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思帝国主义与世界体系——霍布斯鲍姆的研究和贡献

激流按：关于帝国主义问题的争论中，目前存在两大主要流派：经典马列主义帝国主义理论与依附理论（包括世界体系理论）。依附理论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明显背离而遭受诸多批评，且随着新兴国家的相对崛起（但也开始显现老态）、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日益腐朽与衰落，再加上近年来的国际形势的急剧变迁，依附理论那种近乎宿命论的交换与分工决定论遭到了破产。近来来经典马列主义理论有逐渐回归的趋势。但依附理论在左翼中仍有巨大的话语权，这是因为，一方面作为一种比较进步的发展理论，它的确对一些“边缘国家”的不发展具有一定程度的解释力，相对于为帝国主义辩护的西方主流理论把第三世界的落后归结于人种的落后、政府的腐败、法治的混乱等，它对新帝国主义的批判具有很大的进步性。另一方面，它是一种相对“安全”的、可以在庙堂之上讲述的理论，因为其主要焦点集中于国际交换体系与分工格局，而回避了国内的主要问题：金融垄断资本的发展和社会关系中日益严重的腐朽趋势等，而这正是经典马列主义帝国主义理论的根基，这种叙述是所谓“民族资产阶级”所能接受的。但是，争论中一些最基本问题是不容回避的：帝国主义到底是一种生产方式、一个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还是一种相对的交换地位或某种特殊的侵略政策（如卢荻先生援引的大卫·哈维的“剥夺性积累”说）？是让小粉红们热泪盈眶的祖国强大的象征，还是日趋腐朽与没落的标志？我们今天的问题主要是资本主义“成熟过度”造成的，还是因为受到外力的阻碍导致无法正常发展造成的？以美帝为首的超帝国主义能否实现？战争与和平是否仍是今天的问题？回避这些问题，恐怕永远是鸡同鸭讲，不在一个频道上。

本文介绍了霍布斯鲍姆关于帝国主义与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观点，霍布斯鲍姆通过区分“广义的帝国主义”和“狭义的帝国主义”，对经典的马列主义与依附论的理论尝试进行了融合，但“狭义的帝国主义”总体要服从于“广义的帝国主义”的解释。我们可以理解为，帝国主义理论可以解释依附理论提出的问题，但依附理论无力解释帝国主义理论。霍布斯鲍姆的贡献对我们理解两者之间的异同很有帮助。最后，霍布斯鲍姆对所谓“美利坚和平”（Pax Americana）的否定，是对未来世界局势的预测和对经典马列主义帝国主义理论的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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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其“19世纪三部曲”中对帝国主义问题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问题做了富有创造性的研究。首先，他通过区分“广义的帝国主义”和“狭义的帝国主义”，改变了之前讨论中概念混乱的局面。其次，他坚持将理论探讨与具体历史研究相结合，出色地分析了帝国主义同经济危机、保护主义、垄断资本及资本输出等现象之间的关系，形成了独到的理论见解，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再次，他对帝国主义的后果和一战原因的分析，广泛吸取了各种有益观点，在英美历史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最后，霍布斯鲍姆还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不同阶段和不同部分加以考察，在资本主义中心与外围的关系上，做出了一次调和马克思主义传统与依附论的理论尝试。

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群像中，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不过，相比于对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等同阵营学者的研究热潮，霍布斯鲍姆的学术贡献并没有引起国内学界的足够重视。特别是他对“漫长的19世纪”（1789-1914）中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及其分期的研究，对于我们重新理解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和相关争论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本文以“帝国主义”问题为研究视角，以霍布斯鲍姆的“19世纪三部曲”为主要文本，力图揭示他在相关方面做出的真实贡献。

一、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争论

回首历史，19世纪70年代是资本主义及其世界体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历史学家曾以不同的术语指称这个同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明显区别的历史时期，如“垄断资本主义”、“组织化资本主义”等。其中，“帝国主义”（Imperialism）是最普遍的一种称谓。这个词汇在19世纪70年代首次进入英国政治（马克思没有使用过这个词汇），直到90年代才突然变成一般的用语。“帝国主义”之所以备受重视，同列宁的分析有着密切关系（尽管在此之前己有理论家使用这一术语，比如霍布森（John Atkinson Hobson）。列宁认为：新兴的帝国主义乃是根植于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殊新阶段（垄断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资本主义列强将世界瓜分为正式的殖民地和非正式的势力范围，而列强在瓜分过程中的竞争是酿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这种看法也代表了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个历史阶段的一般性论断。但是，围绕帝国主义的概念、起因、性质及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等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内外产生了激烈的争论，进而影响了社会行动的方法和策略。大体而言，我们可以将相关争论分为两个时期加以考察。

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对列强瓜分世界这一现象，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做出了针锋相对的判断。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帝国主义最深层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组织形式的变革，因此，经济危机、垄断的兴起、资本输出和帝国主义是互相联系的整体；非马克思主义者则往往否认帝国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有必然关系，否认帝国主义有重要的经济根源，而集中从心理、意识形态、地缘战略、文化等角度加以解释。另外，马克思主义者往往强调帝国主义的政策和宣传对母国统治阶级的好处以及对劳工运动的腐蚀；而非马克思主义者通常回避国内政治的危险领域，将帝国主义限定于国际关系之中。不过，即使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围绕着帝国主义的原因和具体机制，也产生各种不同观点。卢森堡认为帝国主义根源于由消费不足引发的剩余价值实现的危机，对外扩张的目的是为了争夺国外市场、原料和廉价劳动力。希法亭认为，为了应对固定资本的巨大膨胀所导致的比例失调、利润率周期性下降和产能过剩，银行业资本和工业资本结成金融资本，通过垄断市场、保护主义和资本输出等方式攫取高利润.殖民帝国是这一系列变化的副产品，其核心内容是：通过扩张建立尽可能大的经济区域，通过保护性关税壁垒终止这一区域的外国竞争，把它留作国家垄断联合体的剥削区域。布哈林先是将帝国主义看作金融资本的一种政策和意识形态，后来又看作世界经济的特殊发展阶段的一种特征。在他看来，帝国主义包含两个过程：资本的国际化和资本的民族化。一方面，建立在国际不平等分工之上的世界经济的相互依赖性不断增强；另一方面，世界在垄断资本控制之下分裂为各个对立的国家经济集团，竞争在金融资本时代采取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之间的军事和政治形式。这两种相反的趋势促成帝国主义体系陷入激烈竞争并最终走向崩溃。列宁则在著名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对帝国主义阶段的特征做出了为人熟知的集中概括气并断言帝国主义表明资本主义在先进国家己经“成熟过度”，殖民扩张和资本输出加速了其寄生性和腐朽性。列宁进而认为，由垄断联盟所控制的资本主义列强己经将世界瓜分完毕，任何改变都意味着冲突，殖民地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边缘的“易燃物质”。总体而言，世纪之交的马克思主义者试图解释经济危机、垄断资本、资本输出和殖民扩张等帝国主义时代显著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对民族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以及帝国主义的最终结果作出理论说明。尽管这些工作并未完成，但构成了霍布斯鲍姆认识帝国主义时代特征的理论视域和问题意识。

20世纪60年代，随着“依附理论”（包括世界体系论）的兴起，帝国主义问题扩展为更大范围的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及其性质的讨论。以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阿明（Samir Amin）等为代表的依附理论认为，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以垄断和剥削为特征的世界范围内的交换体系，这种体系具有中心—卫星（或者中心—半边缘—边缘）结构，通过不平等的专业化，实现剩余从不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的转移。这种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的一种挑战。一般而言，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生产方式，它创造了生产力的巨大进步，赋予了资本主义国家对落后国家的优势地位。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竞争引起了积累性发展，迫使自身不断对外扩张，将全世界纳入其经济体系之内。资本主义的征服起到了一种进步的（尽管是野蛮的）作用，它改变了落后地区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每个国家发展的差异主要取决于其内部结构，尤其取决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性质。帝国主义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进入垄断阶段，它同自由资本主义阶段有着本质区别。依附理论则颠覆了上述看法。首先，资本主义不是用生产方式或阶级间的一种特定关系来界定，而是通过交换体系中的剩余转移，通过某些地区对其他地区的剥削来界定。中心国通过直接榨取利润或贡赋、不平等交换和对贸易的垄断来剥削依附国。其次，先进国家的资本积累不是生产水平和方法真正的、质的改变的结果，而是受剥削的外围向中心的一种资源转移。在马克思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所带来的进步的地方，依附理论看到的是一种本质上恒定的再分配系统。再次，落后国的不发达是专业化和剥削模式的结果，不同的国家的阶级结构以及生产中特殊的剥削方式和劳动控制方式，仅仅是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的结果，而不是主要的决定性因素。最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从16世纪就己形成，帝国主义改变的只是统治和剥削的形式方面。依附理论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明显背离而受到了拉克劳（Ernesto Laclau）、布伦纳《Robert Brenner）等人的批评。从两种理论的分歧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有待破解的问题：先进国家的优势究竟源自其生产方式的优越性还是在剥削性的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地位？不发达国家的内部结构是否根据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加以界定？它究竟是落后的原因还是结果？在延续了数个世纪的不平等的世界体系中，帝国主义究竟有什么特征？一种完整的帝国主义理论必须对这些问题加以说明。我们将看到，在“19世纪三部曲”中，霍布斯鲍姆针对以上两次争论所产生的问题，坚持将理论分析与具体历史研究相结合，以史料为基础，广泛吸取争论各方的合理之处，形成了独到的理论见解。

二、帝国主义的两，含义、特征及关系

在第二国际的讨论中，对“帝国主义”概念的使用时常出现含混的情况，而作为20世纪国际政治的基本术语，其含义也出现过明显的变化。因而，霍布斯鲍姆首先对“帝国主义”概念的含义和使用做了辨析。他认为以“帝国主义”来指称19世纪70年代后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具有两重含义：从广义上而言，它是资本主义的全方位转型，包括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结构变化，例如“垄断资本主义”；从狭义上而言，则专指“低度开发”国家以附属国地位被纳入由“先进”国家统治的新世界经济秩序。这两种含义并不冲突，但是必须看到，尽管列强瓜分世界（狭义的帝国主义）在现象上是最壮观的，但是却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殖民帝国背后的原因，特别是经济动因，即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强调的同经济危机、保护主义、垄断资本及资本输出等现象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构成了霍布斯鲍姆对广义的“帝国主义”的总体理解，也构成对狭义的“殖民帝国”（colonial empire）的原因、动机和性质的主要说明。

1.“广义的帝国主义”的原因、特征和结果

霍布斯鲍姆指出，所谓的“新帝国主义”（同古罗马帝国等旧式帝国相区别）是一个以若干互相竞争的工业经济体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的天然副产品，而19世纪80年代的经济压力显然强化了这项发展（The ‘new imperialism’ was the natural by-product of an international economy based on the rivalry of several competing industrial economies，intensified by the economic pressures of the 1880s）1873年至1890年，世界经济总体上处于骚动和不景气之中。在这段时间，尽管世界的生产总量和贸易总量仍大幅攀升，但是对于单个国家和单个企业而言，当时的问题不是生产而是利润。霍布斯鲍姆并没有一般性地讨论资本主义生产的利润率下降趋势和原因，而是结合具体的生产条件和产业结构加以说明。就农业而言，由于50、60年代欧洲各国普遍的土地改革、技术革新和耕地开发以及殖民地农业专业化，农产品产量和贸易量激增；再加上交通运输的改善，造成农产品生产过剩和价格的暴跌（1894年的欧洲小麦平均价格只有1867年的三分之一）。工商业利润下降的原因更加复杂，19世纪70， 80年代正处于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过渡时期，产业转移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首先，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技术潜力达到了极限，对其核心产业——棉纺织业而言，新市场的拓展速度跟不上己有技术所带来的产能增长，具有潜在消费能力的大众市场又由于下层民众的普遍贫穷而发展缓慢。其次，第二次工业革命导致资本从纺织等轻工业转向电气、化工等重工业，这意味着固定资本的重要性大大增加，资本周转时间延长，流动性降低。固定资本的巨大膨胀导致比例失调和经济波动；投资的激增迫使生产部门大规模增加生产能力，因而出现过度投资和过度积累。当产能开始显现时，就会冲击市场，造成价格下跌。再次，生产过剩造成物价下跌，但生产成本在短时间内无法按照相应比例作出调整。一方面，工资不可能按比例减少：另一方面，技术进步造成了回本压力。最后，国际白银价格及其与黄金的兑换率逐步下跌，并曾一度上下波动而不可预测，导致国际支付出现困难。

同经济波动和萧条一样显著的变化是“国家经济”（national economies）的出现。世界市场上开始出现一群敌对的经济体，其中一个经济体获益似乎就会威胁到其他经济体的地位。不仅是企业之间彼此竞争，国家也在世界市场上互较高下。其实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随着民族国家的崛起，经济活动就已经以国家为单位，但其特点有所不同。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形成的是以英国的工业生产为核心的世界经济体系，其他经济体或者成为这一体系的一部分（如东欧的粮食、美国南部的棉花），或者成为技术输出的对象（如普鲁士）。在这一垄断性模式下，形成了不同国家和地区共生性的获利格局（海外殖民地的情况有所不同）。但是到了70年代，随着其他经济体相继完成工业革命（主要是德国和美国）和政治版图的变化（德国和意大利的统一），英国的国际垄断地位受到极大冲击，旧的国际贸易和利益格局被打破，世界成为不同的国家经济势力的角力场。

经济萧条和国家竞争促使了资本主义的全面转型，也就是广义帝国主义的出现。其中保护主义的兴起是直接的回应。保护关税与自由贸易、国家主义与全球主义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和资产阶级内部不同利益集团的不同要求。这一轮保护主义由德国和意大利在70年代末首开其端，到90年代，在法国和美国的惩罚性关税中达到顶峰。霍布斯鲍姆认为，如果说早期的保护主义的主要目的是防备他国进入本国市场，那么国家竞争时代的保护主义则兼具推动本国产业征服国外市场的功能。因为按照边际成本的原理，实施保护主义可以在保持国内高利润的同时，降低成本以在国际市场上进行价格战。进一步而言，霍布斯鲍姆同意希法亭的一个观点，即瓜分世界（狭义的帝国主义）是保护主义在国际市场的一种延伸。当时全球性经济的困难形势，在于好几个已开发的经济同时感到对新市场的需要。如果他们足够强大，那么理想状态是要求低开发地区实行“门户开放”；但是主要的经济体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绝对实力和发展速度上存在差异，因而促使他们以分割领土的方式实现排他性占有（exclusive possession）。

霍布斯鲍姆认为，保护主义是资本主义对经济困难最直接的经济回应。但经济集中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重大的变革。在《帝国的年代》中，霍布斯鲍姆十分谨慎地使用“垄断”（monopoly）和“金融资本”（financial capital）这两个概念，更加倾向于使用“经济集中”（economic concentration）这个概念。他认为经济集中不应该与严格定义的垄断（由一个企业控制市场）混为一谈，也不应该与较广义的垄断（由一小撮具有支配性的企业控制市场）混为一谈。一般而言，帝国主义阶段，经济集中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即迫于国内和国际竞争以及利润下降的压力，通过合并等手段，大型企业占据了市场的有利位置，牺牲了中小型企业。即使在英国，经济集中的现象也很明显（销售业巨头，大型股份银行等）。但是，垄断并不是普遍存在的，它主要发生在美国和德国的军备工业、新能源工业、交通业和日用品制造业中，尽管这正是这个时代经济发展最快速的两个国家和行业。这种经济集中又被“经营合理化”（ businessrationalization）或“科学管理”（scientific management）以及消费市场的配销转型所加强。对于殖民扩张与垄断的关系，霍布斯鲍姆也不像前人一样给予无条件的肯定。因为英国作为最大的殖民帝国恰恰是生产垄断程度最轻的资本主义国家。霍布斯鲍姆的解释是：首先，英国长期居于世界交换体系的垄断地位（交换垄断），它从殖民掠夺和国际贸易中赚取了大量的资本剩余，再加上企业私有化程度高，因而不存在私人资本短缺的问题；其次，英国拥有更均衡的产业结构和发展速度，不存在对需要大型资本的重工业的依赖；最后，英国的金融产业发展更加平衡，其体系更加丰富，职能更加分散，银行对工业的控制力较弱。因此，如果说英国的海外扩张同垄断相关，主要是为了维持其业已占据的交换垄断地位，而与生产垄断和金融资本关系不大。但是，德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德国工业化起步较晚，资本原始积累不足（土地问题解决不彻底），在世界市场上也不占据主动，这些因素决定了其私人资本不足。而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德国经济依赖于重型工业，需要大量资本投入，因而不得不依赖于银行大规模调动和引导储蓄。随着银行对工业的重要性的提升，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结成希法亭意义上金融资本（Das Finanz Kapital）。

面对经济问题的另一种应对方法是资本输出。很多学者都认为殖民扩张的主要目的是迫于利润率下降的现实为过剩资本寻求较国内利润更高的投资环境。霍布斯鲍姆指出，这种乍看之下最直接的解释却未必经不起史料的检验。1870年以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确实大幅增长，但这股资金洪流很少流入新的殖民地，特别是作为最大的资本输出国—英国的国外投资大多流入正在迅速发展的白人殖民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和早已纳入其势力范围的附属国（阿根廷和乌拉圭），当然还有美国。而且大部分资金投资在铁路和公共事业的公债之上，这类投资一般而言获利率并不高。投入殖民地的资本不仅数量有限，而且几乎都集中于矿业等少数产业或供挥霍之用，实际起的作用并不如传统观点认为的那么显著。另外，资本输出还是对保护主义的一种反制手段，通过嵌入对手的经济势力之内，以达到削弱竞争对手的目的。总的来说，霍布斯鲍姆并不否认资本输出是广义的“帝国主义”的一部分，但是他认为资本输出与殖民扩张之间的关系并不密切。比较合理而普遍的解释是，殖民控制的突然强化还是为了通过排他性占有控制市场和原料，特别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所需要的殖民地的特有原材料（如智利的硝酸盐）。

在资本主义的全面转型中，政府和公众角色日益增强。政治民主化迫使政府走上改革福利的道路，并采取政治行动保护某些选民团体的经济利益（如保护主义）。同时国家间的经济竞争同传统的地缘政治竞争日益结合，其集中表现就是在殖民扩张中的冲突和军事工业上的竞赛。

最后，正如马克思主义传统所正确分析的，帝国主义导致了列强的不平衡发展，由经济对抗、军备竞赛最终演变为世界大战。不过，其中的具体关系仍值得探讨。霍布斯鲍姆结合了一战起源研究中“经济论”、“外交论”、“突发论”等多种观点加以综合性说明。霍布斯鲍姆认为，从根本上说，世界大战是国家经济竞争日益趋向一种“零和状态”的结果，并由军备竞赛所激化。在这个时代，国际冲突有三个突出的改变：第一，经济竞争与各国的政治乃至军事行动，已经紧密结合，无法分割；第二，国内政治同国际政治逐步融合，以至于内政压力迫使强权不断将外交政策推向更危险的地带；第三，资本主义无限积累的特色，使得任何短暂的均势都无法保持，唯有通过不断地冲突和重新划分，才能勉强维持恐怖平衡。这些观点带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的色彩。而世界大战的直接原因则是一种愈来愈恶化、逐步超出各国政府所能控制的国际形势，即欧洲分裂为两个相互对立的列强集团。其复杂态势使地方性的失衡极易上升为全球性的冲突。这种危险情况又被两个集团不具弹性的战略和动员计划所增强，使得任何外交手段都无法将其打破.传统欧洲协调已死，取而代之的是外交末日机制（diplomatic doomsday machine）。这是自维也纳体系瓦解以来权力政治（国家竞争的结果只取决于单纯实力的累加）走向极端的表现，即理性计算最终导致非理性的毁灭性结局。我们看到，霍布斯鲍姆的上述看法显然吸收了“外交论”的合理观点。最后，霍布斯鲍姆提出，帝国扩张为世界大战添上了三股燃料：第一，发生于帝国主义链条薄弱环节上的社会革命（俄国）；第二，列强之间的脆弱的冲突地带，同时又是民族主义运动的场所（巴尔干）；第三，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内的反抗和民族解放运动。一战的爆发是当时的竞争压力和国际形势高过“燃料”的“燃烧点”，从而在帝国体系的某处突发（事实上是巴尔干），并由局部向整体扩散的结果。

2.“狭义的帝国主义”的根源、动机和结果

从以上研究出发，我们看到，霍布斯鲍姆在解释“广义的帝国主义”的特征的同时，己经指明了“狭义的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的根源。无论是对于广义的帝国主义，还是对于狭义的帝国主义，经济都是其主要动因。不过，霍布斯鲍姆并不认为可以用经济原因解释一切现象。“经济发展并不是某种哑剧表演，历史的其他部分也不是它的傀儡。即使是全神贯注在如何从南非金矿和钻石矿中牟利的商人，也决不能被视为一架赚钱机器。他们对于那些显然与帝国扩张有关的政治、情感、意识形态、爱国情操乃至种族诉求，不可能完全无动于衷。”经济利益在渗透过程中，各种政策是由复杂的国家机器执行，体现了国际力量和国内力量的博弈。因此，地缘战略解释、意识形态解释（爱国主义和民族自豪感）、文化解释等也是有益的。甚至民主力量也可能间接助长殖民扩张（比如通过保护主义的传导）。

首先，霍布斯鲍姆认为，从地缘战略来看，英国的战略动机最强。就全球而言，印度是英国的战略重心，英国对外扩张的重要目的是保护通往印度的航路和缓冲区，将其他国家的势力排除出去。这个战略要求英国控制通往南亚次大陆的短程航道（埃及、中东、红海、波斯湾和阿拉伯南部）和远程通道（好望角和新加坡），也要求它控制印度洋和非洲沿岸。这些行动是对帝国主义时代变化和其他国家经济竞争的反应，集中体现在英国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的主张中。当然，这种解释同经济解释并不排斥，因为印度的重要性首先是在经济方面，印度不仅是英国最大的海外市场，而且是英国国际收支平衡（某种程度上也就是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收支平衡）的关键。

其次，霍布斯鲍姆指出，帝国扩张是一种良好的意识形态粘合剂，可以激起民族主义情绪和爱国情绪，进而减轻不满情绪。这种情况尤以德国为甚。德国虽然是专制政府，但由于没有英法数百年来形成的国会机制作为激进情绪的缓冲，对民意极为敏感，受民族主义的压力团体影响甚深。霍布斯鲍姆指出，殖民扩张极受新兴中产阶级和白领阶层的欢迎，它具有一种将西方白人、有钱人、中产阶级和贫民结合在一起的优越感，种族主义的情绪也藏在这种优越感之中。正是这个阶层，而不是传统史学观点主张的少壮派贵族将德国推向了民族主义的极端。左派往往是反对帝国主义者，英国工人运动的目标是包括印度、埃及和爱尔兰的解放。但是除了列宁派以外，西方左派很少真正关注或者组织殖民地人民去反抗。大多数人认为殖民主义对社会主义运动不具有利害关系，甚至将有色劳动力视为对白人工人的威胁（工人阶级促成白色加州和白色澳洲运动）。农民则是保护主义的支持者，对帝国扩张大多持默许或支持态度。

最后，帝国具有象征意义，对外代表着大国地位，是国际冲突时代成功者的合法性表征；对内则是群众政治时代的一种合法性来源。自从拿破仑三世（Napoleon III）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共关系发生了深刻变革。当不同的利益团体通过大众民主制度显示出政治力量时，可能直接地或间接地迫使本国政府采取倾向于对外扩张的政策，比如保护主义、种族主义、加强国际竞争等等。

简言之，殖民扩张并不是可以用单一原因和动机加以解释的，它本质上是一个有诸多国家经济体所进行的经济和政治竞争时代的副产品，尽管经济在其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并且成为各种因素转换的主轴。同样，霍布斯鲍姆认为殖民扩张的后果也是多方面的，要重视经济后果，但不能盲目夸大。

首先，殖民扩张对资本主义列强的影响是不平衡的。虽然瓜分世界主要出于经济的目的，但是除英国外，其他主要殖民母国并未从殖民地获得主要的经济利益。霍布斯鲍姆认为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如卢森堡）夸大了殖民扩张对母国经济的重要性。在整个19世纪，大约80%的欧洲贸易是在己开发国家之间进行，流出的货物和投资大多指向早期占领的欧裔殖民地。因此，从整体而言，帝国主义阶段的殖民扩张只是资本主义全球性经济扩张的一环，殖民地充其量只是被视为区域性商业渗透的适当基地或出发点。当然，这并不代表殖民地对资本主义不重要。实际上，殖民地（海外市场和原料来源）对头号资本主义强国——英国具有关键性作用，因而也对资本主义全球平衡和贸易自由具有关键性作用。但是，对于其他列强而言，情况就不是这样了。对于法国来说，殖民地的主要作用是弥补其军事和人口上的劣势。

其次，母国与附属国的关系是高度不对称的，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具有决定性，后者对前者却无关大局（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tropolis and dependencies was highly asymmetrical. The impact of the first on the second was dramatic and decisive， even without actual occupation，whereas the impact of the second on the first might be negligible，and was hardly a matter of life or death.）。尽管殖民扩张给落后地区带来了技术、资本和先进的生产方式，但是却加深了他们对先进国家的经济附庸关系。先进国家一直通过各种手段强制落后国家非工业化和产业专门化，这一情况随着工业革命而加速，最终在帝国主义时代达到顶峰。在19世纪末，资本主义列强控制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大多已经沦为一种或两种农产品和矿产的专业生产地，这些国家的经济完全寄托于世界市场难以预测的变化二我们看到，霍布斯鲍姆对这种不对称关系和不平等专业化的看法已经带有依附理论的痕迹。

三、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分期、特点及动力

从霍布斯鲍姆对帝国主义的研究出发，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传统和依附理论的双重影响。霍布斯鲍姆认为，这两种理论之间的矛盾不应该被过分夸大，实际上它们各有侧重。前者主要关注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国家，以生产方式的变革作为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发展动力；后者主要关注的是外围落后国家，以不平等交换和剩余价值转移作为其不发达的原因。只有将两者综合起来，并将中心—外围的关系演变置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不同阶段分别加以考察，才不会陷入非此即彼的误区，才能看到一个动态的资本主义发展图景，进而得到一种比较完整和准确的认识。

1.重商主义时代的经济体系

16世纪到18世纪，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商主义”时代。商业上的霸权造成经济上的优势，殖民制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16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通过军事征服建立起殖民帝国。西班牙帝国建立在中美洲和安第斯山脉稀有金属的开采之上，并源源不断输往欧洲，采矿业和粮食生产都是由强制劳工从事的。葡萄牙则控制着一连串贸易据点，主要从事香料和黑奴贸易，这是一种外来强制，没有改变殖民地社会制度和生产体系。到了17世纪，重点转向加勒比海地区和巴西的奴隶种植园的蔗糖生产，进一步蚕食了当地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西葡的海上霸权也让位于荷兰、英国和法国。食糖产区缺少劳动力，促成了大西洋三角（Atlantic triangle）贸易的形成。

霍布斯鲍姆认为，重商主义的最后结果是形成了以西欧为中心的、相对松散的经济综合体，并通过贸易关系和土地关系分为三大区域，即中心（西欧）——半边缘（中东南欧）——边缘（海外殖民地）。

在这一阶段，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动力在于它在贸易体系中的中心地位，其基础是通过军事征服、强制劳动、直接掠夺、赋税等手段实现的对殖民地的不平等剥削。商人——贸易是主宰，西欧制造业也只是贸易中间的一环而己。制造业的主要形式是家庭代工，由商人购买手工业者或农民所生产的制品。尽管在此过程中，造就了第一批专业化的熟练工人和新兴的工业主阶层，但利益还掌握在商人手中（有些直接掌握生产资料），生产方式还未出现质的飞跃。不过，西欧出现了一个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进展，即土地所有制的变革。在此阶段，西欧各国或快或慢地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及其政治束缚，并程度不一地向货币地租、农业商品化和专业化转变。

中东欧（易北河以南至意大利以东）此时盛行农奴制。波罗的海内陆地区，为西欧出口谷物、亚麻、大麻和木材。东部平原地区（除了少数制造业和城市发达的地区之外）为西欧提供着粮食和铁矿石。在南欧，盛行贵族大庄园，由奴隶和外乡人组成的特色雇工，也向西欧出口农产品。总体而言，这些地区处于西欧发达地区的外围，本质_L还是农业的世界，城市主要是贸易中转站，经济上依赖于西欧。

海外殖民地已经沦为西欧的经济附庸，但总体上专业化程度还不高。生产方式改变的程度不一，剥削方式也有所不同。在西印度群岛、西属美洲、美国南部，其经济特点是实行奴隶制的大规模种植园，生产一些重要的出口作物，如蔗糖、烟草、咖啡，这些种植园经济成为西欧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并通过奴隶贸易成为非洲经济的组成部分。而在东印度群岛，欧洲殖民者直接控制生产的情形比较少见，主要通过强迫本地居民缴纳一定比例的收获物来进行经济掠夺。最后，在手工业较发达的印度，殖民者并未完全改变当地生产方式，自然经济仍占有广裹的内陆地区.控制印度的英国商人集团（东印度公司）认为一个适当繁荣的印度有利于英国的剥削，他们依托柴明达尔制度，保留了印度的地主阶级（其前身是莫卧儿帝国的包税人），对税收进行常年结算（permanent settlement），鼓励储蓄和改良土地。印度的非工业化要到下一个阶段，即自由资本主义阶段才到来。

2.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体系

18世纪末是资本主义的重要转折点，经过长期的资本和技术积累，中心地区（主要是英国）发生了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带动整个经济体系从重商主义时代进入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中心国对外围国家的支配从主要依靠暴力上的优势转变为主要依赖于经济上优势，市场机制代替殖民统治而成为维持中心与外围之间的不平等关系的主要工具，随之而来的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新国际分工体系，它使地球的一部分成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生产的地区。霍布斯鲍姆认为，这个体系的特点是：英国居于中心和垄断地位，具有先发优势：欧洲其他强国以及美国居于次中心地位，具有后发优势；殖民地和依附地区则被有计划地改造为专门化的原料产地和消费市场，成为资本主义不平等专业化的受害者。

英国是这次生产方式革命的发源地。其表现是：第一，通过圈地运动，英国土地所有权己经高度集中和商品化，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原始资本和充足劳动力；第二，正如马克思分析的，生产资料同劳动力决定性的分离以及劳动力成为商品，资本主义发展的秘密和根本动力是内嵌于生产过程之中的对剩余价值的剥削；第三，工业革命造就了技术革新和机械化的工厂制度，促使生产力的巨大增长；最后，私有企业自由化，鼓励自由创办和经营任何行业，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宽松环境和良好的组织形式。以上的变革最终凝结成工业革命的最大成果—棉纺织业，它直接改变了英国的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带动相关投资和产业，强力拉动经济增长；同时改变了国际贸易的内容，使英国居于国际贸易和货币体系的垄断性地位。霍布斯鲍姆认为，英国的巨大成功离不开国际贸易和对殖民地的掠夺（在工业革命前，己经形成了非洲奴隶一一西印度群岛的原料—英国的棉纺织的贸易体系），但是这不能否定生产方式的质的飞跃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正是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赋予了英国独力重建全球性平衡的能力，使英国的进出口成为世界贸易和收支平衡的稳定器，使英国成为技术输出和金融、交通服务的提供者，造就了以英镑为核心的货币体系.简言之，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发展和获利结构是生产方式飞跃的结果。

对于其他强国而言，英国的发展既构成了巨大压力，也提供了发展机遇。霍布斯鲍姆指出，这些次中心的优势在于可以吸收英国的技术，同时利用英国的贸易体系和货币体系获利，而劣势在于资本不足、市场狭小以及国际贸易中对英国的依赖。能否弥补劣势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土地问题的解决方法，这决定了原始积累的程度和劳动力的稳定来源；第二，解决资本短缺的方式，经济越落后、起步越晚的国家，越依赖于大规模调动、引导储蓄流向的方法（美国吸收英国和法国的资本，德国依赖于政府和金融机构，南欧依赖于外国资本）；第三，政府对本国工业的保护力度与应对自由贸易的策略。

落后国家对先进国家，特别是英国的经济依附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首先，在工业而非商业成为资本主义根本动力的时代，不平等交换和剩余转移的方式相应升级，依附地区在生产方式上主动或被迫调整以适应需要。印度被有计划地实施非工业化和土地自由化，完全沦为原料产地和消费市场。这是英国工业利益集团取代商业利益集团主宰印度的结果。①拉美各国在独立后确实推行了一系列现代化的政策，比如主动进行土地自由化改革，先后废除了奴隶制度。但自由化的土地没有为工业提供资本积累，只是促成了大土地所有制和依赖出口的专门化的农业种植，形成了依附性的获利格局。其次，落后地区的政治结构和阶级结构是其依附状态的结果。在印度，莱特瓦尔制度取代了柴明达尔制度，这两种制度都不是依据印度的发展而制定的（相对而言后者更尊重印度的历史传统），而是英国在印度的两种利益的冲突的表现。把经济自由主义运用于印度，既没有创造出开明的土地所有者，也没有创造出强大的自耕农，只是带来了普遍贫困。拉美各国独立后形成了建立在大庄园土地所有制基础上的军事寡头制度。这种寡头统治代表民族国家的体质十分虚弱，对内的统治依托于军事强力横征暴敛，对外则依赖外国的借贷和输出原材料以维持经济。自由贸易对寡头和地主有利，他们构成在依附性的交换体系中的既得利益集团，倾向于维持这一体系。因而，国家政策的各个方面取决于出口部门的需要，包括税收、土地分配、移民政策、工业政策等。②总而言之，在这一阶段，殖民地和依附地区在以英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中获得一种共生性发展，但这是以丧失经济主权和政治主权为代价的，其经济结构、发展战略、政治情况都依赖于不平等的世界体系。

3.帝国主义时代的经济体系

正如上文己经介绍的，广义的帝国主义是一个国家竞争、保护主义、资本输出和瓜分世界的时代，它是资本主义的全面转型，而非依附理论所认为的只是方式的变化。世界经济相较于以前更加多元化，英国的贸易垄断被打破，出现了多中心的趋势。对先进国家而言，其经济能力和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主要取决于自身的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保护关税与自由贸易、国家主义与全球主义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和资产阶级内部不同利益集团的不同要求。英国之所以仍是首强，而且生产垄断和保护主义程度较轻，是因为它拥有更均衡的产业结构和发展速度，不存在对需要大型资本的重工业的依赖，也不受农民对保护主义的诉求的束缚；与此相对，德国的产业结构和阶级关系则决定了它必须实行生产垄断和保护主义以争夺国际市场。列强之间较为共生性的经济关系被激烈的国家经济的竞争所取代，逐步趋向于一种“零和状态”。随着瓜分世界的狂潮，落后地区被划入一片片的国家经济区域内，成为单一化的生产单位和国家垄断联合体的剥削区域，他们的命运取决在这个剥削体系中的地位，直到20世纪帝国主义体系瓦解为止。

四、结语

霍布斯鲍姆对帝国主义和世界体系的研究建立在细致的理论分析和详实的史料考察之上，因而具有一种真实的历史意识和敏锐的理论洞察力。他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继承不是刻板的、教条的；相反，他通过概念辨析和史料分析，将不同观点的合理之处吸收到他的研究之中。他对帝国主义两重含义、特点及关系的说明，同马克思、希法亭、列宁等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同时又在理论深处有着独到的见解，甚至对长期以来被默认的一些观点有所突破，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他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不同阶段和不同部分的细致考察，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回答了相关争论，做出了一次调和马克思主义传统与依附论的理论尝试。

霍布斯鲍姆的这些研究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现实意义。20世纪的人类历史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遗产，发达的资本主义阵营、社会主义阵营和第三世界的分野便是帝国时代瓦解的产物，尽管社会主义阵营（即霍布斯鲍姆所称的“第二世界”）在他所谓的“极端的年代”的末期也已经终结。（Today's world was shaped by what one might call the historical landscape left behind by the Age of Empire and its collapse. The most obvious piece of this heritage was the division of the world into three camps， the capitalist， the socialist，and the underdeveloped， the second of which would also collapse at the end of the Age of Extremes.）而冷战结束以后，美国霸权主义的严重膨胀，使得帝国主义理论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霍布斯鲍姆认为，美国的全球霸权是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的一种新型帝国主义，其基础是以信息化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以及新型国际分工体系。美国依赖于在军事上的绝对优势、信息技术上的相对优势、意识形态上的全球输出和金融垄断，维系着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与美国的霸权相对应的是，世界正进入一个动荡和不安的时期。21世纪的世界局势背后，有六项危机正在滋生。一是快速的全球化所带来的经济、科技、文化的结果与至今仍未被全球化渗透的政治活动之间的紧张关系。二是在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之下，造成的国内和国际间具有潜在爆炸性的不平等。三是跨国资本的迅猛发展造就了一种新的全球性的权力中心，它在推动全球一体化和促进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同质化的同时，导致了社会的分裂和超国家组织和次国家组织的出现。四是二战后国际均势体系的崩溃与美国“人权帝国主义”的扩张。五是主权民族国家面临的能力危机。六是人类大灾难的再度出现（疾病、生态恶化、种族驱逐等）。在这样的局势下，出现了一种声音，即认为美国的全球霸权可以在一个日益失序和动荡的世界里，建立和维持某种秩序。霍布斯鲍姆认为，这种所谓“美利坚和平”（Pax Americana），同历史上其他帝国的意识形态，如“不列颠和平”（Pax Britain），甚至古罗马时期的“罗马和平”（Pax Roman）一样，如果不是一种虚伪的借口的话，就是一种历史迷思。从19世纪帝国主义发展史的高度俯视当下就会发现，世界和平和地区和平，一直是历史上所有己知的帝国力有未逮的境界，当然更非当今任何强权可以企及。如果美国不吸取这一点，不顾一切的利用政治和军事力量来维持它备受侵蚀的全球地位，所带来的就不是全球秩序而是失序，不是全球和平而是冲突，不是文明进步而是野蛮退步。这是霍布斯鲍姆从19世纪人类历史的光荣与血海中得出的结论，是他对21世纪人类发展发出的警语。由此，我们可以体会到重新审视帝国主义的目的和意义。正如霍布斯鲍姆本人所言，他的研究目的是重新理解对世界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19世纪，为透视20世纪的历史，找寻21世纪的和平、共生和发展之路提供参照。这也可以代表整个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理论研究的现实旨趣。

参考文献

[1] Eric Hobsbawm, The Age of Revolution, The American Library, Inc, 1962.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王章辉等译，钱进校，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

[2] Eric Hobsbawm， The Age of Capital， The American Library， Inc，i979.霍布斯鲍姆：《资本的年代》，张晓华等译，钱进校，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

[3] Eric Hobsbawm， The Age of Empire， Pantheon Book，1987. 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贾士衡译，钱进校，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

[4] 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5] 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马凡、赵勇、李霞、佘江涛译，舒小的校，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

[6] 霍布斯鲍姆：《霍布斯鲍姆看21世纪》，吴莉君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9] 《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10] 卢森堡、布哈林：《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柴金如、梁丙添、戴永保译，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室编，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

[11] 《布哈林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