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一百年内，中国经历了变革幅度最大的历史震荡，恰好，聂元梓都作为亲历者认真参与其中了。正是从个人与历史的中间，我们可以看到她教科书一般的经典人生。
毫无疑问，聂元梓最初亲历的是中国革命岁月，她作为具有爱国情怀的青年学生，参与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新中国成为高级别干部。这是她人生中间第一个重要时间段。在《聂元梓回忆录》中间，她追述了自己参加共产党领导下革命队伍的经过，在那个“北平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年代，她寻找一个能够打日本的队伍加入。
1935年国民党与日寇签署“何梅协定”之后，党国的军警宪特退到保定以南，深怀抗日热情的青年学生大多对国民党政权绝望了，希望有一个真的打日本的力量可以加入。到了197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北平真的已经摆不下平静的书桌了，大批青年学生撤出平津寻找抗日道路。正是这个时候，共产党人完成了长征到了北方，在平汉铁路各站，共产党人摆上一张木头桌子，派出人员招募抗日青年从军。据聂元梓回忆，最初与她接洽招募事务的是程子华，而与聂元梓一道受招募的三位小伙伴，都十分着紧这个被招募的机会，唯恐被扔下了，几乎到了要紧跟盯人的程度。
新中国成立之后，聂元梓作为高级别干部，亲历官场的蜕化变质过程，她自己第一次不幸婚姻，就源于小三追求“大干部”的排挤效果。她作为女性，首次从这样的视角，深切地体验到了革命第二天的一般性问题。在她的第二次短暂婚姻中间，她被带到了共产党最高层官员的生活圈子，亲眼目睹了中组部长的交往圈子及其腐朽堕落的淫乱生活，她对此的反感是不言而喻的，还从阶级斗争和特嫌角度向康生汇报了自己的发现。
在1964年开始的北大社教运动中间，她受到工作组的启发和动员，起来揭露北大官场的问题，就此被官场打入另册，1965年两次国际饭店会议中间备受打击和批判。到了文革前夕，北大官场已经预备把聂元梓放逐农村，驱离北大了，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她看到了《五一六通知》的传达精神，同时也预备做一次鱼死网破的抗争，这才是她参与那张著名的“马列主义大字报”的由来。
在共产党人的政治传统中间，群众路线和批判与自我批评，是一个很大的创新，同时也是一个对传统政治生活的巨大颠覆。按照老田的看法，这样的政治实践是一个打开封闭政治空间的革命性举措，是极大地缓和政治不平等以及权力封闭性的革新，传统的等级关系以及下级依附并服从上级的政治关系，相当大程度被缓和了。上级垄断权力和决策机会的封闭性，相当程度打开了，下级或者群众可以依据自己掌握的信息或者诉求，参与决策过程和权力运作过程，甚至还可以对上级进行周期性的“反批评”（整风），这个变革，老田称之为“私人领域公共化”。
在根据地年代，私人领域公共化的革新措施，一定程度上能够得到长官的尊重，因为没有下级和群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一切都玩不转。但是，到了执政之后，长官一个人垄断机会分配同时经营小圈子，就成了官场风气。北大官场一样如此，即便是上级派来的工作组，想要了解一些真实情况，也不得不深入动员和拉拢“积极分子”，北大官场此种小圈子经营带来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状况，甚为普遍；而工作组为了打开局面，也不得不费心费力去经营另外一个小圈子。以第二个小圈子，去揭示第一个小圈子的问题，这个恰好说明官场的真实状态，究竟是怎么样的。
在革命后年月，革命年代的私人领域公共化趋势，被逐步终结，官场的小圈子封闭程度加深，“跟人而不是跟路线”成为聪明人的首选，宁可犯政治错误、不可犯组织错误成为官场铁律，正是依据这一的新标准，聂元梓才被认定为“异己分子”和不可靠力量，成为需要彻底放逐的人。在文革后，聂元梓这一段经历被说成是十恶不赦的坏人坏事，但是，从中国革命的旧传统和共产党人的明示规则来说，聂元梓的说法很对。但是，做得对的，为什么反而吃不开，这才是文革所揭示的根本性问题所在。
北大四清运动的反复，工作组第一批动员的积极分子，面临着被反攻倒算的命运和风险，在这个过程中，各路人马都有自己的选择和表现。象聂元梓这样，不愿意后退与妥协的是一批人，除了她之后还孙蓬一、郭罗基等人；也有人及时地转弯子，进行一百八十度转向，想要重归旧章，再找好一个位置坐回去，例如著名的季羡林就是这样的一个聪明人。
聂元梓在回忆录中间，没有清晰讲述她在两次国际饭店会议中间受到那么大压力，为什么还继续拒绝退步。看起来，聂元梓作为女性革命者和高干，早已经有了对于官场的潜在批判意识，她之所以成为工作组的积极分子，后来又拒绝后退以保全自己，应该说这是她愿意遵从的“本心”——她自己对于官场的批判是内在的而非外在的。以至于被陆平等人彻底划为“界外”预备放逐她下农村去，她依然没有选择后退和求饶，而是在文革初期参与署名第一张大字报，这原本是要选择一次“殊死反抗”，很有点破罐子破摔的味道。在这个问题上，聂元梓身上确实存在着继续革命的内在动力，或者潜意识里已经有了想要终结官场腐朽黑暗面的追求，正因为如此，她才坚定地选择向前。
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这张大字报的内容，聂元梓回忆说自己也极感意外，她追述当时的感受是“脑袋发懵”——自己也闹不清是怎么回事。但是，这件事肯定对她有利，把她从极端不利的状况下解放出来了，这一点倒是清楚的。
正是因为此种力度的支持和宣传，聂元梓有了一笔在无意之间积累下来的政治资本，所以，她后来在新北大校文革中间担任了一个重要角色。那些在国际饭店会议中间不妥协的积极分子，现在近乎有了英雄的地位，成为人们称赞和膜拜的对象。但在另外一个方面，那些在国际饭店中间妥协过的人，对照下来，则近乎有了“当叛徒”的不光彩，从这样的心理出发，就格外需要彻底抹黑和打压聂元梓的需要。就这样，著名的季羡林先生参加了对立派“井冈山”，说他们自己才是“更造反”“更革命”的一方，直到1990年代季羡林书写的回忆录的里面，依然象泼妇骂街那样恶毒咒诅聂元梓和她们那一派，却没有讲出为何如此的道理。
文革大潮兴起之后，每一个人都在重新找寻自己的位置，同时也想办法以损害他人位置为条件去提升自己。在这样的恶性政治竞争中间，聂元梓缺乏把控能力，也未能在需要她发挥正面引导作用的时候，起到相应的作用。虽然被合称为“五大学生领袖”之一，但是，这些领袖们确实没有能够很好地履行领导责任。北大和清华，作为全国著名学府都陷入恶性政治竞争，以至于最后升级到武斗。在两派的辩论中间，每一派都竭尽全力抹黑对立派，各种语言暴力有增无已，1968年毛老人家在接见五大领袖时，用开玩笑的口气复述了北大两派的辩论策略：井冈山一派说聂元梓哥哥姐姐都不是好人所以她也不好，而新北大一派提出“杀牛、宰猴、断羊腰”。据谢静宜回忆，毛爷爷私下里对北大清华的状况极端不满意，措辞更是相当刻薄，甚至有“不知羞耻”的字眼。
应该说，北大和清华的文革走到两派尖锐对立和武斗的地步，业已形成了难于共存的僵局，毛爷爷在接见时开玩笑说要不“斗批走”“斗批散”、北大清华都一分为二，两派各自组成一个大学算了。此种严重状况的出现，实际上已经预示了“利维坦”的迫切需要，以及造反派从现实政治中间出局的后果。正是在同一次接见中间，周总理、康生等人开始狠批造反派组织的“北航黑会”，这预示着未能够完成基本政治整合、实现团结大多数的造反派力量，已经被视为恢复秩序的负面力量了。
今天回顾，北大和清华的那种状况出现，确实不是一般人能够应付和解决的，聂元梓当时有着较高地位，却未能对此作出改变，因此，领导能力不足的判断是成立的。至于文革后说聂元梓就是原发性的破坏力量，则迹近胡说。
在文革后，“做得对的吃不开”的趋势，更得到了极大的强化，所以，聂元梓作为坏人在宣传和定性中间就变得更坏了。但是，这个诱发文革参与强烈批判意识的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更加严重了。
聂元梓一生的坎坷曲折，促成了她对官场的朴素批判性，文革期间就此获得标杆地位，由此也带来她后半生的牢狱之灾。“从事于道者，道亦乐得之。”聂元梓早期参加革命，中期对革命后官场产生了朴素的批判性，晚期就此受到官场打压，这些曲折的经历，均与中国革命的原初追求密切相关。一个人也许不是刻意地追求继续革命的，但是，人生际遇如此需要她做出明确选择与抗争的时候，她依据自己的际遇和经验也选择了，然后，她就活成了那个与革命初心无法相互离弃的样子。
如果聂元梓真的预见性地认识到她选择的一切，有能力把控她遭遇到的各种状况，那她就可以与毛泽东那样的革命家相比了，会成为芸芸众生中间的例外，她人生经历和思考的代表性，反而会因此降低不少。
文革虽然被彻底否定了，但是聂元梓看到了的官场黑暗面，以及她付出过极大代价批判过的腐朽状况，都依然存在着，并且更加严重了。在组织及权力普遍化的现代社会中间，聂元梓的处境和遭遇到的困境，恰好也是我们大多数人日常面临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聂元梓的人生及其曲折，都依然是人类进步阶梯上的一环，她的付出和牺牲依然是有价值的，这肯定会得到后人的公正评价。
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再完美的苍蝇也不过是苍蝇。聂老的一生及其牺牲，都是做为战士而付出的代价，她的努力和曲折，都将会给后人以有益的启迪。愿聂老安息！
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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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老田。责任编辑：郭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