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是受到性侵害后自杀的台湾女作家林奕含两周年的忌日。
自杀前，林奕含曾给大学好友发去信息：I wish so much that I was killed the first time I got raped.（我多希望，在我第一次被性侵的时候，我就已经死了）
两年过去了，发生在其他年轻女性身上的性侵事件又一次成为了大众讨论的焦点。与此同时，一本讲述性侵受害者举证经历的书《黑箱：日本之耻》也刚刚在国内出版。
作者: 伊藤诗织 出版社: 中信出版集团
2015年4月3日，伊藤诗织身为实习记者，因为工作签证问题与当时TBS电视台华盛顿分局长山口敬之共进晚餐，却遭到了对方的性侵。
在当下仍然以男权为主导的社会里，遭遇了被侵犯经历的女性，反而要忍受来自舆论的“定罪”，她们不仅被社会的“耻辱观”羞辱，甚至要忍受“是否是真实经历”的质疑以及“炒作”等恶意揣测。
于是在之后的几年中，伊藤诗织作为日本第一个公开性侵受害者身份的女性，一直在不懈地与媒体、社会、司法进行抗争。
她说：“在日本，女性公开承认遭受性侵不可想象，我并非勇敢，只是别无选择。”
1.那天，我被杀死了一次
伊藤诗织是一个在纽约学习新闻的日本留学生，她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开朗、独立且健谈。
诗织说自己从小就是一个有想法且固执的人。她在上小学的时候成为了一名童模，每天独自往返于拍摄地；初中毕业之后，她用自己攒的钱去了美国堪萨斯州读高中。
到了上大学的时候，虽然诗织的梦想是去纽约读新闻，但由于无法承担纽约高昂的学费，她选择了先去德国、意大利等学费较为便宜的国家修完学分，最终转学到了纽约，顺利完成了学业。
在大学期间，辗转多个国家、需要自己负担全部学费与生活费的诗织打过无数份工，其中她最喜欢的是做钢琴酒吧的服务生：“在酒吧里，时常可以倾听来访纽约的各种职业人士畅谈他们的经历和见解，让我能够感受到做记者的快乐。”
而她也是在打工的酒吧第一次见到了改变她人生的一个人——TBS电视台华盛顿分社社长山口敬之。
山口敬之不仅在日本政界有很大影响力，还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交往甚密，是安倍传记的主要撰写人。
当时山口敬之听说伊藤诗织是一个即将毕业、正在寻找实单位的新闻系学生，就提出了她可以去TBS华盛顿分局实习，后来因为诗织回国而不了了之。
半年后，想要回到美国工作的诗织又想起了这个了不起的“前辈”，于是怀着试一试的心情向山口敬之发邮件询问offer还是否有效。
“当然有效，下周五出来面谈吧，聊聊你的签证问题。”山口敬之回复道。
然而在那个周五，“和愿意提携自己的前辈出来谈工作”的伊藤诗织没有等来关于工作签证的讨论，酒量尚可的她在喝了一小瓶清酒之后就奇怪地倒在餐厅的卫生间里不省人事，被山口敬之带回了酒店房间并实施了性侵。
在性侵行为的过程当中，伊藤诗织曾经短暂地有过意识，她大声咒骂对方，却换来了对方更为激烈的行动。
而这仅仅是伊藤诗织噩梦的开始。
2.来自社会的「二次强奸」
在经历了几天的消沉与自我怀疑之后，伊藤诗织在朋友的鼓励下收集材料、并前往警察局报案。
当地的警局在她的要求下找了一个女警官来了解情况，但在诗织好不容易控制住情绪、描述完事件全程之后，又被告知需要向负责的男警官再做一次笔录之后方可立案调查。
相同的故事，诗织在警局至少复述了3次，却没想到之后还有更加残忍的环节——
她被带到了警局内部一个类似于健身房的场所，然后被要求躺在地板的软垫上，3个男性警官将一个等身大的假人放在诗织身上，进行强奸现场的还原并拍照记录。
“这些回忆带来的恶心感让我感到眩晕，好不容易建设起来的心理防线在警局里迅速地崩溃了。”诗织回忆道。
用假人进行强奸案现场的复原是日本警方开展调查时候的固有手法，但没人评估过这种方法是否会给受害人带来伤害，一些社会活动家甚至认为这种伤害相当于「二次强奸」。
据统计，强奸案在英国的报警数是每百万人510起，而这个数字在日本是每百万人10起。
两者中间50倍的差距是因为日本的治安更好、社会更安全吗？也许只是因为日本女性想要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站出来争取自己的权利，就不得不付出更大的代价。
根据日本的立法，构成强奸罪必须要证明对方使用了武力或者用武力相威胁。
“法官希望看到你反抗过，比如你在被强奸时拼命挣扎扭动过，或者有过拼命想把对方推开的行为。如果你不曾大声哭喊求助，法官会默认你是同意发生性关系的。”相关专家如是说。
熟人之间的强奸行为，似乎从未被考虑在内。
就如同山口敬之后来在邮件中得意又不近人情的回复一样：“我自己在也有几分酒意的情况下，突然像你这样漂亮的女生半裸着爬到床上，自然而然会发生点什么。在我看来，你我双方都有需要反省的地方，只是单方面承受来自你的指责，我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此外，他还对诗织试图报案的想法不屑一顾，“如果你想诉诸法律，去吧，你不可能赢的。”
山口敬之的自信并不是毫无来由，在诗织选择报案之后，警察和家人也并不站在诗织这一边。
她在记录此事件的书《黑箱》中这样写道：
当我把事情告诉父母时，他二人的反应，让我看在眼里十分难过。
所有的细节我都避而未谈，只淡淡讲了一下发生的事实，尽管如此，母亲仍勃然大怒，浑身战栗地喊道：“我要杀了那个混蛋！”
父亲却把怒气撒在了我的头上：“你干吗不更愤怒一些啊！你应当生气啊！”
父亲的话，让我想起警察曾经说过：“你要哭得更凶一点，更愤怒一点，不然人家感受不到的。受害者就该有个受害者的样子啊……”
他人的不理解并没有动摇诗织斗争到底的决心，在欧美国家多年的生活经历和作为记者的本能让她反复告诉自己：我并没有做错任何事。
诗织的案子后来被移交给东京市警察局，经过为期一年的调查取证之后，检察官决定由于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山口先生。
3.成为「日本之耻」的女人
在被宣布刑事诉讼不成立的九个月之后，伊藤诗织拿到了她通过自己的力量所能搜集到的所有证据，亲身走到大众面前，面对着电视台的摄像机公布了自己的全部遭遇。
这是日本第一次有性侵案的受害人走到台前，对施暴者做出指控，她的大胆行为一时间引爆了日本国内的各类媒体。
在日本，性是一个极度开放又极度隐秘的话题，有时它是一种明码标价、随手可得的服务，而约会时被强奸或者性侵这样的话题又被认为是需要遮掩的丑事，不适宜在公众范围内被公开讨论。
诗织因在公开记者会上穿了头两颗扣子未扣的白色衬衫，被批评为“荡妇”，指称是她行为不检点；以及一张她在被性侵后的照片面露微笑，而被人认为性侵一事子虚乌有——否则她怎么可能还可以在工作中微笑。
“伊藤诗织小姐召开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发布会声称自己被强奸了，这真的令人生疑，我们从未听说过性犯罪的受害人会愿意在电视机前抛头露面，日本人不会在公众面前谈论这种事。” 一名youtuber激动地说道。
除此之外，诗织的遭遇也成为了综艺节目的讨论话题，被各路嘉宾解读出千副面孔。
不出意料，诗织的过往经历和家人的照片等个人隐私很快被发到了公众论坛上，任人品评。
在多次遭受人身威胁与跟踪之后，伊藤诗织不得不告别一切公共交通工具，如果不是有必须要出门的事，就尽量待在家里。
她甚至购买了电子探测器，用来检查家里有没有被人安装微型摄像头。
同样是亲自出面解释的当事人，山口敬之却得到了许多人的理解。
在诗织的重审请求被法院驳回之后，山口敬之甚至把这件事当做了自己身上的一个梗，在后续的综艺节目上笑容满面地主动玩梗以表幽默。
4.抗争，为了更多人
经受了法院的二次打击之后，诗织依然没有放弃。
她在与律师积极准备对山口敬之发起民事诉讼的同时，还利用自己的公众影响力，前往各个大学开展性侵话题的相关讲座。
诗织与相关工作人员在大学里进行过关于性行为许可的不记名调查，有11%的人认为喝醉代表着性行为的许可，63%的人认为亲吻代表着性行为的许可。
相比于欧美国家，日本在「NO MEANS NO」这方面的教育几乎从未开始过。
“今天，性侵在日本依然是一个禁忌话题，学生们很难听到相关内容的讨论。”诗织说：“有一次，我问学生中有多少人知道身边发生过强奸案件，班里有22个学生举了手，其中没有一个人报警，或者想过要报警。”
而她两年来的抗争也并非毫无意义。
2017年，日本成立了为性犯罪受害者提供帮助的全国性基金会，政府拨款1.4亿日元（折合人民币800万元）在超过41个地区建设了性侵危机中心。
2017年6月8日，日本众议院将百年来未曾变更过的强奸罪修改为强制性交罪，也加重了刑责。然而，暴力和胁迫仍在成罪要件之中。
所以这场仗，伊藤诗织打赢了吗？她的民事诉讼仍在继续，但是她已经不再是一个人了。
正如诗织在《黑箱》的序言里说的：
直至现在，我们仍对反复出现的性别歧视、性暴力习以为常，我们避忌谈这些事，我们的声音被压制，被迫沉默。
当我谈起我的经历时，有人说：“日本女性不会讲述这么羞耻的事，伊藤诗织不是日本人。”
无论我们生在哪里、在怎样的环境成长，所有这些歧视、骚扰和暴力都不应被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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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荞木。来源：微信公众号“看理想”。责任编辑：黄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