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以来，社会主义底思潮可以算得起风起云涌了。报章杂志底上面，东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西也是讨论鲍尔希维主义；这里是阐明社会主义底理论，那里是叙述劳动运动底历史，蓬蓬勃勃，一唱百和，社会主义在今日的中国，仿佛有‘雄鸡一鸣天下晓’的情景。”
——潘公展《近代社会主义及其批评》，《东方杂志》第18卷第4号，1921年2月25日
五四运动后，在新思潮大量涌现、诸多学说流派争鸣斗胜的形势下，马克思主义以其高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逐渐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进步青年。
01
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
早在清末民初，一些来华的外国传教士、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就在报刊上对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理论作过零星的介绍。1899年，马克思的中文译名第一次出现在《万国公报》所刊译文《大同学》中，马克思的思想和学说在文中被称为“安民新学之一家”。很多人将这篇译文视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思想世界开端的标志。
但不论文章的原作者英国社会学家颉德（Benjamin Kidd），还是中译者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和中国早期报人蔡尔康，他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进入20世纪后，一些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中国人，如改良主义思想家梁启超、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刘师培、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和他的追随者们，都曾在不同程度上传播马克思主义。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并非出自信仰，只是作为一种学理介绍，是一种观察国家前途命运的工具。因此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只是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史。
当人们从五四运动高潮的兴奋和激动中逐渐平静下来的时候，一些先进分子开始思考更加深层次的问题。巴黎和会击碎了知识界的幻想，西方不再是知识分子向往的现代性典型，而成为欺凌和掠夺中国及东方民族的强盗。李大钊愤慨地说：“这回欧战完了，我们可曾做梦，说什么人道、和平得了胜利，以后的世界或者不是强盗世界了，或者有点人的世界的色彩了。谁知道这些名辞，都只是强盗政府的假招牌。我们且看巴黎和会所议决的事，哪一件有一丝一毫人道、正义、平和、光明的影子！哪一件不是拿着弱小民族的自由、权利，作几大强盗国家的牺牲！”
瞿秋白也在五四运动后不久写道：“从入北京到五四运动之前，共三年，是我最枯寂的生涯”“五四运动陡然爆发，我于是卷入旋涡。孤寂的生活打破了。”“当时爱国运动的意义，绝不能望文生义的去解释他。中国民族几十年受剥削，到今日才感受殖民地化的况味。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学生运动的引子，山东问题，本来就包括在这里。工业先进国的现代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就是这个原因。”
五四运动期间，因演讲、游行被军警逮捕的清华大学大学生正在挥舞旗帜。五四运动后，新思潮大量涌现，马克思主义以其高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逐渐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进步青年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巴黎和会结束不到一周，苏俄政府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苏俄政府将放弃帝国主义俄国时代在华的一切特权。
宣言一经发表，旋即引起巨大反响，知识分子纷纷将注意力转向这样一个与欧洲列强的表现大相径庭的新生国家。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使知识分子天然地亲近这个第一次承诺废除对华殖民条约和在华特权的国家，包括它的建国理论。“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头。”（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由此，新文化运动背景下的西学东渐在理论语境上也出现了巨大的转折，从过去的进化论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
02
“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
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主张向俄国十月革命学习的先进分子。高一涵回忆：“早在东京留学时（1913—1916）他就接触到马克思的学说。那时日本西京帝国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河上肇博士已将马克思的《资本论》译成日文，河上肇博士本人也有介绍马克思学说的著作。守常（李大钊）接触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河上肇博士的著作。1917年，十月革命的消息不断传来，守常又认识俄国的外交人员。同时，布哈林的著作《共产主义ABC》的英文译本也有了。这种种因素，加深了守常对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认识。就在这一年11月，他第一个撰文颂扬布尔什维克的胜利。”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李大钊（左二）等在北京中央公园合影，右一为梁漱溟。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主张向俄国十月革命学习的先进分子
1918年，李大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论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与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本质区别，指出：“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同法国大革命预示着世界进入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一样，俄国十月革命预示着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到来，是“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他在同一年写的《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中，热烈地赞扬十月革命，指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历史的潮流。
1919年10月、11月，李大钊分两期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与以往一些文章对马克思主义所做的片断的、不确切的表述不同，李大钊的这篇文章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该文的发表，不但表明李大钊完成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而且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
在李大钊等人的大力倡导之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得到广泛传播。十月革命后到五四运动前，介绍新思潮的刊物只有几种，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寥寥无几。“五四”后，全国各地出版的刊物猛增至400余种，其中相当数量的刊物以介绍新思潮、改造社会为己任。在新思潮的传播中，马克思主义一枝独秀。
上图／李大钊宣传十月革命的《庶民的胜利》文稿，内蒙古博物院藏
下图／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图为 1919 年《新青年》第六卷刊登的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当时中国的三大报纸——《晨报》 《民国日报》 《时事新报》在马克思主义宣传中起了重要作用。这些报纸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办的，其内容芜杂，但由于发行量大，覆盖面广，因而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过程中发挥了较大作用。
03
第一次树起共产党的旗帜
五四运动以后，初具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主办的刊物，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如1919年5月（实际出版时间为9月）李大钊将其任执行主编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编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集中登载了一系列介绍和讨论马克思学说的文章。
1920年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上海成立后，《新青年》自第八卷一号起成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公开理论刊物。与此同时，陈独秀和李大钊创办的《每周评论》，用通俗的语言宣传马克思、列宁著作，重视报道中国劳工问题，调查工人阶级状况，向工人灌输马克思主义，启发他们的觉悟。这时期最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
《共产党》月刊自1920年11月创刊至停刊，前后只有8个月，共出了7期。时间不长，期数不多，但在共产党人李达的主持下，在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第一次在中国树起了共产党的旗帜，明确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为建党作了必要的理论准备。中国共产党正式建立后出版的《向导》周报和《前锋》亦是与《共产党》性质相近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此外上海、北京、广州、武汉等地的党组织还创办了《劳动界》《劳动音》《劳动者》等刊物，向工人通俗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要观点，启发工人觉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
1920年3月，在李大钊领导下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斯（思）学说研究会。前排左起第5名为罗章龙、第6名为何孟雄、第8名为缪伯英（女）；后排左起第7名为邓中夏（1921年摄）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还有一条特殊的渠道和一支特别的队伍——五四运动前后出国勤工俭学的青年知识分子。这些有志于改造中国的进步青年，直接接触到产生马克思主义的欧洲社会，在那里认真学习和探求真理。他们到工厂做工，亲身体验工人阶级的生活，思想感情逐渐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他们中的一些人还通过通信等方式，向国内思想界传播马克思主义。同时，一些原来由学生和华工组成的以“工读”“互助”等为信条的勤工俭学组织，其中在勤工俭学励进会的基础上成立的工学世界社，于1920年12月底召开大会，表示要以马克思主义和实行俄国式的社会革命为宗旨。
04
“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
在这种形势下，一批爱国的进步青年，经过各自的摸索，逐步划清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湖南学生运动领袖毛泽东在他主编的《湘江评论》上，热情歌颂十月革命的胜利，认为这个胜利必将“普及于世界”。他第二次来到北京后，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著）、《阶级争斗》（考茨基著）和《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左图／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1920年8月版），书面印有水红色马克思半身像，上端自右至左横印着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著者署名为“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陈望道译”。由于排印和校对的疏忽，封面标题错印为《共党产宣言》，现藏于山东东营市博物馆
右图／ 1919年7月14日，湖南学生联合会的机关刊物《湘江评论》创刊，毛泽东任主编。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热情歌颂十月革命的胜利，认为这个胜利必将“普及于世界”
蔡和森于五四运动后赴法勤工俭学。他在1920年8月写信给毛泽东说：“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他“猛看猛译”马克思主义书籍，供自己和他人阅读，成了中国留法学生中的马克思主义者。
周恩来在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从日本回到天津，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和《觉悟》，以宣传群众，指导天津的学生运动。他作为天津学生的代表，两次进京请愿，与北京学生一起进行斗争。1919年9月，他发起成立觉悟社，介绍和研究新思潮。在1920年1月29日为抵制日货所进行的请愿斗争中，他遭到反动当局的逮捕。拘留期间，他向难友们作了五次介绍马克思学说的讲演。其内容有：马克思传记、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史等。1920年11月，他前往欧洲留学。通过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实地考察，经过对改造社会的各种学说的比较和选择，他也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05
与工人群众相结合
中国的先进分子一开始就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单纯的学理来探讨，由于在五四运动中亲眼看到工人阶级表现出来的伟大力量，一部分学生领袖便“出发‘往民间去’，跑到工人中去办工人学校，去办工会”。在李大钊的推动下，1920年初，北京的一些革命知识分子曾到人力车工人居住区调查他们悲惨的生活状况。邓中夏等还到长辛店向工人作革命宣传，开始同工人建立联系。
当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论争过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同时并存的还有其他各种主义，诸如实验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等等。即使同样都标榜“社会主义”，其中也存在着差异。瞿秋白当时便说：“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
1919年到1923年，马克思主义与以胡适为代表的实验主义，以张东荪、梁启超为代表的社会改良主义和以黄凌霜、区声白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进行了三次论战。经过论战，马克思主义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更多的“五四”先进青年弄清了马克思主义与实验主义，与假社会主义即改良主义的区别，从而在斗争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到工人中去传播马克思主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并产生了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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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震江。来源：公众号 国家人文历史。责任编辑：还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