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兰打黑风云

呼兰打黑风云-激流网哈尔滨市呼兰区，萧红故居前广场上的扫黑除恶宣传标语。摄影/本刊记者周群峰

呼兰区，隶属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这个位于松花江北岸、人口60万的地方，曾因诞生过女作家萧红而闻名。如今，又因在扫黑除恶的背景下多名主要官员被查受到关注。

6月5日，中央扫黑除恶第14督导组进驻黑龙江。此后，呼兰区官场发生一系列震动。

6月10日至7月2日，因涉嫌为黑社会集团（或称“黑社会性质组织”）充当“保护伞”，呼兰区14名官员被查。他们中，有三位担任过区委四套班子（党委、人大、政府、政协）一把手，分别是原区委书记朱辉，原区长于传勇，原区政协主席孙绍文。此外，还有被查官员曾在呼兰区国土、环保、税务、城管、住建、街道办等部门任要职。其中多人仕途存在交集，有的曾为上下级。

被打掉的呼兰区涉黑涉恶团伙中，又以于文波、杨光为代表的“四大家族”最为典型。他们中有的人曾是公职人员，有的曾是黑龙江省杰出青年企业家，有的是全国人大代表。这些团伙盘踞呼兰多年，关系错综复杂。他们曾因利益冲突而激烈火并，也曾为了共同利益狼狈为奸。在昔日的呼兰，大到交通运输、房地产开发，小到菜市场、殡葬业，都几乎被他们垄断。而被腐蚀过的官员与他们关系紧密，甚至对他们产生依附性。

而今天，这些呼兰 “江湖大哥”和其背后“保护伞”纷纷倒台。

“伞官”沦陷

6月5日，中央扫黑除恶第14督导组正式进驻黑龙江，开展为期一个月的督导工作，组长、副组长分别由姚增科、张苏军担任。

姚增科现任江西省政协主席，曾任中纪委常委、监察部副部长。张苏军曾任司法部副部长，现任全国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督导组进驻黑龙江当天，便在哈尔滨召开会议。姚增科在会上强调，对督导组进驻后仍不作为的相关单位和人员，要严肃问责；要坚持边督边改，即整即改，助力省有关责任部门对发现的涉黑涉恶涉“伞”问题线索，敢于较真碰硬，一查到底。

6月10日，督导组到哈尔滨市开展工作。同日传出4名官员被查的消息，分别是呼兰区副区长刘东，区腰堡街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胡树河，呼兰区国土资源局副局长王洪军，呼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调研员朱涛。

6月11日，督导组第一小组下沉到呼兰区开展工作。

6月13日，呼兰区政协原主席孙绍文被查。

孙绍文曾任呼兰区政府副区长、呼兰区委常委、利民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职务。

6月16日，呼兰6名官员被查，分别是国家税务总局哈尔滨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执行科科长侯立君（曾任呼兰区税务局稽查科科长），区国土资源局原局长侯玉，区环保局原局长张淑华，区生态环境局副局长武红光，区建设管理局原党委书记、局长王明杰，哈尔滨市环境保护局呼兰分局原局长樊大勇。

两天后，哈尔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巡视员高岩被查。高岩曾任哈尔滨呼兰区副区长。

6月30日和7月2日，呼兰原区委书记朱辉、原区长于传勇分别被查。

至此，涉嫌为呼兰黑社会集团充当“保护伞”被查的官员达到14名。

《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2017年12月，呼兰区时任区委书记朱辉、时任区长于传勇被免职。此后，他俩的履历上只写有“哈尔滨市呼兰区正局级干部”，并没有具体职务。时年55岁的朱辉和45岁的于传勇开始处于“有官无职”状态。

呼兰区委人士透露，朱辉和于传勇曾因扶贫材料造假，受过处分。

去年5月，黑龙江省纪委监委通报称，2017年7月至9月，呼兰区认定未脱贫人口1457户3185人，后又上报未脱贫人口4036户8800人，两者相差2579户5615人，波动率达177％，造成贫困人口上报数据不精准问题。

通报称，于传勇、朱辉因对此负重要领导责任，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公开履历显示，上述14名被查官员均为哈尔滨人，且仕途均未离开哈尔滨。其中8人的简历上标明为“呼兰人”，其中4人（张淑华、王明杰、孙绍文、侯玉）被查时已退休。此外，有些单位多人被查：环保部门3人（张淑华、樊大勇、武红光）、国土部门2人（侯玉、王洪）、城管部门2人（刘东、胡树河）。此外，还有人来自财政、建设、规划等部门。

多人仕途有交集，有的为上下级关系。比如，刘东任呼兰区城管局局长时，胡树河为该局副局长；侯玉任呼兰区国土资源局局长时，王洪军任该局副局长。

7月4日，中央扫黑除恶第14督导组离开黑龙江。5天后，哈尔滨市一名主要官员被宣布落马，他是哈尔滨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任锐忱。

舆论认为，呼兰市多名官员密集落马，任锐忱作为上级政法系统主管领导，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去年年底，鹤岗市打掉一个以肖维忠（绰号“宝文”）为首的恶势力犯罪团伙。履历显示，任锐忱是鹤岗人，他曾在鹤岗市公安局局长的岗位上任职时间超过13年。

呼兰区相关部门提供给《中国新闻周刊》的一组数据显示：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截至8月2日，呼兰区共查处“保护伞”案件11起，涉及51人，处分25人，开除党籍公职 1人，开除党籍取消退休待遇2人，开除党籍建议解除劳动合同1人，留党察看4人，撤销党内职务6人，拟并案处理88人。

“四大家族” 横行呼兰

近日，呼兰区发布的相关通报称：区扫黑办向社会公开征集“四大家族 ”涉黑涉恶问题线索，敦促涉黑涉恶违法犯罪人员认清形势，主动投案自首，争取从宽处理。

在呼兰，“四大家族”妇孺皆知。但是，“四大家族”究竟是哪四家，众说纷纭。在当地官方的通报中，也仅提到了以于文波和杨光为首的两家。

呼兰区委一位部门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呼兰“四大家族”只是一个符号。很多人都好奇是哪几家，但其实并没有明确说法。“一般称得上是家族式的（黑社会组织），得具备兄弟多、资源多等特点。细细一想，不仅是呼兰，很多地方都有这种家族。”

6月10日，以于文波为首的16人因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罪，由齐齐哈尔市建华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有受访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于文波现年49岁，又名“于大波”。他的江湖地位起源于“呼兰黑老大”赵纯。“于文波是赵纯的妹夫，也曾是赵的马仔”。

赵纯，绰号“赵四儿”，曾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呼兰“黑社会一哥”，他以经营客车运输和收各种“保护费”等起家。

上述知情者说，呼兰的大小采沙场、各个饭店都要给赵纯缴纳保护费。大到一些民企，小到小商小贩，都在他的“保护”范围。

赵纯还有一个敛财方式是“逼人赌博”，对象是一些有经济实力的民企老板。赌博时他明着出老千赢钱，传说曾经一场局，“赢”过一台上百万的进口车。“对于他的邀请，你如果敢拒绝，他就找人去‘接’你妻子上下班、孩子上下学。”

江湖传闻于文波与赵纯关系并不和。《中国新闻周刊》从于文波案的起诉书看到：1996年9月，于文波与他人预谋用猎枪将赵纯的腿打折，未果。

在呼兰坊间广泛流传的一个说法是，在一次黑社会火并中，赵纯被另一个黑社会头子廉博伟雇凶杀掉了。

黑龙江省高院的一份判决显示：1993年起，廉博伟与赵纯在呼兰区内为争夺经营和势力范围相互斗狠，积怨很深。2000年8月，廉向别人提供枪支、子弹，将赵杀死。

2005年，廉博伟被以故意杀人、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等9项罪名，被判处死刑，2006年底被执行枪决。

廉博伟案发又与于文波相关。《生活报》曾报道， 2003年8月，于文波向黑龙江省公安厅递交关于廉博伟的黑社会团伙犯罪举报材料。

而赵纯和廉博伟谢幕后，于文波成为了呼兰的“黑社会一哥”。

于文波案的起诉书中显示，1996年11月，于文波在呼兰经营客运生意，为争抢客源，他指使杨树宝等人将对手刺成重伤。潜逃2年后，他主动投案，被取保候审。2000年8月，于文波获刑三年，缓期三年执行。

2004年，于文波任呼兰亿兴房地产公司董事长。他陆续成立或实际控制的公司达到至少10家，涉足的行业覆盖供暖、环卫、菜市场，甚至殡葬行业。

商业版图扩大时，他也取得了一些光鲜标签，任过哈尔滨市人大代表，还被共青团黑龙江委员会、黑龙江省青年商会授予“黑龙江省杰出青年企业家”荣誉称号。

知情者说，于文波为人暴躁蛮横。在呼兰获得地块后，在拆迁时遇到阻力，他就对不肯搬家的房主采取泼油烧屋、停水断电、入室打人、砸玻璃、利用工具强拆等手段解决。

于文波案起诉书中，还多处提到了他私设公堂的内容。于的住所位于呼兰区电力花园小区，在该小区有一个房间，被他改造为私设公堂的场所，该场所被称为“于家食堂”。

2007年10月，因怀疑两名员工冒领工资，于将两人带到此处殴打、体罚，还要其他员工现场观看；2013年8月，其员工刘某挥霍公司钱款后隐匿，于文波找到他后，将其带到此处殴打。

起诉书还显示，2009年12月，于文波怀疑时任呼兰区建设局局长王明杰在背后说他的坏话，就伙同他人对其进行辱骂、殴打。

值得注意的是，王明杰也是这次被查的14名呼兰官员之一。

2018年5月，于文波及其团伙成员40余人落网，该案由黑龙江省公安厅指定齐齐哈尔警方异地办理。

在呼兰，以杨光为代表的杨家也位列“四大家族”之一。

杨光是山西人，曾任全国人大代表。1999年，他成立黑龙江明悦建筑工程公司；2005年，组建明悦房地产开发集团；此外还涉足国际贸易、供热等行业。

2012年，在一篇名为《晋商杨光的自在生活》的报道中称：杨光一家四代都是商人。其曾祖父当年在太原府开了木匠铺，但生意不好，又赶上大旱，便闯关东来到哈尔滨。

该文如此描述杨光所属个人庄园的“奢华”：往回稍走一些，是一个与荷花池相映的独立别墅，杨光一周会在这里住两三天。别墅旁边有两个车库，一个里面停放着两台供他下乡使用的 V8 越野车，一个里面，则放满了茅台，那是他最喜爱的酒。“我现在每年大约都要拿出1000万元来买酒，这些酒可是特供，市面上一般可买不到啊……”

有知情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呼兰杨光喜欢被称为“杨书记”，还曾一度垄断呼兰的冥品市场，寿衣店、烧纸均由他供应，价钱自然偏高，但没有人敢去抢他生意。“他横行乡里，人皆恨之而不敢言”。

而呼兰个别政府官员甚至和黑恶势力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关系。

《南方周末》援引一位长期在呼兰任职的干部的话表示，上一届区领导和于、杨两家都是“哥们儿”，常成为他们的座上宾，下面的干部如果想要进步可能还得攀附于、杨家族，这种情况下，“保护伞”的数量必然会增多。

该报道还援引呼兰区一处级干部的话举例称，过去呼兰收不上暖气费的情况很严重，区里甚至要求各单位的干部划片上门收取暖气费。但自从供热行业被黑恶团伙垄断后，收不上暖气费的情况就不存在了，在房地产项目开发拆迁时也是如此，“他们确实给区里的相关工作提供过帮助”。

有知情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杨家提高收暖气费成功率的窍门是暴力手段：他们专门招来地痞流氓、小混混，以及刑满释放人员等，挨家挨户去收。他们态度蛮横，遇到不及时交费的都会辱骂恐吓，遇到家里没人的就把人家门给钉上。

6月29日，哈尔滨市公安局发布通报称，抓获了杨光、杨荣（杨光妹妹）等为首的涉嫌黑恶犯罪团伙成员22人。

8月6日，呼兰区扫黑办一名主要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于杨两家案件目前正处在上级部门办理过程中。截至目前，呼兰区扫黑办共收到于氏家族线索5条，杨氏家族线索17条。均已移交公安机关。“我们正在深刻反思。待案情公布后我们将进行深入剖析。”

呼兰打黑风云-激流网呼兰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展馆，吸引很多市民参观。

政府为黑社会员工交保险

各路“大哥”在呼兰得以横行，离不开本土官员的保驾护航。黑老大出现纷争时，呼兰政府甚至曾出资进行调和。

杨家曾一度对呼兰老城区的供暖行业形成垄断之势。2008年8月18日，杨家创办双来热力公司（“鑫玛集团”的前身），与哈尔滨第三发电厂签订《呼兰老城区集中供热热网主干线共建协议》，其中约定：该发电厂采取独家趸售方式只对双来热力公司供热，其他公司若想并入供热管网需按市场价向双来热力公司购买热源。

于文波当时提出，自己的热力公司以趸售价格并入供热管网，遭到杨家拒绝。

资料显示，趸售价格是超过一定数量起点买卖大宗商品所采用的价格。类似于通称的批发价格，低于市场价格。

被拒后，2008年10月，于文波以锅炉故障为由，先后三次对3个小区近6000户居民停止供暖，引起居民不断上访。

最终，呼兰政府同意了于文波的要求。

于文波案的起诉书显示，2009年10月，于文波的公司以趸售价并入双来公司的管网，由此产生的差额部分，呼兰区政府垫付给双来热力公司，此后连续两届区政府延续该做法。2009年至2015年，区政府共计垫付热费差额款2859万余元。

2016年12月的一篇新闻报道中称，2016年，呼兰区政府以修建备用管网的名义，拿出1500多万为于文波的亿兴公司铺设管道。该报道援引一位政府工作人员的话说：“这笔费用是财政的钱，走的是应急，没有项目手续。当时有人不同意，说这种情况够不上应急，但区政府领导说要不惜一切代价开工。”

在该报道中，杨宏（杨光之弟）向记者出示了一份2012年和呼兰区政府签署的《协议书》，其内容显示：双来公司在承受高额经济损失的情况下，做出了极大让步，同意在此协议签订后为亿兴公司开栓供热，如因亿兴公司换热站失控造成老城区热平衡被破坏，一切负面影响及经济损失由区政府承担。该协议书的落款人为时任呼兰区区长朱辉。

于文波的起诉书显示，以于文波为首的组织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纵容，称霸一方。2005年至2016年，实施串通投标犯罪，违法获取16个建筑工程，负有监管职责的呼兰区建设局相关工作人员放任不管。在开发区管委会、土地局、拆迁办、房产局相关领导关照下，该组织采取规避“招拍挂”或在“招拍挂”中采取虚高拆迁成本，违规办理《房屋所有权证》；在区政府、城管局、财政局、建设局等相关领导关照下，不经招投标违规获取呼兰区保洁、清冰雪等市政项目，违规不缴纳土地出让金、违规获取财政补贴。

起诉书中列举了多个案例：

未经招标，呼兰区城管局将老城部分保洁工作交给于文波旗下的亿兴保洁公司。2007年12月，经呼兰区相关领导批准，用财政资金购买10台清雪车辆无偿借给亿兴公司使用。

2006年12月，亿兴房地产公司成为呼兰区第一百货商店的最大债权人。在呼兰一百的改制过程中，于文波获得营业用楼1~2层，呼兰区财政局相关领导为其出具虚假证明，呼兰区国土局据此办理土地使用证，导致其未缴纳土地出让金1211199元。

2005年至2016年，于文波实施串通投标，违法中标的16个建筑工程，总金额10亿余元。为平复财务账目，他还虚开发票，抵扣税款，截至2018年12月，亿兴公司等8家企业尚有1亿余元税款未缴纳。

2012年前后，哈尔滨市政府下文，由财政拨款为事业单位人员缴纳工伤保险，提高环卫工工资标准，该政策不惠及市场化公司。呼兰区城管局向上级提出申请，由区财政为于文波公司员工缴保险，并拨款以提高其员工工资，区财政为此先后支出约150万元。

起诉书显示，于文波经营过程中，给国家工作人员送礼金、购物卡等合计超过234万元。截至2018年12月31日，于文波实际控制的8家企业尚有超过1.29亿元的税款未缴纳。

“涉黑镇长”二进宫

在此次被打掉的呼兰涉黑团伙中，冯文利的名字备受关注。

6月25日，黑龙江省公安厅的一则通报显示：近日，该省警方打掉呼兰区以冯文利为首的恶势力犯罪团伙，抓获团伙成员11人。目前，该团伙首要分子冯文利、崔晓一已经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其他9名涉案人员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一位接近冯文利的知情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冯文利绰号“冯四儿”，现年46岁，当过警察。1995年，在一次行动中，开枪致人死亡，检方认定其为正当防卫，对其免于起诉。此后，死者家人不断发网帖称，冯文利当时是“在帮哥们打私架时开枪杀人，因为冯文利家里钱大，买通相关办案人员，案情没有深入调查，最后不了了之”。

2005年6月，冯文利从主抓城镇建设的副镇长升任镇长。

2010年10月，呼兰区人民法院做出判决，被告单位康金镇人民政府犯单位受贿罪，判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被告人冯文利犯介绍贿赂罪、单位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

公诉机关认为，冯文利在任该镇镇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索取施工单位人民币20万元，借政府乔迁之机其单位账外收受杨某等7人捐款人民币29万元。

上述知情者称，服刑不到半年，冯文利用假癌症诊断欺骗司法机关，买通当时办案人员，保外就医。

出狱后，冯文利以遭受冤狱为由，开始录制多起视频节目在网上传播，以口述的方式举报于文波。他坚称自己坐“冤狱”，是因当镇长时没有满足“黑社会头目”于文波的无理要求，进而被陷害。

2017年6月7日，于文波在居住地以冯文利犯诽谤罪为由，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要求判处其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该法院经审查认为，其缺乏证据，驳回了于的请求。

值得注意的是，冯文利举报对象还包括这次被查的朱辉、孙邵文等呼兰区官员。

有知情者透露，冯文利之所以举报于文波，是因为其拿到于的仇家杨家巨额好处，受其指使所为。

2018年9月1日，黑龙江省公安厅发布通告，称于文波已被批准逮捕。

当时，听到该新闻时，冯文利向来采访的《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感慨“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岂料，不到一年，自称“当过清官”的冯文利因涉黑“二进宫”。

呼兰区委有知情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正是因为冯文利不断举报，引起舆论关注，也将呼兰黑老大于文波和一帮官员推向风口浪尖，提高了呼兰黑社会在全国的“知名度”，也成为现在呼兰事件爆发的一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