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流按：1933年9月21日，著名的“国会纵火案”在莱比锡帝国法庭开庭审判。面对纳粹的诬陷和阴谋，季米特洛夫大义凛然，英勇无畏地在莱比锡法庭上与纳粹分子作了激烈的交锋。这篇演说，是1933年12月16日，莱比锡审判的最后阶段，季米特洛夫在法庭上作的最后辩护。在整篇辩护词中，他没有就事论事为自己开脱，而把法庭变为宣传共产主义、捍卫共产党人和保加利亚人民的尊严、揭露纳粹集团阴谋的阵地。他使自己变被告为原告，针对敌人的指责，义正词严地进行反驳，以严密的逻辑推理，逐条批驳针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人，以及针对他本人和他的同志们的一切不实之词，深刻揭露了法西斯分子的阴谋。这是一篇共产党人演讲的典范之作，值得我们学习。
季米特洛夫演讲词：
法院既已拒绝我最后的申请，我决定自己替自己答辩。强派给我的辩护士的蜜汁或毒药，都不是我所需要的。在这个诉讼的全部进程中，都是由我自己答辩的。我一点也不感到要受特切尔博士为我辩护的发言的拘束。对我的案件具有决定意义的，只是我自己现在和过去对法庭所说的话。我不愿得罪我的同志托尔格列尔，特别是因为，就我看来，他的辩护士已经够得罪他的了，但就我个人来说，我宁可受法庭的无辜处死，也不愿由萨克博士所发表的那种辩护而获得开释。
我承认我的语调是激烈而尖锐的。我平生的斗争向来就是激烈而尖锐的。我的语调是诚实坦白的。我要说符合事实的话。我不是一个因所操职业而来出庭的律师，我是在保卫我自己，一个被控的共产党员，我是在保卫我政治的荣誉，一个革命者的荣誉；我是在保卫我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我的理想，我整个生命的内容和意义。因为这些理由，我在法庭上所说的每一个字都是我自己的一部分，每一句话都表示我对这种不正当的控诉，对这种硬加之于共产党人以纵火焚烧国会这一反共产主义的罪名，怀着深切的愤恨。
我知道所谓我们是纵火案的同谋，在保加利亚是没有人相信的。我知道在任何其他国家也不会有人相信我们与纵火案有任何关系。但是在德国有其他情况的存在，在德国，人们不是不可能相信这样离奇事件。因此，我希望证明共产党过去和现在都与这一罪行丝毫无关。一定要提到宣传的问题，那末我不妨公平地说，在这个法庭里有很多发言是具有宣传性质的。戈培尔和戈林在这里出庭，起了对共产主义有利的间接宣传作用，但是没有人能以他们的行为产生了这样结果而责备他们。
庭长先生，在那个期间，每一情况都可以调查出来，以便迅速地解除我们与纵火案有关的嫌疑。起诉书上宣称：“季米特洛夫、波波夫、汤尼夫硬说他们不过是保加利亚的逃亡的政治犯，但他们是为着非法的政治活动而住在德国，却必须认为是有凭有据的了。”起诉书上更宣称：“他们是莫斯科派到德国来准备武装暴动的间谍。”起诉书第八十三页指出：“虽然季米特洛夫声明从二月二十五日到二十八日他不在柏林，但这并不能大大影响这个情势，因而就不能免掉对他参与国会纵火案的控诉。”起诉书上继续说，不仅赫尔麦的作证，而且有其他一些事实，都证实了这种同谋……
赫尔麦说，季米特洛夫和卢贝是同在伯扬霍夫饭店的。现在允许我再来引证起诉书，那上面说：“虽然季米特洛夫没有以现行犯当场被捕，但是他参与了国会纵火的布置。他跑到慕尼黑，为的是找个不在犯罪场所的证明罢了。在季米特洛夫那里查获的共产党的小册子，足以证明他参与德国共产党的活动。”这就是这一草率的、流产的起诉书的根据。
我要从另一点上再来谈谈这一控诉和起诉书的方法。
说放火烧国会是德国共产党干的事，是共产国际干的事，这一理论决定了这个审讯的方向。把放火烧国会，这种反共产主义的行为，实际归罪于共产党，然后宣称这是共产党武装暴动的信号，是推翻德国现行政体的烽火。由于运用这种理论，全部诉讼程序里面就贯串了反共产党的性质。起诉书写道：“……控诉的根据是，这种犯罪的暴行是预定给国家的敌人们的一种信号，他们见到信号以后，就要根据第三国际的命令，开始进袭德帝国，毁坏现行政体，然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一个苏维埃国家以代替之。”
先生们，把这样的暴行虚妄地归罪于共产党，这不是第一次了。我不能在这里列举所有例子，我要你们回想一件铁路暴行，那是某一个精神错乱的冒险家和特务不久以前在德国尤特堡干出来的。有几个星期之久，德国的和国外的报纸都宣称这一暴行是德国共产党干的，是共产党采取的恐怖手段。后来才发觉出一个精神错乱的冒险家，叫做马杜式加的，是这一罪行的凶犯。他被捕了，并被判刑了。让我再想起另一个例子，那是戈尔古洛夫暗杀法国总统的案件。那时许多国家的报纸又叫嚣了几星期，说共产党又显身手了。大家都说戈尔古洛夫是一个共产党员和苏联的密探。但是真相如何呢？这个暴行是俄国白卫军所作的事，戈尔古洛夫是意在破坏法苏友好关系的特务。我再请你们回想关于索菲亚大教堂的暴行。这一事件不是保加利亚共产党所组织的，但是保加利亚共产党却因此而受到迫害。在这个虚妄的控诉下，两千个保加利亚共产党员、工人、农民及知识分子被杀害了。这个挑衅行为，炸毁索菲亚大教堂的挑衅行为，实际上是保加利亚警察机关所指使的。
有人在这里断言，纵火烧国会是要使武装暴动爆发的信号。人们企图用下列方式来证实这种理论：戈林在法庭上宣布，希特勒一上台，德国共产党就不得不鼓动群众，从事剧烈的冒险。他宣称：“共产党被迫有所作为，此时不干，就永远没有机会了。”他说共产党许多年来都号召大众反对国社党，现在国社党掌握了政权，共产党除了立即采取行动，或者永不采取行动，就再没有其他的选择了。检察官企图更清楚地更巧妙地阐明这一臆断。
检察官在法庭上发挥了检察长戈林所作的说明。维尔纳博士宣称：“共产党已经被逼到不战斗就要放弃准备战斗而投降的境地；这是它现在处境中仅有的选择；不是不经战斗而放弃它的目的，就是孤注一掷，冒一次险，也许可以把环境变得对它有利。战斗也许失败，但是失败后的处境不会比不发一枪的投降来得更坏！”检察官所提出的硬套到共产党身上的设想，绝不是共产党的设想。这就证明共产党的敌人们并不深知共产主义。一个人要想很好地与他的敌人作战，就应该学习认识敌人。
先生们，法律调查的结果如何？纵火国会是共产党的行为这一传说已经完完全全地给粉碎了。我不像在这里的某位辩护士，不去引证很多例证了。
国会纵火与德国共产党的任何活动丝毫无关，不仅与暴动无关，即与罢工、示威或这类性质的任何事件都无关，至少对于这一点，凡是有正常智力的人都弄清楚了。法律调查已经彻底地证明了这一点。任何人(我把犯罪者和精神病患者除外)都不认为国会纵火是暴动的信号。没有人看出与国会纵火有关的暴动事实、行为或企图。
检察官已经提议说，被告的保加利亚人由于证据缺乏应予开释。我不同意这一提议。这是不够的；这样并不会彻底洗刷我们的嫌疑。事实上这个审讯已经彻底地证明了我们与纵火案毫不相干，并且没有再对我们怀疑的丝毫理由。我们保加利亚人和托尔格列尔所以必须全被开释，倒不是由于证据的缺乏，而是由于我们作为共产党员，不会与也不能与反共产主义的行为有任何关系。
所以我建议作如下的判决：
一、托尔格列尔、波波夫、汤尼夫和我自己应予宣判无罪，起诉书由于无根无据应予撤销；
二、卢贝应予宣布为工人阶级的敌人所滥用的工具；
三、对我们负诬告责任的人应受刑事处分；
四、我们在审讯中所受到的损失、我们浪费了的时间、我们被损害了的健康以及所遭遇着的一切苦难应予赔偿。
加上利息，来清算这笔账的时间终会到来！国会纵火案的说明和真正放火犯的认定乃是将来无产阶级专政下人民法院的任务。
伽利略被惩处时，他宣布：
“它仍然转动着！”
具有与老伽利略同样决心的我们共产党人今天宣布：“它仍然转动着！”历史的车轮向着共产主义这个不可避免的、不可压倒的最终目标转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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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五百二。责任编辑：黄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