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启汉：工人运动“坐狱最早最苦的同志”

李启汉，1898年3月28日出生在湖南省江华县码头镇李家村。他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最早的党员之一，著名的早期工人运动领袖，曾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干事，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兼组织部长，省港罢工委员会委员兼干事局长。李启汉不仅是建党时期工人学校最早的创办人，而且是最早一次罢工斗争的领导者。1927年4月中旬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为中国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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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们亲切地称他为小李先生

1920年8月15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专门向工人进行马列主义宣传的通俗刊物《劳动界》周刊，并选派共产党发起组的成员李启汉和李中（即李声澥，原为长沙一师学生）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活动。李启汉去沪西小沙渡筹办工人学校，组织纺织工会；李中去沪东杨树浦筹组机器工会。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工人学校办起来了，学生也增加到20多人。李启汉一面教文化，一面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一点一滴地灌输到工人中间去，使他们逐步认识到，工人阶级只有团结起来向剥削阶级斗争，才能改善生活待遇，才能获得最后的解放。

1921年7月20日，上海英美烟厂老厂机车间工人因反对洋监工克扣工资与殴辱工人，愤而罢工，并于次日向新厂机车间工人求援。新厂工人也感受同一痛苦，便于22日举行同情罢工。厂主蛮横地将老厂机车间工人代表张某拘送浦东警察署关押，引起公愤，于是新老两厂8000余工人像潮水一样冲出厂门，全体加入罢工。工人们群情激昂，可是缺乏组织，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有人建议像以往一样去吴家厅刘公庙求签，由菩萨做主，如果是“上上签”，就继续罢下去；也有人不赞成去求泥菩萨，可又提不出好办法。正在犹疑不决之际，李启汉来到了工人中间（姜沛南、陈卫民：《首战告捷——党领导的第一次罢工》，载上海《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

当时中国共产党正在上海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们从报纸上看到了英美烟厂罢工的消息，决定支持这次罢工，便派李启汉深入到英美烟厂工人群众中去，组织工人开展斗争。李启汉十分兴奋，立即脱下学生装，换上工人服，利用青帮关系，到罢工工人经常聚集的浦东吴家厅刘公庙去寻找带头罢工的工人。他一到庙里，就热情地向工人问长问短，了解工人罢工的要求，罢工后的生活状况，以及谁是代表等等。许多工人都不认识他，问他来做什么？李启汉笑着说“听到你们同罢工，我是特地赶来帮你们讨债的。”

工人们听了很奇怪，有的说：“我们连肚子都填不饱，只有欠人家的，哪有人家欠我们的？”

“错了！你们日夜劳动，还吃不饱肚子，就是因为那些不劳而获的资本家剥削了你们的血汗，欠了你们无数的债！”李启汉的话使工人们开了窍，大家围住他，请他帮助算算这笔帐。

算账的结果，证明英美烟厂资本家确实欠了工人很大一笔债。要不然，工人为什么越做越穷，洋老板却越养越肥，厂子越开越大呢？工人有了这个认识，便在罢工斗争中响亮地喊出“还我血汗”的口号。他们打着这个旗号，在大街上游行示威。这在上海和全国是破天荒第一次，标志着工人阶级新的觉醒。工人们有了这个认识，就不再像过去那样低声下气地乞求增加工资，而是理直气壮地向资本家讨还血汗债。

李启汉还向工人们讲了“劳工神圣”的道理，启发大家挺起腰杆来反对压迫，争取做人的权利。要用什么方法来反对剥削和压迫呢？李启汉说：“最彻底的办法，就是像俄国工人那样起来革命，没收地主资本家的财产！”又说：“眼前，我们工人要不分帮派，不分地域，不分男女，不分车间，大家团结起来，叫资本家给我们增加工资，不许他们任意欺侮我们。我们团结的人越多，就越有力量，就一定能够达到目的。”他建议工人们立即组织起来，依靠团结的力量，把罢工坚持到胜利。

就这样，李启汉成了罢工工人的亲密朋友，工人们亲切地称他为小李先生。在他的具体帮助下，组织了工人代表会议，代表会议根据群众的意见，研究制定了向资方提出的八项条件，印发罢工宣言和传单，并经常召开大会讨论和解决罢工中的各项问题，鼓舞群众的斗志。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那种“群龙无首”的散漫状态，使罢工得以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工人们高兴得很，见面就说：“不靠菩萨靠自己，这下子罢工可有路了。”（江滨等：《李启汉帮工人讨债》；载1981年7月19日上海《解放日报》）。

起先，洋老板对工人的八项条件，不理不睬，想用饥饿的办法逼使工人复工。李启汉鼓励工人说：“我们罢工一天，每人只损失二、三角工资，资本家却要损失几万元，他是拼不过我们的，坚持下去，一定胜利！”

罢工时间一长，四面八方都向厂里来催货。洋老板急了，指使厂里的洋买办和浦东警察署长威胁利诱工人复工，结果碰了钉子。洋老板又抛出500块大洋，收买老工头王凤山直接破坏罢工。王凤山是个青帮小头目。在这次罢工的领头人中，也有他的徒弟在内。他竭力利用师徒关系，诱骗一些工人进厂复工。有些徒弟碍于情面，感到很为难。眼看大罢工有遭到破坏的危险，李启汉连夜在青帮下层中进行工作，指出：工人应和工人讲义气，团结一致跟资本家斗争；如果“老头子”投靠资本家，不跟工人讲义气，那就是犯了帮规，莫怪工人对他不客气。工人们听了心明眼亮。第二天一早，当王凤山擅自带领一些人准备进厂复工时，大批工人便赶到厂门口去拦阻。王凤山蛮不讲理，竟动手打人。在混战中，新厂一工人气愤地拾起半只西瓜皮，装满大粪，猛扣在王凤山的头上，弄得他满脸满身污秽，臭不可闻，昔日的威风扫地，狼狈而去。

英美烟厂资本家嗅觉是很灵敏的，他们已嗅出这次罢工情况异常，开始怀疑有外来势力“从中煽惑”，指使浦东警署加紧侦查，但已来不及挽回败局。为了尽量减少罢工的损失，洋老板只得暂时吞下苦果，在谈判中基本上接受了工人们提出的条件。工人们欢呼雀跃，在鞭炮声中结束了历时三周的大罢工。

“坐狱最早最苦的同志”

为筹备纪念1921年劳动节，这年4月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由李启汉出面，陈望道等参加，在渔阳里六号召集机器工会（李中为代表）、纺织工会（孙良惠为代表）等团体开会，组成纪念劳动节筹备委员会。筹委会决定发动全市工人于5月1日停工，在南市西门公共体育场举行纪念大会，会后游行；同时决定推动各报出版劳动节特刊，并请各马路商界联合会（中小商人的团体）通知各商店休业一天，悬旗庆祝和派人参加纪念大会（姜沛南：《为中国工人运动坐牢的第一个共产党员》，载《中国工人》1957年第8期）。

这时，帝国主义的暗探不断打探李启汉的身份。他们说，担任劳动节筹备会议主席的是“著名的中国布尔什维克陈独秀的追随者、湖南人李启汉”；又说，“召开会议的房屋系李启汉所居住，门口挂着外国语学社的招牌”。法租界捕房得报，即于4月29日派人到渔阳里六号筹委会搜查，没收了一批传单，并警告李启汉不得在该处开会。5月1日那天，租界和华界各重要地段都有大批巡捕和军警布岗，筹委会办事处也受到监视，因此五一节的集会游行未能实现。

但是，即使这样，暗探们也不得不承认：“李启汉及其他追随者约三十人”，仍在当天下午进行了一些活动，他们“从山东路（在英租界）工商友谊会出发……首先搭乘电车至麦根路，大部分人在该处分手，其中八人则沿西苏州路步行至宜昌路，然后过苏州河进入闸北，在途中曾散发很多传单。”（上海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日报，1921年5月2日）

1922年4月下旬，上海邮局700多职工也在李启汉等鼓动下，举行邮政史上第一次罢工，迫使统治邮局的帝国主义分子让了步，增加了工资。暗探在邮局罢工的第二天，即4月25日报告说：“上海工潮的主要组织者李启汉，今晨有人见他在邮局附近与邮差们谈话，无疑他将努力利用这一机会，以损害局方。待有完整证据发现，他将受到控告。”帝国主义的暗探已准备对李启汉下毒手，要拔掉他们的眼中钉了。

4月底，李启汉和上海各工会代表朱宝庭等，同往广州参加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李启汉代表劳动组合书记部，向大会提出“八小时工作制”“援助罢工”等重要提案，获得一致通过，促进了全国工人运动的高涨。从广州回来后，他一面帮助林伟民、朱宝庭等筹组中华海员工会上海支部，准备领导海员进行斗争，同时又发动上海各工会团体，大力支援浦东日华纱工人的第二次罢工，使这次斗争坚持了15天，基本上获得胜利，保卫了工会组织。

租界帝国主义当局恨透了李启汉，下令巡捕房于6月1日将他逮捕。9日，李启汉被押往“会审公堂”。巡捕房煞有介事地控告他“于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五日煽动邮局职工罢工”，又控告他“于同年五月十三、二十及二十七日，在他所编的劳动周刊上，发表含有煽动性的和引起纠纷、扰乱治安的文章。”（《劳动周刊》第10－18号）审判官还假惺惺地说，他对很有学问的被告表示同情，但“被告应为国家做些有益的工作，何以对煽动工人罢工和引起纠纷独感兴趣？”外国陪审官更强词夺理，说什么“假使被告系邮局职员，劝告同事罢工，则不致被控告，但被告生平唯一的职务似乎就是到处制造纠纷。如果一定要这样做，他应到华界去受严厉的惩罚。”（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日报，1922年6月10日）“会审公堂”不准李启汉申辩，当庭判他3个月徒刑，期满后逐出租界；同时宣判封闭《劳动周刊》，禁止出版。劳动组合书记部也于7月间被查封。

事后，上海市和外地一些工人团体曾印发传单和通电，抗议帝国主义者的蛮横措施。捕房暗探在6月27日的报告中，就透露出两条消息。一条说：“六月二十六日本市各工会接到京汉铁路工人发出的通电，对工部局捕房控告李启汉、封闭《劳动周刊》一事提出严重抗议。”另一条说邮局工人散发传单，传单上写道：“李因被控煽动邮务工人罢工致被判罪，而邮务工人都能证明他是无辜的”。

9月，李启汉坐满了3个月洋牢监。帝国主义者表面上将他驱逐出租界，实际上引渡给军阀的官厅，将他永远监禁。当时统治上海的军阀机关——护军使署，遵照洋人的意旨，连审问也不审问，就把李启汉钉上脚镣手铐，关进了龙华军事监狱。党和工人千方百计营救，均未生效。直到1924年秋，江浙战争爆发，军阀忙于内战，李启汉才于10月13日被释放出狱。他是上海工人运动的开拓者，也是工人运动“坐狱最早最苦的同志”。（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6页）

在两年多的牢狱生活中，李启汉吃了许多苦，表现得很坚定。出狱那天，邓中夏和李立三等一起去迎接，看到启汉受到那么大的折磨，都禁不住掉了眼泪。为了纪念这个日子，他们在一起合了影（魏巍等：《邓中夏传》，人民出版社1081年版第128页）。邓中夏还为他写了一首热情洋溢的诗，题为《启汉出狱——喜极而泣，诗以志之》。

领导省港大罢工

1925年5月，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李启汉于会前先期到达广州，住在广州市东大道农民运动讲习所内，与邓中夏一起，负责筹备工作。

出席第二次“劳大”的代表281人，代表了全国166个工会组织、54万有组织的工人。李启汉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他在会上多次发言，受到代表们的热烈欢迎。大会选举产生中华全国总工会，李启汉和林伟民、苏兆征、邓中夏、刘少奇、李立三等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执行委员会推举林伟民、刘少奇为正副委员长，邓中夏为秘书长兼宣传部长，李启汉为组织部长；全国总工会会址设在广州。从此以后，李启汉就在广州和邓中夏等共同主持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并参加中共广东区委工人运动委员会的领导工作。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胜利闭幕后半个多月，上海就爆发了“五卅”反帝爱国运动。消息传到广州，中共广东区委立即决定组织党团临时委员会，定于6月2日举行示威大游行。李启汉受广东区委的委托，负责主持和领导这场示威游行的活动。

6月2日，在广州文明路广东大学操场举行万人大会，声援上海人民反帝斗争。李启汉以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身份，主持了这次大会，罗亦农代表中国共产党也在会上发表演说，会后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全国各地也陆续举行大会和示威游行，掀起广泛的群众性的反帝斗争怒潮。

为了给“五卅”案的元凶英帝国主义以有力的打击，中共广东区委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于6月上旬决定发动省港大罢工，以实际行动声援上海工人的反帝总罢工。邓中夏、杨殷、杨匏安等被派赴香港发动香港工人罢工；李启汉和冯菊坡、刘尔崧、施卜到沙面租界区（英、法租界），发动洋务工人罢工。李启汉等在广州沙面洋务工人中间，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他们通过1924年沙面罢工胜利后建立起来的青年工社、洋务工会、文员工会、职工会等组织，向工人进行宣传，同时又与各工会领袖反复磋商，一致决定与香港工人采取联合行动，实行罢工。

在充分酝酿准备的基础上，6月19日，震撼中外的省港大罢工终于爆发了，前后不过15天，罢工人数猛增到25万，有十几万人浩浩荡荡离开香港，来到广州，经常居住在广州的也达六、七万人。广州的西壕口、东堤、广九车站，每天接待成千上万罢工工人。李启汉领导的接待罢工工人办事处，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广州街头挂满了“欢迎英勇的省港罢工工友”“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等标语，鞭炮声、口号声响遍广州大街小巷，车站码头挤满欢迎的人群。

为适应反帝运动的发展，需要进一步将罢工工人组织起来。6月26日，在中华全国总工会主持下，召开了省港罢工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到会代表300多人，李启汉等6人被选为临时主席。他首先报告全国总工会对于省港罢工的筹备及招待情况，香港和沙面的罢工代表也在会上做了报告。代表大会还讨论通过了罢工委员会的章程等议案。

7月3日，根据代表大会通过的章程、组织机构和事先协商的人选，正式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罢工委员会由李自汉等13人组成，一致推选苏兆征为委员长，何耀全、曾子严为副委员长，聘请廖仲恺、邓中夏、黄平等为顾问。罢工委员会设立干事局作为日常办事机构，李启汉被选为干事局局长。李启汉在罢工委会成立大会上致词，指出：“此次省港工友之大罢工，不是从前仅为香港与广州工友自身之经济利益的斗争，乃为中华民族独立解放而奋斗的政治的斗争。”他号召：“各位协力同心，奋斗到底，以劳动阶级之牺牲与奋斗之热情，唤起全国同胞之醒觉，以期全国各界皆起而为民族自由解放而奋斗。”他还希望罢工工人“认识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联合朋友与敌人决战，以期达到完全解放。”（《工人之路》特号第11期，1923年7月4日）

随着革命斗争的深入发展，帝国主义和各种反动势力更加紧破坏省港大罢工，阴谋推翻广州革命政府。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领袖、罢工委员会顾问廖仲恺被暗杀。事件发生后，在罢工工人中震动很大。李启汉在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第十五次会议上，沉痛地报告了廖先生被害经过，激励罢工工人继承廖先生遗志，继续坚持反帝斗争，“绝不能因此灰心，应更向前奋斗”“我们势必坚持到底，以达最后胜利”。他还揭露道：“帝国主义走狗和反革命派，很多潜伏在广州市，以冀破坏我们罢工团结。我们应更加团结，努力奋斗。”（《工人之路》第58期）

8月底，为了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对付英帝国主义，严密封锁香港，省港罢工委员会与广州市四商会制定共同遵守的封锁条例。

中共广东区委和省港罢工委员会党团，为继续坚持罢工斗争，加强罢工队伍内部的团结，决定整顿和统一香港的工会组织，指定邓中夏，李启汉具体领导这项工作，并决定由李启汉兼任即将成立的香港总工会党团书记。

香港的工会团体，除海员工会等组织较健全外，许多工会派系多，有些是在封建行会首领把持下，组织散漫，行动不能统一。邓中夏、李启汉等遵照广东区委的决定，对整顿和统一香港工会组织采取了正确的方针，即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工会上层领袖，主要依靠基层广大工人群众，打击那些破坏或把持工会的极少数流氓工贼。

香港工会的组织有两大系统是台柱子，一是中华海员工会及其所领导的香港运输业，一是香港金属业各工会。李启汉和邓中夏等紧紧抓住这两大台柱子的统一工作。1926年4月4日，香港运输业各工会首先举行代表大会，成立香港运输工会联合会。苏兆征在会上作了报告。李启汉也发表演说，指出：“资产阶级势力虽大，但我们有我们的炮台——工会去进攻他们。”他希望工人们快些“筑好我们的炮台——运输工会联合会及金属业总工会，再去建筑后方总炮台——香港总工会，来对付香港英帝国主义。”（《工人之路》第281期）接着，香港金属业各工会于4月10日举行代表大会，组成了香港金属业总工会。邓中夏向大会作政治报告，李启汉和苏兆征在会上演讲。李启汉不仅讲统一工会组织的重要意义，而且将工人的思路引向更远大的目标。他说：“有私有制度，才有竞争，才有贫富，才有资本家，才有军阀，才有帝国主义”。他向工人们指出：“一定要铲除军阀、资本家、帝国主义的私有制度，才是我们的真实解放。”

4月15日，在李启汉、邓中夏和苏兆征等指导下，香港所有各工会团体推出代表700余人，隆重举行香港各工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香港总工会。至此，香港工会的统一运动，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轰轰烈烈的省港大罢工，不仅给了英帝国主义沉重的打击，而且支持和促成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巩固，为北伐战争准备了条件。

1926年7月，广东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李启汉和苏兆征、邓中夏等迅速发动省港罢工工人，组织运输队、宣传队、卫生队，随师北伐。特别是运输队3000余人，冒着酷暑，挑着重担，翻山越岭，输送物资，给予北伐军巨大的鼓舞。“北伐军因得罢工工人这种帮助，出师异常迅速，8月便收复全湘，9月便直抵武汉，中国革命得到空前的发展。”（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247页）10月，为改变罢工斗争策略，全力支援北伐战争，省港罢工委员会决定停止对香港的封锁；其交换条件是各帝国主义承认在关税上附加二五税，以此作为结束罢工、安置罢工工人的经费（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252页）。坚持一年又四个月的省港大罢工至此宣告结束，但是罢工委员会一切机关仍继续存在，李启汉继续在广州和邓中夏等主持大罢工的善后事宜。

省港大罢工刚结束，国民党右派及工贼走狗们就迫不及待地向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团体发动进攻。11月，省港罢工委员会所在地东园遭反革命分子纵火焚毁，成为一片焦土。李启汉迅速奔赴现场，协助邓中夏组织力量进行抢救，调派武装纠察队维持革命秩序，并组织“调查起火委员会”，查明起火的原因及经过，揭露和谴责帝国主义走狗的破坏罪行。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推进，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不久，邓中夏和一些同志也离开广州去武汉。为了坚持广东地区的革命斗争，党组织决定李启汉留在广州，接替邓中夏担任全国总工会和省港罢工委员会党团书记。李启汉毫不犹豫地接受这一任务。他和刘尔崧等领导香港和广州的工人，多次击退国民党右派和工贼走狗的进攻，坚决维护广大工人的利益。

1927年3月，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率广东代表团去武汉，准备出席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李启汉仍留在广州。其时，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的迹象已越来越明显。李启汉镇静沉着，坚持每天去全国总工会和省港罢工委员会上班，处理各种问题。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广州的形势更加险恶。李启汉不顾个人安危，四处奔走，参加各种会议，研究部署对策，力图挽救革命危机。

4月15日，广东的国民党反动派也举起了屠刀。他们派大批军警，在反动工会头目李德轩、陈森及叛徒曾西盛等带领下，到处搜捕、杀害中共党员、青年团员、革命工会领袖和左派学生；搜查和封闭全国总工会广州办事处、省港罢工委员会等革命团体。当天凌晨，李启汉在广州榨粉街的住宅被敌人包围。开始，他想越墙出走，但邻居是一家反动地主，拒绝他通过。李启汉只得化装成商人走出门外，可惜已经迟了，被反动派发现逮捕。目睹当时情况的人说：“当李启汉同志被捕路过南关时，昂首阔步，怒目而视，大骂国民党反动派卑鄙无耻，并引吭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省港大罢工回忆录资料》（上册）第127页）

敌人审讯李启汉，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员？李启汉大声宣告：“我是做工农运动的，你要说我是共产党，那么，所有工农都是共产党了!”(《广州反革命派摧残工人纪实》（第四次劳大广东代表团报告），转引自《中国工运史料》1981年第4期）

李启汉坚强不屈，最后被敌人秘密杀害，牺牲时年仅29岁。

参考资料：

1．《五四时期湖南人民革命斗争史料选辑》，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2.《李达自传》，载北京《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8期。

3．《沪西劳动状况》，载《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2年月1日。

4．《五卅运动前后沪西工人的革命斗争》，载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978年第2辑。

5．《战斗的五十年》（即英美烟厂厂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6．《劳动周刊》第11－16期，1921年11、12月出版。

7．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1920－1922年《警务处日报》。

8．《中国工人》第2期，1924年11月上海出版。

9．《工人之路》，1925、1926年广州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