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共（毛）中央委员：妇女运动中的哲学派别（上）

1.序言

2.西方妇女运动概览

2.1自由主义女权主义

2.1.1批判

2.2激进女权主义

2.2.1性/性别系统与父权制

2.2.2性取向：异性恋和女同性恋

2.2.3批判

2.3 无政府女权主义

2.4生态女权主义

2.5社会主义女权主义

2.6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妇女解放战略

2.6.1批判

2.7后现代主义和女权主义

2.8总结

1.序言

在国际上，资本主义时代最显著的进步之一是妇女运动的出现和发展。在人类历史上，女性第一次团结起来要求她们的权利和在阳光下的地位。将妇女从多少个世纪的压迫中解放出来已然成为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妇女运动对妇女受压迫的问题提出了理论分析和解决办法。妇女运动通过其活动和理论，向当今父权社会、剥削社会提出了挑战。

这并不是说早期的妇女没有意识到她们所受的压迫。她们意识到了。她们以各种方式明确表现了这种压迫——通过民歌、凝练的成语、诗歌、绘画和其他她们能接触到的艺术形式。她们还对被强加的不公待遇发出怒吼。为了表达自己的观点，她们对神话和史诗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解读。例如，《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的不同版本，仍在印度各地的农村妇女之间通过歌曲流传，就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

一些封建时代的杰出女性，通过当时能用的手段寻求出路，成为了反抗父权制度的象征。“圣女”Meera bai（मीराबाई）只是对社会产生持久影响的众多人物的典型之一。这是全世界所有社会都经历过的时期。这是一种反主流文化，反映了被压迫者的意识。但它受到环境的局限，无法找到一条可以结束压迫的道路。在大多数情况下，她们在宗教或个人崇拜中寻求解决办法。

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社会条件和思想的巨大变化。民主概念的提出让人民变得更加重要。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和政治哲学，在其早期阶段引领了变革；来自进步社会阶级的妇女团结起来挺身而出。因此，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妇女自己的运动，要求社会给予她们权利和解放。这一运动同所有其他社会运动一样，也有兴衰起伏。尽管在印度这样的殖民地，资本主义的影响受到限制和扭曲，却也对进步的男性和女性产生了影响。

20世纪上半叶，印度出现了妇女运动。这是国际社会动荡的一部分，但根源在于印度社会的内部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理论在印度找到了它们的用武之地，并被用于解决印度的实际情况。在20世纪60年代末西方兴起的当代妇女运动的背景下，这一点甚至更为明显。当代妇女运动提出了社会所面临的更多的挑战，因为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阶段的局限性现在已经暴露无遗。运动为争取平权诉求的形式合法性进行了大量的斗争。即使在那之后，不仅在落后国家、甚至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和法国，平等仍然没有实现。

妇女运动现在开始在社会制度本身中寻找压迫的根源。妇女运动分析了父权制，并在历史上寻找其根源。她们与社会科学进行了斗争，揭露出其中固有的男性偏见。她们揭示了父权思考方式是怎样影响了所有对女性在历史和当代社会中角色的分析。“妇女有历史，妇女存在于历史中”——格尔达·勒纳。通过对历史的研究，她们重新认识到妇女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对重大运动和斗争所作的贡献。她们还揭露了资本主义下以性别为基础的劳动分工，这种分工将绝大多数女性置于技能最低、收入最低的工作类别。她们揭露了统治阶级的方式；特别是资产阶级从父权制中获得了经济利益的方式。她们揭露了国家及其法律法规的父权制偏见。

女权主义者分析了特定社会的象征和传统，并展示了它们是如何延续父权制度的。女权主义者重视口耳相传的传说，这样能够把历史上被压制的妇女的声音表现出来。这场运动迫使男性和女性都以批判的眼光审视自己对女性的态度和想法，审视自己对女性的行为和言语。这场运动挑战了各种父权制和反妇女的态度，这些态度甚至败坏了进步和革命的运动，影响了妇女的参与。尽管还有理论上的困境和不足，但女权主义运动对我们理解当今世界的妇女问题作出了重大贡献。妇女运动丰富了世界范围内追求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运动。

当代妇女运动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女权主义者对妇女状况的理论化。她们进入哲学领域是为了给她们的分析和方法提供哲学基础。妇女寻求解放的哲学，并与各种哲学思潮发生纠葛，她们认为这些哲学思潮可以为妇女的斗争提供一种前景。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等各种哲学思潮都被美国和英国的妇女运动积极研究和采纳。因此，女权主义者是一个兼收并蓄的群体，根据她们所采用的哲学思潮，她们囊括了各种各样的方法、观点和框架。然而，她们都致力于表达妇女的经历，结束妇女的从属地位。由于西方的霸权地位，这些思潮的派别也对印度国内的妇女运动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因此，对妇女运动的认真研究必须包括对运动中各种理论思潮、派别的理解。

女权主义哲学家受到了洛克、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德里达、尼采、弗洛伊德等哲学家的影响。然而，她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总结出，传统哲学是偏向男性的，其主要概念和理论，其对自身的理解揭示了“一种独特的男性化的理解世界的方式”。(阿利森·贾格尔)。因此，她们试图改变传统哲学。请牢记这一背景，我们已开始着手呈现女权主义者中的一些主要哲学思潮派别。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这些不同的思潮派别不是固定的和独立的。一些女权主义者反对这些分类。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人改变了她们的路线，有些人则成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派别的调和。然而，理解这些广泛的思潮将是有用的。但在讨论这些理论之前，我们先简要介绍一下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妇女运动的发展。这对于理解女权主义者理论发展所处的环境是很有必要的。

2.西方妇女运动概览

西方妇女运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19世纪中期，并在20世纪20年代结束，而第二阶段始于20世纪60年代。第一阶段以女权主义运动或妇女的政治权利运动而闻名。妇女运动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和民主意识形态扩散的背景下产生的。它出现的背景是当时出现的其他社会运动。在美国，解放黑人奴隶的运动和不断壮大组织的无产阶级的运动是19世纪社会政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十九世纪三十、四十年代，废奴主义者（那些为废除奴隶制而竞选的人）包括一些受过教育的妇女，他们顶着（上层）社会的反对进行斗争，要将黑人从奴役中解放出来。柳克丽霞·莫特，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苏珊·安东尼，安吉丽娜·格里姆都是积极参与反奴隶制运动的女性，她们后来积极参与争取女性政治权利的斗争。

但是，反奴隶制组织自己却反对代表它们的女性和其中担任领导职务的女性，这强迫女性思考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自身权利。在美国，各州的妇女开始聚集在一起，要求与男性平等的接受普通教育的权利，以及平等的财产权和离婚权。

斯坦顿、安东尼等人于1848年召开的塞内卡秋季大会是美国女权运动第一阶段的一个里程碑。他们通过了以“独立宣言”为蓝本的“情绪宣言”，要求在婚姻、财产、工资和投票方面享有平等的权利。在这个州际公约制订后的20年里，他们通过讲座、小册子、签名请愿等方式进行宣传活动。

1868年，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版）提出了一项修正案，赋予黑人投票权，但不授予妇女投票权。斯坦顿、安东尼反对这项修正案，但没有成功阻止它。妇女和废奴主义者之间发生了分歧。与此同时，工人阶级运动也在发展，当时的工会领导对组织女工不感兴趣。只有IWW（世界产业工人组织）支持组织女工的努力——她们长时间以极低工资工作。女性服装工人成千上万。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其中一些是女性，在工人中间工作并组织他们。其中包括艾玛·戈德曼、埃拉·里夫·布卢尔、马瑟·琼斯、索杰纳·特拉斯。在19世纪80年代，激进的斗争和镇压成为了常态。大多数选举权运动领导人对工人受剥削不感兴趣，也没有支持他们的运动。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工人阶级妇女运动迅速发展。其中1909年近4万名服装女工的罢工是一个高潮。在欧洲，女社会主义者非常活跃，像埃莉诺·马克斯、克莱拉·蔡特金、亚历山德拉·科隆泰、薇拉·查苏利奇等女性共产主义领导站在组织女工斗争的最前线。她们组织了数千名工人妇女，出版了妇女论文和杂志。

正是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第二届国际劳动妇女会议上，德国共产党人、国际妇女运动的著名领导人克莱拉·蔡特金受到美国女工斗争的启发，决定将3月8日定为国际妇女节加以纪念。到19世纪末，美国妇女的处境发生了很大改变。虽然她们仍没有投票权，但在教育、产权和就业领域取得了很多成果。因此，妇女对选举权的要求获得了尊重。但后来该运动转向保守，将争取选举权的问题与其他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分开。他们的主要手段是向参议员请愿和游说等。1914年，爱丽丝保罗回国后，他们开始活跃。保罗引入了英国女权主义者的激进策略，如罢工封锁、绝食斗争、静坐等等。由于他们积极的活动和激进的策略，美国女性在1920年赢得了投票的权利。

英国的妇女斗争起步晚于美国，但在20世纪初，艾米琳·潘克赫斯特与她的女儿以及支持者们采取激进手段以引起社会关注后，运动迅速走向激进。当局为镇压他们的要求多次逮捕他们。出于对旧组织的工作方式的失望，他们在1903年组建了“妇女社会和政治联盟”（WPSU）。这个组织领导了要求选举权的斗争。但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们向英国政府妥协了。在美国和英国，选举权运动的领导人都是白人和中产阶级，并把这项权利限制在中产阶级妇女的范围内。只有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妇女拒绝把投票权局限于拥有财产的人，并进一步提出了对所有妇女（包括工人阶级妇女）的投票权的要求。他们组织了单独的群众动员活动，以声援对妇女投票权的要求。

在大萧条时期、法西斯主义兴起和世界大战期间，妇女运动中断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蓬勃发展，中产阶级扩大。在战争年代，妇女从事各种工作以振兴经济，但在战后，她们被“劝导”放弃工作，安心做称职的家庭主妇和母亲。这种繁荣和富足的泡沫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黑人的民权运动加剧了社会动荡，后来又出现了反越战运动。

这是一个大动荡的时期。中国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也产生了影响。大学生参与政治活动增加，正是在这种社会和政治动荡的氛围中，妇女运动再次现身，这次的源头是大学生和教师。

妇女意识到了她们在就业、工资以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歧视。消费主义思想也受到了批判。西蒙娜·德·波伏娃在1949年写过《第二性》一书，但现在它的影响力也衰落了。贝蒂·弗里丹在1963年写了《神秘的女性》。这本书变得非常受欢迎。她于1966年发起了全国妇女组织，以反对妇女遭受的歧视、争取平等权利。

但妇女自治运动（激进的妇女解放运动）从具有左翼倾向的学生运动中脱颖而出。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NCC，它为黑人争取公民权利）的黑人学生在1968年的芝加哥公约中清除了白人男女学生，理由是“只有黑人才会为黑人解放而斗争”。同样，“妇女解放是妇女的斗争”的观点也深入人心。

在这种背景下，在1968年6月民主社会学生（SDS）召开的大会上，其女性成员要求妇女解放成为国民议会的一个议题。但回应她们的是一片嘘声和投票否决。该组织中许多女性离开，在芝加哥组建了妇女激进行动机构（WRAP）。新大学会议（NUC，一个要求在美国建立社会主义的大学学生和教职工的国家级机构）中的女性组成了妇女组织。芝加哥的马琳·迪克逊和内奥米·韦斯坦在其中担任领导职务。舒拉米斯·费尔斯通和帕梅拉·阿伦在纽约发起了类似的活动，并组建了纽约激进女性（NYRW）。她们都拒绝自由主义的观点——即修改法律和平等的权利修正案将解决妇女受压迫的问题，而认为整个社会架构必须改变。因此他们称自己是激进的。他们认为男女混合的团体和党派，如社会党、民主社会学生和新左派等将无法为争取妇女解放而进行斗争，因此需要一个超政党的妇女运动。纽约激进女性的第一次公开行动是抗议美国小姐选美比赛，这次行动让初具雏形的女性运动进入了全国公众的视野。

一年后，纽约激进女性分裂为红色长袜和女巫（“来自地狱的女性国际恐怖主义阴谋”）两个组织。红色长袜在1969年发表了他们的宣言，在这个宣言中，激进女权主义的立场首次清晰地确立起来。“我们认为我们遭受的压迫来自男人，男性至上是最古老，最基本的统治形式。所有其他形式的剥削和压迫（种族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等）都是男性至上主义的延伸：男性主宰女性，少数男性主宰多数男性......”“妇女有力量，人人有政治”成为他们广泛流行的口号。与此同时，民主社会学生于1968年12月发布了他们对妇女解放的立场的文件。妇女门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了辩论。凯茜·麦卡菲和默纳·伍德写了《面包和玫瑰》，阐述了这场斗争不仅仅是反对资本主义（面包）的经济剥削，而且还反对女性遭受的心理和社会压迫（玫瑰）。

这一时期，在美国和其他国家都出现了妇女团体制作的各种报刊，在这些报刊上进行的此类辩论引发了人们的严肃思考，并影响了妇女运动的进程和派别。这些团体主要在小圈子里进行思想教育。必须指出的是，所有这些团体都属于左翼中的托派或“古巴社会主义”。他们反对所有类型的等级架构。在这样的条件下，女权运动中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和激进女权主义派别出现了。虽然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它有许多局限性，但它提出了问题，并将妇女受压迫的方方面面暴露在了阳光下。

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期，在美国和西欧，“不同的团体有不同的革命观。有女权主义者，黑人，无政府主义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其他主张的革命者，但对这样或那样的革命即将到来的信念超越了这些分裂。”芭芭拉·爱泼斯坦如是说。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和激进女权主义者的革命观相同。在第一个阶段，女权主义者正在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关键概念，如生产，再生产，阶级意识和劳动。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和激进女权主义者都试图修正马克思主义理论，以适应女权主义者对妇女地位的理解。但1975年之后出现了转变。系统分析资本主义和整个社会架构的女权主义被取代或重铸为文化女权主义。

文化女权主义基于男女天然不同的假设。它侧重于父权制压迫的文化特征，主要针对这一领域的改革。与激进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不同，它坚决反对任何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并强调父权制是女性受压迫和导致分裂主义的根源。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女同性恋女权主义成为女权运动中的一个潮流。与此同时，有色人种妇女（黑人女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第三世界女性）对正在进行的女权主义运动提出批评，并开始阐明她们的女权主义。主张同工同酬的、儿童抚养的等工人阶级的妇女组织也开始成长。女权主义运动一直局限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中产阶级的、受过教育的白人妇女，并且只关注她们所关注的问题，这一点已经很明显了。这促进了全球或者说多元文化的女权主义的产生。

在第三世界国家，妇女团体也变得活跃，但并非所有问题都是“纯粹的”妇女问题。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尤其是强奸，一直是一个重大问题，但是在他们自己的国家，还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贫困和地主的剥削、农民问题、流离失所、种族隔离以及许多其他严重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初，后现代主义在女权主义者中流行起来。但是，右翼保守派对女权主义的反动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加强了，这集中体现在反对女权主义者争取堕胎权利的斗争。他们还污蔑女权主义摧毁家庭，鼓吹女性在家庭中的重要性。

然而，女权主义观点广泛传播，无数的激进组织，基层的社会和文化机构不断发展并继续活跃着。女性的研究成果也广泛传播。卫生保健和环境问题一直是这些团体关注的焦点。许多先进的女权主义者都专注于学术工作。与此同时，许多主要的女权组织和小组已成为大型机构，由机构吸收，由工作人员运作，就像任何旧有的官僚机构一样。群众运动衰落了。

在20世纪90年代，女权主义运动更多地通过这些组织的活动和女权主义者在学术领域的著作为人所知晓。“女权主义已成为一种观念，而不是一种运动，而且失去了曾经拥有的卓识远见的品质”，芭芭拉·爱泼斯坦在《每月评论》（2001年5月）中写道。在20世纪90年代，工人阶级以及被压迫的少数族裔的经济状况和中产阶级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性别不平等现象持续存在，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越来越多，全球化对人民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尤其是第三世界的妇女开始重拾马克思主义。

与此同时，参与过反全球化和反战运动中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女性，尤其是年轻女性，进一步加速了妇女觉醒的进程。对西方女性运动发展的简要概述到此结束，下面我们将分析女权运动中主要理论派别的主张。

2.1自由主义女权主义

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思想始于18和19世纪，主要思想家有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1759- 1797）、哈丽特·泰勒·米尔（1807-1858）、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1815- 1902），她们在自由主义哲学的基础上谈论妇女的权利。为妇女争取平权的运动，尤其是争取投票权的斗争，主要就是基于自由主义思想。

早期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如约翰·洛克，让·雅克·卢梭，他们为“绝对真理”、“所有人的平等”而呼吁，但这种思想中并不包括女性的平等地位，尤其是政治平等。他们没有把自由主义理论应用于社会中女性的地位。17世纪发展起来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包括个体的价值和自由这个核心理念。它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出现，反对基于不平等的封建父权制的价值观。这是资产阶级上升时代的哲学。封建价值观基于对精英——尤其是君主的旧有权势的迷信。臣民，下属都是附属。他们捍卫等级制度、不平等的权利和权力。与这些封建价值观相对立，自由主义哲学提出了人类生来平等和自由的信念。“他们倡导一种社会和政治架构，承认‘所有人’的平等，并为他们提供机会平等。这种哲学是严谨的理性主义和世俗的，是启蒙时代最强大和最先进的思想。它的特点是强烈的个人主义。然而，18世纪的著名的自由主义哲学家，例如卢梭和洛克，并没有把同样的原则应用于父权制家庭及其中的女性地位。这是自由主义中的父权制偏见残余。”——奇拉·艾森斯坦因。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属于英国贵族知识分子中的激进者，支持法国和美国的革命。她在1791年写了一篇《妇女权利的辩护》，回敬埃德蒙·伯克对法国大革命意义的保守解释。在这本小册子中，她反对女性对男性的“自然依赖”的封建父权制观念，即认为女性是为了取悦男性而创造的，她们不能独立。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妇女运动兴起之前就已经有了这样的思想，她的论证是基于逻辑和理性。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分析基础是启蒙运动的基本原则：相信人类的理性的能力，以及美法两国革命前出现并贯穿始终的自由和平等观念。她认为理性是唯一的权威，并认为除非鼓励妇女发挥其理性的能力并依靠自己的判断，否则全人类的进步都会受到阻碍。她主要是主张女性接受与男性相同的教育，这样她们也可以吸收理性思维的品质，并应该有机会学习和过独立生活。她强烈批评卢梭关于女性教育的观点。

据她说，卢梭关于女性教育应该与男性教育不同的理论，会后天塑造女性的柔弱性格——卢梭的逻辑是：女性接受教育，是为了使她们认识到服从是最高的美德。她的论点也反映了她思想的阶级局限；虽然她写道，来自“普通阶级”的女性体现出更多的美德，因为她们工作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是独立的，并且也相信“最受尊敬的女性是最受压迫的女性”。

她的书在当时甚至在美国都很有影响力。哈里特·泰勒，伦敦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著名功利主义哲学家詹姆斯·斯图亚特·米尔的妻子，于1851年写了《论妇女的选举权》一文，以声援美国当时刚出现的妇女运动。她以自由主义明确地反对鼓吹妇女不应争取权利的人，支持主张男女平权的女性，她写道，“我们否认该物种的任何部分有权为另一部分做决定，或任何个人为另一个人决定什么是、什么不是他们的‘合适领域’。全人类能够达到的最大和最高的领域就是他们的合适领域......”她着重写道，“世界很年轻，并且刚刚开始摆脱不公正。现在只是摆脱了黑人的奴隶制，难道我们不该想想为女性做的还不够多吗？”事实上，19世纪中叶美国诞生的女性运动的自由主义基础在1848年的《塞内卡瀑布宣言》中体现得很明显。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这样说：“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所有男女生来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的权利不可剥夺;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

20世纪60年代末，在女性运动的第二阶段中，自由主义思想的主要旗手是贝蒂·弗里丹、贝拉·阿贝朱格、帕特·施罗德。弗里丹1966年成立了全国妇女组织（NOW）。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主要来自妇女权利团体、政府机构、委员会等。他们最初关注的是修改法律，规定妇女在教育、就业等领域的权利。他们还反对基于性别限制妇女的机会平等的社会公约。但随着这些法律和教育上的障碍开始减小，很明显，自由主义的在现有体系内修改法律的战略不足以使妇女获得正义和自由。他们转而重点争取结果平等而不仅仅是机会平等。

这意味着要求国家创造更平等的条件，使妇女能够真正抓住机会。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已经吸纳了儿童扶养、福利、医疗保健、失业工资、单身母亲特殊计划等方面的诉求。他们也领导了争取“平权修正案”（ERA）的斗争。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的工作是通过全国性组织进行的，因此媒体也注意到了这一点。齐拉·艾森斯坦因等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的一个论点是，自由主义具有解放意识形态的潜力，因为劳动妇女可以通过她们的生活经历看到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父权制之间的矛盾，后者否定了意识形态所承诺的平等。但自由主义并不是这一阶段运动中的有影响力的派别。

2.1.1批判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哲学，在资产阶级处于上升期的时代诞生在西方封建社会的子宫内。因此，它包括对神圣真理和等级制（社会不平等）的封建价值观的攻击。它代表着所有个体的理性和平等权利。但这种哲学是基于极端的个人主义而非集体努力。因此，它催生了一种思维：如果给予所有人正式的法律平等，那么个人就可以很好地抓住机会并在生活中取得成功。

它的问题在于没有考虑阶级差异以及阶级差异对人们能获得的机会的影响。曾经，由主义在打破封建社会和政治制度方面发挥了进步作用。但在工人阶级及工人运动壮大后的19世纪，自由主义思想的局限性暴露出来。成为统治阶级的的资产阶级，并没有将其所宣扬的权利推广到穷人和其他受压迫的群体（如妇女或美国黑人）。他们不得不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妇女运动和那个时期的黑人运动能够利用自由主义的理论来要求他们的权利。资产阶级的妇女处于这一运动的最前沿，她们没有关注工人阶级和工人阶级妇女的权利问题。

但随着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出现，社会主义的各种思潮在工人阶级的活跃分子中受到了支持。他们开始质疑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以及自由主义只强调形式平等和个人自由的局限性。在这个时期，自由主义失去了进步性，美国和英国争取选举权的主要妇女组织的目的都非常狭隘，并且沦为支持帝国主义和反工人的组织。在当代，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不得不超越形式平等的狭隘范围，争取积极的集体权利，如单身母亲、囚犯等的福利措施，并主张福利国家。

自由主义有以下缺点：

1.它侧重于个人权利而不是集体权利。

2.历史局限性。它没有全面了解妇女在历史中的作用，也没有对妇女从属（被征服）的任何分析。

3.在没有具体了解不同阶级妇女的状况及其具体问题的情况下，它所追求的形式平等往往是机械的。因此，它只能够表达中产阶级的需求（来自美国中产阶级的白人妇女和印度的上层种姓妇女），但不能代表来自各受压迫民族、种姓和工人阶级的妇女的要求。

4.它仅限于要求法律、教育、就业机会、福利措施等方面的改变，而不反思造成父权制歧视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架构。因此，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它都是改良主义的。

5.它认为国家是中立的，可以借用来支持妇女。事实上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国家——包括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印度，是父权制的国家，不会支持妇女解放的斗争。国家机器维护从妇女的从属和低下地位中受益的统治阶级的利益。

6.由于它只关注法律和国家妇女政策的变化，因此它强调游说和请愿是实现其诉求的手段。自由主义派最常将其活动限制在会议和公约上，以及鼓动签署请求变革的请愿书。它很少动员妇女大众的力量，事实上是害怕“激进地”动员大量贫穷妇女。

2.2激进女权主义

在资产阶级女权主义中，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妇女运动的第一阶段，自由主义是主流意识形态; 在妇女运动的当代阶段，激进女权主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虽然分散在许多方面。许多女权主义的思想和立场可以追溯到激进女权主义上。与自由主义女权主义采取的保守道路相反，激进女权主义旨在重塑社会并重建其制度，他们认为旧制度天生是父权制的。激进女权主义提出了现代女权主义的核心理论，认为女性在社会中的从属地位根深蒂固地融入到社会架构中，如果没有对社会本身进行革命性的改造，就无法打破。他们认为等级制和传统的权力关系反映了男性的偏见，力图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非等级和反独裁的方法取代它。

在女权运动的第二阶段，在美国，激进女权主义者从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运动——民权运动、新左派运动和反越战/和平运动中涌现出来。她们是对这些运动赋予女性的角色以及新左派在其理论、著作和支持者中解决女性问题的方式不满意的女性。同时，她们都不想维护现有体制。因此，在最初阶段，他们的著作是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论，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改或改写的一种尝试。后来随着激进女权主义运动变得强大，马克思主义被抛在一边，整个重点转向对性/性别系统的分析与和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不相干”的父权制。在当代女权主义阶段，他们主要关注女性受压迫的起源，许多理论书籍都试图分析女性受压迫的形式并追溯这种压迫的根源。然而，需要记住的一件事是：在他们所有的著作中，都只关心自己所在的社会。

因此，他们所有的批评、描述和分析都针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美国。1970年，凯特·米利特出版了《性别政治》一书，其中对传统的政治概念提出了挑战，并提出了更广泛的权力关系观，包括社会中男女之间的关系。凯特认为男女关系是权力关系; 男人对女人的统治是一种社会权力。因此，她将自己的书起名为《性别政治》。在这里，她声称人人有政治，这成为女权主义运动的流行口号。“人人有政治”，意思是单个女性在生活中所感受到的不满不是由于个人的失败，而是由于社会制度使得女性在很多方面处于从属地位，受压迫。因此，她的感受是政治性的。

但事实上，她断言男女性别关系是社会中所有权力关系的基础，是在歪曲历史唯物主义。据她说，这种“社会种姓”（主导的男性和从属的女性）取代了所有其他形式的不平等，无论是种族、政治还是经济——这是人类的基本情况。其他这些压迫体系将继续存在，因为它们在这样的基本情况下有了压迫的逻辑的和情感的合法性。根据她的理论，父权制是男性对私人和公共世界的控制。要消除父权制，男女必须消除性别特征，即性别状态、角色和气质，因为它们是在父权制下构建的。父权意识形态夸大了男女之间的生理差异，从而使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米利特主张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一个没有性/性别系统，男女平等的社会。与此同时，她认为我们的行动必须是渐进的，消除诸如服从（女性的）和傲慢（男性的）等不良性格。凯特·米利特的书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很有影响力，目前仍被认为是现代激进女权主义思想的经典之作。另一位有影响力的早期作家是舒拉米斯·费尔斯通，她在《性别辩证法》（1970）一书中指出，女性从属地位和男性统治的起源在于男性和女性的生育角色。在这本书中，她篡改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

恩格斯曾经写过，“历史唯物主义从下列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随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

费尔斯通篡改如下：“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史观，它寻求最终的原因和所有历史事件在性别辩证法中的巨大动力：社会分为两个明显的用于生殖繁殖的生物阶级，和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 在这些斗争所造成的婚姻、生育和抚养儿童模式的变化中; 在其他生理上有区别的类（种姓）的连接发展中; 也在基于性别的发展成为经济-文化阶级制度的第一次分工中。”

费尔斯通把生殖而非生产当成历史的动力。此外，她没有分析女性状况的社会原因，而是强调了生理原因，并把它作为历史的动力。她认为，妇女生育的生物事实是妇女在社会中从属的物质基础，需要进行生物和社会革命才能实现人的解放。她同样认为性别差异需要消除，人类必须双性化。但她在凯特·米利特提出的终结女性受压迫的方案基础上更进了一步。她认为，除非妇女放弃其生育角色而不再生育子女，并改变现有家庭的基础，否则不可能完全解放妇女。

因此她说，除非自然繁殖被人工繁殖所取代，传统的生物家庭被意识家庭所取代，否则两性之间的生物差别就无法消除。生物家庭是有血缘关系的成员组成的家庭（父母和孩子），而意识家庭——按照她的意思，是按照友谊或便利选择成员的家庭。她相信，如果这种变化发生，那么现代社会中发展起来的各种人际关系将不复存在。其他的一些作家描写了历史上第一次男女之间的社会冲突是如何形成的。“男性是猎人，倾向于制造暴力，他们通过强奸来征服女性。”（苏珊·布朗米勒）。

这些著作为妇女运动中最激进的派别奠定了理论基础。它不满足于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做出的改变法律和制造运动的努力。他们推动了深入研究女性迄今为止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生育角色的由来、性别差异，并质疑父权制、等级制和压迫性的社会架构。他们呼吁彻底改造社会。因此，激进女权主义者认为自己是革命者而不是改革派。他们的基本观点是性/性别系统是女性受压迫的原因。他们认为男人与女人的关系与其他社会制度不相干，是最基本的矛盾。因此，他们的整个分析和行动的方向主要围绕这一矛盾，这使他们钻进了死胡同。由于关注女性的生育角色，因此他们把建立性别关系和家庭关系作为他们改造社会的核心目标。

2.2.1性/性别系统与父权制

激进女权主义者的核心观点是性/性别系统。根据盖尔·鲁宾给出的流行的定义，性/性别系统是“社会将生物性行为转化为人类活动产物的一系列安排”。这意味着父权社会将关于男性和女性生理上的某些差异作为构建一套男性和女性身份和行为规范的基础，这些身份和行为规范赋予男性权力，剥夺女性权利，也就是说，男人应该如何以及女人应该如何。据他们说，这是妇女从属地位的意识形态基础。社会在某种程度上确信这些文化决定的行为特征是“自然的”。因此他们说，“正常”行为体现的是某个人遵守与个人生理性别相关的社会性别认同和行为的能力。

最初的激进女权主义者，例如波士顿小组或“激进纽约”小组坚持凯特·米利特和费尔斯通的观点，并专门研究女性气质的概念、生殖、性别角色以及责任（育儿等）如何限制女性作为全人的发展。所以他们提倡双性化。双性化意味着既是男性又是女性，同时具有男性和女性的特征，因此严格的性别定义角色不会保留。这意味着女性应该有一些男性特征，而男性则有一些女性特征。但到了70年代后期，一部分激进女权主义者否定了双性化的目标，并认为这意味着女性应该学习男性气质中的的一些最糟糕的特征。相反，他们提出女性应该肯定他们的“女性气质”。女性应该更像女性，即强调女性的美德，如相互依存、社区、联系、分享、情感，身体、信任、不分等级、自然、内在、过程、喜悦、和平和生活等。从这里开始，他们的重点完全错了——女性应该只与女性联系，她们应该建立一个女性的文化和制度。

即便如此，他们对性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他们认为女性应该成为同性恋者，并且鼓吹“一夫一妻”制的女同性恋关系是女性的最佳选择。在政治上他们变成了和平主义者。根据他们的说法，暴力和侵略是男性特征，应予以摒弃。女人天生就爱好和平和生命。他们相信自己正在通过创造替代（父权社会的）制度，推动一场革命性的变革。他们开始建立女性俱乐部，制作女性电影，创造其他形式的单女性文化。他们认为一场革命性的社会转型将逐步发生。这股潮流被称为文化女权主义，因为它仅仅专注于社会文化，而没有将文化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架构联系起来。但它成为了激进女权主义的主流派别，并与生态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合流。众所周知的文化女权主义者有玛丽莲·弗伦奇和玛丽·戴利。

2.2.2性取向：异性恋和女同性恋

由于男女关系是激进女权主义者宣扬的根本矛盾，因此她们极为关注男女之间的性关系。性行为已经成为大多数激进女权主义者热衷讨论的问题。西方基督教会对于性和堕胎等各种问题一直非常保守，在美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家更是如此。基督教道德只有在婚后和反对堕胎的前提下才会为性行为辩护。激进女权主义的理论家必须面对这些问题。与此同时，他们也揭露了在父权制社会的性关系（即使是婚姻中）中，女性常常有被支配的感觉。

正是在性别压迫的背景下，异性恋义务、同性恋、性向选择等诸多问题成为了一个热门议题。激进女权主义者认为，在父权社会中，即使在性关系和性行为中男性也占上风。第一阶段的文化女权主义者将其称为客体化的性观念压迫。父权社会将性视为坏的、危险的和消极的行为，被允许、接受的唯一性行为是婚后异性恋行为。（异性恋是指不同性别的人即男女之间的性关系）。父权制社会强迫人们都成为异性恋，而性少数群体即女同性恋者、异装癖者、变性者等被认为是不可容忍的。性快感是一种强大的自然力量，父权制社会通过划分所谓的良好、正常、健康的性行为与不良、不健康、非法的性行为控制了它。

但是这两个派别对性的理解有很大不同，这也影响了他们的诉求和方案。激进女权主义者认为，压抑性行为是文明力量控制人类行为的最原始，最不合理的方式之一。宽容对女性和男性是最有利的。相反，文化女权主义者认为异性性关系的特点是客体化的观念，其中男性是主人/主体，女性是奴隶/客体。“异性恋与殖民主义有某些相似之处：即通过暴力维持——特别是当（男性的）家长式作风被拒绝时；将自己对女性的统治描绘理所当然的；以及阉割女性的能力。”——萨拉·露西娅·霍格兰。这是一种男性针对女性的性暴力。因此，女权主义者应该反对任何使男性的性暴力正常化的性行为。按照文化女权主义者的说法，女性应该根据自己的性取向选择，而不是男性的，从而重新控制自己的性行为。他们说，女性渴望亲密和关怀，而不是性表演。因此，他们主张女性应该拒绝与男性的异性恋关系，并成为同性恋者。而另一方面，激进派的盖尔·鲁宾认为女性必须寻求她们的快乐，而不是用条条框框束缚自己。

对于文化女权主义者来说，异性恋就是男性统治、女性从属的关系，因此它为色情、卖淫、性骚扰和殴打女性开了口子。因此，他们主张女性应该放弃异性恋关系，并进入有情感参与的同性恋关系。

文化女权主义者强调需要培养女性潜在的“女性气质”。女同性恋主义80年代初期在西方女性运动中曾鼓噪一时，但几年之后又消退了。文化女权主义者的结束女性从属地位的办法是终结男女之间的性关系，女性自己形成一个单独的“阶级”。他们是第一个倡导自由的性关系，摆脱自己与男性或女性的任何情感关系的派别。

实际上，他们鼓吹的路线将亲密的人际关系转化为商品化的没有人情味的关系。这就是助长色情和卖淫的第一步。虽然文化女权主义者强烈反对色情内容，但激进女权主义者认为色情内容对于男性对女性的看法并不会产生任何不利影响。相反，他们认为色情可以用来克服性压抑。即使在生殖技术问题上，双方也存在分歧。激进女权主义者支持辅助生殖技术（译者注：指试管婴儿、人工代孕之类的技术），而文化女权主义者却反对它。文化女权主义者认为女性不应该放弃母性，因为这是她们唯一拥有的力量。他们一直积极介入由辅助生殖技术引发的道德辩论，如代孕者或亲生母亲的权利。

2.2.3批判

从上面的叙述可以清晰地看出，激进女权主义者是把马克思主义踩在脚下自说自话的。虽然我们将在关于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的章节中讨论费尔斯通的论点，但这里需要强调一些问题。他们在对物质条件的认识中，将生殖的生理事实和女性的生物角色作为分析的中心点并得出结论，认为这是女性受压迫的主要原因。马克思曾写道，生命的生产和再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两个基本条件。再生产意味着物质再生产和种的蕃衍。但事实上，物种的繁殖是人类与动物王国共享的东西，这不可能成为女性受压迫的基础。因为在人类存在的第一阶段的数千年中（译者注：原始公社阶段持续了上百万年，但原文如此），妇女并非从属于男性。事实上，她们的生殖作用极受重视，因为物种和群体的生存依赖于繁殖。在大多数部落社会中，生育率和生育仪式的重要性证明了这一事实。

马克思主义认为，必然是因为出现了一些物质条件，才导致妇女的地位发生了变化，而且是处于从属地位。物质条件的重大变化伴随着大量剩余产品的出现。如何分配这些剩余产品是阶级产生的时间点，剩余产品由公社中的少数首领占用。女性此前在生殖中的作用从提高她们地位的原因变成了奴役她们的一种手段。女性所生育的孩子属于哪个氏族/大家族，变得很重要，正是从这时开始妇女受到限制、女性从属的父权制家庭出现了，她们在社会中的主要作用变成了为家庭生育孩子。

激进女权主义者轻视了历史发展和历史事实，把自己对男女矛盾的主观认识当成固有矛盾和决定实际历史进程的主要矛盾。从这个中心论点可以看出，激进女权主义的分析完全抛掉了历史，忽视了政治经济制度，只关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和文化方面，并把那里的情况当成人类的普遍情况。这是他们的分析和方法的另一个大问题。由于他们把男女关系（性/性别关系）作为社会的中心矛盾，所以他们的分析都是从它开始的，男性变成了女性的大敌。由于他们没有任何推翻现有社会的具体策略，他们的整个分析都只围绕着对制度以外的内容的批判——文化、语言、观念、伦理，而不关心资本主义的事实和资本主义在维持性/性别关系中的作用，因此需要将推翻资本主义包括到妇女解放战略中。

虽然对父权制进行了非常强烈的批判，但他们提出的路线实际上是改良主义的。他们的路线专注于改变角色、性别特征和态度以及道德价值观，并创造另类文化。实际上，这意味着人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放弃某些价值观，男人可以通过承认他们是父权制的来放弃侵略性的特征，女性可以尝试更大胆、更少依赖男性，但是当整个社会制度是父权制的时，在不推翻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这些改良能走多远是一个他们根本没有解决的问题。因此，激进女权主义者最终变成了一些小组，试图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关注人际关系而不是整个社会。虽然他们开始分析整个社会并希望改变它，但他们的指导思想已经把他们带进了改良主义的歧途。以这种方式解放妇女是不可能的，他们的基本分析本身就错了。

文化女权主义者更进一步强调男性和女性之间的本质区别，并声称女性特征和价值观（不是女子气的）是可取的。这一论点指出男性与女性差异的生物学基础比社会教育更重要。事实上，这是一个适得其反的论点，因为社会上的保守势力总是利用这种理论（称为生物决定论）来证明对一部分人的统治是正当的——奴隶之所以是奴隶，是因为他们有这些特征，他们需要被统治，他们无法照顾自己。女性是女性，男性是男性，他们根本上是不同的，因此女性和男性的社会角色也不同。这是反动保守势力反对妇女解放的论点。

因此，他们提出的基本论点具有危险的意义，可以并且将会反对妇女争取变革的斗争。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是父权制社会的特征，我们必须努力改变这些刻板特征。但它与推翻整个剥削社会有关。在一个父权统治不再存在的社会中，男人和女人将会如何，他们将拥有什么样的性别特征是不可能预言的。人类将有的特征将与那时的社会类型相适应，因为在社会框架之外不存在“不变的、与生俱来的”人性。寻找这种女性特征就像追逐海市蜃楼，是自欺欺人。

通过将异性恋作为批判现行架构的核心点，他们鼓励女同性恋，从而使妇女运动走进了死胡同。除了建立小型女同性恋团体和创造另类文化之外，他们无法向前迈出一步，更逞论将大量妇女从遭受的剥削和压迫中解放出来。认为女性与男性完全独立存在是不切实际和不符合自然的，他们完全放弃了建设更美好的人类社会的目标。这种主张对大多数女性没有吸引力。

客观上，它是为妇女解放而进行的大量运动的一个分支。支持色情制品和抽象论证“自由选择”的激进女权主义已经走向反动，为帝国主义者推动的性旅游业提供了借口，帝国主义者将来自被压迫民族和第三世界各国的数以万计的妇女卷入了性剥削和无尽的痛苦。在批评反动资产阶级和教会的虚伪和压抑性欲时，激进女权主义则造成了另一种情况——只是进一步疏远人类彼此，并贬低最亲密的人际关系。将性与爱和亲密分开，把人际关系变得机械和不人道。

此外，他们的论点与女性生活的实际情况和痛苦经历完全脱离。玛丽亚·密斯对整个派别进行了批评，总结了他们的路线的错误：“通过教育、文化行动、甚至文化革命推动变革是中产阶级小市民的典型信条。关于妇女问题，他们的立论点是妇女的压迫与基本的物质生产关系无关。在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女权主义者中更多人抱有这种幻想，他们通常闭口不谈资本主义。在许多西方女权主义者眼里，女性的受压迫植根于父权文明的文化。因此，对于他们来说，女权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文化的运动，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或一种新的意识。”（1986）

这种文化女权主义主导了西方女权运动，也影响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女权主义思想。它与后现代主义思潮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并将妇女运动的整个方向从改变妇女生活的物质条件的斗争导向了对“表征”和符号的分析。他们反对女性应该成为激进力量的观念，因为她们强调女性的非暴力性质。他们无视历史上女性在反对暴政的战争中扮演的角色。妇女将继续积极参与旨在结束压迫和剥削的战争。因此，她们将成为斗争的积极参与者。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看到激进女权主义派使妇女运动走进了死胡同。他们理论和路线的主要错误是：

1.重视人格特征和文化价值而不是物质条件，采取哲学上的理想主义立场。完全忽视世界的现实形势物质条件，只关注文化方面。

2.以男女矛盾为主要矛盾，从而为分裂主义辩护。

3.将生育的自然事实作为妇女从属地位的原因，并拒绝承认造成压迫的社会经济原因，从而巩固了男女生来不平等的保守主义论点。

4.要求女性和男性的“本性”不变。

5.忽视妇女之间的阶级差异以及贫困妇女的需求和问题。

6.宣传妇女的非暴力性质，阻碍了妇女成为争取自己解放和社会斗争的斗士。

7.尽管声称自己的策略最彻底、最激进，但不能将妇女的解放向前推动半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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