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德国革命时期激烈的阶级斗争，反映到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同“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波尔恩(1824—1898)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他是当时柏林“工人中央委员会”和“工人兄弟会”的主席。他和各色各样的坏家伙称兄道弟，力图在自己的周围纠集一帮人，大搞宗派活动。在政治上，他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他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的事情，反对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取得领导权。他拒绝参加建立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共和国的政治斗争，宣扬工人在国家的赞助下建立生产合作团体和信贷机构，实行点滴的改良。他认为只要工人阶级都参加了生产合作团体，就成了“自由的阶级”，而那时资产阶级就会自然“消失”。他甚至无耻地宣称，他的使命就是尽力使无产阶级不“骚动”。恩格斯在痛斥波尔恩的谬论时指出，“混乱不堪，竟把《共产党宣言》的观点同行会习气和行会愿望、同路易·勃朗和蒲鲁东的观点的残屑碎片、同拥护保护关税政策的立场等等混杂在一起”[ 《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00页。]。
马克思、恩格斯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还同哥特沙克(1815—1849)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哥特沙克当时担任科伦工人联合会主席。他不顾具体条件，拒绝执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胡说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是直接实现社会主义，提出“为建立工人共和国”而斗争的口号。他反对无产阶级和民主派联合，甚至反对和农民结成联盟。马克思、恩格斯在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支部和科伦工人联合会中，对哥特沙克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斗争和耐心的教育，但哥特沙克坚持错误、拒不改悔，并声称同盟的章程威胁着他的个人自由，坚持退出同盟。广大同盟盟员和工人联合会会员纷纷谴责哥特沙克的分裂活动，拥护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马克思、恩格斯反对“左”倾错误路线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1850年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了近十年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形势以后认为，1847年的经济危机已经过去，在经济开始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在最近一段时期，新的革命高潮不会马上到来。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就提出改变同盟斗争策略的主张，这就是把原来准备发动革命的策略，改变为长期积聚力量，以便迎接新的革命的策略。
但是，就在这个时刻，马克思、恩格斯的正确主张，遭到了同盟中央委员维利希、沙佩尔等人的反对。沙佩尔纠合了一些不坚定的盟员形成一个集团。他们害怕进行艰苦的积聚革命力量的工作，不顾革命暂时低落的事实，用“革命”的词句代替对客观现实的唯物主义分析，企图采用冒险主义的办法，联合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德国举行新的起义。他们说：“我们必须马上夺取政权，要不然我们就躺下睡大觉。”1850年9月15日，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马克思、恩格斯同维利希—沙佩尔集团进行了尖锐的斗争，但是，他们不但毫无悔改之意，反而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他们非法地另立“中央”。在这样的情况下，同盟中央委员会的驻地由伦敦迁往科伦，并委托科伦支部建立了新的中央委员会。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的坚决斗争，新中央委员会通过决议，将维利希和沙佩尔等人清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
科伦的新中央委员会开展工作后不久，1850年10月，普鲁士反动当局就策划了“科伦共产党人的审判案”，进行迫害。1851年秋天，普鲁士王室派员到巴黎和法国警察当局谈判，要求它协助德国方面迫害侨居法国的盟员。德国警探还利用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和同盟中央对立的机会，派遣警察打入他们在法国的组织，并篡夺领导权。在普鲁士当局的迫害下，一些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被判处徒刑。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被捕人员表示深切的关怀，竭力设法营救。在科伦审判案开庭之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又运用确凿的证据和材料，对政府的阴谋一一加以揭露和驳斥，结果使得审判案件的法庭成为揭露反动政府罪行的场所。科伦审判案表明：真正的罪犯不是科伦的共产主义者，而是那个伪造罪证、迫害人民的反动政府。
科伦审判案表明，反动派对同盟的迫害加强了。在这种形势下，需要建立一个更坚强、更成熟的无产阶级组织来领导受到暂时挫折的工人运动。共产主义者同盟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1852年11月17日，根据马克思的提议，同盟宣告解散。
共产主义者同盟从成立到解散的五年期间，在马克思，恩格斯的领导下，积极捍卫无产阶级的利益，竭力把工人运动引向正确的革命道路，在革命运动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证明，它“是一个极好的革命活动学校”[ 《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斯斯选集》第四卷，第200页。]。
长按二维码支持激流网
为了避免失联请加+激流网小编微信号jiliu1921
（本文为激流网整理录入，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黄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