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流评论丨继承五四精神，启马克思主义之蒙，救社会主义之亡！

五四运动爆发整整100周年了。百年来，国内外局势发生了沧桑巨变。但是，就如同历史上所有的重大事件一样，百岁高龄的“五四”还远远没有成为历史的陈迹。可以说，我们今天仍处于一个漫长的“五四”周期中，启蒙、改良、救亡与革命，这样的话题仍然是常谈常新。

对“五四”（这里指包括新文化运动在内的广义的五四运动，下同）的诠释、评价与定位，始终是现实政治与思想文化生活的重要组部分。所谓一个“五四”、各自解读，这恰好也证明了“五四”的重要性，证明了五四的现实性——无论喜欢与否，我们都无法回避。

是的，100年前的五四从未远离我们——五四的意义绝不仅仅是假日、庆典和鲜花，对那些真心追求进步的人们来说，五四是青春的气息，是理想的激情，五四就意味着奋斗、革命乃至牺牲，如同百年前一样。在这个被消费主义和过度娱乐所支配的时代，在这个雇佣劳动制度由盛转衰的时代，在这个人们开始反感并拒绝市场主宰的时代，我们不妨停留片刻，回首百年五四、回归五四初心、厘清五四精神，以便更好地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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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五四

对五四的解读，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的三分法，有启蒙与救亡缠绕的双重主题模式，当然，还有不偏不倚、貌似能取得“最大公约数”的经典说法：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然而，问题不在于“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这些词汇正确否，而在于我们应如何爱国？需要什么样的民主？朝什么方向进步？什么样的社会科学才是真科学？这些问题是存在巨大争议的。

有些人认为，自从中国共产党用一种激进主义的话语体系牢牢地掌控了“五四”解释的话语权力后，在文化思想领域产生了消极后果，因此需要回到百家争鸣的状况：

“五四”内涵的丰富性被某种单一的激进政治话语所阐释。伴随着改革开放而来的思想方式的转变，学术界重新认识和评价“五四”的呼声日高，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拨开历史的迷雾，消除以往激进主义话语系统的偏见，对包括自由主义在内的‘五四’话语的合理内核予以开掘和阐释。如此，以民主科学为内涵的‘五四’传统才会真正发扬光大。”在此背景下，“五四”追求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的启蒙意义，重新得到了肯定，学术界的“五四”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百家争鸣的格局。1

然而，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解释世界的途径有千万条，正确改造世界的路径往往只有一条。五四绝不仅是知识分子试图解释世界的观念集合，五四更是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文化革命与政治革命、思想革命之间并没有截然的界线。五四推动着革命，革命也造就了五四。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深刻改变了五四运动的路径。五四运动是个不断调整自身以顺应历史潮流的过程，五四运动是个民族民主革命逐渐融入国际共运大潮的过程。

五四运动正是在近代中国风雨飘摇的境况中产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谓的启蒙，正是辛亥革命的继续，是革命逻辑的延续：辛亥革命之后，虽有了民国的招牌，占统治地位的仍旧是封建的经济、封建的政治、封建的思想。利用人们对革命的失望情绪，袁世凯、张勋相继复辟，尊孔读经大行其道。“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要解决此问题，就要弥补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缺陷，就必须与封建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彻底决裂，“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挽救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讲，救亡与启蒙是相得益彰的，是并行不悖的。

毛泽东是亲自参与过“五四”的最高政治领袖，他是将五四运动置于中国革命与国际共运的历史发展长河中来考察和评价的。毛泽东是以政治运动含括文化运动，以政治意义解释思想启蒙意义的。毛泽东将五四运动作为中国革命的一个界线，即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阶段的分界，并将这一划分延伸到思想文化领域。

“五四”前期的毛泽东，思想是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工读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的混合物，他推崇科学、反对迷信，讴歌“个人主义”、“个性解放”和“自我实现”，鞭鞑封建伦理道德，主张“问题”与“主义”并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和毛泽东早年的革命实践，使毛泽东很快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发生这种转变的绝非毛泽东一人，陈独秀、李大钊等大人物同样曾经深受无政府主义等思潮影响。现实的革命逻辑推动了五四运动向前进。在那个年代，并没有一成不变的、单纯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

而李泽厚认为后来中共的实践是“救亡压倒了启蒙”，“救亡的局势、国家的利益、人民的饥饿痛苦，压倒了一切，压倒了知识者或知识群对自由平等民主民权和各种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压倒了对个体尊严，个人权利的注视和尊重。”2

无独有偶，胡适也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最终让位于爱国救亡运动，实质是对五四思想启蒙“不幸的政治干扰”。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论与胡适的“政治干扰”论一脉相承，是典型的自由主义五四观。

讽刺的是，胡适与李泽厚先生虽然厌恶“政治干扰”，重视“对个体尊严，个人权利的注视和尊重”，但80年代的所谓新启蒙思潮恰恰是有明确政治导向的。在1981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着重提到了“反封建“的任务：

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我们党对封建主义特别是对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绅恶霸进行了最坚决最彻底的斗争，在反封建斗争中养成了优良的民主传统；但是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80年代的“新启蒙思潮”也就呼之欲出了。这场运动被一些人称为“第二次新文化运动”，宣称继承了五四的启蒙运动传统。在这里，“救亡压倒启蒙”造成的反封建的不彻底性成为“文革”的重要根源之一，“文革”与现代中国格格不入，在“新时期是‘五四’回归”的口号下完成了新时期思想文化与“文革”的决裂。与此相呼应的，是在政治上开启了私有化、市场化的闸门。

更加讽剌的是，这场新启蒙思潮的奇葩结果，并没有消灭作为名义上对立物的封建主义思想，相反，打着传统文化回归的旗号，本来已被消灭殆尽的各种封建思想、文化、风俗、习惯全面回潮。今天，《弟子规》《女儿经》已经泛滥，女德班堂而皇之遍地开花了，各地孔庙香火兴旺。唯一不同的是，百年前的孔子服务于封建统治者，今天的孔老二服务于市场的统治秩序。

作为一种奇妙的呼应，被扫入历史垃圾堆的保守主义五四观也粉墨登场，并延续至今，发扬光大。

我们中国知识分子，越是激进的，想彻底革命的，说话越是高高在上，越是对我们中国进行一种整体性的否定。这种把自己从民族肌体中摘出来，对我们的民族文化，对我们的民族历史，对我们的社会制度基本的正当性进行否定，这种立场和姿态，是非常奇怪的，甚至有点邪恶。秉持这种立场和姿态，要想解决中国的问题，我认为是不可能的。3

发表这一番针对五四的奇谈怪论的，不是别人，正是被一些人视为左翼、宣称热爱毛主席、曾经在乌有之乡纪念毛主席诞辰120周年大会发表讲话的摩罗先生。

今天，我们似乎又回到了百年前的情形：新瓶旧酒，百家争鸣，混乱的旧秩序渐渐无以为续，新的希望正喷薄欲出。

作为对所谓新启蒙思潮的反思与回应，上世纪九十年代，新左派思潮应运而生，并在新的世纪市场化、全球化的洗礼中逐渐发展壮大，落地生根，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作为新时代的五四青年，我们旗帜鲜明地呼唤：我们要启蒙，我们要启的是马克思主义之蒙。我们要救亡，我们要救的是社会主义之亡！

百年青运

民族危亡中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演变为政治运动，于1919年达到了高潮。青年学生第一次以群体方式登上中国政治舞台，五四因此成为中国青年运动的起点。从北京到上海再到全国100多个城市，从学生到工人再到社会各界人士，斗争如燎原之火蔓延全国，全国人民在思想上都有了巨大的觉醒，五四运动因此被称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

五四以后，一批先进青年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五卅惨案发生后，青年们高喊着“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口号，上海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全国约有1700万人直接参加了这一运动，推动着全国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建立起革命根据地，许多生活在大、中城市的青年毅然离开城市，走向农村，跟着中国共产党参加创建和巩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各根据地都建立起共青团、少年先锋队、儿童团，这些组织在分配土地、查田运动、建立政权、动员青年参军、发展教育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一二·九运动中，北平学生高喊“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反对国民党的妥协退让政策。在北平学生斗争的影响下，其他地方的爱国人士和团体成立各界救国会，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抗日救亡斗争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已日益成为万众瞩目的红色大本营，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怀着抗日救国的热情，先后从日寇占领区、国民党统治区甚至海外，越过层层封锁，历尽艰辛，奔赴陕北参加革命。“到延安去”成为当时一切向往革命的热血青年的共同选择。这些进步人士和青年知识分子，在陕北这座革命熔炉中，通过共产党的教育和自身的社会实践，大多数成为中国革命坚定的奋斗者。毛泽东曾经赞扬道：“延安的青年们是团结的，统一的”，“而且和工农群众相结合”，“他们是抗日救国的先锋”，“延安的青年运动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模范。延安的青年运动的方向，就是全国的青年运动的方向”。

中国的青年运动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逐渐兴起并蓬勃发展，原因就在于广大进步青年们不是在孤军奋战，而是与工农大众相结合了。这又比五四时时期的青年们前进了一大步。正如毛主席所说的：“只有动员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才能战胜帝国主义，才能战胜封建主义。”青年运动同工农大众相结合，如安泰脚踏大地一样，迸发出无穷无尽的力量。

新中国成立以后，广大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引下，同全国人民一道，踏上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征程。

抗美援朝时期，全国迅速掀起参军、参战、支前热潮，报名参军的青年达70万人，大批青年和学生踊跃报名参加志愿军和各种军事干部学校。青年铁路工人、汽车司机、医务人员纷纷志愿奔赴战争前线进行战地服务，成立了运输队、担架队、医疗卫生队等服务组织。

从20世纪50年代起，青年们成立了青年突击队，他们在“急、难、险、重、新”的工作中发挥了独特作用，激励着一代青年踊跃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全国青年在“向荒山、荒地、荒滩进军”的呼吁下，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青年志愿垦荒运动。北京、天津、上海等16个省区市成立了青年志愿垦荒队，相继到边疆垦荒，总人数超过20万。在“争取做一个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号召下，青年职工纷纷修订自己的生产、工作计划，推行增产节约；农村青年也提出了许多具体的行动口号和竞赛目标，涌现了大批热爱工作、虚心学习、不怕困难、联系群众的积极分子。

1963年，毛主席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后，以雷锋为学习榜样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开展起来，广大青年们投入了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中。

文革期间，中国的青年运动到达了一个高潮，毛主席党中央号召青年学生“要关心国家大事”，青年们热血沸腾，心潮彭湃，政治热情高涨，红卫兵运动广泛开展，青年们开始大串联，他们走出教室，走出校门，走进田野，走进乡村，走进工厂，走进红色革命圣地，到这些广阔的天地里去经风雨，见世面，把毛泽东思想传播到祖国的五湖四海。毛主席发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大量城市知识青年离开城市，到农村去，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用实际行动践行与工农相结合。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的瓦解和城市国营企业的私有化，放弃政治挂帅，倡导物质刺激，这一代的青年们开始思想上去政治化，追求自由主义、物质享受，在主流的影响之下，青年们开始崇尚个人奋斗，高考被视为普通家庭改变自身命运的唯一机会，社会、学校和家庭都鼓励学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与工农相结合”的号召成了明日黄花。同时，辍学打工的青年们初次步入社会，成为第一代新工人，初次进入无产者队伍的青年们一时摆脱不了原子化、分散化、无权化的状况。青年运动逐渐走向低潮。

今日青年

青年虽然是时代的先锋，是时代的开拓者，但是正如鲁迅先生说：“近来很通行说青年；开口青年，闭口也是青年。但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如今也不能例外，这个时代的青年大部分应该是最迷茫、最忙碌、最盲目的。迷茫就在于我们从小就被灌输了个人奋斗的价值观，但面临的却是这种奋斗目标很难实现的现实社会；忙碌就在于这个主流价值观决定我们必须穷尽一切办法去发家致富，在这种奋斗中我们变得世故和犬儒；迷茫又忙碌，除了盲目的行动外，还能有时间去思考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吗？青年马克思说：“自然本身给动物规定了它应该遵循的活动范围，动物也就安分地在这个范围内活动，不试图越出这个范围，甚至不考虑有其他什么范围的存在。”现在的大部分青年不都是像动物一样活着吗？遵循着市场的逻辑，“不是你掠夺别人，就是别人掠夺你；不是你给别人做工，就是别人给你做工；你不是奴隶主，就是奴隶。”

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是抓住了青年们消极的一面，而不能看到青年人积极的一面，就不能对青年的现状有个正确的认识。我们必须看到，青年迷茫的本身是对主流价值观的否定，只是这种否定是消极的、被动的。而对市场逻辑产生怀疑的青年与日俱增，在现有条件下，这种增长只会愈来愈快。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青年们感受到现实矛盾的尖锐化——努力教渐渐失去了市场，鸡汤不再美味，固化已成事实。“蚁族”“鼠族”的出现是当代青年无产化和相对贫困化的典型体现。

与此同时，当代青年还有一个新的特征就是文化程度普遍较高，且有越来越高的趋势，这得益于毛时代基础教育的普及，也得益于上世纪末开始的高校扩招。高等教育快速进入大众化时代，一时间高考成为年轻人改变命运的不二法门。然而高校扩招二十年后，知识化的青年们的状况并没有普遍改善，知识似乎愈来愈廉价，一个普通大学生的待遇并不比一个农民工强。二十年前，大学生与农民工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阶层。而农民工本身的文化程度也在不断提高。据2018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文化程度大专及以上已占10.9%，初中及高中的合计占72.4%。

残酷的社会现实将他们的“精英梦”按在地上狠狠地摩擦。新鲜出炉的《2019国人工资报告》全面调研了国人工资水平，数据显示：月薪过万占比城市排名TOP6是上海（35.09%）、北京（35.07%）、深圳（26.91%）、南京（19.37%）、杭州（18.6%）、广州（14.74%）。北上广深受访者中月薪在5000至8000元人数居多；薪酬水平最高的三个行业分别是互联网、房地产、金融；受访者中工作十年月薪过万人数不足三成。低额的工资与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构成一对激烈的无法调和的矛盾。而较高的文化程度和日益黯淡的前途之间的张力会促使他们思考社会与政治问题，快速接受先进理论。中外的历史都证明，无产者中的教育因素对于促进无产者的觉悟与成长是很有帮助的。近期互联网行业的“996”事件持续发酵而引发的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脑力劳动者的无产者化与青年的觉醒是大势所趋。

路在脚下

那末，觉醒之后的青年往何处去？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是继续明哲保身，蝇营狗苟，混迹于日渐衰朽的市场社会，还是投身到波澜壮阔的社会浪潮中去，投入到为人类解放的壮丽事业中去？

既然是觉醒的青年，必得有一些承担社会责任的觉悟才是，如果只是坐而论道，那与键盘侠何异？如果不先解放大多数的人，自己又怎能得到解放？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人最宝贵的就是生命，但是这样的生命该怎样度过？保尔·柯察金的话永远响彻在青年人的耳旁：“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毛泽东在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的讲话中说得好：“有无产阶级，有农民阶级，还有其他阶级中一切愿意反帝反封建的人，他们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但是这许多人中间，什么人是根本的力量，是骨干呢？就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人农民。”

毛主席讲话已过去八十年，时过境迁，今日的工农早已不复是当年的工农。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在日益无产化的过程中逐渐没落，《共产党宣言》中的预言正在变为现实：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社会矛盾的简单化与无产者力量的日益增强，为共产主义运动的未来提供了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有史以来，科学社会主义将会第一次在单个民族国家内掌握如此多的无产者群众，具有如此强大的物质力量。这是多么有希望的事业啊！在这个壮丽的事业中，青年要发挥更大的作用，没有捷径可走，只能有意识地向着这个伟大的阶级靠拢，融入这个阶级，并在这个过程中有意识有改造自我，方能有所作为。因此，毛主席的这个原则，永远是指引我们前行的一盏明灯。

所以，五四精神的精髓，到底是什么？我们的理解是：

热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领导阶级，坚定地站在绝大多数人的一边，这才是对祖国的大爱，是真正的爱国；

发扬青年的先锋精神，追求真理，勇于打破旧枷锁的、挣脱旧束缚、开创新世界的革新精神，这是真正的进步；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善于团结大多数人一起工作，争做民主集中制的典范，让无产者群众自己去解放自己，这是真正的民主；

学习、宣传、践行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现实紧密联系起来，用以指导我们的行动，并坚信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都将有助于无产者的解放，这是科学。

百年已逝，奋斗者青春依旧。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在这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让我们继承五四精神，启马克思主义之蒙，救社会主义之亡，携手向前，努力奋斗，“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方不辜负少年时。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注释：

[1] 董德福：论毛泽东对“五四”的解读，《党史研究与教学》2002年第1期。

[2] 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

[3] 摩罗：反思五四，回归传统，https://www.guancha.cn/indexnews/2011_10_04_6029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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