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俄罗斯电影《绝杀慕尼黑》是今年自《流浪地球》之后唯一一部让我有动力写一写影评的电影（烂尾的《权力的游戏》不算，那是太烂了把我气坏了）。
俄罗斯的电影（包括前苏联）有个特点：话不多说，干就完事了。优点在于直来直往、大开大阖，缺点在于少一些细腻的感情铺垫。之前看过一部同类型题材的俄罗斯体育片《花滑女王》，整部电影都非常不错，但唯独感情表达的部分有点垮，就好像一个钢铁直男对你结结巴巴背着琼瑶的情话。不过这部《绝杀慕尼黑》可以说把毛子电影的“简单粗暴”（此处为褒义）做到了极致，也吸取了好莱坞电影对于细节的铺垫和情感的酝酿。这部作品拿到了俄罗斯影史本土电影票房冠军，可以说是实至名归。
上一部这样燃的体育题材电影，可能就要追溯到《摔跤吧！爸爸》了，两部电影也有些类似，一个是为了女性而奋起，一个是为了民族而战斗；一个是父女之情，一个有父子之爱；一个是从未在国际大赛拿过奖牌的印度，一个是面对三十六年不败的大魔头美国……总体来说这是一部优秀的、能让人荷尔蒙沸腾的电影，但是我想谈一谈比体育更多的事情。
（二）
本文的题目是《社会主义之逆袭》，有这样三重的含义。
首先从内容来看，苏联男篮干掉了称霸世界的美国男篮，并在决赛中压哨绝杀，这可以说是第一重“逆袭”。
其次从电影来看，《绝杀慕尼黑》在日均排片不足6%的情况下，票房破俄罗斯电影在国内纪录，还是很不容易的。一没有流量明星，二没有好莱坞特效，而且是个不招影院排片待见的2D片，更是很多人都带有偏见的前苏联题材，能有目前的成绩，说明电影质量是过硬的，里面体现的家国情怀，也是大家认同的。
更深一步的，这是俄罗斯电影创作者在艺术话语权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逆袭。
我在《他们惧怕革命，就像惧怕从天而降的巨龙》这一篇文章里详细的分析过，资本主义文艺作品是怎样对革命、对共产主义进行污名化运动的。在好莱坞大片的假想敌中，苏联/俄罗斯肯定是遥遥领先排在第一位的，外星人都得排第二。于是苏联/俄罗斯的形象也自然好不到哪去，往往是恐怖组织的支持者、政治独夫、危险分子、生化狂人等形象，难得的正面角色如寡姐、冬兵等，那也是一定要“弃暗投明”先投诚才行。
而前苏联、俄罗斯在好莱坞电影中的整体形象也是破败不堪、压抑、阴郁的整体氛围，好像苏联除了钢筋水泥就是集中营，别的啥都没有。而在《绝杀慕尼黑》中，我们可以看到绝美的格鲁吉亚村庄，可以看到阳光明媚的民政厅，可以看到一批一批注册结婚的青春活力的年轻人们。整个画面都是欢快、明亮、鲜艳的。
其实电影的画面和色彩风格很能反映出创作者的潜意识，比如前几天社交网络上一张热图：美国影视作品中的墨西哥。其实这种滤镜大多数并不是恶意、故意为之的，更多的是美国文艺创作者中的刻板印象，但对于其他民族与国家的刻板印象反映的是文化中的傲慢与偏见。
再比如游戏中，这种偏见依然存在。说一个很明显的例子：经典游戏《红色警戒》中，苏联的形象基本都是：动员兵、变异类、辐射类、洗脑类、自杀类的兵种，还有“大力出奇迹”的天启坦克和基洛夫，其中尤里的形象更就是按照列宁来的；而盟军则是幻影坦克、光棱坦克、太空军、天气控制室等高科技产物。就连海军中的生物兵种，苏联都是“邪恶”的化身——巨型乌贼，而盟军则是聪明、可爱、友善的海豚。
（尤里、辐射工兵和自爆卡车）
最有趣的是，游戏里单位的价格，美国大兵200一个，苏联动员兵100一个，狗150一条……
还有一些“高级黑”，比如美剧《切尔诺贝利》中，话里话外暗示那些救灾英雄都是被逼着去救灾的：苏联工人的形象实在是过于不堪，还要特意镜头暗示，有士兵拿着枪威胁你。
但真正的历史中我们知道，虽然苏联腐朽的官僚体制给救灾工作脱了不少后腿，但是苏联飞行员、消防员、工程兵、矿工们，都是前仆后继、英勇无畏、敢于牺牲，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了核污染扩散的遏制。上图里一脸黑的工人，历史中都是主动报名参与救灾的志愿者，他们也完全清楚自己面临着什么。多年之后，经受着病痛折磨的他们依然坚定地表示：不后悔。
参与切尔诺贝利救灾的每一个群体，都知道自己将要面临的是与死神零距离最亲密地接触，但他们义无反顾。核电站内的消防员第一时间控制了火势，但也因为经受了最近最强的核辐射，在几天内纷纷牺牲。空军的飞行员们在几天内出动了三千架次飞机，把6000多吨硼投入灾区，面对这一任务飞行员们义无反顾地表示：“我们不上，难道让人民上吗？”随后工程兵进入现场，司令员塔拉克诺夫将军在对部队做最后的动员时，说了这么一句话：“大家都清楚自己的任务了。每人上去铲两下就下来，不要超过40秒！我和政委先上去，然后是共产党员，其他同志在后面跟着，注意安全。假期和黑海疗养院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为了苏维埃祖国！”
我们说体育是政治的延续，文艺作品同样是政治的延续。有一些文艺工作者呼吁：政治要原理文艺——其实这也是政治观点的一部分，你也必须要参与政治斗争才能践行这种观点。
所以说我们需要有不同的声音，不能只看一种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灌输，但是资本主义的强大之处在于可以动用庞大的跨国公司资源、无孔不入的资本，来生产这些艺术作品，所以他们生产出来的那些东西，真的好看；资本主义糖衣炮弹确实甜，不甜人家也不叫糖衣炮弹。但不妨碍我们一方面学习他们在艺术上的杰出成就，一方面批判他们在价值观层面上的私货。
当代毕竟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是显学，因为整个毕竟非常华丽非常诱人，我看了我也心动；但是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宏观叙事，也有着属于自己的力量，比如我写过流浪地球的影评：《<流浪地球>与刘慈欣的宏观叙事》，再比如这部《绝杀慕尼黑》，就是对前苏联形象一种不同的、有血有肉的艺术表达。
（三）
毫无疑问，对于一部文艺作品来说，你首先要好看，其次你才有“资格”去夹带意识形态、价值观层面的东西，作品首先要保证生命力，才有战斗力。这就是我说的为什么资本主义文化强大，因为他们弄得太精彩了，不服不行，我们必须得学习。就比如《血战钢锯岭》，精神内核就是一部传教片，但是电影能拍到让人击节赞叹，这就是人家的本事。
《绝杀慕尼黑》也很难得，做到了“精彩”“生命力”这一点，电影能够死死地扣住一点：竞技体育的魅力。我们说完了文艺、政治与价值，再说一说体育、政治与价值。
在和平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竞技体育已经取代了许多传统人生价值依附点——如宗教信仰、国家主权、战争与和平、革命与解放——从而成为了人们寄托精力与热忱的首要选择。竞技体育散发着自身独特的魅力：偶像般的英雄、史诗般的战斗、炫目传奇的故事、励志的奋斗、高贵的梦想、华丽的美感、国家的荣誉、民族的情感、忠诚和背叛、欲望和野心、象征性仪式、强壮的身体、激情的精神，以及所有人都需要的那种强烈的归属感。
所以说当今社会，竞技体育不再是需要切身参与进去的运动，就像我们看一场电影、读一本小说、听一首歌一样，竞技体育的魅力足够撑得起这一层本质之上的诠释。除了人们视觉的刺激、心灵的满足、观感的享受，更有示范、激励乃至人生价值寄托成分在其中。竞技体育给我们的惊喜、感动与震撼是说不尽的。
比如说麦迪的35秒13分。
比如说平民球队莱斯特城逆袭的冠军。
比如说zsmj的7分钟3800。
比如说费德勒37岁的第20个大满贯。
体育的内涵已经远远超过了体育的本身，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为第一块奥运奖牌热泪盈眶。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为女排姑娘欢欣鼓舞。
我们会为国家队打进世界杯而疯狂。
体育其实已经成为了国家荣誉感、民族自豪感的一部分，理解了这一点，就能够理解电影背后强烈的情感了——这并不仅仅是竞技层面的意义。
（四）
前年年底，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启动公·投并宣布脱离西班牙，因为著名的巴塞罗那俱乐部地处加泰地区，因此牵动了无数球迷的心。
彼时一些球迷喊出了“足球与政治无关”“体育远离政治”类似的口号。其实这是美好的一厢情愿，足球非但不与政治无关，甚至足球就是政治的副产品。往根本上说，竞技体育压根就是政治的副产品。我们最早的竞技体育怎么来的，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除却宗教原因，还不是因为几个希腊城邦战争打累了，需要其他斡旋调整沟通的途径，竞技体育这才应运而生。竞技体育自始至终都在政治的阴影下。就拿加独来说，以巴萨这样大的影响力，这样旗帜性的俱乐部，怎么可能能在这场政治风波中“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巴塞罗那的支持者，也包括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意识到，你想一厢情愿的远离政治，但政治绝对不会远离你。
巴塞罗那与皇家马德里的西班牙德比是近年来最为瞩目的德比战。而这其中的政治因素也不言而喻：一个诉求于脱离西班牙的城市，遇上了名字带“皇家”两个字，那还有啥好说的，话不多说开始干吧。巴塞罗那足球队俨然已经成为了加泰本地人谋求脱离西班牙最大的精神寄托。其实想想也能理解，你有这样大的影响力，就不可能不成为旗帜，即便是被迫成为的旗帜。在巴塞罗那的比赛中，永远都是漫天遍野的加泰旗帜和对西班牙国歌的嘘声。巴萨和足球，乃至整个竞技体育，不管主动或被动，永远无法脱离政治。
从历史上讲，竞技体育的诞生就与“政治”密不可分：从古希腊奥运会开始，大型的竞技体育比赛就被视作城邦政治、外交、冲突与合作的延续。自近代以来，竞技体育都从未脱离过政治的影响。现代体育是在两次科技革命中逐渐形成的。而现代足球的诞生，就是诞生于英国的工人阶级之中，是工人们工作之余放松娱乐的手段。既然工人阶级是现代足球之父，那么足球也就自然而然地被打上了鲜明的阶级烙印。如今的欧洲足球众多豪门，都诞生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著名工业区，如英国的曼彻斯特、利物浦、纽卡斯尔；德国的慕尼黑、多特蒙德（位于著名的鲁尔工业区）；意大利的米兰、都灵。巴塞罗那也是西班牙最早的工业化城市。
正是因为足球鲜明的阶级色彩，最初的国际足球运动与工人运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它的阶级出身决定的。足坛历史上最著名的左翼人士莫过于球王马拉多纳、曼联功勋主帅弗格森和利物浦教父香克利。马拉多纳与卡斯特罗、查韦斯的亲密关系是举世皆知的了，喷美国总统也是他的日常之一。至于弗格森，是坚定地反自由主义者，年轻时就屡有同情苏联的言论，在撒切尔去世后带领整个英国足坛拒绝赛前为撒切尔默哀。在撒切尔去世后的几场比赛里，曼联和利物浦的主场每隔几分钟就爆发一次欢呼，因为撒切尔政府对于工人阶级的罪行从未被忘却——这恐怕也是曼联利物浦这对死敌的第一次“协同作战”，可见别管足球场上怎样斗个你死我活，政治利益还是高于一切的。
利物浦教父比尔·香克利则是中国领袖毛泽东的狂热粉丝。1964年，在香克利的力主下，利物浦把白色短裤换成了一身全红，从此“红军”（Red Army）就成为了利物浦的代号。后来利物浦在香克利的率领下横扫英伦，香克利在市政厅外对欢庆的球迷说：“甚至毛主席都没有见过我们这支红军的力量”
再说一个大家并不耳熟能详的名字：儒勒斯·雷米特——世界杯，现在的奖杯叫大力神杯，以前的奖杯叫雷米特杯——就是为了纪念这位前国际足联主席、“世界杯之父”。
儒勒斯·雷米特就是那个年代体育界左翼人士的代表之一。1936年奥运会在纳粹德国举办，遭到了全世界范围内进步力量的抵制：美国人马奥尼、奥恩施泰因提出要举办“世界劳工体育大会”，与纳粹奥运会分庭抗礼；时任法国体育运动联合会和国际足球联合会主席雷米特也积极支持这一议题，并发表声明：“不再有法国参加柏林奥运会的任何可能性”。在世界左翼人士的努力之下，“世界劳工体育大会”定于1936年8月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办，势必要与纳粹德国的奥运会分庭抗礼。7月，法、英、美、瑞士、瑞典、希腊等20个国家的运动员云集巴塞罗那，但这次可能会开创历史的“世界劳工体育大会”由于纳粹德国支持的西班牙法西斯政变的爆发而流产。
雷米特在巴黎创立了“红星足球俱乐部”，虽然当今巴黎足球的代表诗巴黎圣日耳曼俱乐部，近年来更有中东土豪入主，砸了2.2亿欧元买来了巴西球星内马尔，一时风头无两。但巴黎圣日耳曼是1970年才成立，巴黎最传统、最古老、最根正苗红的俱乐部是巴黎红星俱乐部。“红星”，一听这名字，就知道是一个左翼色彩十分明显的俱乐部（同样叫这个名字的还有前南斯拉夫的贝尔格莱德红星队）。巴黎红星俱乐部成立于巴黎市的贫民区圣旺，这里聚集着巴黎最底层的人民、北非移民、穆斯林后裔、吉普赛人，有着曾经世界最大的旧货市场，普遍认为“跳蚤市场”这一慨念就是来源于圣旺。红星俱乐部也汇集团结了众多共产主义运动人士。例如红星球员里诺·德拉内格拉，他的弟弟是著名共产主义诗人马努尚。在纳粹德国入侵法国之后，兄弟二人加入了法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1944年，德拉内格拉在一次战斗中不幸负伤，他给弟弟留下的遗言是：“谢谢红星队，再见了。”弟弟将哥哥的故事写进诗歌中，这位英勇的反法西斯战士和红星俱乐部也一起广为流传。
感慨一句，曾经，艺术，诗，体育，都寄托了反抗强权、追求自由、共产主义的政治表达。那真是一个浪漫主义、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时代。我们所熟知的毕加索、乔治·奥威尔（没错，就是小资产阶级奉若神明的乔治奥威尔）、耶鲁达都是共产党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排头兵。
（白求恩、毕加索、奥威尔曾在西班牙内战中并肩作战）
儒勒斯·雷米特和他的弟弟默德斯特创立红星时，提出了要用“巴黎公社”的理念创建一家纯粹的足球俱乐部，一直以来这一理念贯彻至今。隔壁的巴黎圣日耳曼俱乐部比红星俱乐部晚成立了73年，其成立地点是巴黎著名的富人区，很明显他们的目标群体就对标着上流阶层和二战之后先富起来的中产阶级。
两家俱乐部的选择和阶级基础直接导致了它们的现状。巴黎圣日耳曼有中东土豪入主，在国内联赛一骑绝尘，更有国际第一线的巨型加盟；而一直拒绝资本入注、拒绝过分商业化的红星俱乐部目前挣扎于法国第6级联赛，他们的新主席曾提出了2亿欧元的注资方案，但是在球迷的抗议声中搁浅。
红星俱乐部的困境甚至能够折射出整个左翼运动的困境：在高度资本化、商业化、市场化的后现代社会，要么选择被资本异化，要么选择被时代抛弃。人们热情追逐着一掷千金、光鲜亮丽的巴黎圣日耳曼；而曾经的革命情怀、理想主义只能在第6级联赛中苟延残喘。
（五）
这正是时代的缩影：竞技体育的首要影响因素从政治，变成了资本。 上世纪七十年代是一个很神奇的年代，二战后随着经济、科技的发展，不但工人阶级的境遇大为改观，更产生了一大批中产阶级和脑力劳动者。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发生了转变，从生产主导转变为消费主导，金融产业也开始扮演者愈发重要的作用。新自由主义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美国的里根、英国的撒切尔先后执政。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国际奥委会和国际足联都开始了商业化、市场化改革（巴黎圣日耳曼也是在这个时期成立）。
在《绝杀慕尼黑》这部电影中，苏联可以说是“政治体育”的代表，美国可以说是“资本体育”的代表，这二者决战于慕尼黑华山之巅，可以看做是两个时代的交锋，颇有味道。
电影的宣传语在当今看来可以说是另有一番味道：“美国早晚有一天会被打败，我觉得最好是输给我们”。
就在“绝杀慕尼黑”的两年后，1974年若昂·阿维兰热成为国际足联的主席，这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历史事件，从此国际足联开始大刀阔斧地商业化改革，而对足球的第一影响力从政治，逐渐转变为资本。同期的奥运会同样进行着商业化改革，同样获得了成功。
《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的作者，有“拉美鲁迅”之称的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在其著作《足球往事》中，给国际足联下了这样一个精准的定义：
国际足联成了私有公司，公开向世界出售足球这一商品，所有商业运作和巨额收入都秘而不宣；控制俱乐部和世界杯的，不是别人，正是一个个私有垄断公司。
垄断的私有公司，可以说是对国际足联最好的概括了。曾经如雷米特这样左翼体育人士领导的足坛早已不复存在。《足球往事》中写到，从1970年代起，商标登上球场的每个角落，球员成为移动的广告牌，国际足联却禁止球员在赛场上公开声援绝食老师讨薪和码头工人罢工。这代表着国际足联与工人阶级的彻底切割。加莱亚诺继续指出：
足球不再属于球迷和球员，反而成了藏匿社会矛盾、躲避社会冲突的有效工具，也是不明资产和偷漏税收的藏身之所。今天的俱乐部是使用财富雇佣球员然后卖票表演的公司，在蒙骗国家、愚弄公众和侵犯劳工权利及其他权利方面，他们已经是驾轻就熟，还往往免于受罚。
（查韦斯向奥巴马赠送《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
竞技体育的而全面资本化可以看做是当代各领域的一个缩影：体育明星从曾经仅仅的价值依附，变成了与资本共谋的“合伙人”，他们把自己的身体、竞技才能、相貌等全面资本化，传统的价值——国家荣誉、民族情感、阶级认同被商业化全面替代，这是我们在新时代面临的新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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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皓阳。来源：公众号 大浪淘沙。责任编辑：还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