人群的精准营销，例如快时尚，加强不同群体的身份认同，而这极易导致团结的消亡。各个群体被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划分，维持着各自的政治经济消费水准，心心念念的是自身所处阶级的利益诉求与立场，最终本有可能联合起来抗争的群体被瓦解得七零八落。

而南希·弗雷泽则针对当前女权主义运动现状提出更尖锐的批评。她认为自90年代以来，女性群体内部似乎开展了“受压迫的竞赛”，进入了误区，身份政治完全盖过了性别政治。南希·弗雷泽强调，身份认同政治必须和再分配结合起来，必须着重批判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以及当下政治经济体系。

她在《卫报》上发表的主张也在此重申了她的立场，并尝试提出她所认为的有效解决办法。首先，她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并未“看到”或者“发现”女性“照顾劳动”的“价值”，女性料理家事、照顾家人等方面的劳动应当被重视，被社会化，被分担，被社会体系认可。那么公共政策应当发现“照顾劳动”的价值，并且找到恰当的方式为女性提供此类劳动的“补偿”。其次，身份政治的认同追求应当与政治、经济的诉求运动进行结合，而非完全脱节。最后，南希·弗雷泽呼唤了参与式民主和公共性的回归。

须知公共服务是不适合引入自由市场的领域，那么如何让公共权力对资本进行抑制，使得公共利益得以重新彰显，是当前所应当着力思考的命题。若将公共服务引入自由市场，那么就如同新加坡一般，妇女就业率极高，但背后都是大量的菲佣，所以“公共服务”的议题应当站在全球的角度上来考察。

由此，孟冰纯尝试为女权主义运动下定义，她认为“女权主义运动是致力于通过社会变革消除性别歧视的意识形态。”当然这个定义有各种问题，而且问题中又展现了多种解读面向。例如社会变革，究竟是用温和的方式，还是用翻天覆地的方式？什么样才能算完成目标？是女性进入职场时不会因为性别、怀孕而受到歧视，还是像北欧那般父亲可以享有6个月产假？此外，是不是只有一种女权主义？还是说对不同种族、阶级的人而言，有各自不同的女权主义？孟冰纯总结道：女权主义应当是复数的，是一项长期的事业和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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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场问答环节，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吴靖教授提出，自己不会特意强调“女权主义”的标签，因为首先在当前中国强调自己是“女权主义者”，那么往往指的是“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我认为我是社会主义者，而一个社会主义者就一定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因为摆脱阶级正义的性别正义很可能是没有出路的。孟冰纯回应道：“我会说自己是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之后，吴靖教授又提出，女权主义的抗争应当是在生活中，在公共制度中，运动式的抗争过于作用于个体，影响不够长远。

而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王维佳教授则提出，西方女权主义运动是否有大众和精英的分层，那么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应当如何去解决此问题。孟冰纯对此回应认为，这种现象确实是存在的。如果是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话，早期妇联更强调团结、改造，走群众路线，真的是有自下而上的改造动员，并且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是后来妇联便成为了官僚机器的一部分，不站在基层女性的角度而是在国家政权的角度上来处理事务，颇为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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