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待帝国主义战争问题上列宁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

列宁指出，“现代战争产生于帝国主义。[ 《齐美尔瓦尔得左派的决议草案》，《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824页。]”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各国为争夺世界霸权、重新分割世界的帝国主义战争。在这次战争爆发前，被修正主义腐蚀的第二国际各国党，在对待帝国主义战争与和平问题上采取了机会主义的态度；而当战争爆发之后，又都纷纷倒向“本国”资产阶级政府一边，背弃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堕落成社会沙文主义者。以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始终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高举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大旗，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展开了尖锐、剧烈的斗争。在斗争中，列宁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和平与革命问题上一系列理论和策略，从思想上武装了布尔什维克党和各国革命左派，指引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胜利前进。

战争危机年代列宁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

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更趋尖锐。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有些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跳跃式地向前发展，迅速赶上和超过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实力对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德国在工业生产方面迅速超过了老牌的英帝国主义而跃居欧洲第一位，它要求按“资本”和“实力”重新瓜分世界，而英、法等国则想继续扩大殖民范围，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为争夺市场和领土而重新分割世界的战争。同时，进入帝国主义时期以后，各国工人运动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这也大大加剧了帝国主义的矛盾。

帝国主义列强为了摆脱危机，为了用武力重新瓜分世界，加紧进行扩军备战。在欧洲，最后形成了两个互相敌对的帝国主义军事集团，即由英、法、俄三国组成的协约国集团和以德、奥为首的同盟国集团。其中，英、德帝国主义之间的争霸成为当时帝国主义之间的主要矛盾。一场帝国主义战争正在酝酿中。

帝国主义列强在疯狂进行扩军备战的同时，不断施放“和平”及“裁军”的烟幕，以麻痹广大劳动人民，迷惑竞争对手。1899年，在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策划下，帝国主义列强在海牙召开了第一次“和平会议”，1907年又召开了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与会的各帝国主义列强大唱“和平经”，挥舞“裁军”的破旗。但是，它们之间的明争暗斗愈演愈烈，局部战争连年发生，帝国主义大战的乌云，笼罩着整个欧洲。

在战争危机日益加剧的形势下，如何对待帝国主义战争，如何对待军国主义问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两条路线斗争激烈进行着。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一直为帝国主义高唱赞歌，他们鼓吹帝国主义是什么“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在较长时期不会发生经济危机，散布通过国际协议和裁军，达到“人人都幸福”的幻想。当世界大战的乌云越来越密集的时候，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理论家”考茨基却大念“和平经”，胡说什么“托拉斯的倾向为持久和平创造条件”。这种“持久和平”的幻想，在各国革命左派队伍中也有所反映。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同这股修正主义思潮进行了坚决斗争。这种斗争首先是在1907年召开的斯图加特大会上展开的。

1907年，第二国际在德国斯图加特召开代表大会。列宁出席了这次大会，这是列宁第一次亲自参加的国际会议。参加大会的代表大多数是修正主义者，他们力图控制大会，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列宁在处于少数的情况下，团结各国左派，与修正主义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终于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通过了基本正确的决议。大会除了讨论民族殖民地问题外，集中讨论了如何对待战争及军国主义的态度问题。列宁参加了反对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问题的专门委员会的工作。当时提交委员会讨论的有四个反对军国主义问题的决议草案。这些草案都有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列宁着重分析了爱尔威(法国社会党代表)和倍倍尔(德国社会党代表)提出的决议草案。

爱尔威的草案，从半无政府主义出发，认为“所有战争都是符合资本家利益的”，应当反对任何战争。列宁指出，爱尔威不懂得“战争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无产阶级不能拒绝参加革命战争”[ 《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十三卷，第63页。]。无产阶级对待战争的态度应取决于战争的性质。历史上的一切战争，依其性质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正义的战争，一是非正义的战争。无产阶级反对一切阻碍进步的非正义的战争，但是对正义的战争，不但不反对，而且要积极地参加。无产阶级正是要通过革命战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列宁指出，爱尔威为了反对军国主义，竟连社会主义也忘记了。

倍倍尔在他的草案中虽然正确地指出，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只有摧毁资本主义制度，战争才能消除。但他不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区分战争的正义和非正义性，而是错误地用“防御”和“进攻”的概念来区分战争的性质。由于害怕德国党的合法地位受到威胁，他不敢提出反对军国主义的具体任务，实际上只承认议会斗争的形式，因此连福尔马尔这样的修正主义分子也表示赞成倍倍尔的草案。所以，列宁指出，倍倍尔的草案是接近机会主义的。

鉴于倍倍尔的草案中包含有正确的部分，列宁决定以倍倍尔草案为基础，加以改造。列宁同卢森堡、蔡特金等人一起研究了倍倍尔的草案，并由他和卢森堡提出修正草案，修正案删掉了倍倍尔草案中有关“防御”和“进攻”的段落，对草案的最后两段话作了原则性的修改。指出“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不仅要反对发动战争和尽速结束已经发生的战争，而且还要利用战争造成的危机来加速资产阶级的崩溃”[ 《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十三卷，第64页。]。为了使倍倍尔接受这些修改意见，列宁同倍倍尔进行反复协商。经过列宁修改后的倍倍尔决议草案，在大会上被一致通过。列宁的修正案成了指导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重要策略文献。

斯图加特大会后，帝国主义国家的军备竞赛有增无已，战争危机日益加剧。第二国际于1910年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了代表大会，大会再次讨论了反对军国主义和侵略战争的问题。列宁出席了这次大会。由于列宁坚持原则，争取多数，使大会通过了反对军国主义的决议，重申了斯图加特大会的革命精神。

哥本哈根大会以后，国际形势更加恶化。1911年，法、德为了争夺摩洛哥几乎发生战争；同年，意大利和土耳其为争夺的黎波里爆发了战争。1912年又爆发了巴尔干战争。修正主义分子的叛卖行为，助长了帝国主义国家的备战活动。

鉴于世界大战迫在眉睫，第二国际于1912年11月在巴塞尔召开了非常代表大会。大会专门讨论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威胁的问题。由于群众的反战情绪十分高涨，机会主义者不敢在会上公开阻挠，因而使大会通过了《国际局势和反对战争的统一行动》的宣言，即著名的《巴塞尔宣言》。宣言重申了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和哥本哈根代表大会有关决议中的基本原则，号召各国人民用一切手段来反对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一旦爆发，就利用它来加速帝国主义的崩溃。宣言指出：正在酝酿的战争，具有掠夺的、帝国主义的、反动的和奴役的性质，这种战争将造成经济和政治的危机。宣言向帝国主义分子提出警告，如果他们敢于把战争的恶魔纵放出来，人民就会用革命来回答他们，普法战争引起了巴黎公社革命，日俄战争唤起了俄国人民的1905年革命，就是最好的例证。《巴塞尔宣言》是国际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著名文献。

列宁很重视这个宣言，认为它“总结了各国许多反战的宣传鼓动文献，最确切而全面地、最庄严而正式地阐述了社会党人对战争的观点和策略”[ 《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二卷，第615页。]。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迫于群众高涨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情绪的压力，表面上不得不表示赞成宣言，以便继续欺骗人民。但是，在会后，他们完全违背宣言的原则和精神，继续散布“保卫祖国”等沙文主义口号，讨好资产阶级政府并支持其扩军备战活动。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这种反动立场和两面派行为，在《巴塞尔宣言》通过不到两年就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彻底地暴露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第二国际的破产

1914年7月，帝国主义之间酝酿已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爆发了。

1914年6月，奥国皇太子斐迪南被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刺死。这一事件立刻被两个帝国主义军事集团利用来作为发动战争的借口。德皇威廉二世闻讯后疯狂叫嚷：“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在德国极力怂恿下，奥匈帝国于7月28日向塞尔维亚宣战。沙皇俄国害怕德、奧帝国主义集团控制了巴尔干半岛，会严重损害俄国向地中海地区的扩张，于是，沙皇在国内进行战争动员，扬言要支持塞尔维亚。8月1日，德国向俄国宣战。法国借口其盟国——俄国受到德国侵犯，也于8月3日对德宣战。8月4日，英国借口德国侵犯了比利时的中立，也向德国宣战。这样，一场以欧洲为主要战场的帝国主义大厮杀开始了。以后，战争逐渐从欧洲扩展到亚洲、非洲和美洲。到1918年，卷入这次战争的共有三十多个国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两大帝国主义强盗集团为争夺世界霸权、重新瓜分殖民地而进行的一场非正义的、掠夺性的战争。列宁指出：“强占土地和征服异族，打垮竞争的国家，掠夺它的财富，使劳动群众不去注意俄、德、英等国内部的政治危机，分裂并以民族主义愚弄工人，迫害他们的先锋队，以削弱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这就是现时战争的唯一真实内容和意义。”[ 《战争和俄国还社会民主党》，《列宁选集》第二卷，第568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枪声一响，第二国际的各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完全背叛了斯图加特大会的决议和《巴塞尔宣言》，公开投入本国资产阶级的怀抱，成了无产阶级的可耻叛徒和资产阶级的奴仆，堕落为社会沙文主义者，即社会帝国主义者。“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即机会主义变成了帝国主义。”[ 《论第三国际的任务》，《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458页。]他们在“保卫祖国”的幌子下，狂热地支持本国政府进行帝国主义战争，驱使各国工人阶级互相厮杀。

第二国际最大、最有影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充当了这次投敌叛变的带头羊。他们在德国向俄国宣战的那一天，就急忙以党的名义发表了无耻的声明，说什么“敌人入侵的恐怖威胁着我们”，宣称“在危险的时刻我们不会抛弃祖国”。他们叫嚷战争对德国来说是“防御”性的，因此应该“保卫祖国”。右派头目还号召二百五十万有组织的工会会员开赴前线，为保卫“德国”充当炮灰。8月4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团在帝国议会中一致投票赞成政府的军事预算。更可耻的是，这些社会民主党的国会议员竟在国会里高呼德皇“万岁”，恭恭敬敬地接受德皇的谢意。

法国社会党也采取了背叛无产阶级的立场，发表了“效忠”政府、抗击德国侵略的声明。在议会中投票赞成政府的军事预算。堕落为社会沙文主义者的法国社会党领袖茹尔·盖德等人还直接参加了资产阶级政府，以保证战争时期和资产阶级的合作。

在英国，工党头目韩德逊也参加了资产阶级政府，先后担任教育大臣和不管大臣，成为资产阶级的正式代理人。

此外，奥地利社会党，比利时社会党领袖，俄国孟什维克等等都公开背叛了社会主义，支持帝国主义的战争，堕落为社会沙文主义者。

这些社会党的头子不仅在国内充当本国政府的走狗，而且在国外也充当帝国主义的帮凶，他们到处游说，鼓动战争，鼓动各国工人阶级互相厮杀，保卫资产阶级“祖国”。卢森堡一针见血地指出，“修正主义者把从前自豪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现在在战场上变成了‘全世界无产者，自相残杀’!”

第二国际以考茨基为代表的所谓“中派”，在大战期间又以新的欺骗手法来愚弄工人阶级。他们一方面乔装成战争的反对派，另一方面千方百计地为右派“保卫祖国”的立场辩护，说什么真正的国际主义应该承认大家都有这种“保卫祖国”的“权利”。列宁揭露考茨基是暗藏的社会沙文主义者，是更加危险的敌人。

第二国际各国党内只有少数革命左派，如德国的卡尔·李卜克内西、卢森堡、蔡特金、梅林等，他们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上，同社会沙文主义者进行斗争。威·李卜克内西的儿子卡尔·李卜克内西(1871—1919)是德国杰出的工人领袖。大战刚爆发时，他还没有摆脫修正主义党纪的束缚，被迫在国会里投票赞成军事预算。但他很快就发现了自己的错误，同年9月，他在国外和一些战友发表声明，斥责社会民主党领导的沙文主义政策。1914年12月2日，当德国议会进行第二次战争拨款表决时，他不顾国会党团的强制和阻挠，以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毅然采取革命行动，独自一个人投了反对票。因此，他被开除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国会党团。但是，他的革命行动得到了列宁的高度赞扬。列宁指出：“只有李卜克内西一人代表社会主义，代表无产阶级事业，代表无产阶级革命。”[ 《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列宁选集》第三卷，第56页。]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个历史紧要关头，第二国际各国党的大多数领袖都纷纷倒向帝国主义政府一边，堕落为社会沙文主义者，成为无产阶级的叛徒。这种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标志着第二国际的破产。

为了总结第二国际破产的历史教训，教育国际无产阶级并进一步批判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列宁在1915年专门写了《第二国际的破产》、《社会主义与战争》等文章。他指出第二国际的破产是机会主义长期发展的结果，指出机会主义的主要内容就是阶级合作的思想。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后，窃据第二国际领导岗位的修正主义头目们，竭力鼓吹阶级合作，胡说“在一个社会里没有两个毫无共同利益的阶级”。他们反对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长期推行一整套修正主义路线。他们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在“和平”时期，躲在工人政党内部，偷偷地干着资产阶级的勾当；而当大战一爆发，就原形毕露，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成为资产阶级的公开同盟者和无产阶级的公开敌人。列宁说：“社会沙文主义就是熟透了的机会主义，熟到使这个资产阶级的脓疮不可能再像从前那样留在社会党的内部。”[ 《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二卷，第650页。]

第二国际的历史证明，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坚持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切机会主义者，为了改变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和政策，总是首先把攻击矛头对准马克思主义。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从伯恩施坦到考茨基，为了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他们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或是公开打起“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或者采取两面派手法，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从而导致各国党的蜕化变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与修正主义展开了不调和的斗争，因而能经受住各种考验，沿着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前进，夺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这就告诉我们，理论是路线的基础。无产阶级政党为了制定和坚持正确的路线，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戳穿假马克思主义的谣言和诡辩，教育广大党员和干部，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只有这样，才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沿着马克思主义路线不断前进。

第二国际的历史证明，无产阶级政党在组织上必须同修正主义彻底决裂，同时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左派队伍，只有这样才能维护无产阶级的革命团结。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口头上也叫喊“统一”“团结”，但是，实际上他们背叛马克思主义，阴谋分裂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可是，在第二国际内部的左派，由于受伪善的中派头目考茨基的调和主义的影响，他们迷恋形式上的统一，害怕同修正主义决裂。结果，修正主义分子在第二国际内部步步得势，使第二国际被机会主义思想所腐蚀，最后终于把自己葬送了，从而使工人运动遭受严重的挫折。唯有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党，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始终坚持着与一切机会主义的表现展开毫不留情的斗争，并及时的把那些顽固坚持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分子清除出去。所以，布尔什维克党就能在战争的严峻年代里经受住考验。在第二国际的领袖、欧洲各主要国家的社会党领导集团纷纷叛变，社会沙文主义思潮泛滥的情势下，只有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能够顶住这股逆流，高高举起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革命旗帜，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从而保证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取得胜利。这就说明，只有坚持同修正主义者彻底决裂，才能维护无产阶级的战斗团结，才能坚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

列宁团结各国左派为建立新的国际而斗争

战争爆发后不久，为了便于进行革命活动，列宁从奧地利移居到瑞士的伯尔尼。在那里，列宁写了《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一文，以后又以布尔什维克党的宣言形式发表，这是一篇关于战争、和平和革命问题的战斗纲领。它无情地揭露了正在进行的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尖锐地批判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叛徒行径。在这篇文章中，列宁明确提出了“变现时的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 《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列宁选集》第二卷，第574页。]这一唯一正确的无产阶级口号。这一口号，坚持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必须利用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革命形势，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推翻本国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

第二国际破产后，把各国左派队伍团结起来，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国际修正主义的泛滥，为建立无产阶级新的国际联合而斗争的任务，光荣地落到了伟大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肩上。

当时，建立新的国际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因为各国党内的左派人数很少，在国际范围内还没有团结成一支有组织的力量，而且，由于交战关系，通讯联络十分困难，活动经费也相当贫乏。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列宁进行了大量的艰巨的工作，写了一系列重要著作，并通过各种途径同各国革命左派建立了联系。

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倡议下，1915年3月，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代表会议在伯尔尼召开。同年4月，又在伯尔尼召开了国际社会主义青年代表会议。在这两次会议上，列宁都派了代表参加。在会上揭露了社会沙文主义的叛卖行径，宣传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主张，鼓舞和提高了各国左派的斗志。

1915年9月，在瑞士伯尔尼附近的一个村庄齐美尔瓦尔得召开了国际社会主义者第一次代表会议。列宁出席了这次会议。在会议过程中，由于列宁和左派坚持不懈的斗争，会议所通过的宣言指出了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谴责了修正主义分子践踏战前第二国际历次大会决议的行为。但宣言没有指出第二国际各国党的背叛，也没有采纳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这一重要论点，因此，这个宣言是妥协的、不彻底的。但是考虑到它在同机会主义实行决裂方面前进了一步，所以在表决时，以列宁为首的左派发表了一项声明，指出了宣言的缺点，同时在宣言上签了字。在这次会议上，列宁把左派团结在自己的周围，组成了齐美尔瓦尔得左派集团，为建立第三国际创造了良好的前提。会后，齐美尔瓦尔得左派成立了自己的常务局，并出版了德文杂志《先驱》。

1916年4月，在伯尔尼附近另一个村庄昆塔尔召开了国际社会主义者第二次代表会议，又称第二次齐美尔瓦尔得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左派力量已进一步增长。在列宁和左派的坚持下，会议通过了谴责第二国际执行局机会主义立场的决议，但仍没有采纳布尔什维克党关于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决议案。尽管昆塔尔会议还有缺陷，但它已表明，建立第三国际的时机进一步成熟了。

列宁在回顾这两次会议的斗争时指出。“在大战期间，我们同‘考茨基派’，左派孟什维克(马尔托夫、和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切尔诺夫、纳坦松)作过某些妥协，同他们在齐美尔瓦尔得和昆塔尔一起开过会，发表过共同宣言，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停止和削弱反对‘考茨基派’、反对马尔托夫和切尔诺夫之流的斗争”[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四卷，第227页。]。

由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采取正确的斗争策略，以及革命形势的发展，促进了各国左派力量的增长。虽然，当时的左派还处于少数地位，但正如毛主席所说：“革命政党和力量，在开始时都是处于少数地位的，但最有前途的就是他们”[ 转引自1961年4月29日《人民日报》。]。在战争和革命的年代，正是这些左派力量成为各国革命群众的真正领袖，成为未来新的国际的骨干。

列宁对社会和平主义和“超帝国主义论”批判

大战爆发后，列宁在一系列重要著作中，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头目的社会沙文主义谬论。

当战争进行了两年之后，即到了1916年的下半年和1917年初，交战国双方都已疲惫不堪，谁也没有在战争中取得优势，而各国的后备却已枯竭，人民的不满和愤恨愈来愈强烈，革命时机日益成熟。帝国主义列强为了防止心脏爆炸，后院起火，开始酝酿签订和约，以便“和平地”分赃，“和平地”解除千百万无产者的武装，于是就卖力地叫喊要“和平”了。随着帝国主义政策的这种转变，适应帝国主义需要的社会和平主义也相应地流行起来。

社会和平主义是用社会主义词句掩饰起来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它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这时，考茨基摇身一变，成为社会和平主义的主要吹鼓手。他宣扬和平是社会主义者的最高理想，散布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通过裁军、签订贸易协定、建立国际仲裁法庭等，就可以消除战争，实现持久和平。以考茨基为头子掀起的这股社会和平主义思潮，对于日益高涨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带来极大的危害，成为当时革命运动的主要危险。

列宁奋起痛击了这股社会和平主义的反动思潮，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对待和平问题的观点和策略。列宁指出，社会主义者并不需要笼统的、抽象的、一般的和平，因为不同具体条件联系起来的毫无内容的“和平”口号，是任何人都可以接受的，连沙皇尼古拉也可以接受的。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和平，只能是消灭资本主义的和平，实现社会主义的和平。要实现这样的和平，就必须号召群众起来革命。考茨基之流侈谈和平，绝口不提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对工人的极大愚弄。

列宁指出，在不触动资产阶级统治的情况下，期待资产阶级通过签订不割地的和约，达成裁减军备的协议，建立自由贸易的关系，成立国际仲裁法庭等等的所谓“民主的”和平，也不过是愚蠢的幻想。因为帝国主义列强的地位决定了它们根本就不会这样去做，它们所需要的是掠夺和称霸。社会和平主义者根本不能理解战争与和平是帝国主义推行压迫政策的两种互相交替的形式。帝国主义所能实现的和平，只能是继续准备进行战争的帝国主义和平。这就是说，帝国主义的和平，只能是前后两次帝国主义战争之间的暂时休战。社会主义者要实现真正的、持久的，巩固的和平，只有号召群众起来革命，彻底埋葬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消灭阶级，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才能最后铲除战争根源。

在帝国主义战争灾难深重，群众普遍厌战的气氛中，有些社会党人提出“废除武装”的口号，他们认为，只要废除了武装，就可以消灭一切战争，实现持久和平。

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论“废除武装”的口号》等著作中批判了这种主张。列宁指出，要求帝国主义废除武装，这只能是一种幻想。因为帝国主义是靠武装维护统治的，同时也是靠武装来实现它的掠夺目的的，它是不会自动放下武器的。要求无产阶级不要武装，那就“等于完全放弃助级斗争的观点，放弃一切革命的思想”[ 《论“废除武装”的口号》，《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94页。]。

总之，只要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存在，就存在着战争的策源地。他们常常要扯起“缓和”、“裁军”的破旗来欺骗人民，以掩盖他们之间的争夺和扩军。所以，无产阶级和一切革命人民必须提高警惕，揭穿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扩军备战的罪恶阴谋。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第二国际的中派头目考茨基扮演了一个伪善的角色。他在议会投票表决军事预算时，既不赞成，也不反对，而是采取了弃权的虚伪手法，暗中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在对待交战国双方的社会沙文主义者的互相责骂时，他似乎既不是偏袒“同盟国”一方，也不偏袒“协约国”一方，说什么“大家都有权利和义务保卫自己的祖国”。当左派揭露交战双方进行的都是非正义的帝国主义的战争时，他又企图把左派的正确立场和社会沙文主义者“保卫祖国”的立场调和起来，说什么战争对于人民群众说来，战争具有民族因素。他在对待交战双方的资产阶级鼓吹“和谈”时，又胡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争取和平问题上的“意见”是“一致的”，竟把无产阶级的和平要求和资产阶级的和平骗局扯在一起。总之，考茨基处处把自己伪装成一个“不偏不倚”的“正人君子”，借以欺骗群众。

为了抹煞和掩盖帝国主义的深刻矛盾，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考茨基还精心炮制了一个“超帝国主义论”。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究竟是什么货色呢？考茨基胡说帝国主义并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而是金融资本“心甘情愿”所采取的一种政策。这种政策使资本主义可能进入一个“超帝国主义的阶段”，因此，只要国际金融资本组织成为世界统一的托拉斯，就能“消除帝国主义的矛盾”，实现“持久的和平”。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论”的实质就是宣扬帝国主义的矛盾是可以调和的，否认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反对无产阶级起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为了彻底戳穿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论”的反动本质，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列宁从1914年开始，连续写了一系列文章。1916年写成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部光辉著作，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根据各国不容争辩的资产阶级统计的综合材料和资产阶级学者的自白，对帝国主义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指出考茨基的所谓“超帝国主义论”在理论上是极端荒谬的，在政治上是十分反动的。

列宁指出，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完全是捏造出来的。帝国主义的特点恰恰不在于产业资本的统治，而在于金融资本的统治，恰恰不单是要吞并农业国，而且还要吞并一切国家，因为垄断是帝国主义最本质的特点，垄断资产阶级为了攫取高额利润，就必然要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对外进行侵略扩张。侵略和掠夺是帝国主义的本性。只要帝国主义经济基础不改变，这种本性就永远不会改变。考茨基把帝国主义看作是垄断资产阶级“情愿采取”的政策，故意把帝国主义的政策和它的经济基础分开，这是赤裸裸地鼓吹帝国主义本性可以改变的反动谬论。

列宁指出，“超帝国主义论”是力图掩盖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为帝国主义和平辩护的反动理论。在考茨基看来，各帝国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之间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是可能达成协议，建立一个世界范围内的财政资本垄断同盟，这样，就可以使各国财政资本间的相互斗争为联合起来的国际财政资本对全世界的共同剥削所代替。他认为到那时，各个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就不会再发生战争，世界持久和平就有了保障。列宁批驳了这种谬论，指出在分割世界的斗争中，尽管几个甚至全部帝国主义强国可能形成一个联盟，但这种联盟只能是暂时的，它并不能消除各种摩擦、冲突和斗争。因为“资本家瓜分世界，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心肠特别毒辣，而是因为集中已经达到这样的阶段，使他们不得不走上这条获取利润的道路，而且他们瓜分世界，是‘按资本’、‘按实力’来瓜分的，在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制度下也不可能有其他的瓜分方法。实力是随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而变更的；要了解当前的事件，就必须知道哪些问题的解决是取决于实力的变更，至于这些变更究竟是‘纯粹’经济的变更，还是非经济的(比如军事的)变更，却是次要的问题，丝毫也不旋改变对于资本主义最新时代的基本观点。”[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二卷，第795~796页。]因而，同考茨基所捏造的“新纪元”相反，“超帝国主义”联盟不管形式如何，不管是一个帝国主义的联盟去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的联盟，还是一切帝国主义强国结成一个总同盟，都不可避免地只会是前后两次战争中间的“暂时休战”。

列宁指出，“超帝国主义论”是力图掩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的反革命理论。在考茨基看来，如果“超帝国主义的嫩芽茁壮起来”，社会阶级矛盾就不会尖锐化，如果超帝国主义这种时代到来，那末，至少资本主义道义的破产的趋势就可能暂时缓和下来。这样，战前曾使资本主义在道德上日益衰落的那些最坏的原因，就可能会消失。列宁指出，这种说教实际上就是要无产阶级“放弃革命行动，打消他们的革命热情，破坏他们的革命决心。考茨基把马克思主义歪曲成了最恶劣最笨拙的反革命理论，歪曲成了最龌龊的僧侣主义”[ 《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二卷，第638页。]。

列宁指出，“超帝国主义论”就是力图掩饰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人民之间的矛盾，并且为帝国主义安稳地统治殖民地人民出谋献策的叛徒理论。因为考茨基劝说帝国主义对“最重要的农业地区最好不用帝国主义的暴力办法，而用和平民主的办法”来实现资本主义的扩张。所谓“和平民主的办法”，就是裁减军备，同殖民地国家签订贸易协定，减低关税壁垒，帮助它们铺设铁路，兴建水利工程，提高农业生产等等。在考茨基看来，采取这样的办法，压迫殖民地的现象就可以消除，世界各民族的和平联盟就会出现。列宁对考茨基这种谬论痛斥道，“当争夺强国特权的武装斗争已成为事实的时候，考茨基就来劝导资本家和小资产阶级说，战争是可怕的东西，裁军才是好事”等等，“实际上正是小资产阶级希望金融家不要为非作歹的劝告”[ 《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二卷，第635、636页。]。

列宁指出，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其“真正的社会意义只有一个：就是拿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达到永久和平的希望，对群众进行最反动的安慰，其方法就是使人们不去注意现代的尖锐矛盾和尖锐问题，而去注意某种所谓新的将来的‘超帝国主义’的虚假前途。在考茨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里，除了欺骗群众以外，没有任何别的东西。”[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二卷，第836页。]

列宁在揭露和批判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的过程中，对帝国主义的本质、规律和矛盾作出了科学的分析。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不仅宣告了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论”的彻底破产，从根本上粉碎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理论体系，并且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出了新的贡献，给世界无产阶级提供了新的强大的思想武器。

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理论

列宁在对帝国主义进行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得出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的重要的结论。1915年8月，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这篇著名论文中，阐明了“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 《论耿洲联邦口号》，《列宁选集》第二卷，第709页。]的理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重大发展。

在十九世纪中期，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当时资本主义各国情况曾经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内首先获得胜利，它只能在大多数国家，至少在欧洲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进行才能取得胜利。这一论断在当时是正确的。因为那时资本主义处在自由竞争的上升阶段，世界殖民地还未瓜分完毕，资本还可以向空白地区扩张，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也没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这样激化的程度。因而，单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发动革命，就会被国际联合的资本力量所击破。

但是，到了帝国主义阶段，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情况根本改变了。这时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表现得很突出。帝国主义战争，使帝国主义阵线互相分裂，必然削弱帝国主义的力量，暴露帝国主义战线中最薄弱的环节，个别国家的无产阶级就有可能从这个最薄弱的环节突破帝国主义阵线，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也决定了无产阶级革命条件成熟的差异。有些国家由于阶级矛盾特别尖锐，无产阶级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较高，无产阶级的政党又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再加上帝国主义的统治比较薄弱或发生了严重的危机，革命成熟的时机就可能早一些。因此在帝国主义时代，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也不一定首先在那些最发达的、工人阶级人数最多的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而是可能首先在一个或几个阶级矛盾最集中、最尖锐、帝国主义的统治最薄弱、最腐败的国家内获得胜利。

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首先在一国或几国胜利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新原理，它不仅武装了俄国无产阶级，为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极大地鼓舞着国际无产阶级为突破帝国主义体系的薄弱环节，为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新胜利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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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待帝国主义战争问题上列宁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激流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