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月与友人聊起高考移民的问题，发掘其中有颇多话题值得深思，比如其与教育公平的关系。我们想到，虽然大家都在就这些话题讨论教育公平，但“公平”的所指却总有微妙的差异。那么，高考移民维护或是打击了什么抑或谁的教育公平呢？前几日有人告诉我他正好将自己的思考撰写成文，与我分享。在我建议下，决定在自己拖更已久的公众号上登出，希望抛砖引玉，激发一些讨论。
今年4月份，“深圳富源学校现衡水中学高考移民”的消息刷爆了微博和朋友圈。网上流传出一份深圳市高三年级第二次模拟考试学校成绩分布单，在这份成绩单中，民办学校宝安区富源中学进入前十的考生人数为 6 人，远超深圳最好的四大中学，随后有家长质疑富源学校违规进行高考移民。最终深圳教育部门证实了富源学校进入此次“二模”前100名的学生中,有10余名学生均从河北衡水第一中学转入，查实富源学校2019年高考报名考生中，有32名考生属“高考移民”，他们被取消了在广东的高考报名资格[i]。
这次事件再次引发了关于“高考移民”的全民讨论。高考移民一般是从录取比例较低的生源大省，向录取比例较高的地区迁移。考生迁入户口之后，大多仍在原籍念高中，而在迁入地只是空挂一个学籍，或每逢学业水平考试等重要节点回来“应卯”，其余时间均在原籍就读。这样一来，在迁入地参加高考时相较其他考生就具有更大的优势，更容易考上理想的大学。直观上理解，如果迁入地区接纳的高考移民越来越多，势必加大当地高考的竞争烈度，降低当地的高考录取比例，从而损害当地其他考生的利益。所以这次事件中，有很多广东的家长在为他们的下一代“发声”。
而高考出分后，又有“河北8000多人高考0分”、“辽宁高考分数线大幅提高”等消息，这让很多网民产生了“大量高考移民从河北移民至辽宁”的怀疑。虽然官方解释8000多人缺考或被取消成绩等情况属于正常现象，由河北移向辽宁的高考移民也不可能达到6万的量级，但这些或真或假的统计数字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心理反应，让矛头几乎都对准了主要来自河北的高考移民。
其实高考移民在河北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在这样的竞争残酷的生源大省里，“高考移民”早就形成了大大小小的产业链，这些产业面向的群体则各有不同。对于经济实力雄厚的家庭，子女在中学阶段就可以参加英语等培训课程，直接避开国内的高考，移民去国外读书。
对于中产及以下的家庭，主要有两种途径可以走，第一种就是通过家长的社会关系及民间的高考移民中介来进行移民，移民目的地包括内蒙古、甘肃、辽宁、天津等，这些地区可能经济较落后、在录取分数上有所照顾，也可能人口较少、教育资源相对充足，总之共同特点就是录取分数线低，而且有一些政策上的漏洞可以利用。这就催生了大大小大的移民中介这样的灰色产业。2014年就有“衡水街头惊现江西辽宁高考移民房广告”的报道，类似广告在河北甚至随处可见。很多情况下对于这样的高考移民都要求购房落户，这就为高考移民带来了很高的成本，随着各地的政策收紧，高考移民的成本也在不断提高。在这样的移民过程中，可能也伴随着金钱、权力交易的过程，2015年“内蒙古自治区清退上千高考移民”的消息指出，这些“高考移民”的家长多为河北省公职人员，各种“移民”手法也在不断翻新，近40名经过重重闯关、在内蒙古参加高考的“移民”考生，手中甚至持有由内蒙古当地学校和教育局出具的连续就读的假证明[ii]。
另一条途径则是由类似于衡水中学这样的教育集团主导进行移民。超级中学一方面收取高额费用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移民，另一方面靠这种手段提高学校的名气，扩大教育集团的产业，可谓名利双收。但这样的过程造成了众多恶果，最明显的就是大幅度提高了本省的分数线，增加了那些不经受“魔鬼训练”的学生考入更好大学的难度，也迫使省内的其它中学不得不效仿“衡水模式”，这是导致河北出现大量高考移民的最主要原因。在这样的过程中，超级中学主导的教育产业是唯一的受益者。通过省内异地掐尖，大量招收高价生、复读生等违规操作，超级中学在近二十多年来快速壮大，导致省内的市场已经不足以支撑其高速的扩张，于是“衡中模式”开始跨省输出，终于导致了这次的富源事件。
在这次全民声讨高考移民浪潮中，提到最多的关键词就是“教育公平”。深圳教育局在处理富源学校事件时在通报中也用到了“坚决维护教育公平”这样的表述。但是在当下的中国，“教育公平”的真实含义又是什么呢？为什么大家普遍感受到的是教育不公平、“高考移民又来抢我们的名额了”呢？
教育不公平表现在很多层次上，城乡差异和阶层差异是最明显的体现。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市场经济高度繁荣，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但相伴而来的也有城乡差距不断拉大与阶级的重新出现。在这个进程中，教育从一种事业逐步变化成了一种产业，教育资源也从相对均匀的分布状态逐渐向东南沿海、大城市、重点中学集中。
教育的稀缺性被不断地制造出来，在城市中出现学区房的问题，就是家长想让子女获得更优质的教育，在小城市中如果教育质量低下，家长则会想办法把孩子送到省会城市的重点学校读书，而在农村地区要想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就必须向“县一中”或者城市的中学靠拢。
有学者曾经分析了某地市区初中学校毕业生的流向[iii]，从简单的统计表格中就可看出不同阶层间教育的差异。在这样的格局之下，几乎没有人会认为“教育是公平的”。但是同时又有很多人会认为“教育（高考）是相对公平的”，因为大家考的是同一张卷子，凭的是“自己的能力”，这也提醒了我们，在当下的中国仍有一些维持教育公平的机制，比如九年义务教育、公办中学、高考制度，虽然教育资源的集中与产业化在不断侵蚀着教育公平，但这些机制仍然给大部分人留下了继续“发展”的希望，于是高考录取机会的相对平等对于每个人都弥足珍贵。高考移民破坏的正是这种“相对公平”，于是招致了广泛的声讨。
然而除了城乡与阶层的维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维度，就是地域公平。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人口密度以及教育资源丰富程度的不同，即使大部分地区的考题已经统一，在录取分数线上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王后雄在其博士论文《我国高考政策的公平性研究》中指出，我国高等教育资源的分布存在京津沪和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差距拉大的现象，且90年代后期鼓励部分地区优先发展的政策导向影响了高校招生指标的投放，全国重点高校在属地的招生指标较大，出现了严重的“本土化”倾向。2004年，北京大学在北京招776人，清华大学在北京招373人，而其他省份一般不足100人。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在上海市的招生比例分别是51.94%, 47.72%，中山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中南大学、四川大学分别在广东、山东、湖北、湖南、四川的招生比例分别高达67.29%、 61.07%、53.85%、20.81%、39.12%，这种“本土化”倾向严重破坏了高考公平[iv]。
我国实行的高考分省定额录取制度虽然考虑了对欠发达地区的政策性照顾，但分数线与招生名额反映出的是各地区教育资源的结构性差异，这种差异又不单纯是教育本身的问题，背后折射出的往往是各地区人口数量的差异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这样的差异造成了像河北、河南这样的人口密度高、高等教育资源稀缺、经济上处于中等水平的省份具有很高的录取分数线，这就催生了高考移民的大潮。
随着高考移民问题的逐渐曝光，各地教育部门对此问题逐渐重视起来，高考移民的门槛也在不断提高。但本质上高考移民可以说是一种市场经济行为，在各地录取分数相差极大的情况下，高考移民不可能被完全禁止，只是门槛在逐步提高，而不在乎这些经济成本的家庭完全可以更早做打算，从初中甚至小学阶段就开始移民，到高考时所有手续都完全是合法合规的。对高考移民政策的收紧也只能在一定程度遏制大型教育集团的资本扩张，但可见的是衡中模式在全国范围来说仍有广阔的市场。而且对于移民迁出地的人来说，移民具有一种天然的“正当性”，在地域不公平的结构下，移民可以说是一种对抗教育不公平的手段。
深圳教育局的“坚决维护教育公平”这样的表述，受到了当地家长群体的广泛支持，但这样的“公平”仍是一种狭隘的公平，本质上也只是维持现有的不公平的秩序。在处理高考移民时，仿佛整个广东省被视作了一个整体，大有让所有的广东家长都为之摇旗呐喊之势，但实际触动到的也只是广东当地少数重点中学及中产以上家庭的利益，这就造成处理高考移民的实际意义是相当有限的。高考出分后又有“富源学校未有学生进入广东高考前50名”的消息，意在表明高考移民没有影响到广东的“教育公平”，但潜台词也是：广东的优质教育资源牢牢地被当地的精英阶层把控着。而那些无法享受到本地优质教育资源的家庭，也有可能进行“逆向高考移民”，即花高价去外省接受“高强度的应试教育”，再回本省参加高考。
对于高考移民的治理当然是必要的，但从根本上说，教育不公平的问题不是教育本身的问题，而是不同地区之间经济不均衡发展、阶级分化与固化的表现，想要解决这些问题，从教育考试技术与教育政策本身出发是远远不够的。在打击恶化教育生态的超级中学的同时，也必须警惕优质教育资源被精英权贵们垄断的趋势，在治理高考移民的同时，也必须要考虑到教育资源在结构上的不平等。
参考文献：
[i]《关于对深圳市富源学校“高考移民”调查处理进展情况的通报》，http://szeb.sz.gov.cn/jyxw/jyxw/201905/t20190512_17476460.htm
[ii]《内蒙古清退1500多名“高考移民” 学生家长多为公职人员》，http://www.sohu.com/a/18595069_115402
[iii]方长春. 家庭背景与教育分流教育——分流过程中的非学业性因素分析[J]. 社会, 2005, 25(4):105-118.
[iv]王后雄. 我国高考政策的公平性研究[D]. 华中师范大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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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一鸣。来源：互啄的日常。责任编辑：黄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