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格等身”的标榜
根据教师的成长路径，梳理的填报详情如下（由于各校政策不同，此处略有出入）：
如果你刚成为一名青年教师，首先迎接你的是签约、体检、财产申报这三份表格，都是必填项。如果你在重点高校，只要你愿意填报相关表格后，就有机会获得一笔授予“青椒”的鼓励资金，每个月可以多千把块钱，据说竞争并不激烈。
如果你的研究方向促使你新开一门课程，必须先填一张教务部门的申报表。这个申报表通常是一次性的，也就是说，今后你再上这门课时，就不用重复申报了。更感人的是，当有其他教师接手你开设的这门课程时，也毋需再填表。同样类型的表在研究生院也备有一份，待你成长到可以给研究生开新课时，一学期就有机会填两张这个表了。
如果你觉得自己的课上得棒棒的，那你还可以向教务处或研究生院申请一年一度的精品课程，一般分校级、省市级两档，原则上可以同时申报。掐指一算，这里最多能填出四张表。
如果你认为自己编写的书可以引领时代了，那就给教务处或研究生院填张表去申请把著作当教材用。当然，欢迎学术能人给两个地方各填一表。
如果你想评职称，中初级、副高级、高级除了有各种考试，还要一路与表格扭打。这些表虽然页数不多，但却可以让你填到天昏地暗海枯石烂也未必能填清楚。
如果你想评副教授，就必须先填教务部门备好的表格。如果你觉得自己可以指导硕士研究生了，研究生院是不会让不填表就上任这种事发生的。过几年，评教授、当博导也是一样的流程。
如果你想申报项目，文科部门为你提供了校级、省市级、国家级三种选择，每个级别都有适合老、中、青教师的不同选择。此类表格中最重头戏的三项是国家级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下简称“国家社科项目”）、国家级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下简称“教育部项目”）和省市级哲学社会科学项目（下简称“省市级项目”）。事实上，乱战此时才真正打响。除了国家社科项目与教育部项目不可同时申请，省市级项目与上述两类可同时申报。所以，理论上三个等级的项目可以同时申报，且不限申报数量。
同时，还有大量企事业单位的项目等着教师们去指导。你可以第一申报人的身份主打某个项目，也可以插一脚方式介入其他教师组织的项目。由于结项时间长短不一，所以很难统计确切的申报情况。目前，某重点高校文科教授以微弱优势领先——一年中同时在18个项目中出镜。
如果你想评优，基本情况同上，文科部门准备了各口径发布的名目纷繁的表格供填报。根据多个文科科研办公室给出的峰值数据，在本次竞争中，某教师以7项申报夺冠。
如果你想当公认的人才，人事部门准备好了“千人计划”、“百人计划”、“长江学者计划”、“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等供挑选。
准确来说，这类表格的量词用“张”实在太过单薄，用“套”才较为合理。
如果你想出国交流，又有短期、中期、长期项目供你选择填报。除了基本的出国情况申报，还有繁琐的准备材料。
如果你想领奖教金（奖学金的教师版），也得第一时间先通过表格与人事部门取得联系。
如果你想向系里引荐新教员，当好合格介绍人的第一步还是填表。
对了，只要你在岗，每年你必须要填的还有学院办公室下发的工作量统计表、人事处下发的年度考核表、文科部门下发的年度学术成果申报表。
据上述不完全统计，如果你什么都不要，那么一年中你只需填3张简单的表格：工作量统计表、年度考核表、年度学术成果申报表。
但如果你相当积极上进，那么你可以同时申报项目、评优、评职称、评职务、出国（境）交流等等，满打满算一年内可以填60份表格。
对于这类平均6天要填一份表的超人，学术界造了个新词献给他们，叫“表格等身”。
历数表格七宗罪
说起与这些等身的表格怪兽如何搏斗，下至“青椒”上至博导，都能声声泪地控诉上几句。其中，表格本身的设计缺陷成了最大的“槽点”，导致每次填表更像一场智力与体力的双重比赛。
根据教师们的投诉程度由高至低排列，我们归纳出表格的七宗罪：
“浪费时间”罪
主要指填表本身耗时长久，且申报失败后一了百了。
在所有项目申请中，最“值钱”、遭吐槽最多的当属国家社科项目中的重大项目申报。这个项目经费为80万，一般三年结项，只有正高职称可以申报。表格在未填写状态下为18页，根据从各高校文科部门了解的情况，教师们的平均填写页数通常不少于60页，最多的有180余页。除基本信息、经费预算等5页小格填报项，其他均为整页填写，还可无限量附页。保守估算填满一页需1500字，那么教师的平均填报字数超8万字，这么多字在文学界刚好够写一部长篇小说。180页的填报字数近27万字，而现行标准下的硕士论文要求不少于3万字，博士论文要求不少于10万字。
一位今年暑假刚领衔某重大项目申报的教授表示，他们团队劳心劳力填的表格“只有”54页，“和100多页的相比，项目评审总觉得人家做的准备充分咯”。相对于落败的结局，让这位教授更遗憾的是，“浪费了整整一个暑假”。
更让人徒感时光流逝的是，呕心沥血填出来的一打表格，上交后却往往杳无音信。认真填表的教师们觉得，被拒也得给个理由，哪怕弹回来“立意不新”、“论证不充分”几个字也好。一位刚迈上漫漫表格路的“青椒”说，她曾申报教育部某基金项目，虽未通过但两个评审员还是回复几行意见给她，感觉很有益处和帮助。她认为，虽说成千上万份申请筛选到最后50份，还得一一给出答复的工作量挺大，但如果能推广这个机制，给出切实的拒绝理由，“那我们也觉得表格没白填，至少投入的心血不是石沉大海”。
“逼迫造假”罪
主要指表格本身含有太多未来元素，在无法成为先知的情况下唯有造假，目前不少此类“假说”已形成模板供灵活套用。
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为例，第四部分“经费预算”要求申请人列出包括资料费、数据采集费、差旅费、设备费、专家咨询费、印刷费等11类开支的明细，甚至还要求写出每年的年度预算。很难想象，仅仅在申报阶段要如何预知将来要买多少书、印多少材料、出多少差、有多少专家可以列席会议……但得益于到位的传承工作，所有申报表的这一页都被煞有其事地填满了。多位申报者表示，对于这一页的填写，不仅会有系内填过的前辈手把手教新人完成，而且可以通过自发地跨学科合作，设计出看起来更合理的预算表，并代代相传。更令人费解的是，如果真实的开销与表上的假设不符，哪怕支出总费用相差无几，申请人也必须再写一张情况说明解释原因。所以为了避免麻烦，申请人只能让现实屈从幻想，达到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境界。一位青年教师说：“简直刚申请到项目，就开始有了花钱的压力。”
在申请出国出境交流时，捏造行程也成了申请者必须掌握的技能。“访问时间达三个月，却要我填这期间每天的日程安排，这是在监视我吗？再说，我还没去怎么知道哪天在干什么？”一位多次去国外访学的教授认为，表格的这项设计实在太荒唐，结果只能假装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都“去图书馆看书”，“很多老师都这样填，哪怕明知不是事实，也得说假话，对知识分子真是很大的屈辱。”
在教学方面，填报新课程的教学大纲也靠编造。一位授课二十余年的教授认为，课还没上就要把18个课时每节课讲什么呈报出来，根本不符合教学规律。在她看来，教学一定是根据学生不断调整的，学生感兴趣的或者不理解的部分自然要多讲，“但我很难预知他们的诉求，只能乱写”。
“无处可报”罪
主要指有些理应设置在表格中的项目，却在皇皇数十页中找不到一席之地。
目前最大的问题是，课题项目研究人员的劳务费是没有地方填写的。在经费预算中虽然有“劳务费”一项，但实质上只能打给参与研究的学生、助理。不止一位教师千思万思后依然不得其解，为什么在这个打印纸都能被公认为是成本的时代，项目中最重要的人的智慧转化却可以忽视。对此，一位行政人员回应说：“让教师给自己开劳务费，岂不是想开多少就开多少。你没有听说过学术腐败？”有位教授觉得，这就是运用行政手段“把学者当贪官一样管起来”。
但讽刺的现状是，由于人们总会千方百计力争自认为应得的部分，所以“学术洗钱”成了圈内公开的秘密。一位教师透露，常见的“洗钱”方式有两种：一是打进几名学生的卡里，再让学生“还”回来；二是在预算表的“印刷费”中做文章，比如和相熟的出版社洽谈方案，对外公开说印数5000份，其实只印500份，多余的印刷费就返还成了劳务费。有位出版社经营部门的工作人员表示，“现在有良心的出版商正以‘抵抗出版结项成果’为荣，很多所谓的学术成果就是学术垃圾。”
再比如，有位教授曾担任国际某项重大赛事的评委，这是国际学术界对他学术能力与水平的认可，按说分量很重，可惜这既不属于学术成就，也不是学术奖项，基本信息中同样没有设置可供填写之处，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不明所以”罪
主要指同一表格中出现的几处提问，从字面意思理解是同义反复。
比如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的申报表中，第三部分“课题设计论证”中要求填写“选题价值”，根据填写参考提示，这项要重点填写“具体阐明选题相对于已有研究的独到学术价值、应用价值和社会意义”。
但相隔两页之后，同样是在这一部分中，又要求填写“创新之处”，需重点填写“本课题研究在问题选择、学术观点、研究方法、分析工具、文献资料、话语体系等方面的突破、创新或推进之处”。乍看好像是两道题，但仔细一想，“独到学术价值、应用价值和社会意义”不就是通过各个方面的“突破、创新或推进之处”进行阐释的吗？
难怪不少院校在教师申报国家级和省市级项目前，需要力邀社科院工作人员突击培训“如何填表”。有一位年长的教师表示，当看到细微的差别可以幻化成几道大题时，他这个与文字打交道数十载的人，都不得不再次感叹中国文字的精妙。
“重复填报”罪
主要指一些个人基本信息反复申报，行政部门缺乏后台服务意识。
比如姓名、性别、年龄、往期学术成果，这些基本不会变的信息，每次都要重复填写，而婚否这类不知与学术有何搭界的信息也要每次填报。一位执教十余年的教师抱怨，既然学校有一本账，为何不能利用以往填报的信息，生成一份“不用填的已知项”结合“新申报的未知项”的表格？
这位教师说，她所在高校的教学岗位应聘表，要求填写任现职以来承担的教学工作，包含“上课时间”、“课程名称”、“课程性质”、“周学时”、“学生人数”、“总学时数”、“学生评教分数”这些项目。想填完这鸿鸿巨制的申请表，无疑是一场记忆力大考验——要知道近几年院系才有了档案数字化的意识，而表格要求的却是供陈过去10年甚至15年的教学、科研经历，很多资料根本不可考。
“咱又不是鲁迅那样每天记日记的人，而且关键是在评教授之前又看不到这些表。”她举例道，要填报辅导的本科生毕业论文题目，即使按一年辅导七八篇算，10年至少有70篇，名字不可能记得，还有录入课时数、回忆学生评教分数，更是活见鬼。总之，凭什么要求教师把多年前的这些鸡零狗碎存在深深的脑海里？
“咱又不是鲁迅那样每天记日记的人，而且关键是在评教授之前又看不到这些表。”
“遏制创新”罪
主要指填表“滚雪球”后遗症，新的研究方向在自我审查时即被扼杀。
在大部分表格中，需要填写申报者“主要学术简历、在相关研究领域的学术积累和贡献”的区域，通常占去一半至全页空白A4纸的篇幅，约19至38行。有位教授认为：“‘学术积累’的空白栏页就像一个隐喻，似乎非得把它全部填满了，才有机会通过申请。”而填满的方式只有一种，就是像积分一样，通过不停申请同一研究领域的项目，累积可填报行数。忠诚度越高，积分就越多，积分的速度也越快。就如同“滚雪球”一般，一些人将这个领域的雪球越滚越大，把那些对此刚刚产生学术兴趣的新手排挤在外。
一位资深教授认为，这极大压抑了做学术最需要的创造性思维、创新精神。有位“青椒”直言，原本她对某个新的研究领域感兴趣，也有不少创新之处，但一想到自己的“学术积累”几乎要交白卷，便早早放弃了。
“技术软肋”罪
主要指填表时发生文科生难以调和的格式问题，或网申模式的申报渠道经常发生网站瘫痪等让人欲哭无泪的情况。
不少教师抱怨，一些电子版表格，哪怕多填写了一个字就变了格式，得花好长时间才能调到刚好，弄不好只能干瞪眼。“真是微妙到少女一样，马上就发脾气了。”一位教授说，“因为是你求她，不是她求你，她不会动脑筋给你弄好，就是很脆嫩。”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每每此时，她想到唯一可托付的人是文印室阿姨，“她们经手百来份表格，知道不能去动的任何地方”。
有些在线提交的表格也让人抓狂。不但只能手打输入，不可复制粘贴，并且多数不会自动保存，若遭遇网络不畅，就得来回输入好几遍，更是劳煞人。
虽然表格有着这样那样种种弊端，私下吐槽气氛火爆，但自认为百无一用的书生，却很少向上反馈。一位教师说，他曾向学院科研办公室反映要调整表格的几处设置，之后办公人员也曾主动告诉他反映到了学校文科部门，但再上游的“有关部门”对他们来说就像科幻片里NASA的秘密基地一般，知道有这么个地方存在，却没有地图找不到方位。
既然申诉没有追溯机制，亦没有反馈机制，终极退路就是搬出“忍辱负重”四个大字调教自己。“我们就是这贱命，”一位青年教师自嘲道，“有表可填说明国家在大力支持我们科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前，哪有什么钱投给文科啊？”
一些内容明显过时的表格，还在正经八百地印发给老师填写。前阵子刚刚填完这张表格的上海某高校“青椒”对小编说：我出生的时候“文革”都结束六年了好不好。
表格背后的名利场
一位学术水平得到国际国内学界一致公认的教授说，她保持学术上进的秘诀就是：“好多年了，我几乎什么项目都没申请过。”听起来就跟洗头店小哥问你护发的秘诀是什么，你告诉他是因为“从来不办卡”一般异曲同工。
“做学术与做项目是两回事。”这位教授认为，哪怕是最基本的研究路径，两者都是背道而驰的。开展某项学术研究的前提，一定是发现现有的学术理论无法阐释某个现象，继而发现原有理论的空白点，或是找到某个理论被推进的可能性。而现在不少做项目的路径完全相反，就像新闻报道中的专家解读一样，项目申报者发觉一个暂时没有人从理论角度去解释的现象，然后回到故纸堆中找一套已有的理论来证明这个现象发生的合理性。
换言之，这只是为现有理论提供一些新的案例，而不是产生新思想、新观点，对理论本身的演进没有起到任何积极作用，教师本人的学术造诣也没有提升。“看上去有很多项目，出了很多研究成果，但对学术的贡献，或者服务社会的效果，都是非常有限的，浪费了国家大量资源。”
由于这位教授同时担任学院内负责科研的行政工作，在目睹了不少填表怪现状后，她用“学术工业化”一词对此进行了概括：所谓学术成果的产生过程就如同工厂流水线一般，研究团队就是车间，团队中的每个人就是工人。
经多位常年为导师打工的博士普及，这类血汗工厂的面貌开始清晰：在学术研究团队中，有“拷贝党”，在填表时专门负责找寻以往表格中可供新表复制粘贴的部分，比如重复的个人信息申报、同样领域的学术理论综述、按比例推算出经费预算经典表的演变版等；有“翻书党”，负责引经据典，找到相关条目做文献综述；有“外包党”，就是代替导师执行项目，有的连结项书都自己填写……线上各人分工明确，协同操作，车间里一派热火朝天。
更令人惊叹的是，同一车间中可能还有好几条流水线同时运作，工人们做一会儿这个产品，再做一会儿那个产品，哪个产品的客户要得急就主攻哪个产品。至于成品，相对有责任心的导师会再打磨一番，还有一些就任由研究生的毛坯出厂了。
一名博士表示，从跟导师念硕士至今，“导师”对他而言，更像是“项目带头人”，导师的“培养”则体现在分派项目给他，“好处是让我在执行过程中完成了自我教学，但付出的最大代价，是牺牲了自己真正的学术兴趣点，因为几乎没时间看项目以外的学术书”。他很难想象，表格傍身的导师，到底有多少时间做真正的学术研究。
那么，为什么这类“伪学术研究”根本停不下来？或许可以引用一位北漂中年教师的肺腑之言作答：“表格的背后就是一个名利场。不填表就没有项目做，连带着不能填报评优，结果就是没钱、没名、没地位。”他说，重点高校集中在北京、上海，两地的物价、房价等等都不允许他只把做学问当事业：“已经拖家带口而来，岂能轻易回去？”
另一个驱动力是，学校、学院行政层面的领导，看起来很鼓励教师们为提升院校的学术GDP做出积极贡献。对此，建国以来第一个当了大学校长的美国常春藤毕业生、浙大校长杨卫曾公开表示，一所学校的教师还没有形成很好的研究习惯时，学校从管理上要求教师发表论文，并且是在国际同行认同的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这样可以形成一个整体的驱动力，从统计学的角度上看，论文发表得多就意味着教师花在做研究上的时间更多。
在美国，对应这项标准的大学，被杨卫归类为三流大学，“三流学校数论文篇数，二流学校数论文的影响因子，一流学校不对论文发表提要求，而顶尖的大学非常强调教学。”他认为，三流大学要提升，就得要求师生多发表论文。从这个角度看，还在靠数量疲于奔命的国内高校，想要屹立于世界顶尖大学之林真是任重道远。
在国内，不乏能达到杨卫所称“二流学校”水准的教师，他们中的一些正以“一流大学”乃至“顶尖大学”对教授的标准要求自己。有位获得国际学术界认可的教授，最大的爱好是去世界各地访学时买书，而后沉浸于办公室与家里的书山书海研究，做一名安静的美男子多年，不参与任何项目、评优的申报，论文出产量不高，但学术地位无人能撼动。
一位担任重点院校系主任的中年教师，很少参与项目申报，也从不刻意鼓励其他教师申报。他感到，一来表格本身繁琐，导致那些想好好做学术的教师有了抗衡心理，不愿把生命浪费在填表上；二来由于项目评审多为盲审，在无法得知评审委员会组成的情况下，很多清高的教师觉得，“如果评委本人的学术水平、声誉都值得怀疑，我凭什么让他来评审我的项目？”（按：就是！）
但根据对多个文科院系的调研，即使是国内排名前五的重点院校文科院系，保守估计约有40%的教师已沦陷填表泥潭不可自拔。而一些二本院校的教师，已然成了各类项目申请的中坚力量。
如果很多真心做学术的人不愿填申报表，不做项目也不评优，那么，一些填表填到手抽筋，并通过层层“滚雪球”效应最终名利双收的“大师”，究竟有多高的学术水平？真是细思恐极。
法国学者皮埃尔·布尔迪厄曾在《关于电视》一书中写道：“在每个场中，如大学场、史学场等等，根据场的内部价值标准，都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分。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是一个被优秀的历史学家称为优秀历史学家的人。这必然是一种循环的评价。”
但当下的问题是，有一部分高校教师就是通过申请项目、评优，在社科院、教育部混了脸熟，而后又通过在各类媒体抛头露面，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有了知名度，并动辄被冠以“专家”、“学者”的抬头。
表格背后是“名利场”
按照布尔迪厄的说法：“当一个并不是数学家的人物有可能介入，对数学家作出评价时，当一个并不被公认为是历史学家（如一个电视史学家）的人物有可能对历史学家作出评价，并被人认可时，就出现了不能自主的因素……这些外界的介入是十分危险的，首先是因为它们可以欺骗外行，而不管怎么说，外行人还是有一定作用的，因为文化生产者需要听众、观众和读者，读者一多，书就会畅销，通过书的畅销，它们可以作用于出版者，通过出版者，又可以增加它们将来发表作品的可能性。”
恰如钱锺书在《围城》里写的：“不受教育的人，因为不识字，上人的当；受教育的人，因为识了字，上印刷品的当。”
一名教授指出：“按照场域理论来看，就是原本应该独立的学术场、行政场，因为项目的申报、审批搅合在了一起，并勾连得越来越深。”这两大场域的重合部分，就成了“伪学者”和所谓“学术型官员”滋生的温床，他们在各自的场域内成为那些“欺骗外行”，即欺骗公众的“危险的外界”，并通过各种二度消费，将真正的专家和学者推离到距离公众和真相更远的地方。
“我个人可以做到于丹女士提议的淡泊名利。但问题是，做项目的人多不是真正做学术的人，这对于整个国家的学术生态而言，没有任何好处。”一位教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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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颖文、李纯一 。来源：文汇报。责任编辑：郭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