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科工作20年，我看到的婚姻与家庭

刚上班时，我的眼中只会看到一家人团团围住产妇、幸福逗弄新生儿的喜悦场面。到如今，工作了20年后，我现在最大的感受，就是更加清楚地看到了生命的脆弱，也更真切地看清了婚姻和爱情的本质。

产科工作20年，我看到的婚姻与家庭-激流网配图 |《产科医鸿鸟》剧照

2000年毕业后，我来到这个三甲医院的妇产科工作。

那时，我们医院还只有一个妇产科；两年后，医院急速扩张，盖起了十几层高的门诊楼，我们妇产科被重新划分为妇科和产科；2006年，我们产科又分成了两个科；2010年后，分成四个科。

二胎政策出台以后，科室的门诊量和住院病人都出现了井喷，入院率呈几何式增长，平时的46张病床远远不够用，一年中大部分时间，走廊两侧都会加床，最多时能加到60、甚至70张。多数时候，走廊中间只能留出一条仅供一人通行的小路。

科室里有21个护士、18个医生，病区呈扇形分布在楼道，中间是护士站。虽说整个病区只有短短的500米距离，可是长年累月地奔跑，我的双脚脚底也磨出了厚厚的茧子。

我们科有个小护士，刚刚上班时不晓得其中的厉害，爱美的她上夜班时还穿着一双带跟的皮鞋，第二天脚底就磨出了十几个水泡，从此上班时只好乖乖地穿起无跟护士鞋——每上一个夜班，一个护士常规的工作包括测体温、量血压、输液、换液、起针，中间还有半夜住院的，要输入住院记录、抽血等一系列入院程序，一宿下来走几万步是常有的事。还有冲洗阴道、灌肠、吸痰、通乳这些专属于我们的产科的脏活、累活，许多新上班的护士早上8点交班时，都冲着主任抹眼泪。

其实脏和累，对我们这些老护士来说根本不算什么，最难过的，是眼睁睁看着病人抢救不过来。老一辈人说，“生孩子就是过鬼门关”，每一个女人升级为母亲都要经历与死神共舞的九九八十一难，以前是，现在仍是。在工作中遇到的每一个孕产妇死亡病例，都让我感到无能为力。

即使在医学技术发达的今天，在我们这个产科医学技术骨干力量强的科室（地市级危重症孕妇抢救中心），每一年，仍然都会或多或少地目睹产妇挣扎在生死线上。刚上班时，我的眼中只会看到一家人团团围住产妇、幸福逗弄新生儿的喜悦场面；等后来自己怀孕生女，亲身体会到了生产时的种种痛苦；到如今，工作了20年以后，我现在最大的感受，就是更加清楚地看到了生命的脆弱，也更真切地看清了婚姻和爱情的本质。

2018年2月23日，农历正月初八，刚刚下过一场春雪，寒气逼人，科里病人大多数都赶在春节前回家了，只有7个预产期临近的孕妇。

安静的病区里，突然传来了急诊医护人员急匆匆的脚步声——从A县人民医院转来了一个大出血的孕妇，名叫曾春花。

病历显示，她只有28岁，怀孕34周，胎盘早剥（胎盘早剥，一般是指怀孕20周后或者分娩期，正常位置的胎盘在胎儿分娩出前部分或者全部从子宫壁剥离，是属于比较常见的产科病症），第三胎，做过两次剖宫产，第一胎女孩，5岁；第二胎女孩，3岁。

她在A县医院因为肚子疼——“上腹部不适”住院。当地彩超查看时，发现是瘢痕妊娠，前置胎盘，胎盘早剥。在瘢痕妊娠（头胎剖宫产的女性子宫都会留下瘢痕，称为“瘢痕子宫”，再次怀孕后，如果胎儿着床恰好在子宫的瘢痕处时，称为“瘢痕妊娠”，瘢痕妊娠也属于异位妊娠，是罕见、凶险的产科急症）的病史中，发生前置胎盘的机率比较高。查血中又发现曾春花还有些营养不良、贫血的状况，县医院只能紧急剖宫产，结果在剖宫产手术的过程中就出现了出血，输了血浆又输了红细胞。

在县医院手术的第二天，曾春花突然出现乏力、血色素低、嗜睡、昏迷等症状，于是县医院的120急救车就把她紧急转到我们医院来了。

来到我们科时，曾春花已经失去意识了。她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脸色苍白、瘦弱，像个衣服架子。她的衣服看上去特别肥大，晃晃荡荡地挂在身上。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孕妇多是营养过剩、体型偏胖，她却可以说是我见过的孕妇里最瘦的一个。

按理说，她这个年纪的孕妇，应该是面色红润、两腮圆鼓，甚至有了双下巴，可她却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般凹陷着双腮，四肢纤细，全身上下好像只有肚子比正常人大点。我为她插导尿管，给她翻身时都被她的骨头硌了一下。输液时，她手上的血管也是清晰可见，一下子就扎进了她的静脉。翻看曾春花的病历，发现她怀孕前的体重是120斤，住进县医院的时候是100斤——也就是说，整整一个孕期，她不但没有胖，还瘦了整整20斤。

我和主任查完房，把曾春花的家属叫到了办公室，向他们交待了一下病人的病情以及后续的治疗。来办公室的是曾春花的丈夫和她的母亲，从他们口中得知，曾春花怀孕期间没有做过正常的孕检——他们觉得女人怀孕生孩子是最平常的事，这一胎也会像前两胎一样，到日子剖出来就行了，根本没有想到再去医院检查。所以7个月的时间里，曾春花只做过两次彩超。

主任听完她丈夫的描述，深深地叹了口气：“如果你们正常做产检，也许就提前知道存在这些瘢痕妊娠、孕期高血压等这些问题了，积极干预和预防，也不致于让她病成这个样子！”说到这儿，曾春花的丈夫便低头不语。主任接着说，曾春花现在的营养状况非常差，重度贫血，而且凶险性前置胎盘容易大出血。术后出血过多，使她的情况很不容乐观，各种脏器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她孕期的饮食怎么样？”问到这儿，她的丈夫还是不说话，这时，曾春花的母亲带着哭腔说：“我这个女儿太省了，舍不得吃，她本身也不挣钱，她老公在外打工挣钱供全家四口人吃喝拉撒。这几年，她光生孩子，经济压力也大，有点好吃的，也都留给了这两个小的了。也是我大意了，每次问她，她都说，钱够花，没事。人家怀孕都是在家里养着，有人伺候着，我闺女什么活都干，家里、地里，接送大闺女，照顾小闺女，洗洗涮涮什么事都要靠自己……现在弄成这样！我这命苦的孩儿啊……”

老太太越说越激动，说到最后，竟然趴在主任的办公桌上大哭起来。听丈母娘这么一说，曾春花的丈夫眼里也泛起了泪花。我本想劝劝曾春花的母亲，想了想，算了，让老太太痛快地哭吧，这时说太多的话也没用，我也只能在心里暗暗叹气，十二分地同情这个可怜的曾春花。

我和主任交待完病情，回到护士站，给护士就曾春花的病情开了一个通气会。

“大家，都先放下手中的活。听我说啊，现在咱们科转来一个重病号，大家都打起精神来。刘姐、小赵你们白班时，注意多观察曾春花的情况。输液、护理、抽血等基本技术也要由你们俩操作，不要让刚来的小孩们去干；张静、李元、王芳你们3个值夜班时，更要多向曾春花的2病室跑跑，都精神、麻利着点儿。主任刚才可说了，曾春花病情凶险，咱们护理上可不能出一点差错，一定严格按照医生的医嘱操作，严密观察病人的病情，容不得半点马虎。”我还是不放心，又叮嘱她们说，“大家都散了吧，活不少。”

同事们都匆匆地走开了，只有小杜一个人站在原地不动。

“杜儿，怎么了？”22岁的小杜3个月前毕业考到我们科，跟着王芳一起上夜班。

“护士长，我有些害怕。”她低着头小声地说。

“杜儿，害怕就别当护士，再说还有王姐和你一起上夜班呢！不懂就问，见得多了，慢慢就习惯了。”我拍拍她肩膀。我并不为小杜担心，我们都是像她这样成长起来的，当护士必须迈过“害怕死人”这道心理上的坎。

随着曾春花住院来的还有她刚出生3天的小女儿，这个可怜的孩子，还没有吃上妈妈一口奶，就陪着妈妈住进了医院。因为病房床位有限，曾春花的丈夫和婆婆就在病房外走廊里铺了块垫子，垫子上铺了一层棉被。除去医院规定的查房他们把这个垫子收起来，其余的时间，曾春花的婆婆都在这个垫子上精心地照顾着这个婴儿。

曾春花的小女儿因为母亲的营养不良，比一般的婴儿更瘦弱些，只有5斤多点。奶奶用奶瓶喂了她之后，这个孩子大部分时间也总是安静地睡着。她的父亲也会在曾春花偶尔清醒时，抱着她走到病床前，让她享受一会儿母爱。

主任让我把她们祖孙俩劝走，不要住在走廊里。可是，我每次走到他们三人跟前，看到那个可怜的婴儿，那些心中默念了许久的话，就怎么也说不出口。我摸了摸垫子上的棉被，像夏凉被一样，只有薄薄的一层，还去仓库找了一床被子送给她们。

“护士长，这被子收钱吗？”曾春花的婆婆问。

“不收钱，您老先用着。”

“不收钱就行，那俺们就先盖着，夜里就不用披俺那破棉袄了。”听闻，老人亲热地拉着我的手，“谢谢了，俺们光碰见好人呐！”

“吃饭呢，大娘？”我看见老人在地上搁着一个搪瓷缸子，里面盛着一些酱紫色的咸菜和两个风干起皮的馒头。

“咱们庄稼人没那么多讲究，就爱吃个咸菜。”老人不好意思地笑着，露出了干瘪的牙床和几颗稀疏发黄的牙齿。

“那你先快吃吧！一会儿孩子醒了。”我怕打扰老人吃饭，连忙走开。

晚上，我们护士照例订的快餐盒饭，除去在护士站留守值班的护士外，我们当天6个上班的人全挤在一间狭小的护士休息室里吃饭。

王芳说起曾春花的丈夫：“我们查房时，他一直追着主任问病情，说着说着还掉眼泪了。早干什么去了？现在害怕了。”

原来王芳在给曾春花输液时，听到曾春花的母亲边哭边数落着女婿：“你家三代单传，就要俺闺女一个接一个地生，俺闺女遭多大罪！”

“就是，现在装什么可怜？连正常的孕检都不做，真不知道这个老公怎么当的！”小杜也对曾春花丈夫漠然的态度愤愤不平。

“就是把妻子当作生育机器，只关心机器出了什么毛病，也不关心这个为他搏命生子的女人。”王芳这样劝小杜。

“她老公黑瘦黑瘦的，听说是在北京建筑工地打工，也不容易的。这几天几乎没见他吃过饭，不是在床边看着病床上的妻子，就是去走廊里抱着女儿抹眼泪。”一旁默默吃饭的刘姐开口说，她岁数最大，也最能为他人着想，“我就是可怜曾春花的老母亲，刚我去手术室，在楼梯间，看见老太太一个人在偷偷地哭呢。”

“没见过她父亲呢？”我问刘姐。

“她父亲还有哥哥，都在广州打工，正在往家赶。我和她母亲聊了几句，说医药费没凑够，怕耽搁闺女的病。”

小杜收拾桌子时，发现盒饭多订了一份。她要把盒饭扔到垃圾筒，我连忙拦下了她：“别，别扔，留着给曾春花他们吧。”

我拿着盒饭去走廊的时候，曾春花婆婆正坐在垫子上拿着一个干馒头啃着。我把盒饭放到她那个搪瓷缸子旁边：“大娘，你还没有吃饭吧，别嫌弃，我们科多订的一份饭菜。”

“哎呀，你看，你看，”她连忙起身，连连摆手，“不用，不用。”

“大娘，你别客气！住院花销大，你拿着吧！也不能老吃咸菜。”不等曾春花的婆婆再推辞，我快步走回护士站。

“谢谢，给你们添麻烦了……”我走出了好远，还是听到老人不停地念叨着这句话。

曾春花在我们科住院的几天的时间里，不光我们护士把饭菜打包给她的婆婆吃，还有好几个住院的病人家属，也把吃不了的饭菜或者专门给他们从餐厅打来饭菜给他们。这样一来，也算为曾春花家节省了一些开支。

曾春花住院的第三天，正好我休班。我趁休息，就在家里把孩子小时候用过的小衣服、小被子、小毛毯都洗净晾干并收进了一个大袋子。

隔天早上7点半我到了医院时，曾春花的婆婆正在走廊里叠尿布。尿布都是大人的衣服改的，花花绿绿，仔细一看，上面还有一块块大小便的污渍。

“大娘，我帮你吧！”我知道她要赶在8点查房时把东西都收拾好，赶紧上去帮忙。

“哎呀，护士长，你怪忙的……”老人边说边把尿布和衣服收进一个大的编织袋子。

我从地上拿起奶瓶和一罐奶粉：“还有这个，放在哪里？”

大娘就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塑料袋。

“大娘，这奶粉够吃吗？”

“够，30元一筒，这不才4天就要喝完了。”

我瞅了一眼奶粉罐上的价格，真算是我参加工作以来见到过最便宜的了。

等查完房，刘姐却悄悄把我拉到一边：“曾春花欠住院费了，再不交费，管床医生都没法在电脑下医嘱呢。”我们医院的规定是：早上7点准时打印收费凭条给各个病号，与病人家属核对无误后，进行催缴。超过500元费用“未缴”，医生的电脑自动锁住，无法下医嘱，我们护士也无法进行输液、治疗和护理。

“催过吗？”

“催过了，昨天就欠了1000多，他老公说知道了。这不，今天对账，又欠了1000多，更麻烦的是，曾春花没有农村合作医疗，我实在不好意思再催了。”刘姐为难地说。

“怎么还没有合作医疗？那一年才220块钱，还省着没交呢？”我有些吃惊。考虑到曾春花的病情特殊，我决定把她的丈夫叫到办公室来谈一谈。

“35床曾春花患者的家属请到护士长办公室来一下。”我拿起了护士站的呼叫器。片刻，“咚咚”两声轻微的敲门声后，曾春花的丈夫把门开了个极小的缝隙，露出了半张脸：“护士长，你找我？”

“请进，坐下吧。曾春花好点了吗？”

“还是那个样子，昏迷不醒。”他左手揉着右手，来回地摩挲着。

“可能恢复得慢些，你们家属要有信心啊。”我嘴上劝着，心里还是想着怎么跟他提钱的事情。

“嗯……”他有些哽咽，用衣袖不停地抹着眼睛，“没事，我撑得住，护士长，你找我是想说医药费的事吗？”他倒是主动提了。

“是的，我想管床护士都告诉你了，病人欠到一定数额的费用，必须及时缴费，才能保证医生及时下医嘱，病人得到很好的治疗……”

“护士长，俺知道。家里实在有点困难，在县医院花了3万，家里的一点积蓄就全花光了。俺也找亲戚们借了，就是需要再等等。”

“那就好——这样吧，我先和院办打个招呼，等两天。再说咱们还可以去红十字会、网上众筹嘛。大家想想办法，总会过去的。”我说。

我在妇产科只见过极个别欠费的家属。生孩子，一般的家庭都会准备充足的费用，再说现在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医保已经覆盖了绝大部分的家庭，大都能报销百分之七八十的比例，因生育返贫的家庭更是少之又少。

“你怎么不给她入合作医疗啊？一年才220块。”我叹气。

“不光她，俺家六口都没有入合作医疗。我寻思，农村人皮实，一年到头也不生病住院的，再花那冤枉钱干啥……”

“哎。你再找亲朋好友筹借一下吧，我也和院办沟通一下。”我也只能这么说了。

“谢谢护士长……”曾春花的丈夫一下站起，向我深深地鞠了一躬。

为了曾春花，我找院办沟通了好几次。以至于后来，我在开院周会时，经常被别的科室的护士长开玩笑，说我们科是“全能科室”，不光治疗病人，还救助家属，管他们吃喝拉撒。

曾春花输了大量的血浆和红细胞，2月25日，她还是没有起色，竟然出现了尿少、无尿的症状，主任决定马上转到肾内科。

在肾内科治疗过程中，曾春花又出现了两眼上翻、昏迷等症状，再紧急转到ICU。我和主任一起过去时，曾春花已经戴上了呼吸机，腹腔出血，主任和几个得力的助手又开始剖腹探查，查找出血点，经过手术治疗之后，2月28日，曾春花的病情终于得到了控制。

也就是同时，我们科又收治了一个名叫金明明的危重孕妇，是托关系住进了我们科的——因为市里所有的妇产科都不收了。

金明明，怀孕6个多月，未定期孕检，1个月前咳嗽、憋气，在B县小诊所输液，5天后依旧没有好转，随转入了市医院进行治疗。在治疗时查血发现肝癌，晚期。市医院的医生建议金明明终止妊娠，进行下一步治疗，可她的父亲却极力主张转到我们科进行引产手术。至于患者本人，始终不知道自己的病情。

金明明住在22床，我和张主任去查房：“金明明的家属？哪位是？”金明明病床前坐着的人中闪出一个30多岁的矮个子男人，笑嘻嘻地走向我们。

我见过金明明在入院须知上的家属签字，猜这人应该是她的丈夫王辉。他个子不高，胖乎乎的，圆脸，小眼睛，单眼皮，看穿衣打扮应该是一个憨厚的农村人。他有个习惯，一说话先不好意思地笑笑。

“10点到我办公室来一趟。”主任对他说。

“我要等我老丈人来”。金明明的丈夫仍是笑着回答主任。

我们查房时，金明明一句话都没说，她脸色蜡黄地半躺着病床上，吸着氧气，手中拿着手机一直在看。

初春的天气，病房里虽有暖气，但还有些凉意，她却光着一双脚，也没穿袜子。我走过去，把棉被盖到她的脚上。

“看什么呢？”我问。

“照片。”金明明似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这两个字。

“你的孩子？”

“是，两个丫头。”她的嘴角浮现出一丝笑意，这是住院以来，我看到的她唯一的一次笑容。

“护士长，我这孩子有什么问题，必须要引产吗？”她问我。

“是畸形，必须要引产。”我骗她说。

“我真不想做这个手术，这个孩子有毛病，想着等身体养好了再要一个。你知道的，农村嘛，总归有个男孩牢靠些。”

听到这话，我心里咯噔一下，不知是什么滋味。“先别想这么多，把身体养好可以再要。”我把她身上的被子往上拽了拽。

这是金明明在住院期间和我唯一的一次直接交流。因为她胸闷憋气，大部分时间都只能半躺着，连睡觉也不能平躺，更不能下床活动。主任特别交待说，她的腿上都是血栓栓子，要求她完全卧床，吃喝拉撒都在床上。

11点，我刚输入完金明明的住院病历，主任叫我到她的办公室。一个肤色黝黑、头发花白、看上去有60岁的老头坐在了金明明丈夫的身边。老人还没有说话，眼角早已泛起了泪花，不停地用手擦着眼睛。

“（金明明的）年龄？”

王辉笑笑，答道：“31岁。”

“生过几个孩子？流产也算。”

“3个。”

“男孩女孩？”

“两个女孩，一个11岁，一个7岁，流产过一次，这是第4次怀孕。”

“知道你妻子的病吗？”

“嗯，能治就治，不能治就算了。”王辉的回答很平静，看不出有任何情绪波动。

“家属，我们先告知一下——病人病情这么严重，请你们做好心理准备，可能随时转入ICU。再说，你们要求把病人肚子里的孩子引产？这个风险很大你们知道吗？说不定在手术的过程中，她就会猝死。如果不引产，她还能多享几个月的福。”主任说。

“那没办法，她肚子里怀的是男孩，这个孩子不能和她一起下葬，必须引产！”一直泪眼婆娑的金明明父亲回答得很干脆，目光坚定地对我和主任说：“闺女在县里做过B超了，肚子里的孩子是个小男孩，他不能和他的妈妈一起下葬。这是个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有风险，也要引产。就算孩子死在手术台上了，我也不怪医院。”

“你是病人的丈夫，你也说句话吧。”主任问王辉。

王辉看了看岳父：“俺没有意见，都听岳父的，一切都由他老人家做主。”

“那你在这手术通知书上签字吧。”我把手术通知书推给他。

他又看了看他的岳父，犹豫着不敢签字。“看我干嘛？让你签字就签字！”金明明的父亲冲着女婿大声地嚷着。

在金明明住院后，她的亲戚七大姑八大姨、表姐表妹全来了，每天都会有二三十口人来医院探望她，每一个人都是人还没有进病房，就先在病房门口抹眼泪，等脸上的泪水干了再进去。毕竟，金明明太年轻了，可能在引产过程中人就会没有了，现在看一眼少一眼了。虽然医院有规定不允许这么多人来探视，也害怕这么多人来看会引起金明明的情绪波动，但是主任和我们护士都没去阻拦。

金明明住院的第二天，早上6点，我们用药后，金明明出现了规律宫缩，我们把金明明送入产房，引产手术前，她的母亲在楼道里遇到我，拉着我的手就不松开了，眼泪哗哗地流：

“我就是这个命呀，本来一个闺女一个儿子，闺女嫁得也不远，离家5里地。我有个病啥的，一天就跑回家三四趟地看我。现在我老了，最需要闺女照顾，却没想到落到了现在这个结果——对了，明明还不知道自己的病，你们可别说漏嘴了。她总和我念叨：娘，等我把孩子做下来，没事了，我就赶紧上班去，给你买新衣服。俺那傻闺女呀！”

我点点头，告诉她，查房和交待病情时都没有让金明明知道她是肝癌晚期，和她说的只是引产，孩子有问题，不能要了。

“住院的当天晚上，王辉就去给明明买了寿衣，可是都是老人家穿的那种。我看见说可不行，当场就把女婿买的寿衣扔了，我可不让俺闺女穿这个走，嘛时兴买嘛。”老太太抹着眼泪，“转过一天，这不，我刚去商场买来的最时兴的衣服、高跟鞋和呢子大衣。这些东西都放在车上了，万一，明明在引产中不行了，就穿这个走。”

这天，金明明顺利引产了一个男婴。

3月2日，我在电梯里遇到主任，主任一脸疲惫。

“主任，你这是昨晚有手术吗？”

“别提了，还是那个曾春花，我们抢救了一晚上！”

我心里一惊：“曾春花不是好转了吗？”

“腹腔又出血了，昨晚和普外科主任一起做的手术，十二指肠穿孔了，把肠子截下一段。她还是持续地肾衰竭，继而各个脏器也出现了衰竭的症状，抢救了一个晚上。”

“最后怎么样？”我想在主任嘴中听到好点的消息。

主任摇头：“最后脑干出血了，脑系科说保守治疗，没有手术意义了……”

我心里一阵难过：在曾春花转入肾内科和ICU之后，她的女儿和婆婆还留在我们科里的走廊里，我这几天在下班前都会来到老人跟前问一下曾春花的情况——就在28日曾春花的病情暂时控制住的那天下班前，我才刚把一桶1段新生儿奶粉拿给老人，她对我千恩万谢：“护士长，跟你说，小丫她娘，好多了，过几天就出院了！”

当时曾春花的小女儿正甜甜地睡着，我听了，打心眼里为他们一家高兴：“那就好，多乖的孩子！”

电梯到了16楼，主任打着大大的哈欠，下电梯去盯门诊了，这个上午，她还要看50个门诊病人。

我换完护士服出来时，小杜告诉我：“护士长，曾春花那个病人的婆婆说要还被子，我放在仓库里了。”

我这才意识到，刚才进科里时觉得走廊里少了点什么，原来是曾春花的女儿和她的婆婆走了。回头看了看到那祖孙俩睡过的地上，已经被清洁工打扫得一干二净了，仿佛她们不曾在那儿住过一般。

3月7日，我在进行院内护士技能大检查时，碰到了脑系科的护士长，问她曾春花的病情。她说，刚刚办理了出院手续，家属说要转到条件更好的北京医院。我俩还不胜唏嘘了一番。

这天也是金明明入院的第3天，仍有许多亲戚围在她的病床边。她的两个闺女也来了，11岁的大闺女到了病房后，坐到椅子上自顾自地拿起了妈妈的手机玩游戏，5岁的小闺女吵吵着要妈妈带她去吃肯德基——在我们这个城市，似乎只有周末带孩子去吃肯德基，才算是合格的父母，孩子们以父母带自己去吃肯德基而自豪，是他们在学校里向小伙伴们炫耀的资本。

“我要吃肯德基，我要吃肯德基，爸爸你带我去吃肯德基！”孩子还在闹着，王辉也一言不发地坐在病床旁玩手机，对小女儿的哭闹充耳不闻。

最后还是一个亲戚实在看不下去了，拉着两个哭闹的孩子走出了病房：“走走，我带你们去，全都去吃肯德基。”

当时，我正在病房里给金明明吸氧，看到这一幕，想到以后她们的妈妈再也不能陪她们去吃肯德基了，鼻子一下就酸了。

一天后，金明明家属说不愿意病人再继续治疗，要求出院——晚期肝癌并伴多发转移，治疗吧，对他们这个农村家庭来说，可能是人财两空，不治疗，就是眼睁睁看着金明明忍受病痛的折磨。看着金明明被搀扶着走出我们科的背影，我在心里深深地叹了口气。

3月9日，我们科进行了后续随访，联系到了曾春花的家属，得到了一个让我更难过的消息：原来曾春花的丈夫并没有把她转到条件更好的北京医院，而是将人拉回家了，她在3月7日去世了。

窗外起风了，从科里的窗户往下看，医院四周种植的海棠花上周还开得正繁盛，现在也七零八落地凋谢了，花瓣纷纷扬扬，随风飘舞，不知道飘向哪儿去了。

我想到这几天出院的两个孕妇：28岁的曾春花，31岁的金明明，她们都是如海棠花般的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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