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的1948年,战斗在第二条战线上的北平电信系统中共地下党,成功地组织了一场影响全市、震动全国,给国民党沉重打击的3000名电信员工“饿工”斗争。

北平电信局下属机构的东营,是这场斗争的发起单位,有员工470人,是北方地区的电报通讯枢纽,在全国通信网络中占有重要位置,在斗争中举足轻重。我当时是东营的报务员,中共东营地下党支部书记,斗争的参加者。

1994年3月,我和几位原东营地下党员,看望这场斗争的领导人陆禹同志,当时他已77岁高龄,我们这些当年参加斗争的小伙子也都两鬓斑白,战友相见,分外高兴。他勉励我们不要忘记过去,要牢记人党誓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并当场题词:“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祝同志们晚年快乐”相赠。

今年是“饿工”斗争55周年,陆禹同志离开我们已3年多了。回顾这场斗争,既是对年轻一代的教育和对自己的鞭策,更是对陆禹同志的缅怀。

力量凝聚

1948年初,根据少奇同志关于北平城内的工人中,市政工人是主要力量,地下党领导特别要把重点放在电信系统的工人工作上的指示,地下党北平工人工作委员会改组为市政工人工作委员会。同时鉴于北平电信员工多为家境贫寒的失学青年,虽经技术业务学习,进人电信部门参加工作,但仍然保持着青年学生的思想感情和活动方式,因此特地将学生工作委员会的陆禹调到市政工委任委员,负责领导电信、邮政两个系统的工作。

这时,北平电信系统已建立了4个地下党支部,有党员26人,分别由工委和学委领导,市政工委成立后,都转到市政工委,支部上面不成立总支部,由陆禹分别单线领导。从此,北平电信系统的斗争,有了统一的强有力的指挥。

陆禹来了以后,立即着重抓了北平电信歌咏团和《铃铛》壁报这两块阵地。1947年10月,北平电信当局御用的“福利委员会”,为了粉饰太平庆祝电信节,筹组成立了北平电信歌咏团。陆禹对歌咏团非常重视,认为是团结教育青年员工的重要阵地,确定了“民主、团结、进步、活泼”的办团方针,通过歌咏团中的地下党员进行贯彻,改选了歌咏团干事会、修改了团章、扩大征收团员。不仅练歌、演出,还组织郊游、诗歌朗诵、联欢等活动。抵制了当局的阻挠破坏,团员发展到120多人,形成了一个传播进步思想、民主气氛浓厚、互相关心爱护的青年团结友爱集体,成为发动斗争的基地。

《铃铛》壁报,是我们通过“福利委员会”的合法形式,于1948年4月创刊的。我是主编,支部委员胡浚等10人为编委,还在电信其它单位聘请了通讯员。每月出刊两期,除在东营张贴外,还在其它单位巡展。内容有小说、小品、通讯、诗歌、评论,还有漫画、木刻。密切联系当时形势,愤世疾俗,清新隽永,很受员工欢迎。

陆禹对《铃铛》非常重视,每期都亲自审阅。他提出:要减少政治色彩,防止敌人注意,同时要贴近员工,为员工办实事,以团结群众。根据陆禹的指示,《铃铛》除了着重反映员工的疾苦和呼声外,增设了“服务版”,员工贫病交加生病住院,就发布消息,呼吁并组织同仁凑钱给以援助;员工逝世,就出专刊悼念。并联合东营图书室、歌咏团东营团员,组织消夏晚会、联欢会等活动,娱乐员工。抵制了当局追查著者、妄图由他们审稿等图谋,独立自主办报,越办越好,不仅教育锻炼了办报人员,而且团结了一批读者,在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舆论引导作用。

前哨战斗

1948年的4月和6月,北平电信员工连续两次向当局发动斗争—“六八斗”斗争和“改组工会”斗争,是“饿工”斗争的前哨战。

4月,国民党政府电信总局下令“调整待遇”。当时,电信员工工资除按职务固定部分外,还有一个“米贴”部分,这部分不固定,每月按当时米价折算,由于物价飞涨,“米贴”成为工资中的重要组成。员工分为员、佐、差、役四个等级,员和一等佐每月“米贴”一石(十斗),二等佐八斗,差六斗,役不享受。“调整待遇”后,员改为按年龄发给,30岁以上的一石,25岁~30岁的八斗,25岁以下的六斗,佐、差不分年龄一律六斗。而且1~3月多领的部分还要扣回。这样,广大青年员工的工资大大下降,舆论大哗,群情激愤。

在陆禹的领导下,通过歌咏团酝酿、组织,青年员工秘密集会商讨对策。发动群众签名,选出代表和总代表,成立“要求合理待遇临时代表会”,发表声明、上局长书、致工会函、向全国电信界通电,要求恢复一石“米贴”,轰轰烈烈斗争了一个多月。由于“调整待遇”是全国性的,只北平一地斗争是不可能成功的,再加上是第一次领导这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缺乏经验,最终,当局被迫把佐、差改为了按年龄计算,而恢复一石“米贴”的目标未能实现。

这场斗争,虽然在经济上未获得完全胜利,但揭露了反动当局,教育了员工,锻炼了自己,积累了斗争经验,党员和党的积极分子在群众中树立了高度威信。在15名总代表中,地下党员9人,失掉党的关系的党员1人,党的积极分子4人。广大员工虽然不知道他们的政治面目,但亲眼目睹他们为着员工的利益日夜奋战,两次去局长室和局长面对面斗争,深受教育和感动,大大密切了党群关系。

接着,6月,又爆发了“改组工会”斗争。北平电信工会的上层领导,理事、监事,多为行政主管和国民党、三青团头头,还有中统特务,受当局操纵,是御用工会。这样的工会,当然不会为会员办事。广大员工,早就对工会不满,经过“六八斗”斗争,更进一步认识到需要有一个能代表员工意志、为员工谋利益一住.回首的组织,改组工会的呼声日益高涨,当局被迫对-工会进行改组。经过大量工作,工会基层小组长得以民主改选,上层理、监事,虽经反复斗争,由于当局极力阻挠,没有改选成。

小组长改选非常成功,地下党员和“六八斗”斗争中的积极分子,纷纷当选。东营改选后的56名正、副组长中,失掉党的关系的党员2人(解放后都接上了关系),“六八斗”斗争中的积极分子20多人,地下党基本上掌握了工会基层组织的领导权。

斗争,锻炼和考验了党的积极分子,他们具有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坚定地响应党的号召,勇敢向当局进行斗争。全系统发展了15名党员,新建了3个地下党支部,党在斗争中发展壮大了。

两场前哨战,为“饿工”斗争打下了政治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山雨欲来

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连遭失败、政治经济全面崩溃的形势下,垂死挣扎,于8月19日,实行“币制改革”、“限制物价”。

当时的北平,一个油条10万元法币,一斤猪肉200万,一袋面粉3000万,一封平信邮资1.5万,航空信11万。东营每半个月发一次工资,用一尺来长的布口袋装,成捆的纸币足有半斤多沉。员工们拿到了工资,赶快奔向黑市换成银元或去粮店买粮食,否则,过了一会儿就不知道物价又涨了多少倍。

所谓“币制改革”,就是用金圆券代替法币,300万元法币,兑换1元金圆券。而“限制物价”,只是把员工的工资冻结了,实物补贴取消了,物价不但限不住,反如断线气球,飞速上涨,仅仅过了12天,就突破了“限价”,到了10月份,一袋面粉由“限价”时的七八元金圆券,猛涨到了60多元,而且是有价无粮,全部转入黑市,一袋面粉高达100多元。当时一般报务员月工资74.38元,一个月工资买不了一袋面。电信员工和社会各界一样,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在饥饿线上。

这时,石景山钢铁厂、长辛店机车车辆厂、七十兵工厂等单位的工人们,纷纷起来斗争。要求追发欠薪,发放面粉、煤炭,并把粮店埋藏的粮食挖掘出来,按“限价”分购。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一些中、小学校的教师们,停教“总请假”陆禹及时布置各支部密切注意员工情绪动态,因势利导。

斗争序幕

我们东营地下党支部,根据陆禹的布置,除了关注员工动态外,通过《铃铛》壁报,大声呼唤。10月初的一期《铃铛》中,刊载诗歌:“传声器中在报告/说是今天要拿钱了/同仁们听到个个笑/拿着图章往科里跑/钱到了手更费脑/我将怎样把它花掉/是买米、买面/还是买棉袄/唉!有吃无穿,有穿无吃/这年头可怎么过得了。”接着,10月15日出版的《铃挡》更进一步写道:“煤、粮、布不相上下地爬上了限价的八、九倍……当昨天黑市面粉涨到100元、煤球每斤1角、布每尺3元时,我拿到了整月的74.38元的血汗报酬,躇思良久,情不自禁地流下泪来,嘴里喃喃发问着:朋友!今冬的日子怎么过?”然后有目的地启示:“为什么人家的`配煤’`配粮’,因为力争的原故,都有了着落,而我们却还在苦挨……这种不合理的现象,这种凄惨的罪恶赐与……恐怕只有我们驯服的电信员工们,我们这一群失掉工会给争气的可怜虫才能享受。”

《铃铛》的呼唤,极大地激励了东营新当选的工会小组长们的自尊心和责任感。当晚,小组长邱玉良、徐君禹、张光斗和何复新就聚会研究，决定以张光斗个人名义邀请东营工会小组长参加召开，“饥饿问题座谈会”,共商反饥饿对策。

10月18日晚,“饥饿问题座谈会”在东营召开,除工会小组长外,不少员工也主动跑去,有60多人,我和胡浚都参加了。会上群情激愤、慷慨陈词,控诉苦难生活,强烈要求有所行动,反对饥饿,争取生存。最后决定,以东营工会小组长的名义,串联电信系统各单位,两日后召开北平电信系统工会小组长联席会,共商反饥饿大计。

“饿工”斗争的序幕拉开了!

运筹帷幢

第二天清晨,我和胡浚赶忙向陆禹汇报。市政工委根据东营党支部和其它党支部反映的情况,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分析形势,研究情况,决定方针。分析认为:当时革命形势很好,平津各地已爆发了各种形式的反饥饿斗争,电信员工反饥饿争生存的斗争并不孤立。北平电信系统内部,经过地下党的长期教育,特别是经过“六八斗”斗争和“改组工会”斗争的锻炼,员工觉悟大大提高,党组织也积累了斗争经验,而且当时北平电信系统某些主管人员和平津国民党军政当局某些人对“限价”也是不满。因此,只要坚定地依靠广大员工,掌握恰当的斗争策略,争取某些主管的同情和支持,争取全国电信界和北平各界的配合,斗争有望胜利。于是决定:因势利导,发动群众,开展反饥饿斗争!

但是,在敌人严密控制的电信部门闹革命,谈何容易。局长聂传儒是国民党特派员,死硬顽固,“六八斗”斗争和“改组工会”斗争中,极力镇压阻挠,对总代表拍桌子瞪眼睛,斥责“你们有什么资格见我”?“你们简直就是捣乱分子。”在“改组工会”斗争中,更赤裸裸地叫嚣“局里有共产党”,“有我就没有共产党,有共产党就没有我。”行政科、股长以上主管,大部是抗战胜利后的接收大员,不少人对员工极为苛刻。不仅如此,还在电信系统建立了一个国民党区党部(下辖7个区分部)、一个三青团区队(下辖15个分队)、一个军统小组、三个中统小组,数百名国民党员、三青团员、特务分子遍布各单位。三青团区队部,就设在东营,在东营有6个分队,60多名团员,是三青团的大本营。另外,东营除巡警站岗外,还有宪兵驻守严密监视。同时,国民党政府发布了《勘乱时期危害国家治罪条例》,严禁工人罢工、怠工,北平的军警到处抓人,一片白色恐怖。

根据这种情况,陆禹连夜向各支部布置,明确指出:这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但要避免政治色彩,只提经济要求,麻痹敌人。要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不和国民党的《条例》直接冲突。由于工会小组长这个基层组织基本上掌握在我们手里,可以通过工会这个合法形式进行,但又不要对工会的上层理、监事抱有幻想,要独立自主地进行指挥。党组织要加强领导,着重是做好群众工作,掌握斗争主动权。同时,鉴于“六八斗”斗争时,党员都冲上了第一线受到当局注意,因此,这次党员尽量不参加公开领导机构。

战前部署

10月20日晚,北平电信系统工会小组长联席会,如期在西单双栅栏电信食堂召开,会议由东营小组长王骏发、张光斗、何复新主持,由于事先各支部都在小组长中做了酝酿,会议开得既激昂又顺利。一致决议向电信当局提出三项经济要求:一、每一员工发救济金300元;二、按“限价”每一员工配售两袋面、一吨煤;三、工资全部能按“限价”买到生活必需品。三项要求中,先发救济金,限10月26日前答复,否则就停止工作实行“饿工”,(不叫罢工)。这样既避免了和《条例》冲突,又易于发动群众,争得社会同情。同时选出19名小组长组成小组长代表会,推动工会理、监事向当局提出。

第二天,小组长代表立即向工会理、监事通报联席会决议案,在强大的压力下,他们表示附议,并相约小组长代表一道去面见电信当局提出要求,一道去国民党北平市党、政、军机关呈报备案。

根据陆禹的指示精神,在和理、监事共同行动的同时,独立自主地进行斗争的组织准备和思想舆论准备。首先建立了由小组长代表组成的“饿工”斗争总指挥部,各单位成立了小组长联谊会,即分指挥部,两级指挥部都设联络、纠察、总务总干事,组成全系统的联络网和纠察队。在地下电缆通道里,建立了秘密总联络站,外面倒锁门,里面安装了电话,规定了联络暗号,专人值守。同时印发《消息》快报和《签名书》,向员工通报消息,发动群众签名。《签名书》写道:“每一员工发给救济金300元一项,如届时不能达到目的时,我愿遵守大会决议案,实行`饿工’。上项条件系我等共同之要求,并愿对小组长及各代表安全损害共负完全责任。”广大员工包括绝大多数下层主管都在《签名书》上签了名。

与此同时,对“饿工”的实施办法做了研究,为了不给敌人以借口和争取舆论同情,决定:军政、气象、水位、贩灾和新闻电报、电话不停,其余占业务量绝大多数的金融、商业等电报、电话一律停止。

在这紧张的日日夜夜,陆禹或赶到我家,或隐蔽在东营门外,听取我和胡浚汇报,分析情况,做出判断和安排,我们则及时在小组长中贯彻落实。

激烈交锋

果如所料,工会理、监事和电信当局沉淦一气,当局敷衍,工会理、监事表面支持,暗里伺机破坏。就在他们表示附议小组长联席会决议的当天,发出通知,要会员“勿向局外人透露”,“对新闻界发表消息,概由本会宣传组负责

,请各位会员万勿个人对外发表”。妄图控制运动领导权,封锁消息,把斗争纳人他们的轨道。小组长代表不听那一套,通电全国电信局,向报社通报消息,《北平日报》、《世界日报》、《新民报》都连续进行了报导。

22日,面见电信当局提出要求,当局以发给每名员工救济金50元搪塞,广大员工十分气愤,说:“这不是拿员工耍着玩么!”小组长代表坚持原定的300元要求,工会理、监事则背着小组长代表,四处游说员工接受,说:“50元不行,100元行不行?”

26日,限期已到。当局为了缓和员工斗争情绪,决定每名员工借支一个月工资,并下令会计科立即发放。这时,工会理、监事彻底撕下画皮,抛开小组长代表,以“工会”名义,让各单位讨论接受借支,跑到广播室喊叫,让员工去领钱,甚至造谣说:“XX单位已经领了,你们还不赶快去领。”妄图分化瓦解,破坏斗争。下午2时,小组长代表和理、监事一起开会,对是否接受借支争论激烈,理、监事们提出接受,小组长代表坚决反对,争执不下,最后决定拿到当晚小组长联席会上讨论。

当晚6时,小组长联席会在西长安街第七区电信管理局礼堂召开,由理、监事和小组长代表共同主持。理、监事们在会上继续贩卖接受借支主张,小组长们则坚持300元救济金要求,如不满意答复,就按原决议实行“饿工”。两种意见,针锋相对,嘘声、口号声,此起彼伏,一直激烈争论到晚上10时多。理、监事们黔驴技穷,抛出事前拟定的“杀手铜”,宣布全体辞职,并威胁说:“一切后果由小组长负责!”气急败坏退出会场,妄图夭折斗争。小组长代表识破诡计,他们也表示“辞职”,叫群众自己决定。风云突变,会场一片死寂,空气也好像凝固了。顷刻,喧腾复起,人们高呼“上去表决”。东营小组长许书凤随声跃到台上,主持付诸表决,除1人外,一致振臂呐喊:拒绝借支,实行“饿工”。许书凤代表全体小组长宣布:“从27日零时起,全体电信员工实行`饿工’,不获圆满答复决不复工!”

决战的号角吹响了!

决战时刻

在小组长开会的同时,东营院内贴满了“饿!”“要温饱不妥协!”等大标语,纠察队员集合待命,员工们下班也不回家,等待会议消息,准备战斗。小组长回来,传达了关于“饿工”的决定,出于激愤,不到零点,不管什么军政、新闻电报,几乎都停了。

27日零时一到,通往全国各地的电报、长途电话停了,市内人工电话停了,报时、服务、查号等也停了,立即影响全市,震动全国。上海、南京等几个城市电信局,迅速发来电报声援慰问。

“饿工”开始后,纠察队员全部到位,员工们严肃沉静地坐在自己的岗位上。支部委员胡浚、小组长代表王骏发和小组长赵锡恩,在不同角落各守着电话,和总联络站及各单位保持密切联系。我则各处巡回,及时和他们研究情况、处理问题。总指挥部传来消息,电话二局遭到威胁没有停止工作,我们立即派出纠察队员和其它单位纠察队员一道去支援,很快也停止了工作。驻东营的宪兵冲到报房挑衅,我们就派人向他们介绍员工的苦衷,并和他们一道站岗放哨,一方面进行宣传教育,同时对他们进行监视,如有行动,立即报告。深夜,为了扩大影响,争取社会同情,我们书写了《告同胞书》,申明“饿工”原由,“向诸位亲爱的同胞致歉”,贴在东营大门口。清晨,报社记者来访,我们派出王骏发、张光斗、赵锡恩接待。

东营广大员工充满必胜信心,自觉遵守各项决定,秩序井然,有条不紊。主管人员慑于群众力量,报务科长连报房也没进,呆坐在办公室里。平时不可一世,找茬儿骂人克人的股长,一反常态,到报房默默地转了一圈,一声没吭,灰溜溜地走了。

欢呼胜利

“饿工”斗争,揭露了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冲破了严禁罢工、怠工的《条例》,直接影响了国民党官僚政客投机倒把、操纵物价,沉重地打击了敌人。它犹如震撼天空的惊雷,把国民党军警宪特严密控制下的反动堡垒炸开了缺口,北平电车公司、自来水公司等单位员工,也纷纷要求改善待遇,天津、青岛、张家口等地电信员工也奋起斗争,要求按北平办法,发给救济金。斗争形势十分有利。

当时,死硬顽固的局长聂传儒不在北平,由一名副局长主持工作,他是工程技术人员,胆小怕事,面对如此严重局面,惊慌失措,乱了方寸,急得嗓子也哑了。他和局长通过长途电话反复商讨对策,聂传儒态度强硬,说:“我就不信弄不了这些人,不能答应他们的条件,等我回去再说”。副局长说:“不答应,问题闹大了更不好办。”地下党员监听到他们的对话,立即向陆禹汇报,陆禹分析认为:“饿工”斗争在政治上已沉重地打击了敌人,取得了胜利,在经济上也存在着胜利的可能。局长虽然死硬,但远在外地,副局长担着保证通信的担子,怕事情闹大了不好收拾,因此在一定压力下,有可能答应部分条件。因此决定: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利用有利形势,在局长没有回来之前,如果答应了基本条件,通过和群众充分协商,可以复工。

“饿工”当天,副局长要求和小组长代表谈判,小组长代表说:“要谈,你向全体小组长去谈。”下午5时,再次在第七区电信管理局礼堂召开小组长联席会,陆禹不顾个人安危,隐蔽在会场外遥控指挥。面对员工的坚决斗争,电信当局无路可退,那位副局长在会上,哑着嗓子答应第二天(28日)给每名员工先发救济金200元,30日前,再发40元,下欠60元积极筹划,其余两项,尽力向有关当局交涉,恳求马上复工。然后退席,小组长们进行讨论。

这时,不少小组长坚持不达到300元目的不罢休。电话七局地下党支部书记徐慧芬退到场外和陆禹秘密接头请示,陆禹认为:在聂传儒不准答应条件,等他回来再处理的情况下,这位副局长能答应240元,已属尽力了,而且距原要求不远,可以复工,但要做好小组长们的工作,保护群众的积极性。徐慧芬回来带头发言表态,地下党员们心领神会,配合默契,耐心说服,讲解“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最后一致同意接受条件,停止“饿工”,恢复工作。历时19小时又16分钟的影响全市、震动全国,给国民党沉重打击的北平电信员工“饿工”斗争胜利结束,《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声响彻云霄。

“饿工”斗争是第二条战线上一场出色的战斗,不仅激励着第二条战线的战士,而且鼓舞了第一条战线的军民,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给予了高度评价,仅隔6天,11月3日,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即在第二版显著位置刊登了《新华社陕北一日电》,在介绍了北平电信员工“饿工”斗争的情况后说:“这一消息使解放区军民对敌占区城市群众运动有了进一步了解,也鼓舞了解放区军民对敌斗争的斗志。对敌斗争的第一条战线和敌占区的第二条战线更加相互支援。”

“饿工”斗争,是党的“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斗争方针的胜利;是党的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非法”斗争与合法斗争、秘密活动与公开活动、平时工作与群众运动紧密结合斗争原则的胜利;是党的“有理、有利、有节”斗争策略的胜利。斗争结束后,全系统先后发展了61名党员,新建了一个地下党支部,发展了25名“民青”(民主青年联盟成员)。在陆禹的领导下,激情满怀地投身到护厂迎解放的斗争之中。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北平电信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2月4日,北平地下党在国会街北京大学四院胜利会师。我们北平电信系统的108名地下党员,欢聚在陆禹的周围,唱呵,跳呵,把他高高抛向天空,此情此景,历历在目。

我们东营到北平和平解放时,有党员14人,“民青”5人。现在有5位同志已经去世,健在的也都年逾古稀。我们深切怀念逝世的战友,不会忘记过去,不会背叛,坚定地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以告慰陆禹同志的在天之灵。

附言:“俄工”斗争,北平电信系统各地下党支部都作出了贡献。本文只介绍东营的情况。

(作者单位: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100044作者于1995年离休)

北京党史2003年第2期

长按二维码支持激流网 

为了避免失联请加+激流网小编微信号jiliu1921  

（作者：朗冠英。本文为激流网整理录入，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黄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