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行业大致从2013年兴起，到了2019年末的今天，可以说是十分火爆了，以美团为例，2018年的外卖骑手人数已达270万。外卖小哥每天穿梭在大街小巷的身影，已经成为各大城市的一道风景线。
现在，要成为一个技巧娴熟的外卖小哥，一般要送三个月至六个月的外卖，每天工作10 个小时，从早上十点干到晚上十点，下午两点休息两个小时，一周休息半天或者一天，在准一线城市一个月就可以拿到六千左右的工资，干得越久，工资越高，主要是因为对路线和技巧更为熟悉，知道接哪个单可以顺路了，怎么送才能更省时间。当然一天拼着干12个小时到15个小时也能提高一天的收入，毕竟按一天工作8小时来算的话，新手（时薪14左右）连最低工资水平也达不到，只能靠“自主”加时来增加收入。
前几年，随着“互联网+”这一新商业模式的兴起，使得各平台资本可以规避《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中所规定的义务，从而减少企业的劳动成本，提高了企业利润，这种商业模式实际上使得资本回到了过去那种野蛮的剥削，而不是像它表现的一样，是一种技术进步。
这样一个高收益的行业，吸引了不少企业争相投入，发展初期，各大资本进行了一番激烈的竞争。然而，好景不长，外卖行业从自由竞争发展成了垄断，原本外卖平台为了争夺劳动力和资源而发放的福利逐渐减少，同时送每份餐的单价越来越低，外卖骑手行业的整体工资水平也随之越来越低。
现在，外卖员付出与前几年同等工作强度，也只能拿到六千左右，而之前工资能有八千左右。降低工资的具体措施包括，削减送餐高峰期的福利活动、降低恶劣天气的送餐补贴，以及减少了基本送餐单价：
众包原来送一单两公里的餐能拿十块钱，现在只有七块钱，甚至于五块钱，专送每单都是固定工资，送到一定单量，单价提升五毛（不太确定），以前是每单八块钱起底，现在是每单五块五。
然而事实上，即使工资水平有所下降，外卖员这个群体在新工人中的工作与生活，也算是相当不错的了，特别是它“自由”的特性吸引了工厂工人、大学生、小生产者甚至程序员，他们纷纷加入了外卖行业。
外卖员的“自由”似乎体现在工作时间可以自由选择，以及对工作内容（是否送这一单）的自由选择上。可事实却并非如此，对于工作时间而言，由于送餐高峰期有固定的时间，外卖员若想赚取足够的收入，在某个时间段还是必须工作的，而且送餐的单价越来越低，也使得外卖小哥为了维持同等收入而不得不加长工作时间。对于派单的选择而言，送顺路的单子确实收益很高，使得配送员不得不增加一趟送餐的单数，以及不得不在送餐过程中接受系统推送的顺路单，增加了他们的行车危险系数。所以，事实上来说，外卖员这份工作，也是谈不上自由的。
最主要的是，在这些虚假的优势下，外卖平台作为赚差价的中间商，疯狂收取小商铺的服务费以及配送费，使得商家不得不在食品制造中降低成本，从而使得点外卖的顾客减少，真正用于服务和配送的费用到底是多少，谁知道呢？同时，平台还采用各种方式赚回外卖员挣得的收入，包括高价出售装备，严苛的罚款制度，奇怪的每天开工都要扣取的三块钱保险费（直接买意外保险一年两百左右）等，都体现出了外卖平台作为垄断资本利用先进的技术以及广泛的市场资源对小生产者（商家）以及无产者（外卖员）的剥削。
尽管对于外卖员来说外卖行业有如此多不友好之处，但相对丰厚的时薪（外卖员平均时薪20，熟手时薪30起，白领时薪30起，工厂打工时薪18左右）、工资的可提升空间以及“自由”的工作环境还是吸引了，并且将继续吸引更多打工者加入送外卖的行列，直至小哥们的平均工资降至该地区打工者的平均水平。到时候的送餐行业工作环境会更恶劣，并且大部分人为了维持生存不得不更加增大自己的工作强度以及不顾自己的工作安全去违反交通规则，仅为了维持基本生活。到时候又会有很多人出来说送外卖的人素质越来越差了，然后站在道德和法律的制高点上要求外卖骑手穿上印有闪亮大字编号的马甲，或者像环卫工一样佩戴手环。
要想改变，小哥们只能团结起来，建立以行业为单位的自己的平台，才能成功提出自己的经济诉求、提高送餐的单价，否则就算在本地成功拿到赔偿，但被解雇后去别的地方，工资水平也没有提高，相当于没有成果。
更甚于，将现有平台归为平台的工作人员（包括平台管理人员以及送餐人员,）共有，让平台成为真正的点餐平台，不再是资本的增值工具，取消繁琐的克扣制度，让外卖骑手有尊严地享有劳动所得，取消美食排行的竞价排名，搜索结果按照顾客的评价和距离排布，而不是哪家交了更多的“服务费”，让商家将成本多放在食物本身等。这样，外卖员乃至于平台的工作人员、顾客、商家就都能解决现有的矛盾，更好地提供外卖服务以及获得外卖服务，而这一点，也只有平台工作人员和外卖员们共同团结起来去争取，只有他们的斗争得到包括消费者在内的社会支持，才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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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涂涂。本文为激流网原创首发，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郭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