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寿的噩梦：日本老后破产

前言：今天，在步入超老龄社会（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总人口21%）的日本，可以称之为“老后破产”的现象正在蔓延。靠养老金生活的老人，因生病、受伤等任何人身上都会发生的些微小事，便再也无法依靠自己的收入生活下去而破产……NHK特别节目录制组是采访报道日本社会现实问题的新闻组织，他们就“老后破产”的话题特地采访了一些正被逼向这个困境中的老人，以此揭露日本现行养老制度存在的问题。

长寿的噩梦：日本老后破产-激流网上海译文出版社《老后破产：名为“长寿”的噩梦》

医疗负担导致“老后破产”的噩梦

川西真一（化名，83岁），非常喜欢跟人聊天。

东京都的一家家政护理站的护理经理第一次带我们去时，川西先生在一进门厅便铺有榻榻米的起居室迎接了我们。起居室有8张榻榻米（约13平米）大小，再往里有一个厨房，5张榻榻米（约8.5平米）大小。以前，家人在一起生活，很宽敞，但现在第2层没人用了。

刚招呼我们在坐垫上坐下，他就边问“喝茶吗”边去厨房准备茶水了。我们这才留意到，他走起路来脚有点拖着。

“腰腿不太好，但还用不着担心。”

几年前，川西先生的脚关节就出现疼痛的症状，不能长时间走路。护理服务每周只有1次，尽管会帮他购齐生活物品、打扫房间，等等，但每天的日常家务却必须一个人干。

“习惯啦，几十年都这样一个人生活嘛……”

〈川西先生收支明细〉● 收入（月）国民养老金＝60000日元（3612元人民币，100日元约等于人民币6.01元）● 支出（月）水电煤气费、电话费等公共费用＝15000日元生活费（伙食费等）＝55000日元医疗费（含去医院就诊的费用）与各类保险费＝15000日元护理服务＝5000日元结余=-30000日元

川西先生的父亲曾是一名木匠，高中毕业后他也跟着学了起来，从那时起就一直从事这一工作。30岁能独当一面了之后开自己接活，到70岁的时候，身体不太听使唤，爬不了梯子了，便决定退休。

虽然在建筑业工作了50多年，但是川西先生没有企业的社会养老金，只有国民养老金。加上某些时候未能如期缴纳养老保险，所以拿不到全额养老金，每月只有6万日元。靠这点收入根本不够，只得动用存款勉强糊口。

像川西先生一样，因为从事个体经营或务农而没有社会养老金，只能靠国民养老金度过晚年的人，自己一个人生活就很艰难了。

（编者注：日本国民的养老金主要分两类：一类为国民养老金，日本称为国民年金，原则上所有20-60岁的人都要加入，又称基础年金；另一类为社会养老金，日本称为厚生年金，由企业正式员工加入，保费由企业与员工对半支付。）

国民养老金即便是全额也只有6.5万日元，支付完水电煤气、保险费等必不可少的费用后，就几乎没有剩余了。伙食费等生活费用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川西先生的收支常年赤字。

川西先生过的是怎样的生活呢？他打开冰箱，让我们看了看。只见冰箱里满满当当，全是超市里买的鸡蛋，装在盒里的切好的肉、鱼，等等。

“腰腿疼嘛，也没法去外面吃，但说到底，还是考虑到钱的问题。自己做便宜啊。”

傍晚6点前。为准备那天的晚饭，他从冰箱里拿出了切好的青花鱼块。一盒鱼有4块，标价240日元。川西先生取出1块，把油倒入平底锅，吱啦一声，就熟练地煎了起来。把鱼块翻过来，那一面煎得恰到好处。

煎鱼的煤气灶下，放着一只小小的电饭煲。橙色的提示灯显示正在保温。可能，一次做好了一天的量吧。只用了5分钟左右，晚饭就做好了。

川西先生说，尽量控制在一餐100日元左右，可即便如此仍然入不敷出。我们询问他详细的支出项目，想要知道他的其他花费。他从床下拿出了一个盒子，里面是捆好的收据。既有水电煤气等公共费用，也有医疗费、护理费等的收据。

水电等公共费用每月大约1万日元，而每个月的医疗费，光是去医院就诊的费用就高达5000日元。

川西先生3年前患了前列腺癌，手术后为了预防复发，必须每2个月打1针。他说，这个针医疗保险可以报销一部分，但仍需要自费4000日元左右。再加上糖尿病等慢性病的治疗，以及注射费，平均每月的医疗费就近1万日元。

“万一癌症复发需要手术、住院等，钱一下子就会少了，存款眨眼就会见底。不，能不能付得起这笔钱都不知道。”

川西先生的真正想法是生活中不要出现赤字，但又不能把医疗费砍掉，因为他担心万一癌症复发，那就再也避免不了陷入“老后破产”的状况了。但是，哪怕伙食费等尽量节约，存款也仍在一天天地减少。

交通费也想节约的川西先生，每次复诊都是坐医院的免费区间公交去。但要坐这个免费班车，就必须靠不良于行的双脚走20多分钟到车站。

尽管如此，川西先生仍坚持走着去车站。这时派上用场的，就是老人专用的手推车了。走路的时候像推婴儿车一样，身体就能得到支撑了，可以代替拐杖。不只如此，累了还可以坐在上面休息。川西先生推着手推车走5分钟左右就要休息一次。他就这样走走停停、走走停停地前往车站……

“要能打的就好了，但那太奢侈，只好多忍耐了。”

打的的话，单程就要花约2000日元，来回4000日元。打的能减轻身体的负担，但存款的减少也只在眨眼之间。

到了医院，川西先生便咕咚一声一屁股坐到了候诊室的椅子上。肩膀上下起伏，大口大口地喘气。乘免费公交节约路费的代价，就是沉重的身体负担。

叫到名字后川西先生进入诊室，医生就递给他一张纸。“上次检查的结果出来了，目前看来没有癌症复发的迹象。”

听到这句话，因这次检查而脸色奇妙的川西先生的表情也放松了下来。“直到现在，并没发现复发迹象，那就接着打针吧。”

问诊和注射都很简单，约10分钟后川西先生就离开了诊室。但是当天他在窗口支付的医疗费高达5000日元。

出了医院，他又顺路去了药店。从窗口递给他的药袋里，装着2周的服用量。药物有10种以上，血压药、肠胃及糖尿病药等等。每天都要服用10种左右……而这天在药店支付的药费约为2000日元。检查费与药费合在一起，当天就支付了7000日元。

出了药店，川西先生便步履蹒跚地回家了。进家门后，他精疲力尽地在起居室的榻榻米上坐了下来。去医院，对他的身体来说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但又不可缺少。

川西先生看了一眼电视机前自己常坐的那个位置，那里，放着两个塑料瓶，里面灌的是自来水，他不时补充水分。听说“多喝水有益健康”，川西先生就付诸实践。身体多少要能好点，或许存款的减少就能打住——平日里注意健康，是为尽量延缓“老后破产”的到来。

随节约而来的“矛盾”

为防止癌症复发，川西先生一直坚持去医院治疗，并服用药物，但“没有生命危险的症状”就忍着，不去医院了。其一，就是腰腿痛。

“只要腿脚好，就想多到外面去走走啊。可总是疼，只能就这样一整天都坐在电视机前了。”

过去，要么到周围散散步，要么跟近处的朋友们去外面吃饭，社交性外出的机会很多。但现在，因腰腿疼痛动不了了，慢慢地就没法到外面去了。

“3年前，不是因为前列腺癌住院了吗？住院后就一直躺在床上，力气小了，腰腿也不听使唤了。”

以前也听说过老人的腰腿因长期住院而日益羸弱，走不了路的事。但一般来说，通过康复训练等，身体机能会逐渐恢复，重新回到可以正常生活的程度。因此，川西先生也曾去矫形外科就诊，并接受了康复训练的指导，但却没去医院做。

一开始他想，应该会自然好转的，为了省钱就没去医院，可后来不但不见好转，反而恶化了。但他还是没去医院。因为他想，虽然疼得厉害，但并没有生命危险。

跟川西先生在一起就知道，他就那样一直坐在起居室里，动都不想动。吃饭或是去厕所的时候，会拖着腿移动一下，但其他时间，就坐在同一个地方看电视打发时间。

与其说是“不想动”，不如说是“动不了”。

“还是去医院看看吧。这样下去，可能会更坏啊。”

即使我们多方劝说，他对这事也不怎么热心，只是敷衍了事。

腰腿的康复训练是可以使用护理保险服务的，用以接受“护理训练服务·诊所护理”等，但因川西先生能够利用的护理保险已经达到上限，无法再接受服务了。即便能利用保险，自己也要负担一成，以致负担比现在更为沉重。

最终，为避免增加负担，除了忍着腰腿的疼痛也别无他法了。这样的决定并不鲜见。现在这个时代，很多老人嘴里“没有生命危险就不去医院”的话，说得就像理所当然一样了。

为了省钱，除癌症治疗外，对医院敬而远之的川西先生应该不会想到，腰腿会坏到这种程度。要是自己能走路，也就没必要护理了，从结果来说，负担或许也会减轻。但医疗费的节约导致病情恶化，结果反而推高了护理及医疗费用。

那天，我们到川西先生家采访，暴雨如注，雨点敲打着屋顶的铁皮板，嘭嘭嘭地在房间里回响。像往常一样，川西先生坐在起居室的榻榻米上看电视。

川西先生几乎已经离不开电视前面那个固定的位置了，就连走路都非常痛苦。因为“节约”了治疗机会，他的病情也恶化了。无法摆脱这一恶性循环的川西先生的案例不得不让人想，要如何才能在病情恶化前就施以救助……

川西先生所在地政府介绍的另一个案例又让我们了解到，不想去医院的原因还不只是治疗费的问题。

山田宪吾先生（化名，年逾65岁）也是一个人生活，住在川西先生家附近，步行10分钟左右就到了。通过对山田先生的采访，我们留意到并不只是医疗费，老人家的各类负担都在加重。

山田先生告诉我们，退休前他曾是一名出租车司机，离婚后就在一所木制公寓独自生活了。山田先生身材高大，生得很魁梧，待人却意外地和蔼。跑着出租，还缴纳了社会养老金，所以月养老金收入有12万日元左右。但他每月的房租要花去4万日元，就只能用剩下的8万日元来支付公共费用及生活费了。看来，山田先生也一样，只是活下去就很吃力了。

扣除房租后剩下的8万日元，再去掉伙食费、公共费用和澡堂费等必要支出，手里就只剩3万日元了。

医疗费就从这3万日元里出。山田先生的心脏有老毛病，并且因腰腿有慢性关节痛还要去看矫形外科。这两个病，每月各去一次医院是必不可少的。山田先生还不到70岁，医疗费自费负担为“三成”，合到一起就近5000日元。更为严重的是，他还患有视野、视力等视觉功能衰退的疑难病症。

这种病需要由专科医生检查，可找了相关诊所才知道，最近的诊所也在离东京都很远的埼玉县的所沢市。

但是，他心脏、腰腿都不好，一个人坐电车、倒公交车的折腾又不放心。打的的话，往返要2万日元左右。只交通费就花2万日元，那立马就赤字了。因此，明知需要尽快接受专科医生的治疗，却又连医院都去不了，那就只能徒然蹉跎时间。

“能去看病我也很想去啊。可不太现实啊。以后到底该怎么办呢？”山田先生无力地嘟哝道。

视力再坏下去，一个人生活都会有困难。还是在此之前接受生活保护，去医院为上。乍看之下，像山田先生这样每月有12万日元养老金收入的人，是难以成为救助对象的。他自己也很难开口说“我想接受生活保护”。

（编者注：生活保护，是日本的一种对穷人和各种弱势直接发给金钱的社会福利，资金一半由地方各级政府列入财政预算，另一半中央支付。月领金额根据地方分级有所不同，考量各地物价因素。如果是像文中的独居老人，其标准是会有约9万日元自住房补助以及约6万日元生活补助。）

但像川西先生、山田先生这样，拥有一定程度养老金的人，即便因生病等正在一点一点地被逼入“老后破产”的状况，需要支援，但周围的人也难以觉察。或许，这才是在社会保障制度的缝隙中被忽略的问题。

有“家”就不能接受生活保护

川西先生已经开始计算存款见底的那一天何时到来了。

“每个月3万日元的赤字，5年就见底了。”

还有5年——没人知道，在这天到来之前，像现在这样一个人的生活，川西先生能否持续下去。如果有手术、住院等大笔开支，那么，“存款还能支撑5年”的计划就全乱了。

“还有5年”的意思是，往长里说，5年后也会身无分文。

当存款归零时，川西先生也没有可以依靠的亲属。虽有个分开过的弟弟，但弟弟自己也是老人，维持自己的生活都需要全力以赴。川西先生也一样，不想依靠弟弟，给弟弟添麻烦。也就是说，手里的存款，就是他唯一的生活依靠。等存款花光就能接受“生活保护”了。但要利用这一制度是有诸多条件的，这让川西先生萌生了退意。其中一大条件，就是“家”的问题。首先，政府会要求他把房子卖掉，先用拿到的钱设法安排生活。

本来，“生存权”是受到宪法第25条保障的，因养老金少，又没有其他储蓄、存款或财产，生活穷困的人，是可以享受生活保护的。可很多老人养老金收入虽少，但却拥有自己的房子。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因不愿放弃房子的想法太强烈而拒绝生活保护。曾经做过木匠的川西先生也不例外。

“这个家，是我亲手建的呀。”

三十几岁的时候，作为木工师傅亲手建起来的家，至今都令他自豪。父亲病故后，川西先生一直跟母亲和弟弟在这里生活，这个家里，到处都是回忆。

像川西先生一样，很多老人所住的房子，都是在工作年代付出了很多辛苦才到手的。但因为家会被视为资产，即便收入很少也无法享受生活保护。很多情况下，他们都被迫变卖家产或土地，拿到钱后去购买必要的服务。

但这一原则正在逐渐松动。如果房屋已经老旧，或土地价格非常便宜，继续住在家里也可以享受生活保护，但很多人却因不了解这一制度的例外而忍耐着。

对川西先生来说，亲手建起的家里倾注了对家人的爱，倾注了作为一名手艺人的自豪，已是不想放弃的“宝物”。川西先生的精心与执着遍布于家中的每一个角落。

“知道这个楼梯是曲形的原因吗？这是智慧啊。就算土地面积小，也能建一个小两层的智慧。”

仔细看，通往2楼的楼梯果然呈弯曲状。川西先生说，如果是直梯的话就太陡了，要计算出微妙的曲度，制作出分毫不差的楼梯，就需要高超的技术。

“这也是上周我自己做的。好像叫无障碍设施还是啥。”

为抹去起居室与厨房之间那道约10厘米高的门坎，他用木头制作了一个一上一下的斜坡。为不被门坎绊倒，他把木材加工成了三角形，做了一个斜坡。这样一来，轮椅也能轻松地越过去了。木材表面用锉刀打磨得很平滑，做工专业而又精细。

“做这种东西小菜一碟。桌子也好，椅子也罢，什么东西都能做。”

门厅里，精心保管着他的锯、锤子等木匠工具。身体状况比较好的时候，就用这些工具一展令他自满的手艺，改造改造家，做一做家具等。川西先生家里有很多手工家具，包括木制的置物台、电话座等。刚开始还以为，“是不是想节约买家具的钱呢？”但在交谈中慢慢明白并非如此。对曾是一名木匠的川西先生来说，即便是今天，“做东西”也是他最大的乐趣，是他活着的价值。

川西先生修习木工始于15岁左右，即战后不久。跟着父亲学做工匠时，因东京大空袭，他出生长大的东京庶民区全被烧光了。在所有建筑都被烧毁、化为一片焦土的故乡，川西先生下决心要做一名木匠。父亲当时说的话，至今言犹在耳。

“今后，日本需要建更多更多的家，盖更多更多的楼。需要木匠的时代到来了。”

川西先生内心涌起的，是想为重建日本贡献力量的激动。刚入门的时候，东西莫辨，老挨骂。尽管如此，到25岁左右时，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等也都掌握了，“虽不能独挡一面，但可以做最低限度的工作了”。到了30岁以后，就有人来购买自己的手艺了，订单也慢慢多了起来。

“那时候真的是很能干啊，订单一个接着一个。日本，也曾经历过那样的一个时代啊。”

他很有些骄傲地告诉我们，木匠，并非独揽架房造屋的所有工程，泥瓦匠、门窗隔扇匠等都是不可或缺的，而向这些手工艺人作出指示，进行整体统筹的，就是木工师傅。

作为木工师傅在工作中迈进不止的川西先生没有结婚。

“工作结束就跟伙伴们喝一杯，手工业者喜欢喝酒的人多嘛。那时候，身边总有人包围着，真的很开心啊……”

就这样，在焚烧一空的地方，城市建起来了，战后复兴的大业完成了。这，就是今天的老人们的丰功伟业。川西先生也一样，50多年一直诚实劳动，交养老保险，也没借过什么大钱。可尽管如此，现在却天天为陷入“老后破产”那天的到来而恐惧，而不安。

拼命工作，竭尽全力活到今天的一个个普通人，没有得到回报——这，就是当今日本老人所遭遇的现实。

“逆向抵当”和进入生活保护的路都走不通

在东京都内，若自己的房子被鉴定为“财产价值低”，就算不卖也能得到生活保护，这样的案例正在增多。川西先生的房子也有50年的历史了，已然陈旧，作为房产来说，一般会认为价值很低。即便如此，川西先生还是作了“最坏的打算”吧。对他来说，亲手建的房子，就是自己的人生本身。他害怕失去这个家。

针对拥有这样的房产的老人，在制度方面最近引起关注的，不是生活保护，而是“逆向抵当”制度。根据“逆向抵当”制度，政府等机构会以老人自己的房子作担保借钱给他们。合同到期，或到期前去世了，就把房子卖掉偿还借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