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份令人震惊的英文报告的节选翻译，该报告通过展示详实的数据预测到：“环境灾难已经不可避免。”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趋势。我们不知道人类的聪明才智是否足够改变已经启动的气候变化轨道——不幸的是，最近这些年的创新、投资和专利显示，人类的聪明才智被越来越多地引导到消费主义和商业金融工程领域。我们亟需正视气候环境的日趋恶化，投入到研究和解决中去！
一、我们非线性的世界
本文的主旨不是要详细讨论气候科学的最新研究。但是，我还是回顾了近几年的科学文献，虽然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不过，毕竟是来自于科研机构的最新数据。这一节，我对这些发现进行总结，并得出我本文讨论主题的前提，现在是考虑这样一个现实的重大后果的时刻了，那就是：我们已经错过时机来扭转全球环境灾难在我们的有生之年降临。
（1）、地表温度呈非线性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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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环境温度升高的不折不扣的证据是不容辩驳的。在这136年有温度记录的地球环境历史中，在18个温度最高的年份中，有17个发生在2001年之后，而且，地球环境温度自1880年以来已经平均上升了0.9度（NASA/GISS）。最让人震惊的暖化发生在北极，2016年的地表温度比1981年-2010年平均温度提高了2度；2007年、2011年和2015年测量的地表温度已经比以前的平均温度提高了0.8度，比1900年开始做的温度记录总体提高了3.5度（Aaron-Morrison et al, 2017）。
这些数据很容易核查，而且也没有受到过多大程度的质疑，因此很快就在学术刊物上发布了出来。然而，如果想真的理解这种暖化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到底意味着什么，就需要关于现状和变化趋势的实时数据。就如同我们已经看到的，环境变化和相关的后果在近几年尤其严重。因此，为了了解现状，我们需要直接阅读研究机构、研究人员发布的最新消息。这意味着，要使用学术刊物的文章，以及政府间环境变化论坛（IPCC）以迟缓的速度产出的报告，但是，又不能只依靠这些素材。IPCC做出了有益的工作，但是，追踪记录也表明其大大低估了环境变化的发生速度，而一些杰出的气候科学家已经更精确地给出了预测。因此，在这个思路下，我将使用一系列资料，聚焦在2014年之后的数据。这是因为，很不幸，2014年之后的数据普遍显示我们生存环境的非线性变化。非线性变化是理解气候变化现状的核心所在，另外，这种变化不再与人类的碳排放量相关，因此，其后果远比我们按照线性预测所预想的要更快来临和更严重。换句话说，是一种失控的气候变化。
（2）、无冰北极将在几年以后的一个夏天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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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暖化已经引起公众关注，因为已经造成高层大气的风向不稳，尤其是高空急流和北极涡流所导致的热空气向北极急剧移动，冷空气向南方急剧移动。2018年初的某一天，北极温度记录显示，那一天比以前记录的同一天的平均温度高出20摄氏度（Watts, 2018）。暖化的北极导致海面浮冰溶化，从1980年以来，北极9月份的冰层覆盖面积每10年以13.2%的速率在减少，以至于三分之二的冰层已经消失（NSIDC/NASA, 2018）。这个数字提示了更令人担忧的问题，海冰体量是冰盖对未来暖化和暴风雨的适应力的一个指标。2017年是海冰体量最小的一年，继续着持续减少的趋势（Kahn, 2017）。
冰面阳光折射的减少，无冰北极会导致极大程度的全球暖化。科学家在2014年计算，这个变化相当于过去30年二氧化碳排放导致的气温升高的胁迫力的25%（Pistone et al, 2014）。这意味着，即使我们能够把过去三十年所积累的碳排放移除四分之一，那也只是平衡了无冰北极的损失。杰出的气候科学家Peter Wadhams认为，无冰北极将在几年以后的一个夏天到来，极可能在人类活动排放的二氧化碳所导致的暖化基础上再增加50%（Wadhams，2016）。仅这一点，就让IPCC的计算结果没有立足之地了，这也包括UNFCCC（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目标和建议书。
从2002年到2006年，绿岛每年损失大概2800亿吨冰，这14年间其低海拔和海岸线地带的冰层减少了4米（水面也上升了同等高度）（NASA，2018）。伴随陆地冰的溶化，加上水的热膨胀，导致全球海平面平均高度每年提高3.2毫米，从1993年至今一共提高了80毫米（JPL/PO.DAAC，2018）。头些年的数字显示的是线性增长，这是IPCC和其他人做预测的依据。然而，近期的数据显示的是非线性增长趋势（Malmquist, 2018）。这意味着，伴随着内陆冰的溶化，海平面以非线性的速率升高。
可观测到的气温和海平面高度比过去几十年使用的气候模型预测的要更严重，并持续显示非线性的升高，将引发失控状态的对人类栖息地和农业的影响，进而引发对社会、经济和政治体系的整体影响。
（3）、海洋酸化的后果
我们已经看到，大气层的极度不稳定性所引发的更大频率和更强烈的暴风雨、干旱和水灾（Herring et al, 2018）。我们也看到了这给农业带来的不良影响。上个世纪，气候变暖导致每10年粮食减产1%-2%（Wiebe et al, 2015）。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报告说，气候异常已经造成每年数十亿元的损失，并且会呈指数倍地增加。现在，这种影响被用钱来计算，但是，营养学含义才是关键（FAO，2018）。我们也看到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全世界大概一半的珊瑚礁在过去的30年间死去了，原因是多重的，如：水温升高，而海水中二氧化碳浓度升高导致的海水酸化是最重要的原因（Phys.org, 2018）。2016年的前10年（2006年到2015年），大西洋比再往前的10年（1996年到2005年）多吸收了50%的二氧化碳，这极大程度地加快了海洋酸化的速度（Woosley et al, 2016）。这项研究代表了全球海洋的情况，酸化破坏海洋食物网的根基，降低了鱼类繁殖的能力（Britten et al,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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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暖化的海洋已经使得一些鱼类种群的数量减少（Aaron-Morrison et al, 2017）。这些会进一步恶化人类的营养水平。在有些区域，我们看到，蚊子和蜱传病毒的传播呈指数倍的增长因为温度变得对它们更适宜。
二、前 瞻
我所总结的这些影响已经既成事实，即便不再增加其严重程度，就足以对我们的生态系统、土壤、海洋和社会带来越来越严重的破坏。很难预测未来到底会怎样。而不去预测将更加可怕。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和被报道的后果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所预测的最糟糕的那一端——那个时候，我是剑桥大学的本科生，学习气候变化和气候预测模型。
（1）、粮食大幅度减产
现在的模型认为，将来暴风雨的数量和强度会增加（Herring et al, 2018）。预测认为，常规农业会减产，包括北半球规模化粮食种植区的产量将大打折扣，也包括热带水稻生产会被间歇性地打断。据预测，中国的水稻、小麦和玉米的产量在本世纪末将分别下降36.25%、18.26%和45.10%（Zhang et al, 2016）。Naresh Kumar et al. （2014）按照主流气候变化模式进行推算，到2050年代和2080年代，印度小麦的产量将分别下降6-23%和15-25%。预计，珊瑚礁死亡和海洋酸化将导致渔业产量下降一半（Rogers et al, 2017）。海平面升高的速度提示我们，将很快呈现指数倍增长速度（Malmquist, 2018），这将给数十亿生活在海岸线的人们带来严重问题（Neumann et al, 2015）。环境科学家现在把我们这个时代定义为地球历史上的第六次大灭绝，这次是人类导致的。气候变化使得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地区的一半的动植物物种面临灭绝的风险（WWW, 2018）。世界银行2018年的报告称，各国要为气候变化所导致的1亿人口的被迫迁移做准备（Rigaud et al, 2018）。另外还有数百万的国际难民。
尽管你、我和我们在此领域中的大多数人已经听到了全球现状的数据，还是有必要进行简单概括，以便邀请大众冷静地接纳我们的困境。这已经引发一些评论者把我们的时代描述为一个人类主宰的新地理纪元——人类纪（Hamilton, et al, 2015）。这已经引发一些人得出结论，我们应该探索如何在一个不稳定的不可持续的情况下生存（Benson and Craig, 2014; Foster, 2015）。这些是值得被关注的，这为评估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基础，包括评估正在进行的值得称赞的努力，和评估在过去十年在各种刊物上发表的一些细节所带来的影响。下面我尝试在更大范围内汇总一下，因为这也许会为我们将来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工作提供一个框架。
（2）、一旦地球大气暖化达到2度，很多生态系统就会消失
政治上允许的科学共识是，我们必须保持地球大气温度的升高低于2度，以避免气候变化发展到危险的和不可控的程度，包括：大范围的饥饿、疾病、洪水、风暴破坏、被迫迁移和战争。2度是那些面对国内和国际既得利益集团压力的政府们同意给出的数字。但是，这个数字不是科学家们的意见，因为一旦地球大气暖化达到2度，很多生态系统就会消失，也会产生很多风险（Wadhams, 2018）。IPCC在2013年达成共识，如果世界不把人类碳排放总量控制在低于8000亿吨，我们就无法把平均升温控制在2度以下。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只剩下2700亿吨的可排放量（Pidcock, 2013）。全球碳排放保持在每年110亿吨（是370亿吨二氧化碳）。这样的计算方式很让人担忧，因为它给人一个印象，我们至少还可以等10年再去改变。改变经济体系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因此，如果我们现在没有走在大幅度减排的道路上，我们几乎不可能控制在给定的限度内。2017年，全球碳排放量增加了2%，尚未形成经济活动与碳排放之间的脱钩（Canadell et al, 2017）。因此，我们尚未走在通过减少碳排放而阻止暖化超过2度的道路上。况且，IPCC对碳排放的预算和许多科学家的看法存在争议，因为许多科学家估算，大气中现有的二氧化碳存量已经足够将地球大气温度升高5度，因此，根本就不存在碳排放预算——已经都超支了（Wasdell, 2015）。
这也是为什么一些专家在争论如何用机器来移除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的原因。不幸的是，现有技术需要在2年内被放大2百万倍，而且只能使用可再生能源做动力，再加上大幅度的减少碳排放，才能减少已经被锁在大气系统里的热量（Wadhams, 2018）。通过生物路径来捕捉碳显得更有希望（Hawken and Wilkinson, 2017）。这包括植树、农耕地土壤的修复、增加海草和巨藻的面积，等。
（3）、培育海草和健康农牧业的重要性
对海草（Greiner et al, 2013）和海藻（Flannery,2015）的研究表明，如果我们付出巨大努力恢复海草面积并且培育海藻，我们就能马上并且持续地从大气中吸收百万吨的二氧化碳。虽然最终的螯合作用效果还有待评估，但是，肯定对某些地方环境的改善意义重大（Howard et al, 2017）。通过对“密集管理的轮牧（management-intensive rotational grazing ）”做法——也被称做“顾全大局的放牧”（holistic grazing） 的研究，发现了健康的草场对碳吸纳的作用。2014年的研究显示，转化后的健康草场每年每公顷增加碳吸纳8吨（Machmuller et al, 2015）。全世界有35亿公顷草场和牧草种植地。按照8吨来计算，转化这个面积的十分之一，就可以吸纳四分之一的碳排放量。另外，采取免耕种植的园艺，每公顷每年碳吸纳量达到2吨，也可以做出重大贡献。很显然，对碳预算的评估，既要重视碳排放，也要重视农业生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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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需要立刻在全世界范围内组织大规模的战役和政策议程来转变农业系统和修复生态系统。这是一项重大的任务，要改变发展了60年的现代农业做法。另外，几十年来，各大洲在自然保护区地理范围之外的湿地和森林保护都很失败，而现在必须突然立刻成功。即使这样的成功立刻实现，已经锁进环境中的热量和不稳定性仍将对生态系统造成破坏，因此，这些途径很难转变全球大气中的碳水平。即使现在我们把大量的二氧化碳从大气中移除，也已经无法避免对海洋生物所造成的大规模伤害，海洋溶解二氧化碳而酸化，这样的伤害已经持续了很多年，现实是，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了，已经无法扭转对生态系统的破坏（Mathesius et al, 2015）。
（4）、植物一直在默默帮助人类
尽管人类在促进二氧化碳螯合方面能做的很有限，地球却一直在帮助我们。从本世纪初开始的全球“绿化”大大降低了二氧化碳含量在大气中的升高。由于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增加和大气变暖，植物比以前长得更快了，也比以前长得更大了，植物呼吸作用释放的二氧化碳减少了。植物的贡献使得二氧化碳年排放中保持在大气中的浓度从50%下降到40%。但是，植物的努力能起到的作用还是有限的，因为大气中二氧化碳的绝对水平还是持续升高，突破了400ppm的二氧化碳浓度。考虑到季节变化的影响，还有极端气候、洪水和干旱对生态系统的破坏，随着时间的推移，全球“绿化”的效果很可能会减少（Keenan et al, 2016）。
大自然和人工辅助的生物学过程对减少大气中二氧化碳的作用，在黑暗的现实中给我们闪现了一束希望。但是，这种影响的不确定性需要与大气中不断增加的甲烷排放所产生的严重影响做对照。甲烷是一种比二氧化碳对太阳光热量的吸纳多得多的气体，但是，在过去几十年一直被大多数气候模型所忽视。《2016年全球甲烷预算报告》发现，本世纪初，甲烷的浓度每年仅升高大概0.5ppb，而2014年和2015年则达到了10ppb。可以确定其诸多来源，从化石燃料，到农业生产，到永冻层溶化（Saunois et al, 2016）。
（5）、甲烷的风险比二氧化碳还要大
鉴于学界对这一问题存在很大争议，甚至连甲烷的释放源都有哪些都还没有达成科学共识，或者，从地表和深海永冻层大量释放甲烷的时间和潜在危机，这样的说法都存在争议。不久之前的共识认为，因为地表永冻层溶化所释放的甲烷要到几个世纪甚至上千年以后才会产生风险（Schuur et al. 2015）。然而，三年之后，这个共识就被打破了，一项非常详尽的实验研究发现，如果溶化的永冻层成为水域，这大有可能是会发生的事情，几年之内就会释放大量的甲烷（Knoblauch et al, 2018）。争论点在于，是否会有其他微生物会茂盛起来来消耗掉释放的甲烷，以及是否可以及时消耗掉释放的甲烷，来减少环境影响。
冰湖下的甲烷 | 图片来源：网络
关于从北冰洋海底，从化合物状态或者天然气水合物状态中释放甲烷的情况，就更成为了争论的焦点。2010年，一组科学家发布的一项研究发出警告，北极暖化所导致的甲烷释放的速度和规模将在几年之后使得气温提升5度，将对地球生命造成灾难性的影响（Shakhova et al, 2010）。这项研究引发了激烈争论，大部分争取都很欠考虑，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项警告所带来的信息是让人震惊的（Ahmed, 2013）。从那以后，这项科学争论的核心问题包括，离海洋暖化导致干扰海底水合作用到底还剩多少时间，还有就是，所释放出来的甲烷在到达海平面和进入大气之前有多少可以被厌氧和有氧微生物消耗掉。对此有过一次全球性的评估，科学家们的结论是，尚无证据可以预测将在近期发生灾难性的甲烷释放（Ruppel and Kessier, 2017）。但是，他们得出这个结论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北极表面甲烷气体增加程度的真实数据，和没有达成共识去收集这个数据。
所有地表甲烷测量体系都在陆地上。这是不是现有数据无法解释大气中甲烷气体浓度异常升高的原因呢（Saunois et al, 2016）？一种计算源自海洋的甲烷量的方法是，对比陆地测量的地表甲烷量，和高层大气中的甲烷量，前者大部分由陆地表面释放出来，后者显示的是地球表面所有释放源的释放量的平均值。《北极新闻》（2018）网站公布数据显示，2018年3月，中高空大气甲烷浓度大概是1865ppb，比2017年3月增长了1.8%，增多了35ppb，而在同一时间点，地球表面测量的浓度增加了15ppb。对照自2007年以来的数据，这两个数字都呈现非线性增长趋势，并极可能演变成指数增长趋势。这个数据本身已经足够让人担忧，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地表测量数据与中高空数据之间的差异，恰好与从海洋释放的甲烷量相吻合，而这些甲烷就大有可能来自甲烷水合物。
仔细探究关于甲烷的数据，相关的严重危机值得重视。这意味着，近期所做的全球性评估的结论，就是近期北冰洋不会释放大量甲烷的结论是没有说服力的。2017年，科学家在东西伯利亚海陆架的研究报告显示，永冻层已经薄到足以干扰水合作用了（The Arctic, 2017）。关于北极东西伯利亚海陆架的深海永冻层被扰动，近期北极史无前例的高温，还有高空大气中甲烷的浓度呈非线性升高，所有这一切合起来，让人觉得我们在拿全人类玩俄罗斯轮盘赌，两颗子弹已经上膛。没有什么是确定的。但是，人类正开始清醒过来，我们创造了我们此时的实相，我们在争论即将到来的灭绝。
三、充满变数的大灾难
气候变化趋势的及对生态和社会的影响的资讯让人震惊，有人号召开展气候工程的实验，包括培育海洋使其通过光合作用吸纳更多二氧化碳，包括在高空释放化学物质来折射太阳光。气候工程，尤其是后面这个提议的结果不可预测，万一影响了季节性降雨，就会让亿万人受到伤害，所以不太可能被采纳（Keller et al, 2014）。潜在的自然气候工程，比如，地壳为了均衡负重导致火山喷发所引起的硫磺量增加，在几十年和几百年内不大会对地球气温下降带来任何显著贡献。
真理是，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趋势。我们不知道人类的聪明才智是否足够改变已经启动的气候变化轨道。很不幸的是，最近这些年的创新、投资和专利显示，人类的聪明才智被越来越多地引导到消费主义和商业金融工程领域。我们祈祷可以给我们更多的时间。但是，眼前的证据告诉我们，气候变化已经进入了不稳定和失控的程度，将带来饥饿、破坏、移民、疾病和战争。
我们肯定不知道气候变化的后果的破坏程度是什么样子，或者首当其冲的地点在哪里，尤其是，经济和社会系统的回应方式将是很复杂的。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给我们的生活和社会所带来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我们的行为规范，我们号称的“文明”，也许也会退化。当我们思考这些可能性的时候，似乎显得很抽象。上一段的结束语也许看起来，至少在潜意识上，是一个我们在电视或者网络上看到的让人悲伤的情景。但是，当我说“饥饿、破坏、移民、疾病和战争”的时候，指的是发生在你自己身上。停电的时候，很快你的水龙头里就没有自来水了。你不得不依靠你的邻居来吃饱和取暖。你会营养不良。你不知道是该留下还是逃走。你会害怕在饿死之前被暴徒杀掉。
这些描述听起来似乎异常剧烈。一些读者可能认为这样书写很不专业。甚至会有评论质疑我们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篇文字。我之所以选择使用上面的描述，是为了断绝那种把这个问题当作纯粹的理论问题来看待的想法。因为我们在这里考虑的是这样一个情况，杂志社将不复存在，阅读电子出版物的电能已经无法供应，教育这个职业也不复存在，我认为，是时候来打破常规了。我们中的一些人，也许即使在社会崩溃的时候也会保持尊严来维护社会规范和共享价值。其他人也许认为，可能的崩溃意味着，变革我们现在的体系的努力已经不现实了。我对这种状况的结论是，我们需要拓展“可持续发展”的工作，关注社区、国家和人类如何能够适应即将到来的麻烦。我命名本文题目为“深度适应议程”，与其他的气候适应项目的很局限的视野做个对照。我的经验是，很多人对我分享的这些结论是抗拒的。因此，在解释崩溃意味着什么之前，让我们关照一下大家对我所总结的信息的情感和心理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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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姆·本德尔（Jem Bendell），英国坎布里亚大学的教授，是该大学“领导力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的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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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杰姆·本德尔，译者：吕途 。来源：人民食物主权论坛。责任编辑：还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