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大多数童话故事中的公主和王子都有着顽固的特征：公主们温柔、勤劳、彬彬有礼且穿着得体，她们常常落难或是被虐待，命运的轨迹牵动在别人手中，而王子和勇士则几乎永远在扮演拯救的角色，通常是他们让公主“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自称为“激进的女权主义战士”的安德丽娅·德沃金（Andrea Dworkin）曾在她的《女人恨》（Woman Hating）一书中论述过经典童话对于构建性别意识的影响力。她说，我们还没有塑造童话的古老世界——它已经塑造了我们。我们远在成为男人和女人之前就将它整体吞食，把它的价值观和意识作为文化烙印刻在了脑海里。我们咀嚼着童年的童话故事走入成熟，而它们始终躺在我们的肚子里。在白雪公主和白马王子这两种形象之间，我们从没有更多的选择余地，在某个时刻，分裂就产生了：男孩梦想着身骑白马，从小矮人手里买下白雪公主，而女孩则渴望变成那每个亡灵癖的欲望对象——无辜的、受害的睡美人，睡得香甜。
以童话作为道德训诫的手段由来已久，安吉拉·卡特曾这样说。她很早就意识到，在西方文学和文化架构中的性别歧视倾向非常明显。她是听着外婆擅长讲述的民间故事长大的，西方古典神话和经典童话主要源自民间的传说和故事，但它们之间有着很大的不同。民间传说的原始形态简单粗鄙但质朴自然，而经过加工成为文学作品的神话与童话则不可避免地沾染着父权社会的色彩，成为了“中产阶级的商品”。而她的写作生涯中最负盛名的正是一项“女性童话改造工程”，她解构并重塑神话和童话，并在其中注入女性主义观点，使之获得现代的美感，推动认识的前行。
这也是除了拥有迷人且独特的文体之外，她能够被读者及研究者热情追捧的一个重要原因。据说，在卡特去世后三天内，她的所有作品曾被抢购一空。1996年，伦敦的一条新街道被命名为“安吉拉·卡特”巷，而后，她成为英国大学校园内拥有最多读者的作家，80%的新型大学讲授她的作品，“卡特研究”成了一个“新饭碗”。
安吉拉· 卡特用《焚舟纪》构建了其“女性童话改造工程”的主体
为卡特的写作埋下种子的，并不仅仅是外婆讲述的那些故事本身。在她的印象中，外婆是一个粗犷、坚强的女人，她讨厌无缘无故地哭泣和抱怨，总是会说：“不要软弱。”她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个动作都展示出一种自然而然的主导性，一种原始的狂野，传达着女性性别的优越感。卡特对此充满感激。也许正是带着外婆所传递的这种品质，卡特的人生才得以充满探索的意味。
20岁时，她就嫁给了化学教师保罗·卡特——直到去世，她都在沿用卡特这个姓氏，虽然他们的婚姻并非那么长久。1969年时，她凭借小说《数种知觉》所获的毛姆奖奖金逃离了家庭，旅居东京，成为一名激进的女性主义者。60年代的妇女解放运动对她个人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后来，她和一见钟情的恋人马克同居，40多岁成为母亲，去世前才结婚。
正是在传统女性角色的扮演和转变，以及对过往的不断追索和反省中，卡特发觉并发展着她的女性主义意识。她在一次对自己20多岁的创作进行回顾时发现，不知不觉中，她总是“偏向于”男性，作为一个女孩，她当时的思想上遭受着某种程度的“被殖民”，尤其在她当记者时所写的一些新闻报道中，她总是会无意识地把男性视角作为一种普遍的视角。在逐渐发现自我的过程中，这个年轻女孩身上存在着一种倾向于“扮演男性”的倾向。
她第一次真正意识到“我曾经是怎样的”与“我曾经被预设或期待为怎样”两者之间的不同——随着年纪的增长，她发现自己的写作中越来越多地涉及性别特征与它在人类实践中的不断显现。这或许正好能部分地解释她为什么不断地重塑童话、神话，塑造诸多颠覆以往的女性形象，在非现实的世界中探讨性别、禁忌，以揭示现实世界中诸多观念和意识的可疑之处。
收录了42个短篇故事的《焚舟纪》就是安吉拉·卡特“女性童话改造工程”的主体，其中以《染血之室》最具代表性。它主要改写自法国诗人夏尔·佩罗笔下的经典童话《蓝胡子》。原著中，蓝胡子身份尊贵且富有，娶过几位妻子但都下落不明。直到他最后一任妻子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发现他的秘密——一个藏着前几任妻子尸体的小房间。蓝胡子当然不会想要放过她，千钧一发之际，妻子的两个兄弟赶到他们居住的城堡，杀死了蓝胡子。最后，被救的女人继承了丈夫的遗产，分给了家人，找到了一位真正的绅士，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这个故事彰显着传统父权社会的逻辑：男性主导、女性被动——她婚后居住在丈夫的城堡被要求乖乖听话，违背了不打开秘密房间的承诺则将被丈夫处死，被男性兄弟拯救，在遇到真正的绅士后才有机会过上幸福生活。她的命运只是男性角色行动的后果，唯一一次在自己的意识下行事就惹上了杀身之祸。
Rebecca Whiteman所作《染血之室及其他故事》（非中文版）的封面图。
《染血之室》对原著所进行的最具女性主义特征的改变是，最终拯救女人的不再是兄弟，而是她的母亲——一个“烈性女士”。我们更应该好好看一看她的样子：她的发就像一头白色狮鬃，裙子挽在腰间，穿着黑色莱尔棉线袜的腿直露到大腿，一手抓着缰绳拉住那匹立起来的马，另一手握着丈夫的左轮手枪。而就在这位轮廓如鹰的母亲18岁生日的那天，她曾打死一头肆虐河内以北山丘村落的吃人老虎——她正是以一种我们头脑中惯有的男性形象向父权社会发起了挑战，成为主动的征服者。被救的女人在此时也不再是被动的等待者，她拖延时间，为母亲拉开门闩，尽可能地斗争、自救。
短篇集《染血之室与其他故事》中的插图
卡特的观点是，历史上每一个被压迫的阶级都是通过自身努力获得解放的，女性有必要学习这一点。她曾在1978年出版的论文集《萨德式女人》中写道，童话中所塑造的十全十美的女性的教训是：在被动状态中生存，也就是在被动状态中死亡——即“被杀害”。“在不自由的社会中，一个自由的女人会变成怪兽。”如果进行倒置，主动变成野兽的女性是否会获得自由？
实际上，《焚舟纪》中的每一篇几乎都是内涵丰富的女性主义寓言式文本。在卡特笔下，它们大都一反在经典中最常出现的第三人称叙述，而是以女性角色为第一人称视角出发，一切都围绕“我”的遭遇、“我”的感受、“我”的不幸和“我”的选择。“我”们遵从内心的意志对命运做出选择，在以小红帽的故事为原型的《与狼为伴》里，不再害怕的小红帽就香甜地睡在外婆的床上，“睡在温柔的狼爪间”。哪怕是变成一头野兽，她们也是在消除恐惧之后，直面自己的欲望，主宰自我。在重塑《美女与野兽》的《老虎新娘》中，“美女”就经历了一番自我觉醒而最终拿到主动权，她选择在老虎面前脱得一丝不挂，让老虎舔去她的皮肤而逐渐露出光亮的皮毛，变成了另一头野兽。
但卡特并非推崇女性通过暴力对抗男性的暴力，她指出，阻碍女性得到完全解放的，并不仅仅是男性的偏见，女性自身的认识也与之相关。无论男女，要求对方单方面服从都是错误的，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对两性问题的看法往往片面和扭曲。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37期，点击文末封面图即可一键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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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若茜。来源：公众号 三联生活周刊。责任编辑：还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