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高临下式的“马克思主义”

一、批判泛左翼哲学家对群众的割裂

在知乎，微信的公众号上会发现这样一个群体：他们自称“平权主义者”、“左派”“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大都出身于中产以上的家庭，接受的是精英教育，精通这下和其他理论。他们关心这个社会的“不公正”，并为受到不公正对待的群体“发声”。他们大都关注性别问题，比如女性主义和性少数平权。也许在别人看来他们就是那种“出身良好而又关注社会问题并致力于解决问题”的一群人吧。

这群“平权主义者”们看似在从事着一件很崇高的事，而且他们自身也自我陶醉，自我感动于其中，他们确实在理论，哲学上有很多的建树，也确实很优秀，他们有一套自得其乐但在外人看来晦涩难懂的一套话语体系。他们确实是“优秀的少数人”可是仔细看他们的主张，我们就不难发现，这只是在进行无谓的，仅仅是浮于表面的无病呻吟，他们用很多看似高深繁复的概念，名词来装点他们华丽的文章，只不过是在为他们的无病呻吟来打掩护罢了。

他们出身良好，是精英阶层，他们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但是却与群众割离。以自己的阶级立场对马克思主义精英化的解读，最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像他们割离群众那样，把马克思主义中的暴力革命和具有煽动性的部分给割离了，变成了“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

精英先生们，只是“优秀的少数人“，而且自认为高别人一等，自以为救世的圣母，他们看问题完全是以上帝视角来看待的。而没有做到与贴近群众，而且我并不认为他们争取的那些“权利”是真正的想要平等，只不过是为了满足他们那可悲的优越感罢了，并配上几滴自我感动的眼泪。他们缺乏与群众间的共情和社会事务的参与，只知道表层的问题，而并不知道群众的所思所想，更不可能明白底层群体的诉求，他们只知道穿衣自由，但是却不知道有的人连吃饱穿暖都成问题，他们只知道甜品对于女性的物化，符号化，却不知到底层的劳动者们也被资本异化为生产工具。

所以先生们的思想大概是这样的：“我认为不应当有人因为他们的种族、性别、性取向被分为下等人，同时我认为应当存在下等人”。

出身太好，家里有矿是十分限制想象力的。从先生们的措辞和主张中便能看出这一点。他们主张的具有普适性的平等，可笑的是，他们又同时认可阶级的存在，默认私有制的一成不变。那么就显而易见了：这种平等不是物质的平等，而是话语权的平等，换句话说，就是对于现有的生产资料分配方式不会产生任何威胁的平等。

先生们会有以上问题的真正根源，有两点，首先是他们对国内政治经济的种种可能被执行的政策都基于这些西方国家在不公正的全球经济当中的优势地位——资本主义世界的资本逐利是贪婪的，然而被贪婪的资本分走一大块的蛋糕仍然能让一大群中产以下阶层的人群相当体面地生存，奥妙即在于第三世界的人们被迫承担了劳动密集型的、低收益的、高污染的种种低端产业，而大部分红利都作为贡税献给了西方国家。因此他们的所谓关爱弱势群体、追求经济公平等项政策都必然建立在这套不公平的分红体系的基础上，这也就使他们注定不愿也不敢触动更深层的公平问题：他们只会为第三世界人民的遭遇洒些眼泪捐些款，而不可能真正为了这些国家的脱胎换骨的现代化和国际地位提升而努力。他们只会强调福利政策或温和国有化，却不能接受更为激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来从一次分配上根绝经济的不公平。总而言之，如果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乃至于移民）愿意当“安安饿殍”，先生们或许会愿意扔给你几口掺了沙子的稻米活命，但如果他们站起来要当“奋臂螳螂”，他们就不但不会支持，而且反而会转过头来指斥他们“过激、暴力、无爱”。

打破学术的垄断，使它服务于大众。唯有如此，才能够将马克思主义从资产阶级的话语体系中夺回。我们需要的，是思考的权利，而不是以所谓学术进行对马克思主义的过度包装，喋喋不休地论述和分析群众正在受压迫——无产阶级比起座椅上的马克思主义者显然更明白这一点。

二、反对学术的精英化

精英化的学术对我们的工作发生了极大的危害，不然，我们是不会进行这些近乎空谈的理论争执的。

精英化的学术最本质的危害是它的资产阶级属性，最直接的危害是它的空谈性。这两者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它的无产阶级属性和实践性，是完全对立的。

精英化学术的资产阶级属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它宣称自己是适用于一切阶级的、纯学术的理论，目的是造福一切人。社会科学上不存在这样的东西。当你声称你要造福一切阶级——或者是一切阶级的女性、一切阶级的性少数群体，还是别的什么——你实际上相当于谁也没有造福，给一切人施加恩惠，那就相当于谁也没有解放，上等人继续压迫下等人的本质并没有被触动。阶级斗争是没有中立项的。不站在无产阶级一方，就相当于站在当前的既得利益者——资产阶级一方。

第二，它宣扬包括保护私有财产在内的基本人权。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方面，它宽容私有制，并且在对社会的改造上，完全寄希望于生产资料私有者的良知。它号称将为社会平等而斗争，这句口号极具欺骗性，因为生产资料私有制必定会带来不平等。如果真的要争取社会平等，那么必然会旗帜鲜明地反对私有制。当前精英化的学术忽视甚至纵容私有制的存在，仅仅在私有制的框架下提出一些改进建议，这恰恰是其资产阶级属性的表现。

第三，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鼓励。进而引发了知识的私人垄断。普通人无法参与进他们的“学术”，好像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而是他们天生没有责任，不愿意成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他们在精英们的世界困扮演无知而需要被拯救的角色，没人去问他们要怎么做，先生们陶醉在自己的文字游戏里，把原本该服务于大众的理论，变成了和生产资料一样归少数人所有的东西。用他们喜欢用的一个词来评价，这是一种对大众的刻板印象，即不把他们看成一种革命的力量，而是单纯把他们视为一个抽象的概念，作为发挥他们过剩的圣母情怀的靶子。

第四，只有少数人参与的学术，其视点也必定是立在少数人的角度的。不妨想想，为什么他们的着眼点永远在最适合居高临下地施舍同情的领域呢？性别问题似乎已经是他们认知的天花板了。事实上，这些问题仅仅是阶级问题的外化。人与人的一切关系，其背后都是生产关系。那么，为什么他们关心一切零散和表层的问题，却对最本质的阶级斗争视而不见呢？因为暴力革命会刺伤他们“温柔”的圣母心，还是因为他们事实上不根本关心无产阶级的诉求，只想保留这个资产阶级的社会，只在里面施舍给无产所级一点福利呢？把视域转移到这些表层的领域，难道本身不是掩益阶级矛盾的一种手段吗?

第五，是他们晦涩难懂的用语习惯。尽管这种用破碎的填在段子里的一些语词进行沟通的话语体系并不能更高效的进行交流。这种现象无疑和他们的精英主义，他们对无产阶级“粗糙”理论的排斥有关。辞藻是证明他们优于他人的手段。

先生们的手段在于，他们呼吁平等并不是真的要平等。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当代而言除了生理学意义上和他们的口号里，没有任何地方是平等的；这一事实在他们看来却是天经地义的。他们给自己涂抹上了扭捏作态的革命油彩，但本质上他们却希望保留自己的优越地位。他们“斗争”的目的仅仅是把话话权争夺过来，再以“反对派”的名义欺骗群众，行资本主义制度的裱糊匠之实。为了掩盖这个目的，他们才刻意的把词句搞晦涩，以掩盖他们的学术仅仅是故弄玄虚，叫人看不清楚他们的意图；然后就把那些仁义道德推上表面，把自己的司马昭之心隐藏起来。

他们的所作所为同样是反实践的：写写没人能看懂的文章，宣传些动听的理论，这并不叫实践。马克思主义者的实践性，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暴力革命。

之所以说不主张暴力革命就是空谈，是因为既得利益者决不会因为几篇文章而放弃权力。改良是只能是权宜之计，只能解决现象问题而不是本质问题，让人们寄希望于改良，能让他们摆脱剥削吗？先生们一听到革命就会害怕，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优越地位被推翻。

他们既希望保留下阶级的生存基础和生活条件，却不想要阶级的存在所必然造成的苦难；想保留自己高人一等的地位，又想满足自己的圣母心。故而他们往往以妥协的幻想掩盖阶级斗争的现实。拼命抓住自己那点理论，极力吹嘘它的重要性，却忘了不推翻现行制度，他们的“理论”和叫人去伸手讨饭吃没什么区别。革命的理论里，权利是打来的，不是讨来的。

二是群众路线。

这道理很简单：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不经过他们的手，谁来实践呢？

但是，精英们却绝不把理论武器交给大众；相反，传播知识对于这群占有文化资本的人来讲，简直罪大恶极。从古至今，无论是什么方式的学术垄断，其本质都是经济垄断。精英们通过知识壁垒所掌握的文化资本，既是维持自己精英阶级身份的标志，也是切实的经济利益。

他们垄断思考的权利，把学术变成少数人的游戏；一旦群众开始思考，精英们便惊慌失措。因此，他们必定要夸大学习知识、进行思考的难度，撰文进行故弄玄虚的“科普”，造出一堆看似深奥的“学术理论”，还要引为“知识分子的责任”。其实，理论是完全可以也应该被大众了解的，先生们对《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的“按下不表”，就是这个事实最好的证据。

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是历史唯物主义。

这是我们反对空谈最主要的原因。这说明，我们的实践不能是写作一堆毫不实用的大道理，而必须是实实在在的在改造世界的实践。在社会历史领域，物质性的事物是生产力；而在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中，只有生产关系是直接与生产力挂钩的。

生产资料如何分配，本质上是物质的问题；物质在谁手里，权力就在谁手里，所以，将生产资料归为社会所有，是唯一实现平等的途径，如果仍然允许生产资料在少数人手里，“平等”的口号怎么能不流于空谈呢？

此外，也要特别强调某些“马克思主义者”的问题，这些人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却和前面那些人一样，干着反马克思主义的勾当，有些话是应当送给他们的。

先生们痴迷于形而上学种种精彩的逻辑论证,对他们津津乐道，并将其称之为“哲学性”，放置于哲学的中心地位,并借此排斥所谓的“马哲”,说历史唯物主义缺少哲学性，远不及资产阶级哲学精致的骨灰盒里的东西能起到吓阻群众，筑起文化壁垒的作用。马克思主义者本应与这些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明确划清界限，但有些先生却并不如此。他们打出镰刀锤子的旗号，希望腐化马克思主义，希望与这群“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同流合污，并且把大家都拖进烂泥里。

可他们不但没有意识到这点，而且还把为群众宣扬马克思主义而通俗易懂的文章给斥为“这不学术，这没有学术性”，的确，这些文章就是low逼，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是low逼的哲学，精英先生们当然看不上它们而去刨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骨灰盒，但是它们抱着骨灰盒仍以马克思主义者自称，这就是不要脸了。我并不认为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他们也不配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者，思考的权利必须被夺回，而不是筑起学术的壁垒对群众进行恐吓，仅凭这一点，他们就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是软弱甚至是反动的。

他们关注点本身就是他们自己，而绝非人民，纵观以往历史发展的过程，永远是旧的统治者被新的统治者所代替，可是到现在为止生产关系还仍是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于是乎，风水轮流转，我也来做做“皇帝”，那又有何不可？之所以他们现在要给人对事物他们的解释无非是为以后占领顶端打下基础，无非是将异见者打压下去。而后他们便去定义人民，这样他们便可以“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们的阶级本质便一望无际的暴露下去。

于是乎，历史的一幕便又重演一遍，以前的革命文学，现在便有了“革命哲学”了。对着一面高墙喊打喊杀，前无敌军，后无我众，实在是一面高举的旗帜，但也只是一面旗帜罢了。他们便只会在高高的台子上宣讲，藐视一切人们。在家时便穷尽其思想，思考所谓的“哲学”，“精神”之类的，不只是欺骗人的把戏还是所谓的人们无法认知的高度。于是他们从哪里出发也就回到哪里。试问，谁不想招来“人民”信仰自己的学术，可惜他们不想面对的是横眉冷对、千夫所指，水管里只能喷出的是水，血管里喷出的也只有血。既然他们不想被两边针对，那么不如“述”而不“作”，回到老家著书立论，教学“弟子”，自以为宝藏。可是，真正革命来到时候，他们便“活不下去了”！而实实在在的革命地方，却是没有他们的。

这群人或许在理论上能够侃侃而谈，但是他们所谓的“理论”背后，没有半分实践的影子。所谓“理论研究”，其实只是从空想和口号出发，然后又回归空想和口号罢了。形而上学的这种华而不实，看似整齐华丽，实则他的基础和他的大厦本身就建立在一个没有经过彻底理清和探讨的基础之上。使得它像华丽的纸壳子搭建的大厦，其实根本不能住人。可笑的是他们甚至要用这种“理论”去“指导实践”，结果反倒让实践被“理论”所束缚。

可惜，马克思主义决不能成为精英先生的智力游戏。因为马克思主义天然就不属于精英。它原本就是为服务于大众而生的。

三学术服务于大众

上文中我们阐述了反对学术精英化的观点，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就不需要理论了呢？恰恰相反。我们重视理论，正因如此我们才主张在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也像在物质生产领域一样打破少数人的垄断，把思考的能力交还给大多数人。

我们所重视的理论并不是精英先生们那种有着华丽包装的过家家。它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因此它具有两个鲜明的特征：阶级性和实践性。前者意味着它明确地宣布自己的服务对象是最广大的大众——无产阶级，后者意味着它的意义，是且仅仅是它能够指导实践。

归根结底,社会生活不是什么形而上学的玄思，即便是被先生们奉为圭臬的，伟大思想家们，脱离现实也会产生谬论。

精英先生们是常常叫嚣学术没有阶级性、叫嚣“纯粹的学术”的。他们高高在上地认为，自己是独立于这个社会之外的精英，正以救世主的身份降临世界，坐在椅子上滔滔不绝地构思出种种救苦救难的方案。

但是只有在社会存在中，人才能是一个真正的人，一个完整的人。先生们意识不到自己同样是阶级社会的一份子，各种行动和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他们必须提出“纯粹的学术”这样的口号，方才可以掩盖他们的“理论”不仅只服务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而且毫无实际意义，只是喋喋不休地制造理论麻烦的事实。

学术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在当前这个资产阶级的社会，几乎是必然催生出他们这种游离于表面、不敢触及本质的“温柔”的学术。我们的理论决不如此。它没有闲心用精致的辞藻粉饰自己。它应当是这样的理论：站在群众的立场，用群众的语言，为群众服务。

这些人并非没有提出过关于学术大众化的口号，“学术自由”就是其中一例。他们似乎认为，只要喊喊这样的口号，就能真正让每个人都自由地发出“代表民意的“声音。可惜，先生们并没见过那些与他们的理论一样精致的流水线；只要到任何一座工厂里去看一看，他们就会意识到哪怕是最“没有阶级性“的自然科学和技术，在当前社会也只是为少数人服务的。资产阶级的“学术自由”所带来的利益，只属于金字塔顶层的那部分人。少数人的自由从来就不是自由，它只是一种对思考权利的垄断。

而大众化的理论从来不需要抽象的“自由”口号。它从来都是明确自己的服务对象的：那就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最广泛的大众，是生长着的革命力量，而不是我们高高在上地施舍同情心的对象；所谓学术的大众化，就是以无产阶级的立场为出发点，让我们的理论服务于无产阶级。

精英先生们在作品中使用的晦涩难懂的话术，在他们头上产生了一圈神秘的光环。这些辞藻不仅让所谓“学术界”认可，也让大众被它吓住；如此一来，对他们观点的解读就变得费时费力，“少数人”自娱的圈子就形成了。在这样的圈子里形成了一种怪现象，好像简明扼要、让大众能够理解的文章成了掉价的，讲白话反倒成了件可耻的事。当然，或许这里面也有另一层缘故——高尔基曾向列宁解释，哲学好像一个并不漂亮的女人，却在涂抹修饰下变成了一个花枝招展的美人；先生们的文字也是同一个道理。若是给它们卸妆，用白话取代那些术语，它们肤浅鄙陋的真相大概也就暴露无遗了。

先生们滔滔不绝地玩弄文字，制造不必要的理论麻烦，但到最后，他们恐怕连自己要的究竟是什么都搞不懂。那些形而上学的玩意也只是一种语言游戏罢了,跟现实生活并不完全搭界。

“如果世界模式不是从头脑中，而仅仅是通过头脑从现实世界中得来的，如果存在的基本原则是从实际存在的事物中得来的，那末为此所需要的就不是哲学，而是关于世界以及关于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的实证知识；由此产生的也不是哲学，而是实证科学。”——恩格斯《反杜林论》

什么是实践性的理论？我们认为它实际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理论必须从实际生活得出，符合现实的需要；

第二、以在实践中的应用来的成果来检验自己的理论、并发展和完善它；

第三、服务于最广大的人，致力于去解决群众在现实生活中的苦难。

对于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而言，故弄玄虚的意识形态交锋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擅长吵架并不是什么值得吹嘘的事。我们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认识到只有在物质上打破少数人对生产资料的垄断，才能在思想上打破少数人对学术理论的垄断；只有在物质上消灭了落后的生产关系，才能在意识形态领域消灭落后的社会现象；只有实现了人的自由发展，才能实现学术与思想的自由发展。我们的最终目标不是成为什么“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而是消灭私有制。所谓学术的大众化，就是停止那些虚幻的文字游戏，关注切实的阶级斗争。

我们的理论既然服务于群众，它就没必要故作姿态，端起架子将群众拒之门外。它会抛弃那些故作高深的辞藻，以群众能够理解的方式，让群众参与到学术中去。由于它是服务于群众的学术，这件事将是自然而然的。难道对工人大谈“哲学的创伤性内核”，质问贫穷落后的非洲国家领导人为什么不关心LGBT群体权益，对他们有什么益处吗？

泛左哲学家的一大特点，是时常把自己想象成救世主，把马克思主义想象成人道主义。他们作出居高临下的姿态，满纸仁义道德，把诸如社会改良、性别对立等问题翻来覆去地强调，以自以为激进的说辞制造勇敢发声的幻觉。为此，他们把抽象的“自由”“平等”挂在嘴边像念经一样重复，却毫不关心阶级斗争，以妥协的幻想掩盖现实的斗争。

不管换多少种姿势去解释世界真理，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哲学是研究世界观的，也只能用哲学来解决现实生活中遇到的世界观问题，而不是非世界观的问题。

这边是泛左哲学家的局限性。改变就是要去实践。价值从社会生活的实践中产生。我们的理论要开辟群众参与的通道，要关心人们切实的生活。我们的理论要走上街头，走进工厂，要争夺现实的权利，而非话语的权利。

我们不想用晦涩的辞藻吓住谁，也不打算用精致的文字吸引精英们的目光；我们只想用简明的道理，让群众能够轻易地明白我们是谁，并选择站在我们一边。所谓学术的大众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和实践性。

只有立足于大众的理论才能服务于大众，而那些服务于少数人，甚至仅仅是用于炫耀自己的理论，无论喊多少声“学术自由”的口号，是永远也不可能大众化的。先生们动辄标榜“知识分子的责任”，可失去了大众的力量，他们除了这些纸面上的口号外，还剩下什么呢？

我们呼吁学术的大众化，正是呼吁战斗，呼吁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斗争。所谓学术的大众化，也许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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