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纪念五四？纪念谁的五四？

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不理解社会，连群体都理解不了，这看来是很可悲的。他们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经历过或看到过太多的伪社会、伪集体，于是认为只有自己才是真的，推而广之认为只有个人才是真的。可以说，自由主义的根基其实是个人主义，是感受先行的，而社会主义的根基则是平等主义，是理念先行的。后者能理解前者，而前者无法理解后者。自由主义只能把社会主义理解为是某种类似于自由主义出现之前的专制主义的东西，实在是理所必然。你能指望小孩子理解青年人吗？小孩子只会讨厌多管闲事的老年人。

谁在纪念五四？纪念谁的五四？-激流网

当然，自由主义者也喜欢谈论社会或者忧国忧民。不过，当他们在谈论任何超出个人范围的人类事务的时候，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他们实际所想的还是个人。比如，本书所标榜的“社会史”以及五四青年知识分子的“地域化”，无非是庸俗的人际关系学、成功学，是我们所熟知的现代白领的办公室政治或古代文人的朋党习气。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总是这样有意无意地把有志青年改造社会的理想和白领屌丝个人奋斗的野望混为一谈。而本书所谓的“组织”无非是领导者为了实现其个人目标而“规训”其他所有人的工具。毕竟，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既不喜欢规范，也不喜欢训练，“规训”是他们可以想象得到的最可怕的词汇了。他们只知道儿童般自在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由，根本不知道成年人制定并遵守社会规则的自律的自由，因此急不可耐地要与任何形式的集体划清界限，美其名曰“群己权界”或“边界感”。自由主义者用“自我”来反对专制主义者宣扬的“无我”，用“人性”来反对统治者压迫所造成的“异化”，实际上都是五十步笑百步，都是跳不出如来佛掌心的徒劳之举，因为他们的“自我”和“人性”都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只是他们对于自己的历史局限性假装看不见罢了。自由主义历史学者高华的著名作品可谓是这两种错误的集大成者，因此广受自由主义年轻人的好评。自由主义者完全缺乏“社会学的想象力”的后果是，他们对历史的叙述往往流于盲人摸象的局部描述，既不准确、又无法归因，他们的因果推论只能沦为同语反复：不同时代的人的不同思想是因为“代际转换”，不同地方的人的不同思想是因为地方人际网络和地方思想传统。后者一般被称为地图炮，不过仅限于不会用故作高深的概念（“地方性”、“在地性”）和理论（“儒学的地域化”）来加以掩饰的普通网民的言论。

正是由于这种对群体的无知，再加上理论抽象能力的不足，本书作者无法看出无政府主义者、乡村建设运动者、社会主义者的实质区别及其思想渊源，而只能做泛泛的描述，并把这三者统一划归为“社会改造”。实际上，无政府主义者试图用小团体（特定的互助组织）来改造个人，乡村建设运动者试图用个人来改造小团体（特定的乡村），社会主义者则试图通过小团体（先锋队组织）来改造整个社会并进而用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来改造个人，这三种行动方式并不能笼统地称为“社会改造”。而就思想渊源（理论的近似性）来说，无政府主义者和乡村建设运动者都出自于新文化运动中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学者（作者称之为“学院派”），只不过前者激进（并且有一部分后来成为社会主义者）而后者保守。社会主义者则出自于新文化运动中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民族主义革命者（作者称之为“反清元老”、“国家主义者”），是民族主义革命者中少数的激进派，而大多数的民族主义革命者并没有强烈的社会平等追求，最终在1927年后成了社会主义者的对立面：国民党元老。

任何事物都是复杂、多面的，重大历史事件更是如此，因此在叙述历史的时候就必然会有取舍，究竟选取哪一面取决于叙述者的价值观和政治立场。那么，本书所谓“五四的另一面”所选取的是哪一面呢？作者自称是五四之后“社会改造”思潮的那一面。为什么要重点讨论“社会改造”，而不是反传统（儒家或宋明理学）、个人反抗家族、知识分子和广大群众反抗政府等五四的其他面向？在导论和结论的闪烁其辞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本书的真正主题：自由主义学者对五四运动最终走向压抑个人觉醒、“救亡压倒启蒙”的批判是不够的，更要警惕的是从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社会主义青年知识分子借社会改造之名来压制个人自由，封建专制传统得以借尸还魂。也就是说，仅仅跟着台湾学者一起哀叹自由主义在五四之后的失败是不够的，还要看清楚是何种力量、以何种方式挫败了自由主义。在作者看来，唯一正确的社会改造是以梁漱溟、晏阳初为代表的乡村建设运动，因为他们重视我泱泱中华几千年乡绅治理基层的优秀传统，而不是仅仅依靠水土不服的西方理论，虽然当时没有取得成功，但大方向和价值观是正确的。作者对于学院派自由主义者恨铁不成钢的心情油然纸上，却没有看到乡村建设运动本身就是学院派自由主义的一个分支，因此其失败的原因和学院派自由主义者是一样的：不接地气，或不符国情。

对乡绅的呼唤实际上是非常应景的，这似乎有违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坚决同执政党唱对台戏的习惯。然而，事情总是会起变化的。九十年代以来，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学者和社会主义学者面对愈演愈烈的阶级分化和社会危机，正在急速倒向政治保守主义的阵营，成为坚定的秩序党人。原因很简单，他们作为体制内精英的屁股决定了他们的脑袋一定是害怕群众、反对民主的，即使他们口头上叶公好龙地支持民主，他们的实际目标也只是通过所谓的“宪政”来限制皇帝的权威和群众的权力，从而能够让他们自己获得最大和最有利可图的自由：所谓的“言论自由”不过是这些精英学者垄断舆论、垄断“最终解释权”的自由。经历了长期压迫和长期失望的群众一旦不听他们“稳定压倒一切”的忽悠，一旦开始揭露和嘲笑官商学精英的腐败无能，一旦要求某些彻底的改变，他们就会不惜丢掉自己原先的反体制反权贵的“人设”，向当权者及其治下的良民们大声疾呼要警惕“民粹”主义的威胁。去年，“民主女神”刘瑜就是这样倒下的，她在文化名人被揭露性骚扰的社会运动中选择与自己熟悉的油腻老男人们站在一起，假惺惺地呼吁受害者不要激动要“理中客”，从而被互联网吃瓜群众毫不留情地揭露出政府高官子女的身份。

最奇怪的是，“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中国传统古训，全世界范围内可算是底层革命传统最丰富的一整部中国历史，在作者笔下却成了仅仅属于西方的东西，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青年知识分子对社会平等的强烈追求则成了他们盲目跟随西方思想或受到西方世界战争危机刺激而产生的不符合中国国情的错误思想。妙笔生花也不过如此了吧！真真是谁掌握了历史，谁就掌握了将来！怪不得那么多学者争先恐后地撰文纪念五四，高谈阔论什么文化运动、文明反思、国家兴亡云云，就是闭口不谈社会运动、群众示威，更不会提到五四运动“总司令”陈独秀所总结的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现在我们看到了，学者之所以如此热衷于纪念五四、解释五四，主要是因为他们一致认为，万万不可以让五四运动最终导致国民党三座大山被推翻的悲剧在当代中国重演！每一篇这样的纪念文章，就像在中国近代百年革命史的水晶棺材上敲上又一颗钉子，让读者更加地“敬鬼神而远之”。所谓的复杂多面的“五四的另一面”，不过是用细节的真实掩盖整体的真相，再用庸俗的想象误解细节的真实，最后只剩下作者对科举、乡绅、自由主义者退出中国近代历史舞台的反复咏叹。

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纪念五四？纪念五四的什么？纪念谁的五四：陈独秀的，还是胡适的？平民的，还是精英的？

站在胡适的精英立场来看，五四是一场文艺复兴。这种解释侧重于知识分子的发起，理性思考是先导。把五四混同于新文化运动，有意削弱五四的革命性、政治性和平民性，同时渲染五四的知识性、思想性和文化性，这是自由主义学者的叙事策略，本书也不例外。又如汪晖的一篇文章《再谈“五四”：以文化运动为方法》。王奇生的历史考证文章《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驳斥了这种精英主义的观点，说明了不是新文化运动孕育了五四运动，而是五四运动传播了新文化运动。

站在陈独秀的平民立场来看，五四是一场社会运动。这种解释侧重于普通民众的行动，民众情绪是基础。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一年后的演讲中说，五四运动与之前的历次爱国运动的不同之处是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不过，需要仔细研究和谨慎把握的是：直接行动的界限在哪？牺牲精神的界限在哪？逞英雄和真英雄的区别是什么？

五四最初只是知识阶层的社会运动，后来逐渐扩展到城市工商阶层的社会运动，是公开的请愿和抗议，对于军阀的强权政治起到间接的影响。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领袖利用报刊杂志和教育体制而一呼百应，同时人畜无害地继续保持自己的特权地位，这和今天的知识分子十分相似，或者正是后者所羡慕的。

相比之下，戊戌和辛亥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是直接进入政治领域，冒着更大的风险、做出更大的牺牲，辛亥更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虽然戊戌和辛亥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但没有戊戌和辛亥留下的制度空间和人员基础，就不会有五四的可能。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就曾是戊戌的支持者和辛亥的参与者。必先有密谋之成功，而后才有阳谋的可能。今天更应该纪念的不是五四，而是辛亥。

陈独秀说，人类文明有两大发源地，研究室和监狱，青年人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进监狱，出了监狱就进研究室。也就是说，立志推动社会进步的人，既要斗争也要学习。

然而，今天的知识阶层已经彻底沦为依附于政府和资本而出卖脑力劳动的技术专家，与作为社会基础的普通劳动者不再有情感上或利益上的联系。又白又专的后果就是鼠目寸光盲人摸象、胆小如鼠惜命如金，而且没有强烈的责任感和危机感，想不到、即使想到也不愿意、即使愿意也没有能力和耐心去发动群众。所以今天的知识阶层独爱五四，简直成了各派的最大公约数，实则是刻舟求剑缘木求鱼，不下苦功不做牺牲而专等摘取成功的果实。今天再用五四运动和五四之后七十年的那场风波，已经无法召唤出知识阶层的政治行动了。而极少数立志坐牢的精英大学学生则拒绝学习，不弄清当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把五四时期激进知识分子的特殊经验奉为指导行动的一般原则，同样是刻舟求剑的教条主义。简而言之，学习的人不斗争，斗争的人不学习，他们都无法领导群众去推动社会进步，这是阻碍今天中国社会进步的直接原因。

那么，今天谁是能够唤起群众斗争精神的英雄人物？普通人可以如何施展他们的英雄气概？谁是真英雄，谁是逞英雄？

反性骚扰运动中的揭发者和控告者是真英雄，她们不惜暴露自己受到上位者依仗权势的性骚扰或性侵犯，向社会舆论揭露丑恶、寻求公道。

挖出被统治阶级蓄意隐瞒的重要信息的黑客是真英雄，比如朱利安·阿桑奇（维基泄密）、爱德华·斯诺登。

统治阶级罪行的污点证人是真英雄，比如爱德华·斯诺登、约翰·珀金斯。

总之，任何对于上位者欺压下位者的恶行丑态的揭露，都是英雄的行为。古人云：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侠客已经随着冷兵器时代的落幕而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儒生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有了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揭露维持统治的谎言，这不是高深的文化运动，而是所有平民都可以参与的社会运动。统治阶级的所有成员和帮凶都是舆论打击的对象。揭露丑闻、围观丑闻、分析根源，是社会进步的第一步，而今天已经觉醒的青年知识分子也只能从这第一步开始做起。

原标题：谁在纪念五四？纪念谁的五四？（《五四的另一面：“社会”观念的形成与新型组织的诞生》书评）

长按二维码支持激流网

谁在纪念五四？纪念谁的五四？-激流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