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一、从金汇兑本位制到美元国债标准.
二、债务和金融资产的大膨胀.
三、负利率、负收益率的终极阶段
四、金融资本竞争与贸易战
五、金融制裁与数字货币
六、形势分析及总结
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于1944年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实质上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美国凭借战后拥有全球四分之三的黄金储备和强大军事实力的大国地位，建立了以美元为中介的金汇兑本位制的国际货币金融系统。这可以说是人类主体社会最后一个金本位货币制度。直到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停止美元兑换黄金，美元从金本位货币变成完全的信用货币。随着新的美元国债标准的货币金融体系的形成，货币资本彻底摆脱黄金的束缚，人类社会才开启了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特别是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短短的三十多年中，全球金融资产规模爆发式增长，远远高于同期全球GDP增长速度，社会关系的金融化和债务化，各类资产的普遍证券化，已经发展到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的金融资本主义终极阶段。以美元为贸易结算和国际储备货币的全球金融体系，在当前激烈的中美贸易战冲突下，似乎又进入到了一个关键时期，新一轮的全球金融危机随时都有可能爆发。与此同时，美国利用其美元特殊地位的优势频繁发起金融制裁和金融战，数字货币和区块链等新的金融科技正得到被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实践，并因此而引发了传统金融垄断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竞争，让未来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一、从金汇兑本位制到美元国债标准
二战后美国主导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实行以美元为中介的金汇兑本位货币制度，美国积累了世界货币黄金的75%以上。美国有大量的农业出口，不断增长的工业出口，并有足够的资金收购欧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国家的主要工业。美国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为美元成为国际贸易结算和储备中的主要货币奠定了基础。这一阶段的大多数时候，黄金的作用似乎只是幕后的一个承诺。
但从1950年朝鲜战争开始，美国的国际收支首次出现赤字。当艾森豪威尔总统决定美国必须支持法国在东南亚、法属印度支那——越南和老挝的殖民主义时，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了。到20世纪60年代越南战争升级时，美元出现了巨额国际收支逆差。在华尔街，人们每周都会看到黄金供应量下降，黄金输出到那些没有战争的国家，比如法国和德国。他们把美国军事花费的过量美元兑换成现金。到了20世纪60年代，很明显，由于海外战争的花费，美国在10年内黄金将耗尽。到了1971年8月，尼克松总统停止在伦敦交易所出售黄金，并容许黄金价格飙升至每盎司35美元以上。由于东南亚和其他地区的战争，美国的国际收支仍然出现严重赤字，造成了永久性的国际收支逆差。
当美国失去黄金时，人们开始怀疑会发生什么。许多人预言了经济末日。它正在失去用黄金统治世界的能力。经过复杂的大国博弈和斗争，最终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如果各国不再能够购买和持有黄金作为国际外汇储备，那他们将持有什么？他们只能持有一种资产：美国政府债券，即国库券。美元国债标准——由世界各国中央银行持有的美国国债——最终取代了世界各国央行储备以黄金结算彼此之间的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金汇兑本位制。美元国债标准这个说法，对应于过去美元黄金标准的说法。金本位货币制度是产业资本主义时代的代表，而这个美元国债标准的货币制度则是人类社会进入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
这里，我们的重点不是讨论美国是如何凭借自身的实力和利用当时的国际形式达到这一目标，让世界接受和承认美元的地位，以及这一套新的全球货币金融制度。仅就其结果来看，美元金融霸权的核心就是建立和完善了以美元国债为主的全球金融体系，美国不仅是最大的消费市场，也是最大的金融市场。正是这个系统的建立，使得美元彻底成为全球最主要的贸易结算货币和国际储备货币。这也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完整的使用非黄金货币承担这种责任，美元国债市场成为新机制的关键一环。
一种新的国际货币金融制度的出现，除了大国政治权力的博弈之外，还必然有其深刻的经济基础作为背景。战后经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制度框架下发展迅速，被战争破坏的各国生产不仅得到恢复并且很快超过战前，这一时期被称之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黄金二十年。但从60年代中后期开始，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严重爆发，进入到70年代，更是出现令各国束手无策的滞胀型经济危机。各国产业资本因生产过剩而竞争激烈，相互争夺国际市场，频繁引发国际贸易冲突。而彼时的国际贸易结算金汇兑本位制，更是加深了各国对出口市场的争夺，以避免出现贸易赤字。以往历史上类似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同样都会对国际贸易中的金本位制度造成冲击。最终没有办法解决时，甚至引发各国之间的战争，两次世界大战殷鉴不远。
然而这一次却没有引发资本主义各工业大国之间的战争，美国主导开启了一轮新自由主义资本全球化，掌握产业链和市场定价权的发达国家，据此向生产要素价格低谷国家转移过剩的产业资本，发展中国家因资本短缺不得不被动迎合调整汇率政策或者放弃汇率自主权实行浮动汇率制，任由资本市场翻云覆雨；接受产业转移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向发达国家出口廉价商品，经济快速增长。这样一种国际产业垂直分工和单向的商品贸易流通模式，导致美国持续的贸易逆差，接受产业转移的国家持续的贸易顺差，积累了大量的美元外汇盈余，最后这些美元又流回到美国的金融市场，主要用于购买美国国债。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差额无需黄金结算，取而代之的是美元国债。在此背景下，新的美元国债标准的全球货币金融体系逐渐形成，彻底取代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金汇兑本位制。
不同于过去各类金本位制下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之间的贸易冲突关系，美元国债标准制度下对应出现的是不同发展阶段国家之间的产业分工和贸易互补关系。当然，这种关系绝对不是平等的，是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之间的依附关系，是金融资本主义阶段与产业资本主义阶段的关系，隐含着某种经济殖民主义。美国正是依靠建立这种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国际货币金融制度，成功的走出了所谓的“滞胀危机”。因为产业的外包和转移，虽然缓解了产业资本的生产过剩危机，但导致美国逐渐走向产业空心化，取而代之的是美国金融市场和金融资产的急剧膨胀。这个以美元国债为主的金融市场，是全球资本的中心，深刻影响着全球经济周期变化。美国也因此率先完成金融资本主义转型，国内贫富差距拉大，中产阶级衰落，社会关系金融化，资产普遍证券化，债务和金融资产同时膨胀，风险越来越大。
迈克尔·赫德森博士对美元国债标准的全球货币金融体系有很多政治和军事层面的分析：
美国债券是对美国财政部的贷款。当外国中央银行购买债券时，就是为美国国内预算赤字提供资金。因此，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最终为国内预算赤字提供融资。这使得美国成为在近70年以来皆维持国际收支赤字的唯一国家，尽管这些美国财政部开出的欠单几乎没有明显的偿还可能性，除非根据美国寻租和来自其他国家的直接金融进贡的安排，才可能使这些官方外债得到清算。
1971年后，美国继续在国外进行军事开支，1974年，欧佩克国家的石油价格翻了两番。当时，美国告诉沙特阿拉伯，它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对石油定价，但它必须将所有的美元净收益回流再供美国利用。沙特人不买黄金。沙特人被告知，如果他们不把他们从石油出口中获得的美元再循环到美国经济中，那将意味是战争行为。他们被鼓励购买美国国债，但也可以购买其它美国债券和股票，以帮助推高股市和债券市场，同时支持美元。
美国保持自己的黄金储备，同时希望世界其它国家以持有美国债券的形式作为其储备。所以美元没有下跌。其它接受美元的国家只是再利用美元购买美国金融证券。这相当于给了美国一次金融搭便车的机会。它可以用军事基地包围世界，而这样做的成本，那些花费出去的美元又将被返还给美国。
二、债务和金融资产的大膨胀
既然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是围绕美元国债市场建立起来的，那么对于这个以国债为主的金融市场的资产规模和各种利率、收益率的研究就非常有必要。
数据来源：https://fred.stlouisfed.org/
从上图可以看出，战后一直到70年代初，美国的国债规模几乎维持不变，恰恰是在美国废除金汇兑本位制，开始打造新的美元国债标准货币金融体系之时，国债规模才开始出现明显的上涨。随后到了80年代，国债规模第一次出现高速增长的局面。90年代则有短暂的缓慢增长期，在东亚金融危机和美国互联网泡沫危机爆发后，美国国债规模则呈现爆发式增长。
根据Sifma网站公布的2017年一季度末美国国债持有者结构的分布，15.87万亿美元存量国债中，持有份额最多的仍然是外国投资者，规模为6.1万亿美元、占比39%；其次分别为货币当局(2.4万亿美元、占比16%)、养老金(2.1万亿美元、14%)、共同基金(1.7万亿美元、11%)和个人(1.3万亿美元、占比9%)，以及政府(7160亿美元、占比4.5%)、银行(6660亿美元、占比4%)以及保险公司(3320亿美元、占比2%)。
当全世界的金融资产在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中一再被证明不安全不保险的时候，只有美国国债这项本来是美国的负债却成为了最优质的金融资产。2019年，美国国债史无前例的超过22万亿美元。借此，美国建立了以美元国债为基础金融产品的全球金融市场，调控着美元资金成本和市场利率，吸引全世界各国积累起来的货币资本进入，在一次又一次的金融危机中吞噬着全球财富，使得那些后进国家得不到投资建设和发展。美元不仅仅是一个全球贸易结算工具或者交易媒介，当美国强制要求其它国家使用美元的时候，美国的货币银行系统就具有了它国不具备的金融资本优势。美国可以通过美联储的印钞机最低成本的获得足够的美元资本，投资全世界的产业和资产，占得先机赚取最大的利润。不仅如此，在每一次经济周期的潮涨潮落中，只有美国的金融资本可以得到美联储这个“最后贷款人”的支持，从而避免经济危机的打击，而其它国家的资本则死伤惨重。这就是为什么一直以来，美国不仅赢在起跑线，而且总是活在终点。
在金本位的产业资本主义时代，货币资本的总量受制于基础货币的发行限额，始终处于一定规模之内。由此转化出来的借贷资本和债务规模也非常有限。整个社会的资产财富主要以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实物形式存在，将这些财富进行资产证券化的条件也不存在。只有到了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在新的全球经济生产模式和货币金融制度下，银行金融资本集团的实力越来越强大，通过一轮又一轮的垄断、兼并完成资本的积累和积聚，掌握了绝大部分的社会剩余索取权，这种索取权的凭证，即资产的普遍证券化，各种债券才会成为金融资产的主要形式。以美国为首的金融资本主义国家，掌控了最多的此类金融资产，拥有对产业资本国家的剩余索取权。
全球金融资产规模有多大?根据德意志银行全球策略师桑亚尔(Sanjeev Sanyal)2015年的估算，当时整个市场的价值大约在294万亿美元。这其中包括价值69万亿美元的全球股市，58万亿美元的公共债市，60万亿美元的金融机构债，31万亿美元的非金融机构企业债，14万亿美元的证券化贷款和62万亿美元的非证券化贷款。
类似的情况，2018年国际金融机构(IIF)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债务在2017年第三季度达到创纪录的233万亿美元，其中63万亿来自政府，58万亿来自金融机构，68万亿来自非金融机构而44万亿来自家庭债务。IIF、IMF和BIS的数据显示，发达国家债务/GDP持续保持在300%之上，2017年这一数据为382%。同年，新兴市场债务/GDP已经超过200%。自90年代以来，这个债务比是越来越高。
在1980年，全球金融资产规模才只有10万亿美元左右，1992则只有约32万亿美元，到2000年才达到80万亿美元，截止到今年，短短三十多年时间全球金融资产增长了差不多30倍。而同期全球GDP才增长了不到7倍，这表明人类生产的财富增长速度远远赶不上金融资产的膨胀速度。也意味着，这些剩余索取权凭证即金融资产的收益率越来越低，利润越来越摊薄，尽管其总量是越来越大。金融资产整体收益率的下降，它所能支撑的资金利率也就越来越低。这一现象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的利润率长期来看趋向下降的规律非常符合。因为借贷资本本来就是从职能资本中分离出来的，利息率与利润率长期来看有着相同的变化趋势。
事实上，这300万亿美元的金融资产还不包括规模更为庞大的金融衍生品。据统计，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场规模可能高达800万亿美元。那么，金融衍生品和上面统计的六类一般的金融资产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它真是一个更高级别的怪物。如果说金融资产的利润都来自于实物生产，即利息是来自产业资本的利润分割，那么金融衍生品就是对一般金融资产利润的再一次分割。因为绝大部分金融衍生品是关于基础金融资产的赌博合约，赌价格、汇率、利率、违约率、指数等的市场变化。所谓杠杆交易，并不需要拿出所涉基础金融资产规模的真金白银。金融衍生品交易的作用，往往是为了对冲基础金融资产预期收益不稳定的市场风险。这就相当于分割了一部分基础金融资产的利润给投入到金融衍生品交易的资本。看起来，似乎金融资产通过衍生品交易规避了风险，熨平了波动，稳赚不赔，仅仅是进一步摊薄了利润而已。但结果呢，金融危机和系统性风险依然周期性的爆发。因为，危机爆发时，所有的交易都来不及结算和支付，金融资产价格突然就跳水了，出现流动性陷阱。
三、负利率、负收益率的终极阶段
无论金融资本如何高度垄断，但它们自身不可能创造剩余价值和利润。所以，金融资本必须将钱放贷出去，然后再以一定的利息率收回来；如果大面积的收不回来，借贷的人或机构普遍还不上，那么就是违约了，说明危机要爆发了；利息率在危机期间达到最高水平，因为这时人们不得不以任何代价借现金来应付支付的需要。此前预期会得到收入的金融资产的价格就会大跌，资本市场会由此崩溃。于是乎，利率成为金融资本主义时代最重要的市场指示器，一切投资行为都将围绕着它运转。
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利率的分析，我们可总结出关于利率的一般性结论：第一，全部利润都来自于生产环节，是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企业主因为要租地和贷款，所以地租和利息都只是总利润中的一部分；第二，一般情况下，利率以平均利润率为界限，不能长期超过它；第三，利率是在执行职能的资本家和货币资本家之间竞争决定的，不存在所谓固定的利率，没有什么决定利率大小的特殊规律；第四，利率与经济危机一样，周期性的变动；第五，因为平均利润率长期来看是趋于下降的，所以平均利率长期来看也是趋于下降的；第六，经济危机周期一般是——萧条阶段——复苏阶段——繁荣阶段——危机阶段——萧条阶段——，萧条阶段到经济繁荣阶段对应着低利率时期，同时有逐步上升的趋势，危机阶段则对应着利率高峰期；第七，一般来说，利率高低与证券虚拟资产的价格成反比，或者说有反向的影响作用。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越来越复杂和庞大，包括证券交易所、银行间拆借市场、场外交易市场等，因此就会形成多种不同的利率和收益率指标。比如，美国的利率指标体系包括再贴现率、国债收益率、联邦基金利率（同业拆借利率）、存、贷款利率以及其它金融资产的利率。其中国债收益率和联邦基金利率是最重要的两个利率指标。
美国主导建立的美元国债标准的全球货币金融系统，国债是整个金融市场的基础资产，国债收益率是所有其它投资组合的参考标准。美国国债有多种期限的，比如五年期、十年期、三十年期的长期国债，或者更为短期的国债。国债是典型的虚拟资本，不与任何实物资本相对应。所以越积越多的国债，就代表着规模越来越庞大金融资产的一部分。在当前资本过剩且风险极高的时代，美国国债是非常安全的投资，收益稳定但利率相对较低，也就是说，在没有更好的市场投资机会的时候，国债是最后的选择。如果市场对资金需求大，有更好的投资机会，那么国债价格走低，收益率走高；反之，如果市场资金充裕，缺乏好的投资机会，那么国债价格则走高，收益率走低。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国债的价格及其收益率就能够体现市场资金的真实紧缺程度，它是市场真实利率的一种体现。
联邦基金利率，即美国同业拆借市场的利率，是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美联储）各会员银行为调整准备金头寸和日常票据交换轧差而相互拆放联邦基金的利率。联邦基金由超额准备金加上票据交换轧差的盈余所组成，其借贷以日拆为主。联邦基金利率是反映货币市场银根松紧最为敏感的指示器，是美国金融市场的中央利率。很显然，联邦基金利率是由一小撮最有权势的金融寡头共同决定，间接影响着市场的资金使用成本。中央银行作为市场的最后贷款人，这个利率往往是市场上各种利率指标中最低的，代表着越接近权力中心的金融集团所能获得的最低资金使用成本。
数据来源：https://fred.stlouisfed.org/
从上图可以发现，利率周期和经济周期是同步的，或者说在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利率的周期性变化就反应了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变化。每一轮经济周期，在其萧条和复苏阶段，国债利率（收益率）和联邦基金利率都是处于利率周期中的低谷期，只不过这个时期联邦基金利率总是比国债利率更低。在经济繁荣高涨直到危机爆发阶段，这两个利率指标都是上升达到高峰期。
一般来说危机过后的萧条阶段市场对资金基本没有需求，随着经济复苏阶段的到来，更多的投资机会出现，市场对资金需求逐步上升，反映市场真实利率的国债收益率“春江水暖鸭先知”，它先一步进入上升周期。上一轮危机爆发后，联邦基金利率降到低点，中央银行希望降低资金成本推动经济复苏，这种情况持续一段时间后，美联储才会根据经济繁荣过热的程度，重新开始上调联邦基金利率。否则，市场不缺资金，缺的是投资机会，没有必要加息。当经济进入到繁荣直至投机高潮阶段时，国债收益率和联邦基金利率这时候都会上升到顶点，市场对现金极度渴求，往往这个时候就是危机到来的前奏。当危机爆发时，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主动调低联邦基金利率，向资本市场提供更多、更低成本的货币来拯救他们的资产价格。
美国经济金融化后，联邦基金利率曲线周期变得相对平缓，不像以前那么突兀。这说明，美联储此后才真正开始使用利率政策调节经济周期，准确说是调控金融市场，金融市场决定和影响全球实体经济，因为只有利率才是金融资产围绕转动的那根轴。每一次对危机的拯救都是一轮金融资产的膨胀和积聚，金融资本集团为了自身的利益，不会允许它们的虚拟资产归零。根据前文提到的数据来看，这个金融资产的膨胀速度远远高于财富的生产速度，高于剩余价值的增长速度，因此它所能支撑的利率周期是向下的，利率在谷底时期越来越长，谷越来越没底，利率货币政策的调节作用越来越弱，流动性越放越多。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联邦基金利率降到了零，并且维持长达七年之久才进入加息通道。理解这一点是判断未来世界发展趋势的关键。
每一次美联储将利率降到低点来拯救的危机中崩盘的金融市场时，意味着极低成本的资金进入市场，甚至美联储直接购买资产，在随后的的经济复苏繁荣高涨过程中，这个低成本资金支撑的金融资产规模将会膨胀到一个新的高度，直到危机爆发，下一轮美联储就不得不以更低的利率来拯救资产价格。在前几次的危机萧条阶段过后，因还能找到经济再次复苏繁荣的地区，以致金融资本的利润收益逐步回升上来，这才有了逐步加息的基础和条件。比如，89年日本为主的金融危机之后，产业进一步转移到东南亚“四小龙”、“四小虎”，很快就繁荣起来，能够为金融资本提供剩余价值作为加息的补充。等到这一波产业资本生产过剩，泡沫破灭后，即97年东亚金融危机和2001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正好中国加入WTO，全球产业又一次转移到生产要素价格更低谷的中国，接着就是10年中国工业化大发展的时期。中国这个世界工厂为全球金融资本提供了更多的剩余价值，加息又有了基础。一直到2008年，终于来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大爆发。
由于此次加入全球化的中国生产过剩太过严重，美联储降息到零点救市长达七年，还不具备再次加息的基础，原因在哪？一是，在中国之外基本上再也找不到产业大规模转移，从而能够为国际金融资本带来更多剩余价值的地区和国家；二是，中国金融的不开放，并且在本国实行的大规模产业刺激造成中国金融资本快速膨胀过剩，将本国人们创造的剩余价值大部分留在了中国，使得国际金融资本没有抢夺利润的机会；三是，中国“一带一路”的资本对外扩张战略，并没有被国际金融资本主导，而是中国资本抢走了国际金融资本的投资空间。以上三点意味着国际金融资本找不到大规模的经济增长点，也就是找不到加息的基础条件。更何况，现在欧元区国家也因为经济金融危机而不得不进入到降息到零的阶段，以往的紧缩政策在民众民主的反对下难以坚持下去，与美元金融资本形成了零和博弈的局面。还有一个日本，同样如此。它们本质上遇到的剩余价值来源枯竭问题是一样的，不得不零利率维持各自庞大的虚拟金融资产。
从历史上来看，负利率是极其罕见的现象。负利率的大规模出现是从2012年开始的。欧债危机期间，丹麦央行于2012年7月将其7天定期存单利率下调至-0.2%，首次进入负利率时代。欧洲央行自2014年6月开始实行负利率，下调隔夜存款利率至-0.1%。2014年12月，瑞士央行将超过上限的隔夜活期存款利率下调至-0.25%。2015年2月，瑞典央行将7天回购利率下调至-0.1%。2016年2月，日本央行宣布对存放在央行的部分超额准备金实施-0.1%的利率，成为亚洲首个实施负利率的国家。[①]
在负利率政策的推动下，相应国家的国债也进入了负收益率时代。瑞士、德国、丹麦、荷兰和瑞典这五个国家从2年到30年期所有期限国债的收益率都是负的。奥地利、芬兰、法国、比利时和日本等国，绝大部分期限国债的收益率是负的，只有3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是正的。挪威、加拿大、美国、新加坡和中国发行的2年期及以上的国债收益率是正的，且收益率相对较高，各个期限的收益率都在1%以上。英国国债的收益率虽然都是正的，但相对较低，只有30年期的收益率达到了1.045%，其他期限的收益率都在1%以下。
彭博巴克莱全球负收益率债券指数市值周三收盘时创出了16万亿美元的历史最高纪录[②]，之前关键的两年与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差出现了2007年以来的首次倒挂，而这种现象常常被视为经济出现衰退的前兆。自美国引领全球金融资本主义时代以来，过去出现的四次倒挂时期都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从意大利到阿根廷的政治紧张局势以及来自多国令人失望的经济数据助燃了本月的避险资产需求。策略师们甚至日益怀疑美国国债不久也会加入负收益率债券的行列。并且美国此次提前进入降息通道，在防止资产价格崩盘的情况下，负收益率债券恐怕会更早的到来。
Bloomberg数据库统计了部分负收益率债券的持有情况，被统计的负收益率国债、投资级公司债、垃圾债的规模占各券种总规模的比例分别为26%、5%、33%。存量负收益率政府债券主要来自于欧洲国家，收益率为负值的欧元区国债占比超过50%。随着市场对欧洲央行降息和扩大宽松的预期越来越高，债券收益率被不断压低。除了多国国债收益率转负之外，甚至连一些欧洲企业发行的垃圾债收益率也已经跌破零。据统计，收益率低于零的、以欧元计价的垃圾债数量已经从今年年初的0只涨到了7月份的14只。[③]
我们知道，即使金融资产价格维持得再高，看起来规模再怎么庞大，如果它所拥有的的资本无法进入到实体经济占有剩余价值，那也是没有意义的。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每一轮全球经济周期的起点都是从美联储降低利率，资本涌向全球每一个角落开启经济扩张，获得的利润表现为金融资产的收益率，才能支撑相应的利率水平。一旦市场的利率和收益率普遍降到零甚至是负的，这意味着金融资本主义进入到尾声阶段，说明世界经济出现了全面的生产过剩，危机随时可能爆发，资产随时可能崩盘。这其中，像日本、欧洲等工业化为主的国家率先进入到负利率和负收益率时代，因为面临生产过剩的冲击更严重。美国作为全球货币金融市场的中心，并非以产业资本为主的国家，一定程度上能够规避生产过剩危机的冲击和对外转嫁危机，暂时还能勉强维持正常的金融逻辑和秩序。
四、金融资本竞争与贸易战
如果按GDP来计算，可以说中国是世界经济总量第二，但如果以金融总量来算，中国也已经是世界第一了，中国的货币总量和债务资产比例比美国日本都高。中国拥有最多的外汇储备，也是最大的债权国。2017年中国货币供应总量占全球1/3，比日本和美国加起来还多。2015年之前，中国的综合债务GDP占比接近200%，到2016年约270%，现在接近300%了。目前，我们有4500多家银行业金融机构，130多家证券公司，230家保险公司。金融业总资产300万亿元，其中银行业268万亿，规模居全球第一。另外，债券、股票、保险市场也都成为全球第二大市场。外汇储备余额3.1万亿美元，多年来居全球第一。
从下图可以发现，中国金融资本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进入快速扩张期，特别是在2015年底美联储加息之后，中国金融资本出现了不依赖于美元外汇储备的自主扩张现象。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近年来，中国的债券市场越来越具有吸引力，这除了中国作为最大的剩余价值供给国能够支撑最高的市场资金利率和投资回报之外，与欧美日长期生产停滞、国债膨胀收益率降低也有关。不仅是在生产贸易结算，在金融债券市场中国也对美国构成了竞争。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世易时移，恍惚间中国正逐步取代美国在经济领域的地位。当初美国建立自己金融霸权的经济条件，现在中国都具备了，甚至更加过无不及。而唯一暂时还不具备的就是军事实力。由于中国是经历过共产党暴力革命的国家，形成的是独立的国家资本集团，一开始就不是美国金融资本的附庸或代理人。中国形成的生产体系及其资本主体，与美国金融资本的矛盾就必然存在，无法克服。特别是在中国生产过剩和全球经济萧条的背景下，现在的“一带一路”战略，客观上是把中国遭遇两次生产过剩危机条件下所形成的过剩生产能力，经过“一带一路”的建设变成资本扩张。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2016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增长44%，达到183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使中国首次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与此同时，中国跨国公司海外并购发展迅猛，2017年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施并购62起，同比增长32.5%。自2013年到2018年的这五年中，中国资本海外投资超过7000亿美元，比过去33年的海外投资数量还要大。
中国主导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目前已经有100个国家参与，借此将过去积累的巨额美元外汇储备用于对全球市场的圈占，取代美国资本，而不是借给美国服务于美国的战略。与此同时，中国和这些国家签订了大量的双边货币协定，利用本币结算双方的商品和原材料贸易，逐步取代美元的使用。好一招瞒天过海，偷梁换柱。这样人民币渐进地国际化，意味着在蚕食美国的奶酪。不仅如此，更加刺激美国的就是2018年开始的人民币为结算货币的上海原油期货市场。众所周知，全球石油贸易的美元结算一直以来都是美元霸权地位的重要支撑，而中国现在是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俄罗斯、委内瑞拉、伊朗等主要石油出口国受到美国的打压转而支持人民币的结算，那无疑是对美国的重大打击。
甚至更进一步，为了美元霸权地位，美国当初是废除了金汇兑本位的货币体系。中国现在要让人民币石油期货可以以黄金的兑换来保障，那这不是直戳美元信用的痛点吗？相当于是直接告诉全世界，美元不可信，黄金才是真正的硬通货。
中国资本为了生存而不得不走的这几步，客观上它就是在侵蚀美元资本的地盘，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导致美元资本失去利润。一旦美元在更多的生产和贸易领域失去结算货币地位，那么美元货币危机就会爆发，整个美国的资产泡沫就会崩溃的风险。而如果中国资本不这样做，就会被美元金融资本剪羊毛，自己的泡沫也要崩溃。
中美冲突的本质，在美元主导的全球贸易和结算体系下，在以美国国债为基础的金融资本市场体系下，中国这个最大的生产和贸易国拥有稳定统一的政权和独立的金融货币主权，这本身就构成中美冲突的根源，这一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其独立的政权和货币，迟早会替代美元在中国贸易网络中的地位，这意味着美元资本同时失去了产业市场和金融市场，赚不了钱。从亚投行、一带一路、货币互换、熊猫债券等具体实践，以及表现出来的种种金融数据指标来看，替代效应逐渐明显。
欧元为什么不具备作为美元挑战者的地位？尽管欧元区生产和贸易总量占全球比重不低，但它不像中国是现有美元霸权体系的支撑，只要它不具备挣老大的能力夺美元的地盘，就不会成为美元的最大敌人，中国那则是不能有一点点二心的。何况，欧盟只有统一的货币没有统一的政权和财政，不可能建立如美国那样的国债市场，这才是金融资本主义的核心基础，2012年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就是证明。没有完善的国债市场，就不具备调节资金成本的能力，不具备调控全球金融周期的能力。与此类似，日本主要是体量太小，也不具备如此金融能力。
中国现在确确实实是全球生产和贸易市场的中心，美国当年也曾因为这个中心地位获得了全球金融主导地位。2016年中国制造业规模达到美国的160%，总量几近美日德之和。按照当前增长速度，10年后中国制造业规模将超过美日欧盟之和。中国不仅是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而且拥有的工业门类也是世界最全的。同时，也就对应大规模出口和大规模进口，因此毫无疑问，中国还是世界贸易总量第一的国家。2018年美国货物商品贸易进口2.54万亿美元，出口1.66万亿美元，逆差高达近9000亿美元；而中国的货物商品贸易进口2.14万亿美元，出口2.48万亿美元，顺差则高达3500亿美元。
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数据显示，中国制造的商品10年前有71%是在国内市场被消化掉的，如今这个比例提升到了85%，此外我们不应忘记中国经济今天的规模已经是10年前的3倍。从2009年至今，美国企业在华雇员规模扩大了86%（达到170万人），这个雇员增长率大约是其在美国国内增长率的4倍。相比中国，美国市场既没有规模，也没有增长潜力。[④]
美国作为过去全球最大的商品消费市场，因此从一开始就主导着全球产业链和商品定价权，并依照以美元定价和结算的商品价格体系通过外包和转移进行产业链布局。在此过程中，产业只会外包和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商品最终销售价格是一定的。美国也因此享受了几十年的低通胀红利，尽管它的货物商品贸易逆差越来越大。但随着中国资本的崛起，正在重塑全球产业链中的价值分配，中国生产要素价格及资本利润的提升，都在挤压西方越来越庞大的金融资本的利润率，在全球资产整体收益率趋零的大背景下，这一矛盾越来越激烈。
美国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表面上看起来要将中国排斥出面向美国消费市场的全球产业链，逼迫过去外包和转移到中国的部分产业链撤离中国，对中国经济进行釜底抽薪，但事实上这不仅会损害美国资本的市场和利润，还会大大降低以美元定价和结算的全球贸易比重。中国作为成长起来的世界最大制造国，正在形成以人民币定价的新的生产成本和商品价格体系，以及以人民币结算的贸易网络和支付体系，甚至是人民币的货币金融市场和利率调控体系。中美金融资本的竞争从争夺输出市场和利润来源，不可避免的演化到争夺全球货币金融体系的制度建构权和话语权。
现在的国际结算主要通过总部设在比利时的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的系统来交换汇款信息。SWIFT成立于1973年5月，最初由北美和西欧15个国家的239家银行发起，是国际银行同业间非营利性的合作组织，旨在为其会员银行提供全球支付清算等服务。从1987年开始，非银行的金融机构，包括经纪人、投资公司、证券公司和证券交易所等也开始使用SWIFT。SWIFT现在是全球最大的国际间支付清算组织，为全球超过200个国家和地区的11000多家银行和证券机构等提供服务，支持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实时支付清算系统。SWIFT的环球计算机数据通信网在荷兰和美国设有运行中心，在各会员国（地区）设有地区处理站。
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CHIPS）是SWIFT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美元转移支付的主要方式。CHIPS的功能是经办国际银行间的资金交易和电子资金划转及清算，由纽约清算中心负责其运行，处理的是资金流的转移，而SWIFT处理的则是信息流的传输。
SWIFT一直宣称其秉持严格中立的立场，但美国对SWIFT具有巨大影响力，或者说掌控力。首先是组织上的掌控力。美国及其盟友们占据了SWIFT多数董事席位，主导协会决策。其次是信息上的掌控力。“911事件”之后，美国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案》（IEEPA），从SWIFT监控、调取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的信息，以掌握其资金动向。最后是货币上的掌控力。美国对SWIFT的掌控与美元的全球货币地位息息相关。尽管美元的国际结算地位有所下滑，但仍居主导。2019年6月，在SWIFT系统的主要货币国际支付份额中，美元占40.1%、欧元占33.74%、英镑占6.63%，人民币占1.99%。一个国家一旦被美元清算体系隔绝，将无法参与美元的跨境支付结算活动，影响到国际贸易活动乃至方方面面，尤其对于一些以出口石油、天然气等大宗商品换取美元外汇的资源型国家更是如此。
据《日本经济新闻》2019年5月22日报道，瞄准人民币国际化的中国自主的国际结算系统正在提高存在感。日经的调查显示，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在2015年10月启动后，加入的银行扩大至89个国家和地区的865家。2018年的交易额比上年增长8成，达到26万亿元。被美国定为经济制裁对象的俄罗斯和土耳其等国家也加入其中，另外就是中国在基础设施项目和资源开发领域加强影响力的国家。南非和肯尼亚等非洲各国有31家银行参与，多于北美。参加中国提倡的“一带一路”构想的国家，加入“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也越多，人民币结算的需求增高。反过来利用美国的对外强硬路线，中国开始在美元主导权体系中打入楔子。[⑤]
除了中国的替代性尝试之外，德法英三国为代表的的欧盟于2019年也正式建立对伊朗贸易结算支持机制INSTEX系统，希望通过这一机制绕过美国制裁，与德黑兰进行非美元贸易。
由此看来，美国主导建立的金融资本主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全球货币金融系统正遭到全方位的挑战。这套体系因其内在的矛盾，两极分化越发严重，生产过剩全面爆发，金融资产无限制膨胀，直至进入到零利率、负收益率的时代，美国的衰落已不可避免，体系的崩溃近在眼前。各资本大国再一次群雄并起、逐鹿中原，就像曾经历史上反复出现过的一样，美元国债标准的国际货币金融制度有退回到金本位制的趋势和动力，尽管后者并不一定是未来解决问题的方案，但美国已无力维持这套美元货币体系是不争的事实。当经济和货币领域的竞争趋于零和博弈、市场政策手段用尽时，国家之间的政治和军事斗争就会浮出水面，各种极端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宗教主义意识形态泛滥，以此为借口的贸易战和金融战则不可避免。
五、金融制裁与数字货币
中国自改革开放后，逐步纳入到全球产业链和贸易市场中，与美国形成“中心—外围”的依附性“互补”关系，成为美元货币金融霸权体系的重要支撑。但是现在，这种中美依附关系正在转变为中美资本的竞争关系，导致美元国债标准的全球货币金融体系受到挑战。但因为中国资本是在既有的美元货币金融体系下成长起来的，美国拥有这个体系的建制权和话语权，掌握着相关国际金融机构的管理权，正试图利用制度的优势全方位的遏制中国等竞争对手，其中就包括金融制裁甚至金融战等手段。
在过去的十年中，美国的外交变成单边主义，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SWIFT银行結算系统和世界贸易转变为不对称的剥削系统。在这些国际组织中，美国是唯一拥有否决权的国家。美国可以使用SWIFT银行支付系统对其它国家实施金融制裁，阻止这些国家的银行和企业进行国际支付，甚至没收他们在银行账户中的外汇资金。
美国通过SWIFT对其它国家发起的金融制裁屡见不鲜。例如，通过分析SWIFT和CHIPS数据，美国发现澳门汇业银行与朝鲜之间存在交易。基于这一调查结果，2005年9月，美国指责澳门汇业银行参与“洗黑钱活动”，并根据《爱国者法案》311条款，将其列为“高度关注洗黑钱银行”，对有52个朝鲜客户及其2500万美元存款的澳门汇业银行进行制裁。此次制裁导致澳门汇业银行发生大规模挤兑，2005年9月16日至20日，汇业银行约有3亿澳门元存款被提走，占该行总存款量近10%，澳门特区随后接管汇业银行。事件发生后，日本、韩国的一些银行也中断了与汇业银行的金融交易。2007年3月，美国财政部证实汇业银行参与朝鲜洗黑钱活动，将汇业银行列入其洗钱关注的确定名单，下令美国的银行三十日内与汇业银行切断联系。[⑥]
除此之外，被制裁的还有伊朗、朝鲜、俄罗斯、委内瑞拉等国的金融机构。2012年中国的昆仑银行也受到美国的金融制裁。今年6月24日，美国媒体报道所谓三家中资银行因违反对朝鲜制裁的有关规定，将面临被SWIFT切断美元清算渠道的风险。该风险带来的后果远非加征关税所能比拟。
关于美国的金融制裁，中信建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张岸元认为：“指望进一步提升人民币国际结算地位，增强话语权，继而在SWIFT内部合纵连横，是螺蛳壳里做道场，缺乏实际意义。SWIFT体制内提升话语权，类似于中国在IMF边际意义上增加股权，不会改变美国在现有国际金融组织中的否决地位……中国自主研发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依然是在SWIFT体系下，依赖其进行跨境报文传递，信息通讯环节依然受制于人。一旦中资银行被SWIFT剔除会员，人民币跨境清算仍会受到波及。至于美元资金流动，则很难避开CHIPS。”
对于应该采取何种应对方略，张岸元进一步指出：“SWIFT是电报电话时代的产物，互联网时代一定会有与之相适应的国际支付清算系统。我们不确定由我国央行主导的数字货币究竟是什么性质，但能够确定，未来颠覆SWIFT地位的，一定是区块链的加密货币支付清算体系。技术总能提供新的可能性。”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加密数字货币是近年来全球最受关注的热点，从最初只是作为互联网上某种投机炒作的题材受到民间投资圈的追捧，到最近则受到各国官方和金融部门的关注，关于数字货币的讨论也从投机资产或洗钱工具上升为货币金融制度和理论创新的问题。区块链技术的首次成功运用是比特币，其创始人中本聪[⑦]希望利用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分布式点对点的网络”、“数据不易篡改”等特性创造一种不依赖第三方支付和结算系统的电子货币。而这一创造发生的时代背景正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作为第三方支付和结算的银行金融系统及其创造的信用货币被一些人认为是罪魁祸首。但当时这一类似“黄金货币属性”优越性的神话并未受到主流社会的关注，其后比特币也只是在少数爱好者的网络社交圈里流行。
随着脱胎于比特币的区块链作为一种全新的网络科技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研究数字货币用于商品流通和国际贸易的电子支付越来越得到主流社会的重视。比如FACEBOOK公司提出开发基于全额资产支持的数字货币Libra,旨在建立一个简单的全球货币和金融基础设施，为其数十亿用户提供支持。再比如中国央行即将推出国家赋权的法定数字货币，用于日常生活甚至是国际贸易中的电子支付。IMF也在探索未来发行全球数字货币的可能性，作为替代储备货币被纳入到特别提款权（SDR）的一部分，声称IMFCoin有可能取代美元作为国际贸易中的储备货币。日本计划在未来几年在全球推动建立一个用于加密货币支付的国际网络，日本最大银行将使用Ripple区块链技术开发跨境支付服务。
各国竞相探索数字货币的应用，无疑是对当前美元霸权的冲击。美国对美元化货币和信贷的控制对于其霸权至关重要。正如洛杉矶国会议员布拉德·谢尔曼在2019年5月9日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上所说：“我们的国际影响力很大一部分来自美元是国际金融和交易的标准单位这一事实。通过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进行结算，对于主要的石油和其他交易至关重要。加密数字货币的支持者公开的目的是要从我们手中夺走这一权力，使我们处于这样的境地：例如，我们对伊朗实施的最重大的制裁将变得无关紧要。”[⑧]
无怪乎，美国金融当局对其本国公司Facebook开发数字货币的计划都表示反对。数字货币对于当前的全球货币金融系统的深刻含义，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首先，基于前文的历史分析和梳理，取代金汇兑本位制的美元国债标准全球货币金融体系是建立于美国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和权力结构，如果是产业资本主义各国自由竞争的时代，黄金作为国际贸易结算和储备货币，就无须SWIFT和CHIPS这种的金融机构和制度设计，后者对应的就是美元这种信用票据作为结算和储备货币时，必须建立的交易支付信息确认和账户资金划转清算的机构，而美国自然拥有这些机构的控制权。简单地说，SWIFT和CHIPS这种制度只是现实权力结构的产物和衍生物。
伴随着美国资本实力和霸权的衰落，美国利用其货币金融制度优势进行金融制裁将引起反感，反而加快推动其他国家去美元化，采取新的货币结算和储备制度。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乱世”就要到来，旧的体系趋于崩溃，新的体系还未萌芽。因实际的生产和交易需要，当然这是在某种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和权力分布局面下出现的，越来越多的国家和银行加入新的货币结算和储备制度时，代表美元货币金融霸权的SWIFT和CHIPS也就自然被抛弃。但因为制度惯性和路径依赖，尽管支撑现在这套美元货币金融体系的全球经济结构和权力秩序正在发生变化，各国正需要一种新的货币意识形态来打破旧有的话语权。围绕区块链数字货币的理论和制度建构，很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需求和产物。
数字货币因为区块链技术的独特性，诸如“去中心化”、“分布式点对点的网络”、“数据不易篡改”等等，当它作为国际贸易结算和储备货币时，相应建立的货币金融制度和管理机构肯定是不同于SWIFT和CHIPS的。但这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还难以想象，数字货币时代匹配的国际关系和社会秩序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权力结构？以及数字货币取代现有美元货币的具体实践路径和历史过程？尽管我们已经经历了金本位货币制度匹配的产业资本主义各国自由竞争关系的时代，美元国债标准货币金融制度匹配的全球产业链分工的国家依附性关系的时代，但历史不会重复，未来总是向前发展。
数字货币本质上要作为一种货币，而不仅仅是某种电子支付方式，那就必须从货币的不同职能来考察它。回顾人类社会所使用的货币及相应制度发展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不同的生产方式背景下对货币职能的需求是不一样的，随着生产力和金融技术的发展，货币的形态也在发生变化。大体上，我们可以把人类社会的货币历史划分为商品货币阶段和信用货币阶段。第一阶段的货币本质上是一种有价值的商品，最初就是从商品演化而来，作为一般等价物后来发展为由具有特殊属性的贵金属来承担。但商品货币只是在一开始要执行价值尺度职能时，才要求为等值的商品来充当，对应的是私有制和商品交换刚刚发展的萌芽时期；后来，随着小私有生产方式和市场交换的普遍发展，市场的商品价格体系逐渐成熟和完善，货币主要满足市场对流通手段的需求，这个时候商品货币只需要观念上执行价值尺度表达商品价格就行，因此商品货币可以是不足值的贱金属，甚至是纸币形态，但它的使用有严格的范围和条件，在前资本主义时代是特例，这里不做详细探讨。
第二个阶段的货币本质上是一种债权债务的信用关系或工具，对应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市场对支付手段的需求，最后，成熟的信用货币完全摆脱了价值的束缚，取得了纸币或电子货币的完成形态。对此，马克思有一段经典的论述：“随着商业和只是着眼于流通而进行生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信用制度的自然基础也在扩大、普遍化和发展。大体说来，货币在这里只是充当支付手段，也就是说，商品不是为取得货币而卖，而是为取得定期支付凭据而卖。为简便起见，我把这种支付凭据概括为汇票这个总的范畴。这种汇票直到期满，支付日到来之前，本身又会作为支付手段流通；它们形成真正的商业货币。就这种汇票的债权和债务平衡而最后互相抵销来说，它是作为货币执行职能，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它们无须最后转化为货币。就象生产者和商人互相预付形成信用的真正基础一样，这种预付所用的流通工具，汇票，也形成真正的信用货币如银行券等等的基础。真正的信用货币不是以货币流通(不管是金属货币还是国家纸币)为基础，而是以汇票流通为基础。”
资本主义的大规模生产和商业流通发展出一种普遍的预付需求，时代要求一种信用工具的发展，汇票就是这样一种信用工具，尽管汇票的流通中债权债务关系抵消的部分不需要货币来清算，但汇票本身还不是真正的信用货币。信用货币最初是由银行发展出来的银行券，在18/19世纪用银行券贴现汇票就是银行的最主要的业务了。这个时候的银行券是见票即兑的，背后有黄金作支撑。银行券通过贴现进入流通领域，和黄金一起被称之为现金，作为流通货币使用。当然，银行券本质上可看作是银行开出的一种随时随地可兑换的汇票，关键是它进入了日常货币流通领域，而汇票则不能。所以，银行券就逐渐发展为一种信用货币，不仅执行价值尺度、流通手段的职能，更是支付手段的职能。
随着资本主义时代一国内银行金融资本的集中，中央银行的诞生，更是标志着一国内银行券的统一发行，银行券作为货币的形态更成熟，金本位的信用货币制度得到普遍发展。随着银行金融资本集团对社会和国家权力的全面掌控，黄金先是在一国之内被赶出了货币地位，取消了黄金的国内货币兑换，所谓的法定货币的说法出现。信用货币不再需要黄金的支持，由国家政治强权赋予其无限法偿的地位。前文已有论述，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黄金最后在国际贸易领域也被赶出货币地位，现在占据主导地位的是美元国债标准的全球货币金融体系，这相当于是说在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里，美元成为了国际贸易结算和储备的“法定货币”。这也意味着，如果美国没有实力当老大了，这个“法定”就不算数了。
特别是自金融资本主义时代以来，整个社会关系都金融化了，债权债务关系和支付需求渗透到了每一个领域，社会各个人和各个群体之间形成相互的预付和支付链条，信用货币取代商品货币的地位是多么的稳固和自然适宜。它是一张纸，不具备价值，但是有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来支撑。商品货币对应的历史阶段是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分散的、个体的小生产私有制。据此，我们或许可以想象，假如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形态以按劳分配关系或者按需分配关系为主，不再是债权债务的剥削关系，那将对应的需要什么货币呢？资本主义社会在这种债权债务关系中无限循环和延伸，所以只需要支付手段和信用货币。只是，最后，这无限循环的债权债务关系会两极化到如此对立悬殊的地步……自我矛盾的演化到最后自我崩溃，历史的辩证法即如此。
既然我们知道第二阶段信用货币的发展是与现代银行金融业的发展密切相关，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当前数字货币和电子支付领域发展的特征是什么？尽管，从规避美国金融制裁和国际货币金融制度竞争的角度来看，推进这种新型金融科技发展的动力十足，但还需要从市场需求的角度来观察。在过去，银行逐渐集中了全社会的零散信用货币，存款形成了银行借贷资本的主要来源部分。对存款的争夺，一直都是不同银行资本集团竞争的核心。现代资本主义特别是金融化时代，基于货币的信用创造和扩张是现代银行金融体系的根本特点，而银行作为第三方的支付结算中心其最重要的资本就是存款，集中全社会零散的信用形成或垄断货币资本。而互联网时代电子支付的迅猛发展，比如中国的两大互联网支付巨头微信和支付宝，它们分别是因为在社交平台领域和电子商务平台领域的巨大用户优势，从银行口中抢占了很大部分的社会存款，试图形成自己的金融资本业务，因而冲击了原有的银行利益格局。后来，它们被要求取得金融业资质，向中央银行100%缴存备付金。
同样的，Facebook这种类似于微信但更加全球化、用户规模更大的社交平台，利用更先进的区块链技术开发跨境的电子支付系统，具有很好的网络优势完全有可能成功。尽管Libra的发行基于一篮子货币，并且主要还是基于美元这种信用货币的定价，但依然受到包括美国等国家金融利益集团的反对。根本原因就在于，Facebook其实是在创造具有独占性的新的信用货币和金融垄断，还在自己的跨国网络里顺便解决了国际结算和储备货币的问题，消灭了主权货币存在的必要性。如果说18/19世纪的银行在当时新的生产方式和需求下创造了银行券这种信用货币，然后通过对零散存款的集中形成自己的借贷资本，那么Facebook就是互联网时代新的平台型综合集团创造Libra这种数字化的信用货币，然后独占所有信贷金融资本。它对旧有金融利益格局的冲击，甚至比中国人民币金融资本崛起导致的金融资本竞争还要严重，因为这是两个时代的竞争，不是两个国家的竞争。
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穆长春在其《科技金融前沿：Libra与数字货币展望》公开课中提到，如果Libra作为一种稳定币推行成功的话，这意味着Libra的创始协会，既要扮演Libra的中央银行的角色，同时也可能会演变成一个私营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且在私营部门里，他会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影响力更大。[⑨]Facebook的Libra生态系统，甚至可以看作是未来数字货币新时代的雏形。如果说银行券乃至法定货币这种信用货币是世界分裂为民族国家时代的产物，那么未来的数字货币这种信用货币应该是适应超主权、超国界的全球一体化的产物。这种新的全球一体化秩序要比起现在的美国主导的依附性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组织化程度还要更高。所以，一个公司来推动几乎是不可能的。
当我们把眼光放在一国内部来看，在现有的法定信用货币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互联网电子支付，本质上是对存款的争夺，那么在既有的债权债务关系主导下发行的所谓法定数字货币，至少目前看来还不是因为出现了新的社会关系、生产方式而产生的新需求，那它本质上依然还是信用货币，数字形态的信用货币而已。如果这种数字货币的发行基于区块链技术开发新的电子支付平台和网络，它可能是比微信、支付宝更先进的金融科技，它的技术特点恰恰是不利于传统第三方结算的商业银行制度，商业银行的信用垄断地位可能受到挑战。当前由不同银行金融资本集团主导社会的格局，未来可能让位于更加少数、垄断更集中的绝对国家主义社会。因为法定数字货币支付平台的普遍使用，意味着只有发行法定数字货币的国家才是资本的唯一垄断者。
因此在现实中，中国即将成为第一个发行法定数字货币的国家，是有一定必然性的。这是因为中国的银行金融系统属于国家所有，并非分属于不同私人金融利益集团，天然就具有最高的垄断程度。所以，中国可以国家的意志强制发行法定数字货币，无需考虑不同银行利益集团的掣肘。而对于美国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囿于既有的不同金融寡头共和的利益结构和权力分配，则很难开展法定数字货币的尝试。数字货币的区块链技术无疑是具有时代先进性的，并且中国具有全世界最大的电子支付用户群和最成熟的运作经验，也就最有条件嫁接法定数字货币的实践。因此，不同于Facebook一开始就要跨国推动数字货币实践，中国是先在一国内部开始推动，条件更成熟。当然，要让一国法定数字货币作为国际贸易的结算和储备货币，即作为世界货币职能如何执行，就像美元国债标准取代金本位一样，有赖于未来全球新的生产方式和权力结构的支撑。
之所以存在国际贸易的货币结算和储备问题，前提是因为资本主义时代本质上是全球化的生产和市场，但还没有出现统一的世界政府和统一的货币。不同的民族国家都有自己的法定货币，谁都不服谁，凭什么用对方的货币结算和储备？不同的货币之分别，其实意味着不同的金融资本利益集团之分歧，只不过以民族国家的形式包装而已。当依附性的国际关系变成竞争性的国际关系时，国际结算和储备货币的金本位就又有回来的动力和趋势。现在有一些观点认为中美冲突将演化成新冷战，世界形成两大生产体系和两套标准，如果真是这样，黄金将重回世界货币地位。
当然，在全球两大体系的内部是不可能回到金本位的，它们各自内部的信用货币创造和扩张不可能再受到黄金的约束，更可能是走向金融垄断程度更高的数字货币。历史不会重复和倒退，只会往前推进。未来真正的数字货币，很可能对应着更高的生产组织和垄断，将比起美元国债标准的全球信用货币金融体系更加一体化、全球化，将取代大多数主权货币，数字货币将没有任何国家民族的符号特征和文化内涵，它就是随着商业化电子支付普及到各个方面，免去了所谓的货币兑换和汇率问题，及相应的货币投机风险，也就没有所谓的国际贸易结算和储备货币的争议。
也许不久的将来，中国携数字货币金融体系与美国的美元国债标准金融体系来一场全球对决！因为他们的矛盾已经不可避免的在爆发，不过是各自采用什么战略战术的问题。但，这一历史进程依然是在人类货币的第二阶段，即信用货币阶段的资本主义文明史。数字货币终归还是货币，只要有货币的存在，有市场和商品的存在，那就必然有货币权力的存在，货币权力的最高体现就是金融债务奴隶。什么时候人类社会才可以摆脱货币这个范畴，进入到按需分配的大同社会呢？
六、形势分析及总结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自美国主导构建了美元国债标准的全球货币金融体系开始，多次利用其掌控的货币金融体系建制权和话语权，配合意识形态文化价值领域的软实力、巧实力，借助经济周期的利率波动，诱导资本外流和资产泡沫崩溃，对其他国家进行金融战，收割其财富，阻止他国完成资本积累。纵观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掌控货币金融资本的银行集团在经济危机时期对产业资本进行绞杀和吞并，此种现象毫不稀奇，只不过以前主要是发生在一国之内，现在则是被美国系统的运用于国家与国家之间。当前，中美之间新一轮的金融战可以说正在进行，所谓的贸易战并非重点。美国相对中国最突出的优势正是在全球货币金融层面，而不是贸易、科技等其它方面。
回顾中国的金融改革和发展历程，会发现以美国为代表的的国际金融资本的影响和图谋。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开始了国有银行商业化、市场化改制，剥离坏账筹备上市。这段时期正是中国经济遭遇生产过剩和输入性紧缩的萧条阶段，以股市为代表的的资产价格处于谷底，国际金融资本借助中国银行改制引进“战略性投资”的机会，大举收购国有银行的股份。随后在中国加入WTO，美国自2001年互联网新经济泡沫崩溃、美联储快速降息开启新一轮全球经济周期，大量过剩资本涌入中国等红利的刺激下，中国经济和股市一路高涨，直到2007/08年危机爆发，在中国股市崩盘前夕国际金融资本高位套现离场，此时这些国有银行的股价相对收购价都涨了十几甚至几十倍，对方赚的盆满钵满。[⑩]尽管这一过程有助于中国国有银行的改革，但是中国的发展财富大量被人收割。
接着是中国第二轮金融深化改革时期，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各国开启救市，中国四万亿计划拉动经济再次高涨，到2013年时再次陷于停滞，中国提出深化金融改革，希望加大开放，一方面让外资更容易进来，另一方面希望中国资本走出去。与此同时，中国为刺激经济开始货币宽松政策降息降准，不过没想到的是，此时中国实体经济严重过剩，放出来的货币即将纷纷进入资本市场投机。美联储在金融危机后长时期维持零利率，2013年新兴市场再度崩盘，大量过剩的国际金融资本又是在中国股市低谷阶段进入。大量的利好，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一起推动中国新一轮牛市。
2009年中国开始推人民币国际化，很快出现主导的舆论，中国应该加速资本项目自由化。在2012年，加速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口号被提出，而且写入各种各样的正式文件之中。虽然没有非常正式的文件，但大家似乎达成默契，大家都认为2015年的时候实现资本项目下人民币的基本可兑换，2020年实现资本项目下的人民币的完全可兑换，也就是说中国很快将没有资本管制。[11]有意思的是，同期中国香港和台湾都在发生反映美国文化意识形态软实力的抗议运动，甚至波及到了中国大陆一些城市。而香港则是国际资本进出中国大陆最重要的桥梁，是中国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城市。
数据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
最终，股灾于2015年7月爆发，从上图可看出随后半年内大量资金外逃，导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突发式连续下跌。危机延缓了这一轮金融深化改革，中国开始加强资本管制。应该说这一次国际金融资本并没有达到战略目标，虽然内外金融资本又一次收割了股民的财富。随后，中美两国开始发生贸易摩擦直至贸易战，中国本就陷于萧条的国内经济雪上加霜。在此内忧外患的巨大压力下，2018年开启了第三轮金融深化改革，再次表达了要全面开放金融市场。
根据外资投行的统计数据，随着中国股票和债券市场进一步开放，外资规模也在逐渐放大。统计显示，在过去8年中，外资对中国股票和债券投资增长6倍，达到近1.3万亿美元。其中，来自美国的资金，接近一半，总额达5350亿美元。其中，境外机构持有的中国债券规模不断上升，到2017年9月首次突破1万亿元，到2019年7月末进一步突破2万亿元。突破第一个1万亿元花了7年，实现第二个1万亿元只花费不到2年，近两年境外投资者买入中国债券的节奏显著加快，美国资金尤其活跃。[12]相比欧日普遍的负收益率和美国的低收益率，中国债券收益率在四大经济体中是最高的，这使得中国债券市场很可能将成为下一个投机领域。
中国的国内综合债务占GDP的比例又是世界最高的，超过300%，已经形成了巨大的债务泡沫。根据外管局的数据，截至2019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072亿美元，而全口径外债余额1.9132万亿美元。中国总的外汇储备3.10万亿美元，外债在外汇储备的占比是60%，3.10万亿美元减去1.91万亿美元，还剩下1.19万亿美元。而剩下的外汇，至少有8000亿是外企的投资和利润，一旦外资大规模撤离，外汇储备就所剩无几。目前，国际三大评级机构已经在中国境内设立法律实体，随时都可以影响中国的债券市场。[13]中国的债券市场会不会成为下一个被攻击的对象，债务危机会不会爆发，甚至引发更严重的金融危机，都很难说。
很多迹象都似曾相识，比如说香港作为最大的离岸人民币资金池，又是国际资本进出中国的通道，对中国来说其金融战略地位毋庸置疑。因此，新一轮的中美金融战少不了与香港有关。而香港也正在发生严重的抗议运动……除了香港，伦敦才是现在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交易中心，超越了之前的港交所。港交所最近收购伦交所的计划也失败了，伦交所表示上海证券交易所才是它的首选战略合作伙伴。而英国的脱欧闹剧还在继续上演……由此观之，国际金融博弈的局面是异常复杂，形势波诡云谲。
对美国金融资本集团来说，最大的战略目标无非是维持他们的美元货币霸权，即美元国债标准的全球货币金融体系。这意味着，美国必须消灭中国国有金融资本以及独立主权赋权的货币信用，让中国的生产永远在美元流通体系下进行，持续向美元金融资本进贡。策略上，首先就是通过贸易战逼迫产业链更多的从人民币流通体系转移到美元流通体系下，扩大美元基本盘；其次，通过制造特定城市或地区的动乱，阻止中国打造人民币的国际结算网络和交易中心，破坏人民币国际化的组织和制度建设；最后，一劳永逸的做法就是利用中国金融全面开放中的错误决策，比如资本项完全自由兑换，让中国金融资产市场崩盘，引发资本外逃和人民币贬值危机，辅之以社会动乱和政权崩溃，生产体系彻底停摆，最后外资才能掌控中国的生产企业。
当然，美国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因为美国自己面临的危机似乎更深重。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2009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2013年新兴市场金融危机接连爆发，世界经济就难以恢复到08年之前的增长态势，生产过剩普遍存在，实体经济没有利润。首先撑不住的是欧元区国家和日本，它们的过剩产业资本找不到出路，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在2015年前后相继实行负利率政策。西方主要经济体中似乎唯有美国一枝独秀，与欧洲和日本相反，中国和美国在2015年底都进入了加息通道，保持了经济增长。中美两国各有其优势。
最近，美国关键的两年与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差出现了2007年以来的首次倒挂，而这种现象常常被视为经济出现衰退的前兆。自美国引领全球金融资本主义时代以来，过去出现的四次倒挂时期都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不仅如此，美国隔夜回购利率和有担保隔夜融资利率（SOFR）近期都出现异常飙升。自进入2019年以来，市场供应和需求决定的真实利率即有担保隔夜融资利率，几乎一直都高于联邦基金利率。[14]对此已有预感的美联储连续两次降息，并且十年来首次重启隔夜回购，紧急制定4000亿美元的援救计划，从银行手中购买债券，将现金注入系统当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合计起来，整个银行业有多达1.3万亿美元的过剩储备，存置在联储，领取着利息，规模相当于联储整个4000亿美元救援计划的三倍。结合2015年底以来的加息周期看，这个时候出现的市场资金普遍短缺，不再是当初的投资需求引起的，而是到期债务支付需求引起的，说明离危机爆发已经不远了。中美两国，究竟谁的债务危机先爆发？
2018年中美两国发生贸易摩擦直至演化为贸易战，2019年两国经济面临严峻形势，直到最近美国开始连续降息，中国则变相降息降准。可以说，过去三十年来每一次美联储的加息周期高峰都对应着某个大型金融危机的爆发，有时候是在美国，有时候在其它国家，但都反应了美元主导全球金融资本流动的周期性特征。只有这一次，美联储加息“半途而废”，说明全球货币金融体系发生变异，美元货币政策越来越难以引导和调控全球金融市场，逐渐回归成美国一国内部性的政策。这一趋势之下，美国的货币政策效应会越来越向欧洲、日本看齐，最终走向负利率，然而再也加不上来。与此同步，美国的金融资产和债券也会逐步走向负收益率状态。联邦基金利率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这两个过去三十年衡量全球货币金融市场的基础指标，作用不在。
当然，在金融资本主义走向负利率、负收益率的过程中，中国也不会例外。毕竟，在金融资本竞争的时代，谁都不愿意加息主动刺破自己的资产泡沫，为他人做嫁衣裳。正如在国家产业资本竞争的时代，竞相货币贬值争夺出口市场，谁都不愿意自己的工厂倒闭。资本主义宁愿选择战争来消灭过剩的产能和金融资产，过去如此，未来大体还是如此。
我们无法预测谁是最终的胜利者，或者一起毁灭。但至少，资本主义社会资本追逐利润的逻辑在负利率和负收益率情况下维持不下去了。不过，当前国债收益率暂时的下降，似乎流动性充裕或者资金避险，并不代表未来某个时点不会出现因为资金链断裂、市场利率突然翻转上升，爆发一次史无前例的金融危机。只要还是资本主义社会，我们都不应忘记马克思的这句话：在经济繁荣时，所有的商品（资产）都是货币，当危机爆发时，只有货币（现金或黄金）才是唯一。
最后，我们只能说，当前世界正在发生的是金融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和全面危机，金融资本主义走向內爆，人类文明进入新阶段的前夜。
何志雄
2019年9月
注释
[①]https://mp.weixin.qq.com/s/LyABADw1MLwziT8IELzzOQ
[②]https://forex.hexun.com/2019-08-15/198216438.html
[③]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38658278807062637&wfr=spider&for=pc&isFailFlag=1
[④] 大卫·林奇：随着特朗普向中国发起贸易战，美中经济关系已经被重新定义https://www.guancha.cn/DavidLynch/2019_06_04_504277_s.shtml
[⑤]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19_05_22_502562.shtml
[⑥]https://mp.weixin.qq.com/s/kRI5yBDbFO8vN7KhPj5YMg
[⑦] 自称日裔美国人，是比特币协议及其相关软件Bitcoin-Qt的创造者。中本聪于2008年发表了一篇名为《比特币：一种点对点式的电子现金系统》（Bitcoin: A Peer-to-Peer Electronic Cash System）的论文，描述了一种被他称为“比特币”的电子货币及其算法。2009年，他发布了首个比特币软件，并正式启动了比特币金融系统。2010年，他逐渐淡出并将项目移交给比特币社区的其他成员。
[⑧] Billy Bambrough，“比特币威胁要从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夺权’”，福布斯，2019年5月15日。https://www.forbes.com/sites/billybambrough/2019/05/15/a-u-s-congressman-is-so-scared-of-bitcoin-and-crypto-he-wants-it-banned/#36b2700b6405.
[⑨]http://stock.10jqka.com.cn/usstock/20190918/c614004160.shtml
[⑩] 相关数据可参考《左大培：中国银行已成为外资超级提款机》http://blog.sina.com.cn/s/blog_3caa532d0101iboj.html
[11] 余永定：目前宏观形势需要人民币汇率更具弹性https://www.guancha.cn/YuYongDing/2019_06_01_503970_s.shtml
[12] https://finance.sina.com.cn/roll/2019-09-10/doc-iicezueu4710070.shtml
[13] 2017年7月份，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2017年第7号公告，明确了境内外评级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开展业务的要求，意味着包括惠誉国际、标准普尔、穆迪三大国际评级机构在内的境外评级机构也能以独资形式进入中国市场。
[14] 利用联储提供的数据，《财富》对SOFR区间顶部和联储目标利率顶部进行了逐日的比较。结果显示，在2018年几乎全部时间内，联储利率的顶部都要高于SOFR，这原本也是按照逻辑应该如此的事情。可是，到了2019年，局面就彻底反转了，从1月2日（元旦休市）至9月24日，联储利率顶部更高的日子只有区区15天。尽管这种局面上周发展到了极致，但是从更宏观的角度看，模式其实早已形成了。https://www.rdcjwang.com/news/show-569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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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志雄。本文为激流网首发，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郭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