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社会运动家、社会主义理论家， 台湾“统左”阵营的代表性人物陈明忠先生于2019年11月21日离世，享年90岁。

陈明忠先生的生命历程跨越台湾的日据与光复，历经台湾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两度因为追求政治理想被捕入狱。他也是连结两岸关系的重要人物，2005年陈明忠先生在国民党中常会的演讲，促成了连战访问大陆的“破冰之旅”。

陈明忠曾在一次采访中说：“第一，我生错了时代，但没有做错事，就这一点来讲，我没有遗憾。第二，我大概在有生之年还看不到两岸统一，这是小小的遗憾。不过，没有关系，大趋势是挡不住的，我已经知道，统一不成问题。”他生前最后的时光虽然不断与病魔斗争，但对于两岸的未来仍然充满了乐观。陈明忠作为一位历史见证者，也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他一生历经的折磨与挣扎也将永存于历史。

陈明忠，日据下高雄冈山一个地主的儿子；小时候，他最大的志愿是当一个骑白马的日军上将；可他后来却发现：原来自己并不是一个日本人、而是日本人蔑视的「清国奴」。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发生后，就读台中农学院的他，参加了谢雪红领导的「台湾民主联军」，担任突击队队长，实际参加了战斗。乱平之后的整肃期间，因为曾受他保护的大陆来的周进三院长出面营救，幸免于难。

但是，事情并未就此了结。

一九五〇年九月，白色恐怖的风暴袭击全岛时，他的「二二八」老帐又被拿出来翻算，并被戴上「红帽子」，处刑十年。

一九七六年七月，他又因所谓「陈明忠叛乱案」而再次被捕，并以秘密审判而以「二条一」(惩治叛乱条例第二条第一项)唯一死刑起诉；经海外民主人士声援下才得幸存，改判十五年有期徒刑。

他因被捕时遭到酷厉的刑求，身体状况奇差；他太太于是在一九八五年起为他申请「保外就医」，但是直到一九八七年，他的双脚已完全无法走动时才获准。

一九八八年元月，蒋经国去世，他获减刑三分之一。这样，已经坐满十一年牢的他，终于获得真正的自由。

二〇〇五年二月廿七日，他应邀前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举办的「二二八事件」纪念活动发表《二二八事件——被扭曲的历史集体记忆》讲演。国民党主席连战随后发表了题为「抛弃敌对、期待和解」的讲话呼应，并于两个月之后率团访问大陆，为两岸和解、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奠定新的里程碑。

陈明忠的讲演恰恰起到了推动历史前进的临门一脚的作用。

地主的儿子

一九二九年，陈明忠在当时高雄州冈山郡冈山街一个叫做「五甲尾」的小乡村出生。这个村子现在叫嘉兴，在一九九四年的水患中是灾情相当严重的地方。

陈明忠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祖父留了十甲以上的土地。时值日据时期农业生产转为工业投资的阶段，他父亲那代人不但继承了祖父的遗产，还经营了一个牧场，一个榻榻米工厂和一个火炭厂；在日据时代的台湾，算是经济条件相当好的家庭。尤其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民生物资十分缺乏，市面上公开销售的猪肉等等都没有的情况下，他家因为在乡下，还有地下管道可以供应，所以，他完全感受不到战争时的穷苦生活。

原来我不是日本人

日据时期的小学分两类：一是给日本人念的小学校，一是本省人读的公学校。陈明忠六岁入学，念的是五甲尾公学校。

1940年的五甲尾公学校

尽管陈明忠曾经参加过「二二八」的武装行动，也分别在五〇和七〇年代坐过政治牢。但是，他却认为他的整个思想成长的过程说起来却很曲折、很惭愧。

日本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进入军国主义时代。陈明忠就读公学校二年级时，中日战争爆发。所以，他们这一代人从小接受的就是日本殖民当局的「皇民化教育」。当时，陈明忠的老师曾经告诉他们这些殖民地的孩子说：「你们是台湾人，但也是日本人。」小学生总是特别听从老师的话的。陈明忠对老师的这句话信以为真，从而也就一直认为自己也是日本人，是天皇的儿子。因此，那时候只要有人问他：「你将来长大后要做什么？」他都会回答说：「我要当一名日军上将。」当时，在他眼里，骑着白马的日军上将看起来非常威风；更因为当时的他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不是日本人，也就不会认为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愿望了。

由此可见，日本帝国皇民化的教育效果是非常大的。也因此，对于现在还有一些台湾人盲目崇敬日本的心情，他是可以理解的。

一九四二年，公学校毕业后的陈明忠考上州立高雄中学。就在进入高雄中学之后，他的思想开始有了转变。

当时的高雄中学算是高雄州的名校，一个年级只招收四个班，一班有五十人，一个班的台湾人往往只占十人，其余皆为日本人。一开始，这样的情形就给少年陈明忠造成很大的心灵冲击；他第一次感觉到，台湾人和日本人毕竟是有所不同的。现实的遭遇还会继续教育他。进了雄中后，那些日本学生非但不承认他是日本人，还一天到晚用一种侮辱性的语气叫他们台湾学生「清国奴」。当时他一直搞不明白：为什么我一直认为自己是日本人，人家却叫我们台湾人是「清国奴」呢？但是，一直没有人教他这些道理。因为他的家庭环境没有任何的抗日言行，所以他还以为日本人什么都是对的，也就始终搞不清楚事情的原委。

高雄中学的考试分为两类，一类是包括英文、数学、物理、化学等需要笔试的科目，满分为一百分；一类是不需笔试的体育、剑道、柔道、军训等科目，满分为二百分。通常，台湾学生的笔试成绩都比较好。但是，少年陈明忠发现：日本学生却在不需笔试的科目中受到了极大的优待，因此总成绩平均起来就差了很多。他记得，他从一年级到四年级毕业，「军训」（日语：「军事教练」）的成绩每年都是一二一分，不曾增减过一分，所以成绩平均起来就不如日本人学生了。对此，他感到非常不满意；不过，他依旧搞不懂为什么会这样？

在学校里头，只要谁让日本人学生看不顺眼的话，谁就会挨揍。有一回，少年陈明忠和一个日本人学生打架，因为他是乡下长大的，体格比较好，自然就打赢了。但是，事情并没有了。马上，就有十几个日本人学生过来找他报复；他们把他围起来，其中一个就说：「你们清国奴可以和我们内地人打架，不过，不准打赢。」说完就把他揍了一顿。

当一名骑白马的日军上将的幻想破灭了。对少年陈明忠来说，这几件不公平的遭遇已经对他原有的身份认同造成很大的冲击；他不明白：为什么我一直认为自己是日本人而他们不但不承认我，反而叫我「清国奴」呢？这些事，在他的脑子里困扰着足足有两三年的时间。

陈明忠，高雄中学二年级，第一次知道自己不是日本人

因为这样，少年陈明忠变得不喜欢到学校上课了。幸好，他有一个爱看书的叔叔；他虽然是学机械的，可却买了很多文学、哲学的书。他就经常待在家里看那些书。那些书几乎都是左倾的著作。后来，他看到一本日本岩波书店出版、周佛海著的《三民主义的理论体系》日文版一书后，他才解决了自己民族认同的身份问题。由于他当时只有十五岁，对于书中的「民权」、「民生」主义，体会并不深刻；但是对于「民族」主义部分，他却有着很清楚的领会。这时候，他才明白：原来我不是日本人，我是中国人，并且是长期遭受着日本民族欺负的汉民族。

事实上，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殖民地台湾，除了有日本民族欺负汉民族的民族压迫外，还有日本统治阶级欺榨台湾被统治阶级的阶级压迫。不过，刚开始，少年陈明忠还只能体会到民族上的压迫，对于阶级上的压迫问题则感受不深。

我也是可恨的压迫者

长久以来，少年陈明忠一直对班上一些被「皇民化」的同学处处拍日本人马屁的卑屈态度感到难过、痛苦。尤其在自己有了民族意识之后，更是对那些同学们丧失尊严的言行表现感到相当不满。他也因此认识到，被日本殖民统治的台湾人事实上有三种：第一种是敢于反日的少数人；另一种则是做日本人走狗的「三脚仔」；而大多数的人都是心里反日却不敢表现出来。

因为这样的体认，少年陈明忠才反省到，家里的佃农对待他的态度，也和那些皇民化的台湾人对待日本人的态度一样。从前，他一直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可思想上有了转变后的他就开始去想：「怎么会这样呢？」后来，他终于弄明白了。原来，在当时工业不是很发达的台湾，一般人的生存主要是靠农业劳动；佃农们一旦没有土地耕作，根本就无法生存下去；因为这样，他们对待地主和地主的家属自然就非常客气、谦卑。而佃农对待他的态度和皇民化的台湾人对待日本人的态度看似完全一样的现象随即使他猛然察觉：原来我在政治上虽然和其它台湾人一样受到日本人的欺负，但在经济上，从佃农的立场来看，我跟我所痛恨的日本统治者一样，也是个可恨的压迫者啊。于是他对自己所属的地主阶级的身份开始感到不满。他认为既然自己不愿意被人欺负，也就不该去欺负别人。因此，除了民族意识外，在他的思想中自觉地产生了素朴的阶级的意识，也就有了基于不去欺负人的观念的社会主义思想的萌芽。

少年陈明忠之所以会感受到佃农对待他的态度特殊，主要是起于每日放学回家，在路上，总会有佃农主动、恭敬地向他打招呼、问好；而且每到年节时分，他们都会将自己饲养的鸡、鸭等送到他家当贺礼。他清楚地知道，这些佃农的生活其实都非常穷苦，相对地，他自己家却是衣食无虞、应有尽有……每次，碰到他家有婚丧喜庆时，他们也都会莫可奈何地「自动」前来帮忙。他们担心倘若因为没有来帮忙而被地主记上一笔，以致于将他们的土地收回、不给耕作的话，他们的生活就要马上陷入困境了。

这样那样的现实生活上种种不公平的现象，终于让少年陈明忠深刻地体会到在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的台湾人是很悲哀的，而当一个佃农的悲哀却是双重的。他想到：尽管我家的经济生活是富足的，可在政治上却要受日本人欺压，过着毫无尊严的生活；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这是非常难以忍受的事实。也就因为在殖民地生活下丧失了人的「尊严」，我的抗日、反帝国主义的思想才会跟着滋长。同样地，基于自己渴望获得尊重的心理，我也应该要重视别人的尊严问题。因为这样的反省，他于是有了追求「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思想。

追求「人人平等」的社会

少年陈明忠在高雄中学的求学阶段，可以说是改变他一生的转折点。首先，因为台湾学生和日本学生的差别对待，以及周佛海《三民主义的理论体系》一书的影响，使他产生了抗日的民族意识。而后，为了「社会平等」的追求，他的阶级意识也萌芽了。当然，他那时的想法也只能说是比较朴素的社会主义思想。由于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并不是非常理解，他于是开始搜集数据，想要比较有系统的研读。这时，他那毕业于台南高等工业学校（今成功大学）的叔叔学生时代买的很多相关的左派书籍，正好提供他阅读的机会。

在少年陈明忠读过的那些左派书籍中，影响他最深的是一个被捕的日本共产党员在法庭上交代自己的思想的讲话。这个日本共产党员出身于大地主家庭。由于他的母亲患有非常严重的气喘疾病，所以他从小就立志将来要成为一个医生，为人治病。后来他如愿当了医生。有一天，一位年轻的女工来找他看病，他诊断出女工罹患了初期肺结核。当时的肺病还没有特效药可以治好，不过若是初期发现，只要吃得营养、多加休息，就可以痊愈。医生于是特别叮咛这个年轻女工要多吃、多休息。经过两、三年之后，这名女工又来求诊，但是病情却已加剧恶劣。医生就十分气忿地责备女工说：「你难道是听不懂我说的话吗？」「听得懂。」女工虚弱地回答，「但是我家中父亲亡故，母亲体弱，又有弟弟、妹妹要抚养；假如我能多活一年，就可以多工作一年，我的弟弟、妹妹也就可以多长一岁；多活两年，他们就多长两岁。这两、三岁对小孩的生存来说是很重要的关键。我知道，我若继续工作、不休息的话就一定会死；但是如果我一个人的牺牲可以救活我的弟弟妹妹；那么，为了我的弟弟妹妹能够长大，我明知会死，也还是不得不工作。」

这个日本共产党员说，那个女工所说的这段话带给他很大的冲击。他认为，就个人力量来说，他可以帮助这名女工。但是像这样的现象并不只是发生在那名女工身上而已，它是整个社会结构性的大问题。如果不从社会构造的改造入手的话，这样的问题是无法彻底解决的。于是他加入了共产党。后来他被捕了。

报导说，当这个日本共产党员在法庭上叙述自己思想转变与参加共产党的经过时，整个法庭骤然鸦雀无声。法官听了他的叙说后表示：「我非常同情、理解你要改变社会的心情，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一定要加入共产党？」医生就回答他说：「我不加入共产党，行吗？其它的政党有真正想要解决社会的问题吗？没有。」

当少年陈明忠读到医生的这句话时，它给了他很大的思想震撼。不过由于当时年纪轻，对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也还只是很素朴的层次，所以也就说不清楚究竟是怎么样的一种影响。

少年陈明忠也曾在书本上读到日本大正民主时代一些大地主出身的左倾人士将自己的土地解放给农民的事迹。例如：一九一八年，生于东京贵族家庭的白桦派代表作家武者小路实笃（1885-1976），为实现人类爱的理想，到九州岛建立乌托邦的「新村」，引起很大反响。一九二二年，另一位生于东京官吏家庭的白桦派著名作家有岛武郎（1878-1923），因为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日本抢米运动的冲击，对资产阶级的前途产生怀疑；为了实践「人人平等」的信仰，他发表否定自身阶级，否定自己的《一篇宣言》，并将自己在北海道农场的近千甲土地，出让产权，发放给佃农。但是他的行为却被主政者以「违背社会体制、制造社会混乱」等名义阻挠。而后他的思想状态就由苦恼而转向虚无而自杀身死了。

这些上等阶级出身的文人背叛自己阶级的行动让同样是地主的儿子的少年陈明忠非常感动。他觉得这些地主可以为着自己的信念，进而抛弃自己的地主利益及阶级身份，去实践「社会人人平等」的理想，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行为。可他当时年纪轻，家里的土地还未分到手里，所以也就无法跟进。不过，他深深地认为这样的做法是正确的。

日据末期的学生兵

一九四五年，节节败退的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濒临战败边缘。那年二月，就读高雄中学四年级的少年陈明忠于是破例提前与五年级学生一起毕业。毕业后，刚满十六岁的他又顺利考上台中农林专门学校。不久，他听说生性风流的父亲背叛当初对母亲许下的爱情誓言，另娶细姨，离开了母亲和年幼的弟弟与两个妹妹。

此时正值太平洋战争末期，日本帝国主义的败像已露。也因为这样，入学不久后的少年陈明忠也和其他殖民统治下的台湾学生一般被征召入伍，并在短期的军事训练之后，被派到高雄山区当学生兵。有一天，他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报导说：美国轰炸机空袭东京时，日本战斗机纷纷出动反击，其中有一架遭美机击落的机上驾驶员就跳伞逃生，结果因为降落伞故障，无法开伞使用。报上说，当时有一位女学生看到这名驾驶员在摔落地面之前，还朝日本天皇所在的方向敬礼示意，然后才死去。读了这个报导，他深觉荒谬，再加上当时已自觉自己不是日本人，对被征召当日本兵一事，感到十分不满，于是就随口跟身边的人说：「这根本不可能嘛！他从天空摔下来，早就搞不清楚东南西北了；怎么还能朝天皇的方向拜呢？」结果，他被打了小报告，随即以「侮辱英灵」的罪名扣押，遭到严酷拷打。他心想，如果再待下去的话，早晚肯定会被打死，于是就乘隙逃兵。不料，他很快就被抓了回来。原本他是应该被送去军法审判的，幸好所属部队担心面子挂不住而自行处罚，于是就把他关了一个多月的禁闭。出来之后，他被调到从中国东北调回来的正规部队：「剑部队」。不久，他又再度出错而被调回学生队。没多久，日本战败投降，他也就返回台中农林专门学校就读。

从狂喜到失望

台湾光复后，台中农林专门学校也改制为台中农学院。青年陈明忠发现，在日据时期，真正从心里头「皇民化」的台湾人，其实并不多；很多人都是因为不敢反抗日本而表现出顺服的样子。因此，当台湾光复，国民政府过来接收时，大家都欣喜若狂地迎接他们。后来，实在是派来的官员和军人的表现太过差劲，才会造成台湾民众的失望、不满。他因为在日据时期就有一些简单、素朴的社会主义思想，再加上自知是中国人，所以当一些民众因为国民军队的穿着破烂，与日本军队的模样相去甚远而有意见时，他却有着不同的看法；他觉得中国部队真不简单，居然能以这样粗陋的装备战胜日本。

然而，那些接收官员对待台湾同胞的态度实在太不像话了。在现实的日常生活中，那些阿兵哥以「占领军」自居的姿态，让陈明忠痛苦地体会到他们一点也没有认为台湾同胞辛苦、委屈了的善意。例如：有一次，他回冈山老家休假时就亲自目睹了那些阿兵哥胡作非为的行径——那些阿兵哥要煮饭时，竟然去拆人家农民养猪的木栏，当柴火来烧。农民跟他们理论，不但得不到道歉和赔偿，反而被痛打一顿。他和一些年轻人看不过去，于是挺身出来为农民解围，并打了这些阿兵哥一顿。不料，他们随即调派了一整排持枪的阿兵哥包围陈明忠等人。有人请来村长出面处理，那些阿兵哥竟然诬称某人的金戒指在打斗中不见了，硬是要他们赔。后来，他还听到荒唐到让人难以相信的事情竟然发生了。他听说，有一个阿兵哥与台湾姑娘结婚，第二天晚上临睡时，新娘骇然发现来的男人竟与第一天圆房的丈夫不同人；面对女方家长的抗议，他们的说法竟是：聘礼是由大伙儿共同出的，所以，女人当然也是由大家共同享有。陈明忠心想，像这种违背人常礼俗的行为，他们都做得出来，由此可见，他们根本就不把台湾人视为同胞对待。后来，他又陆续听到多得不胜枚举的关于接收官员贪污、腐败的事情。这样，他对接收政府的所有期待和希望，也跟着幻灭了。

参加台中的「二二八」战斗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那天下午，就读台中农学院三年级的陈明忠去市区看了一场电影。当他回到学生宿舍时，迎面碰到一位也是高雄中学毕业的学长谢桂芳。

「你还去看电影啊！」谢桂芳颇不以为然地责备陈明忠。

「是啊！」陈明忠回答说。可他感到纳闷，心想，看电影有什么不对呢？于是就问谢桂芳：「有什么不对吗？」

「台北都打起来了，你知不知道？」谢桂芳撂下这句话，随即匆匆忙忙地离去。

台湾“二二八”运动的领导者，共产党员谢雪红（前排左一）与杨克煌（后排左一）

就在陈明忠还搞不清楚事情的究竟时，一个就读台北延平学院和台大医学院的学生跑到宿舍来通报消息了。通过他们两人的报告，他终于对台北缉烟事件引发的暴动情况有了一定程度的理解。

这件事也从此改变了陈明忠后来的命运。

第二天，也就是三月一日，台中地区的民众也动了起来；到了晚上，市内各处都有人发现号召民众起来斗争的传单。陈明忠也听到市区里头开始出现一些市民打外省人的消息。他想，我们的行动对象只针对那些贪官污吏，并不是所有的外省人，于是把外省籍的校长周进三跟其他教授，带到学生宿舍，请一名同学保护他们。

三月二日上午，市民大会在台中戏院召开，谢雪红被推举为大会主席，讨论台中方面的斗争方针。会场上的气氛很激昂，与会者的情绪也非常激动，大家都支持谢雪红的意见。会后开始游行，首先到警察局，把警察局包围起来。警察局长立刻接受人民的要求，解除该局全体警察的武装，把所有武器交给人民。

同一天，台中各界人士也响应台北成立的「处理委员会」，成立了「台中地区时局处理委员会」，设置各部门，并开始组织青年学生为「治安队」，以维持治安并准备有组织的斗争。

因为家庭出身的关系，农学院的校风是十分保守的。譬如说，在光复后，郭琇琮领导的「学生联盟」在台中师范学校和商业学校都搞得轰轰烈烈，而农学院就没有人参加。现在农学院也成立了属于处理委员会系统的组织：负责维持治安的「农学院队」；队长是陈明忠的老师，农学院副教授林秀栋（罗东人，事件后被解聘，转到延平大学任教，一九五〇年被捕，判刑十年。）；副队长则是高他一届的林姓学长（事件后躲了起来，什么也不敢说。）

相对地，当时参与武装斗争的大多是师范学校、商业学校和谢雪红的建国工艺学校的学生。台中一中和农学院的学生则很少。

台中国府当局害怕人民的暴动扩大，就散布国军已开到台中近郊的谣言，以此威胁市民。这时候，以市参议员议长黄朝清为首的地方士绅们，立刻畏怯地向人民宣告解散「处委会」和「治安队」。但一般青年却反对黄朝清的声明，于是就在谢雪红、杨克煌等人领导下，以警察局的步枪和军刀武装了起来。  

当时的政治口号是：「民主自治」、「打倒贪官污吏」。对于贪官污吏的社会现实，陈明忠是再清楚也不过了；基于对政府腐败的不满，他于是义无反顾地参加了武装战斗的行动，并且也分到了一把步枪。

台中市和近郊的军政机关逐渐由人民控制了。

三月三日，谢雪红在市民馆成立台中地区作战本部。

这天早上，集结在第三飞机厂仓库（旧教化会馆）的军队开着武装卡车侵入市区，并用机关枪扫射市民。陈明忠和其他武装青年立刻向这些军队反击。他在日据时代虽然曾经受过军事训练，可教化会馆这一仗却是他生平头一次面对的真枪实弹的战斗。在战斗时，他凭着以前受训学来的军事常识得以避过不少子弹；可他一直搞不清楚的是为什么对方的火力好像都集中在他这边？

「同学，」一旁有个叫「脱拉」（日语为老虎）的民众显然也发现情况不对劲而问陈明忠，「你的枪怎么会冒火呢？」

听他这样问，陈明忠这才意识到：他用的那把枪已在军械室放了很久，保管人员为了防锈处理的方便，就在枪膛中涂了厚厚的一层油；可他在使用前并没有把油擦拭干净，因此子弹穿过枪膛时火焰就冒了出来；这就使得他在战斗中自然成为敌方部队攻击的显眼目标。他感到害怕地想，还好，自己运气好，没有因此而变成枪火下的冤魂。

战斗持续进行着。

陈明忠逐步推进到教化会馆的围墙下。就在这时，一颗手榴弹突然从会馆那边丢了过来，不偏不倚的，正好就滚到他的脚边。年轻的他虽然胆子够大，可那颗手榴弹还是把他吓出一身冷汗；他想，这下子自己这条小命肯定保不住了，可没想到他的命大，那颗手榴弹竟然没有爆炸。因为这样，他又一次和死亡擦身而过。

二二八罹难者

加入台湾民主联军

三月六日，一群坚持战斗到底，反对台中处委会妥协路线的青年学生，在谢雪红、杨克煌等人领导之下，成立了「二七部队」。

起初，陈明忠并没有马上加入二七部队。火车站的月台上堆满了从部队缴获的手榴弹和各种武器。他在车站帮忙把军火抬上火车，分别运到嘉义和台北等地。后来，他听说，彭孟缉的部队在高雄杀了许多人民部队。他是高雄冈山人，深深觉得不能让这样的情形继续下去，于是就想组织援军回高雄帮忙；可愿意跟他一起南下的人却不太踊跃。因为先前有在台中攻打教化会馆的经验，他知道一般市民其实是没有勇气扛起枪反击的；与此相反，当时有一批来自埔里的原住民青年组成的「黑衣部队」却表现英勇，既敢于战斗又善于作战。他于是就进去埔里，找到那批曾经共同战斗的「黑衣部队」，寻求支持。他找到了他们，并且报告了高雄的惨况。他们听了以后就决定同他一起下高雄。问题是没有车。他于是又急着赶回台中，接洽联络南下的交通工具。

三月八日，国民政府派来增援的整编第二十一师在基隆登陆，然后南下到台中等地镇压示威群众。

三月九日晨，国民政府增援的两营宪兵从基隆进抵台北；警备总司令部再次发布台北市戒严的命令。

三月十日，谢雪红等人带领二七部队，向埔里撤退。

陈明忠在回台中的路上遇到了谢雪红和杨克煌。他这才知道二七部队正从台中撤退埔里。谢雪红要他帮忙把一批蚊帐、袜子抬下车。他把这件事情处理好之后就继续赶回台中。到了南投草屯，他又碰到一批正在撤退的二七部队的队员；其中有他认识的人告诉他说：「国军快到台中了！」他们劝他别回台中。他想，昨天出来还没什么事，怎么一天之间情势就会有那么大的变化？他虽然认为不太可能，还是把身上的那把枪留给他们，以免身带武器而成为被攻击的对象。

因为谣传国军二十一师即将开到台中，而二七部队又已撤出；为了避免无谓的牺牲，台中市民都躲起来了。回到台中的陈明忠看到街上几乎没有人在走动，整个台中仿若一座死城；他感到这种山雨欲来的恐怖，于是赶紧回去农学院宿舍，取了暗藏的枪弹，然后又赶回埔里，加入二七部队。

三月十三日，二七部队占领埔里，并在那里设置队本部，同时支持谢雪红的意见，更名为「台湾民主联军」。陈明忠听到二七部队的参谋，也是新闻记者的蔡铁城鼓舞大家说：「埔里是台湾的重庆。」

当时参加台湾民主联军的成员大部分是学生，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台中商业学校及台中师范学校的学生。在里头，陈明忠算是学历比较高的大学生；因为这样，他可以感受得到谢雪红和杨克煌对他是刮目相看的。他对当时的谢雪红印象也很好，很佩服她。有一次，他看到她在试射手枪，距离约有五十公尺，目标是一张榻榻米，结果，她连发五枪，打中了三枪。他觉得，榻榻米那么大，五枪才打中三枪，实在差劲。他于是就拿起枪来，在同样的距离，试射了五枪，结果，却连一发都没有打中。他这才知道，手枪和步枪的操作方式是不同的。当然，这也因此更增加他对她的钦佩。

台共党员谢雪红（左）曾作为台湾人最高的政治代表参加开国大典

除了谢雪红、杨克煌和蔡铁城，陈明忠在实际参与台湾民主联军期间见过的主要干部还有周明，以及一位自称参谋长的黄信卿。至于自称是二七部队「队长」的钟逸人就从来没有见过。

到了二七部队以后，陈明忠才知道嘉义也有一个部队，也就是由地下党人张志忠领导攻打飞机场的「台湾自治联军」。入狱前，他对二七部队和地下党的关系，完全一无所知。一直要到一九五〇年入狱后，他才通过其他曾在二二八事件中共同战斗的难友口中得知：埔里的台湾民主联军和嘉义的台湾自治联军是有联系的。

第一次坐牢出狱后（1950年7月被捕）

最后的战斗

二七部队进驻埔里后，很快就分别占领能高区署及警察所。国军则于同一天分别进驻二水、集集、水里坑、日月潭、门牌潭等地，企图围攻埔里。当天晚上，二七部队决定先发制敌，进攻日月潭。攻打日月潭的战役，由周明担任总指挥，分成三个队行动，一个队大约有十几个队员。

陈明忠被任命为突击队队长，副队长是后来在地下党里当「台中武装工作委员会」委员兼第二大队队长，因而被判死刑的吕焕章。他们一上山就遭到埋伏着的国军攻击。因为对方拥有机关枪，在搞不清对方所处位置的慌乱情况下，他们只能卧倒、乱枪还击，不敢进攻。

「你们务必要马上展开进攻。」总指挥要求说。

「状况不清，」陈明忠不以为然地说。「如果贸然进攻，只有死路一条。」

「现在不攻，等到第二天，敌人的援军一来，我们仍然要全军覆没。」总指挥坚持说。

陈明忠还有些犹豫不决。

「难道你怕死吗？」总指挥说了重话。

当时只有十八岁的陈明忠，经不起这样一激，于是下令队员准备进攻。然后，在他一个进攻手势之下，全体突击队员就一起大喊「冲啊！」地冲了出去。没想到，国军听到他们的冲杀声后，竟然全部弃械，奔逃而去。这时，他才恍然大悟：在随时可能丧命的战斗中，交战的双方其实都是互相害怕的。

陈明忠觉得这一仗虽然胜利了，却赢得并不光荣。结果，他们虽然俘虏了三个国军，但是他事后得知警备总部的档案记载却是二百人。因为这样，他认为，他后来之所以会被通缉，或许就与这份资料有关吧！在他看来，类似这样的错误情报，在当时其实是不胜枚举的。

当天晚上，那三名俘虏就由周明带走。陈明忠跟他的突击队员们连夜赶回埔里队本部，并于第二天（三月十四日）清晨到达。可他们还来不及休息、吃饭，大约清晨七点钟，国军部队又攻打过来了。他于是又奉命率队到进入埔里必经的乌牛栏桥旁的小山上，阻敌前进。他带领十二名手下，守在乌牛栏桥边的山头，准备袭击进犯的二十一师部队；另一战友则率其他队员守在另一边的山头。战斗一直打到下午四点多钟，在枪林弹雨中，冷不防一颗子弹从另一侧打来，从他的左肋擦过胸膛。他只觉得一阵灼热。回头一看，他这才知道原来战友防守的另一山头已被攻下，整个山峰都已经被包围了。这时，他的手下只剩五人，只好带领他们，匍匍前进，溜下山去。可他们撤回本部后却见不到任何人影，他才知道部队都已先行撤退了。他于是先在附近找医生治疗伤口。

「我是医生，不管是敌人还是自己人，我都一律对待。」医生边给他敷药边说。

陈明忠注意到医生的手也许是因为恐惧而不由自主地颤抖着，于是就调皮地问他：「那你是把我当敌人还是自己人？」

一九五〇年，陈明忠在牢里又偶遇了这位名叫张新汉的医生。他告诉陈明忠，他是因为被人检举「为匪徒医疗」而被捕入狱的。幸运的是，他后来被判无罪释放。

逃亡雾社

疗伤之后，陈明忠就伙同那些原住民队员一起逃往雾社。路经眉溪时，他们看到一个派出所。他因为连续两天经历日月潭、乌牛栏战役，没有睡、没有吃，又身受枪伤；心里愈想愈不甘，于是就举枪向派出所开火；所内的警察听到枪声纷纷吓得落荒而逃。可他没想到，后来台中的《和平日报》的报导竟然说是陈明忠率领五六十名匪徒携械攻打派出所。这样的报导所留下的历史记录也让他的后半生吃足了苦头。

到达雾社后，陈明忠就去投靠担任乡长的农学院学长高聪义。高聪义是日本人的养子，所以在日据时期有条件念书。他非常照顾陈明忠。因为这样，一直想要争取乡长地位的副乡长刘锦焜（平地人），就去密告说乡长家里窝藏「叛军」；也因此，他只好匆匆忙忙地逃离雾社。

多年以后，陈明忠偶然遇见当年冒险收留他的那名雾社乡长。他先是责怪陈明忠说：「你走的时候为何不告知我一声？」然后他又告诉陈明忠说：「你离开后，部队在我家的天花板上翻找到你所藏匿的子弹；我虽然没有因此而被判罪，却也长期遭到情治人员的监视与骚扰。」

校园的肃清与整顿

三月十七日，警备总司令部的戒严令从台北市扩大于全省各地。随着增援部队陆续到达，警备总部重新调整部署，分全省为台北、基隆、新竹、中部、南部、东部、马公七个绥靖区，分区绥靖，并自廿一日起，开始清查户口，办理连保，彻底肃清。一直到五月十六日，全省才解除戒严。

与此同时，教育当局也在事件后对学生做了相应的整顿措施。据省府言论机关《新生报》三月廿三日报导，教育处表示，事件平复后，除嘉义、高雄两地学校，因损失过重，一时不及恢复外，其余各级学校，均已遵奉该处通令，自本月（三月）十七日起一律尽先复课；针对此次因受「奸匪暴徒」利用而参加「盲动」之学生，除尽量宽大处置外，为维护今后学校秩序，保障学生安心就学起见，该处也已经订定六项处理办法：

（一）各校对于学生应先举行调查。

（二）各校住校学生自本月（三月）十七日起一律复课。

（三）凡离校学生，自问确未参加此次事变中暴动行为者，统限于三月十七日起至廿二日止一律到校办理登记手续，逾期以退学论。

（四）登记时应由家长或保证人率领到校，填具特别保证书，未缴相片者应即补缴。

（五）学生上课及散学时，在途中应遵守交通秩序，先后按次陆续回家，不得集团同行，并需佩带学生徽章符号。

（六）学生在校不得自行集会，并不得参加任何校外团体活动。

三月廿五日，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李翼中，以本省各级学生受二二八事变影响，迄今未能正常复课，致学业抛荒，并查此次参与暴动者，除中学初三以下学生仅占少数外，所有高中以上学生，为数殆颇不鲜，若任其彷徨岐路，而其因受奸党鼓惑而生之错误思想既无由纠正，今后行为更莫从管教，深可忧虑。故于本日特函范处长寿康建议，对参加此次事变之学生，除煽动暴动之奸党予以从严究办外，其余均应一律免究，准予到校办理登记手续，惟为防止流弊，不妨准予自新，但自新后一律保障其安全上课，俾此辈学生得受学校之管束，免生枝节。

三月廿七日上午十时，奉国民政府蒋介石主席之命来台宣慰的国防部白部长崇禧，由教育处长范寿康、台湾大学校长陆志鸿陪同，前往台大法商学院广场，对台北各校教职员学生约八千人训话。白崇禧首先表示：他「经过旬日以来分赴台湾各县市宣慰视察，听取地方父老，各界代表，地方行政首长报告」之后，「认为此次事变的远因，乃台胞青年过去受日本五十多年狭隘偏激的教育及其对殖民地所施行的教育，无疑的就是要使台湾同胞藐视祖国，脱离祖国，永远做日本的被统治阶级。其近因即系抗战胜利后，中央为实现民主，准许言论自由，致共党分子反动派，假言论自由之名，作种种悖谬不正确宣传，擅加诋毁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台湾亦同出一辙，因此借口专卖局缉私案件，共党暴徒借题发挥，即以此作导火线，扩大叛乱。一部分青年学生受其煽惑，起而盲从。」因此，他强调先前「在几次广播中已经说明」的「中央处理善后的基本原则」——「一本宽大为怀，尤其以德报怨的精神来促起一般盲从者的觉悟。」呼吁「各被胁迫盲从的青年学生应从速觉悟，回校上课」；同时保证只要「由家长保证悔过自新，当不救既往。我负责转饬军警不许擅自逮捕。并绝对保障各学生的安全。」最后，他「希望台胞青年一致安心努力学业，恪守校规，来作建设台湾的干部，建设中国的干部。」

奉国民政府蒋介石之命来台宣慰的国防部白崇禧

四月十六日，福建台湾监察使杨亮功与监察院监察委员何汉文，在呈送监察院长于右任的《关于台湾「二二八」事件调查报告及善后办法建议案》中「第三、参加事变分子之分析」指出：「当事变发生之初，各地学生均纷纷参加，学校无形停课其参加目的多为受日人宣传，轻视祖国，不满意政府及狭隘之排外与暴徒之虚诳谣传而起，迄后体察实际情形，乃憬然觉悟，逐渐退出漩涡。各学校自上月（三月）二十日以后，均已逐渐复课矣。」

校长周进三的保释

当时，陈明忠的姓名已被正式列入记录而遭到通缉了。他看到通缉布告上的内容：谢雪红的悬赏奖金是十万元，陈明忠则是一万元。

尽管如此，台中农学院院长周进三为了回报陈明忠在二二八期间保护他和几个外省老师的恩情，于是通过其他同学告知陈明忠，不要再逃了，他愿意出面保陈明忠；他并且强调说，他是陈仪的亲戚，还有一个哥哥在南京中央政府担任高官，因此，保陈明忠没有问题。

周进三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思想有些左倾；后来，当他要跟陈仪回浙江时曾对陈明忠透露，他是民主同盟的人。回到上海之后，他在上海劳动大学担任教授。

在无路可逃的情况下，陈明忠最后只好回到学校。回到学校之后，周进三就要陈明忠按照教育处订定的「省立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关于二二八事件自我表白须知」的规定，写了一份内容统一的制式的「自新声明书」及二月廿八日到三月十三日的日记（日文），巨细靡遗地交代这段期间与何人在一起、谈些什么、参加何种集会、参加者有哪几人、每人发表了什么意见、事件中所见所闻、有何感想、未来求学服务之计划等等。

四月七日，周进三于是以台中农学院院长的名义，附上陈明忠等六名学生「请求自新」的相关文件，发函二十一师政治部：

径启者查本省二二八事变期间本院学生陈明忠等六名因识见浅薄，不明事理，致受人煽动，参加暴举，该生事后深知自己言行错误，向本院请求准予悔过自新，本院以该生等确属无知盲径，照章似可准予自新，兹将该生等名单开列一份，函请备查为荷……

其后，周进三又叫吴本立教授带陈明忠去二十一师政治部，当面解释。在那里，他被新闻处少将处长狠狠地训斥了一顿，然后饬回。之后，二十一师也就取消了对他的通缉。他以为自己这样就没事了，没想到，后来一位和宪兵队有来往的同学却向他透露说：「你已经被当作『危险分子』列入黑名单了。」

两个祖国

回到学校之后，陈明忠跟其他经历了二二八事件的冲击的台湾青年学生一样，思想上一度陷入没有出路的苦恼。他们不得其解的是：祖国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们台湾同胞？他们进一步想要知道的是：台湾和中国的出路在哪里？为了要有一个完满的解答，他们于是大量地翻阅从大陆进来的杂志，这其中包括了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杂志。通过这样的学习，他们觉得书上所论述的都非常有道理，这也才认识到：原来祖国有两个，一个是现在欺负我们的国民党政权所代表的白色祖国，另一个则是要打倒国民党政权的共产党所代表的红色祖国。

光复后，陈明忠虽然在街头地摊上买了很多日本知识分子变卖的左派理论的书，也认真地读了诸如《资本论》之类的经典著作；可因为年纪太轻之故，其实也看不太懂。（一直要到坐牢之后，他才因为有了实际的斗争经历而对社会主义的思想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与把握。）至于中国共产党，虽然在二二八事件前，他已经通过报纸的报导大略得知中国大陆也有共产党的存在；不过，详细的内情如何，他就不清楚了。他记得，就在他加入二七部队时，还有学长告诫他不要参加，说那是红部队、是共产党的部队。现在，通过阅读这些公开流通的杂志，他对中国的政治局势渐渐也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他后来知道，因为认识到欺负我们的并非是中国人，而是国民党政权，并且在中国内陆还有一个红色祖国正在努力打倒国民党的事实后，原本在二二八期间只有七十几个成员的台湾地下党，在第二年，一九四八年时已有四百多人，到了一九五〇年全面逮捕时，就有一千人左右了。那段期间，左倾的倾向，可以说是台湾的学生、文化、知识界变革运动的思想主流。

被捕、刑求与起解

一九五〇年，白色恐怖的风暴笼罩全岛，四处都有人被秘密逮捕的风声传来。三、四月间，台中农学院也传出有几位同学被捕的风声。在肃杀的社会气氛中，六月，陈明忠自台中农学院毕业。毕业后，他就回到故乡，在冈山农校教书。同时也把母亲弟弟及刚考上台南女中初中部的小妹，一起带到学校分配的宿舍居住。

到了九月，学校开学不久，家住凤山的农学院学长谢桂芳的太太突然到学校找陈明忠，说是谢桂芳被捕了，他知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说不知道。不久以后，一个南台湾惯有的阳光照耀的早晨，学校里忽然来了两个神情冷峻、气焰嚣张的便衣，把正在教室给学生上课的他也公然抓走。此时，他的小妹恰巧在对着马路的宿舍玄关看到大哥逐渐远离的背影……。稍后，他的同事慌张地跑到陈家报信。听到这突如其来的恶讯，原本因为长子大学毕业以及小女儿考上台南女中而沈浸在喜乐当中的陈明忠的母亲，一时茫然地愣在那里，然后才痛哭流涕地嚎啕大哭。十天之后，原来已经和陈家联姻，要把自己的妹妹嫁给陈明忠的校长夫人来到陈家，态度诚恳而无奈地提出解除婚姻的要求；她同时也希望陈母赶快带着子女搬离宿舍。她说：「明忠这种案件任谁都怕被牵连的，请你老人家体谅我家校长的难处，拜托拜托了。」世态炎凉，人情如纸，陈明忠的母亲能够体谅对方害怕被牵连的心情，也就不为难人家，不久，她就带着小孩黯然地离开那里。

问题是陈明忠为什么会突然被捕呢？

陈明忠被捕以后先是被押到冈山宪兵队，然后再移送到彰化宪兵队。在彰化宪兵队，他被「修理」得很惨。他们一定要他承认参加共产党，不承认就打。第一次侦讯，可能是拘留所的人数太多，所以就只是一直打一直打，白天打完了，晚上就让他睡觉。第二次就不同了，他们展开不分日夜的疲劳审问。他因为根本就弄不清事情的状况，所以也无从承认什么；他们于是追究他在二二八期间的活动。

在那里，最普通的刑求是用棍子打；然后是用筷子夹，灌水。特务宪兵先用毛巾蒙住陈明忠的脸，然后开始倒水，直到他的肚子涨起来，接着又用板子压在他的肚子上硬是把水挤压出来，如此反复几次，他就昏过去了。后来，他们进一步改用辣椒水来灌；他们把他的头向后扳，然后直接从鼻孔灌进辣椒水，灌涨了肚子，就把他推倒在地，用脚把他肚子的辣椒水踩出来；他们反复地灌、踩，整整用完了三个大汽油桶的水。接着就是「老虎凳」。特务把他捆绑在长板凳上，先折腾他的右脚，搞得他尿屎直流，被迫只好表示愿意承认；特务叫他从实招供，他却不知从何说起，于是，换左脚遭到折腾……。在「老虎凳」的折磨下，他就真的吃不消而晕了过去。醒来后，他们就恐吓他说：「再刑下去，你的大腿关节就会断掉；大腿关节一断，你就一辈子残废了。……」他心想：我才廿一岁，要是一辈子残废怎么办？所以刑到受不了时，他就承认说：「我参加了『社会革命党』。」

其实，所谓「社会革命党」只是陈明忠为了免于残废而随口瞎说的组织，他也不知道台湾究竟有没有这个党？可对办案人员来说，既然他招供了，他们就得要查个清楚。

后来，他们又将陈明忠移送到台南宪兵队。当火车驶抵台南火车站的月台时，他竟然看到他那刚考上台南第一女中的妹妹。当时他正要下车，眼看着妹妹就在隔壁月台的不远处准备上车；他想叫唤她，却因为先前被灌水刑求到吐血而叫不出声。他因此只能怀着感到遗憾的心情看着妹妹的身影在眼前消逝……！

摄于1978年春节，在绿岛。（第二次坐牢，1976.07.04）

陈明忠被押解到台南宪兵队后，无意中听到宪兵队的队长私下说：「这个陈明忠，不管怎样都要枪毙。」因此他对自己的结局也就心里有数了。经过两、三天后，大约是凌晨三、四点钟左右，他突然在睡梦中被叫起来。他心情紧张地想，死期已到了。突然间，他发现头顶上有脉搏在跳动。这还是他头一次知道，人体除了手脉外，原来头顶脑门还有脉穴。他心想自己已是将死之人，于是就把身上的东西送给同房难友。也就在那时，他才深刻体会到古人所说「慷慨就义易，从容赴死难」的意义。结果，他并没有被拉出去枪毙；他们捆绑住他的双手，然后将他送往台北的保安司令部情报处（当时称本愿寺，今西门町狮子林大楼处）。

在情报处，陈明忠自己一个人被关在一个小房间里头。然后他们又将他移送到保密局南所（今警备总部附近）。那是他感到最痛苦的时期。在那里，大约两平方公尺的小押房里头，挤满了二十四个人。他们只好分成三班，轮流睡觉；每一班睡八个小时，然后站十六个钟头。更糟糕的是，那里每天只能吃两餐，饭菜又十分粗劣。因为营养不良，很多待久的人不是得了夜盲症，就是患了脚气、水肿。他幸好只在那里待了一个月就被调到保密局北所（原高砂铁工厂）。

朝闻道夕死足矣

陈明忠后来又从北所移送到军法处看守所结案。到了军法处看守所，他就碰见台中农学院地下组织的负责人谢桂芳及其同案。谢桂芳一看到他就很惊讶地问说：「你来干什么？」他苦笑了一下，然后回答说：「又不是我爱来的呀！」他们听了他的回答都放声大笑起来。他们很清楚从保密局来的人都有营养不良的情况，所以一见有从那里押来的人，都会送上吃的东西。随后，他们就拿外面亲友送来的馒头、炼乳给他吃。他因为在保密局饿坏了，于是就吃了那馒头加炼乳。当下他只觉得这真是天下美味啊！他告诉自己：如果有机会活着回家，我一定要天天吃馒头加炼乳。

「我本来想要吸收你加入农学院的地下组织的，」谢桂芳后来私下告诉陈明忠，「可你却因为二二八事件而被列入黑名单之中了；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只把你当『同路人』看待。」

谢桂芳的哥哥谢桂林是个留学日本回来的医生，后来与郭琇琮、许强等人同一天被枪毙。他自己则被判处「无期徒刑」，后来在火烧岛病死。

在军法处，陈明忠被关在二区第二十房。一房三十几个人，分成两班；同房的人不见得彼此都互相认识。可他恰好与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同房。钟浩东本名钟和鸣，是他高雄中学的学长。他是高雄中学第二十期的学生；而具有强烈抗日思想的钟和鸣和萧道应，分别是第九期和第八期的学生。他在雄中时没有机会接触过他们，但是对他们两人的名字却十分熟悉。他记得，有一回，学校的教务主任不知为什么竟在司令台上公开骂他们两人：「雄中毕业的内地人，有很多在日本当了大官。可台湾人却有两个跑到大陆参加共产党，一个是钟和鸣，另一个是萧道应。」尽管他后来知道，他们两人到大陆并不是参加共产党；可他却因此一直记得这两个前辈的名字。因为这样，一旦在押房里头碰到钟校长，他就怀着一种景仰已久的心情，主动向他说明自己听到他的种种事迹的经过。钟校长也很高兴有他这样的学弟。可不久，钟校长就被判了死刑了。

一九九五年陈明忠应侯孝贤之邀，在《好男好女》中饰演蒋碧玉（伊能静饰）的父亲，《好男好女》讲述的即是钟浩东及其太太蒋碧玉的故事

在军法处，还有另一位让陈明忠印象深刻的难友是宜兰人冯锦辉。当他被点到名，要拉出去枪毙时，还一一与同房难友握手。当他握到陈明忠的手时，陈明忠感到他的手是温热的。这种异常的触感让他感到非常讶异。他因为在台南宪兵队误以为自己将被枪毙时有过头脑穴门剧烈跳动的紧张经验，因此就非常佩服冯锦辉那种从容赴死的态度。

当时，在军法处判刑并没有起诉书，完全依照开庭的次序来决定生死。因为被关的人太多，法官的程度又差，无法以案情的轻重判罪：于是开始时按开庭顺序，判排在前面四分之一的人死刑；大约三个月后，「行情」提高了，就判排在前面三分之一的人死刑。

陈明忠那时与其他各不相干、互不认识的涉案者，共十二人，合并成一个案子审判。第一次开庭时，他排名第一，第二次开庭，他排名第四；之后就没再开庭了。他心想：如果按四分之一的比例算，我就可能有救；但是如果依三分之一的比例算，我就要被枪毙。那阵子，他就因为生死未定的处境而情绪波动不安。就在这时，他注意到同房一位叫张伯哲（广东人）的难友，每天一早就将衣服穿戴整齐，准备赴死；如果当天没被点到名，就将衣物脱下，然后还是一派轻松地与人聊天谈笑。他对张伯哲的表现感到非常不可思议！他不理解这个人怎么能够以一付无所谓的态度面对死亡？他于是主动找张伯哲聊天，向他表明自己的心情动摇的状况。

「你会这样是很自然的啦！」张伯哲笑了笑对陈明忠说；然后又鼓励他说：「我和你的不同只是，我相信古人所说的『朝闻道夕死可矣！』所谓『道』，我的理解就是指自己的理想。如果相信自己的理想是对的、没有错，那么为它而死，当然就无所谓了。」

张伯哲的这一番话影响陈明忠的人生很深，他后来一直希望自己也能达到这样的境界。也因为靠着这一番话的启发，他一直思考着、相信着自己所坚持的理想；要不然，他在一九七六年第二次被捕时所遭遇到的处境恐怕早就让他崩溃了。他用了二十几年的时间，直到四十几岁才能够达到『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境界。因为这样，五〇年代那一批为自己理想牺牲的年轻人能够在他们二十多岁的年纪就有此体认，实在让他钦佩不已。

陈明忠默默地望着烈士的雕像

那批牺牲者有台湾人也有外省人。陈明忠认为，他们希望结束内战，将战争所耗费的财力、人力，转而投入建设富强的新中国；他们希望用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人人平等的、强大的新中国；他们所信仰的理想就是如此而已。所以，他后来愈加肯定自己的理想没有错，是对的。而「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句话影响了他后来的人生道路；尤其每当想到当初那批真正优秀的人被枪毙时还高喊着口号的情景，他就不禁热泪盈框。

判决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陈明忠终于和另外九个不认识的难友同案判决。他们因为怎么查也查不到所谓「社会革命党」的组织和其他同党，只好以二二八的旧帐给他定罪。这一次，他排名第五。结果，前面三个被判死刑；他以「参加叛乱之组织」而被判刑十年，褫夺公权七年。审判官宣称他的「叛乱事实」是：「于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六月参加叛乱组织并曾为叛徒散发传单」。当场，他不服地质问审判说：「我究竟参加了什么叛乱组织，请你告诉我。」审判官说：「你在二二八事件时参加的二七部队就是叛乱组织。」他随即反驳说：「国民政府在一九四九年撤退台湾时不是说过对二二八不追究了吗？」审判官冷冷地笑着回答说：「就是因为不追究才判你十年，否则以你在二七部队中担任突击队队长，而且从头到尾，每一场战役都参加的顽固行为，就是有十条命也不够判。十年的徒刑已是最轻的判决了，你应该要感谢政府的德政。」

判决之后，陈明忠在现在的内湖小学的新生训导处关了两个星期，然后再被移送绿岛。

在绿岛监禁期间，狱方每年为政治犯拍摄一张照片，这也是陈明忠监禁期间少数保存下来的照片之一

绿岛暴动

到了绿岛后，基本上就是过着集中营的劳动生活。在那里，新生训导处的管理人员每天都强迫那些政治犯做超过体能局限的劳动。比如说，如果你在今天的挑负重量是三十五公斤，那么，第二天，他们就会规定你要单挑四十公斤重。

陈明忠觉得这样的要求非常不合理，于是便带头煽动抵制、抗争。因为这样，他自然成为管理人员眼中的捣蛋分子；只要有机会就要被揪出来挨整。

大概是一九五二年的时候，一批南日岛的解放军俘虏被送到绿岛新生训导处。不久，这些俘虏中的干部都被枪毙了；不仅这样，训导处的阿兵哥还把他们的肝挖出来，要当地的面馆煮给他们吃。后来卖面的人觉得这些肝既不像猪的，又不像狗的，就暗中调查，最后才查到原来是人的。他们觉得恶心，就将炒菜的锅子都给丢掉。

虽然干部们都被枪决了，其他俘虏们仍然不愿接受绿岛新生训导处强加给他们的思想感训。在感训的科目中，有一门叫「共匪暴行」的，他们听了教官的说法后就起来反驳，指责教官胡说八道。后来，训导处恐怕其他人被影响，就不再叫他们来上课了。这些人的文化程度较低，想法也就比较简单。后来，他们计划抢夺每隔三个月驶来一次的补给船，然后驶回大陆；倘若不成，便开到台湾来打游击。不久，这个计划就被训导处探知了；暴动计划自然也就失败了。

南日岛的俘虏的暴动失败后，陈明忠和其他几名难友不知怎么也被牵连在内，而被列入这次的暴动名单。本来，南日岛的俘虏和其他政治犯是隔离分住的，而这个暴动也与他们无关。他想来想去，自己之所以会牵连其中的唯一可能是：他平常的劳动成绩不好又常常带头抗议，所以，训导处的管理人员就借机整他。

参与暴动，原来是要枪毙的！陈明忠和其他几个被控参与「暴动」的同案，于是又被送回台北军法处重新审理。同案当中，有一位台大哲学系学生的父亲在高雄开了家医院。船抵高雄港后，他们又被押上一辆囚车。就在这时，那个台大哲学系的难友恰好被医院的药剂生看到；他赶紧跑回医院通报，于是，那个老医生马上变卖房产，用尽所有的财力，并通过吴基福（前立委及《台湾时报》创办人）的关系抢救了儿子一命。因为这样，陈明忠和其他几个同案也才托他之福，免于一死。可那个台大学生却因为刑求过重而终身残废了。

陈明忠保外就医后，参加五一劳动节游行

至于那些南日岛的俘虏，他们最后全都被枪毙了；有一部分人是在绿岛就地枪决，一部分人则同陈明忠等人一起被押到军法处，然后枪决。因为这样，他有机会和他们相处一段时间，并且通过他们的叙述了解到大陆当时的情形，也知道他们之所以参加解放军的原因。由于在军法处不能看报纸，所以他不能确定这个事件发生的时间。但是他知道，那时候正好是前国民党省党部主委李友邦被枪决的前后；这样算起来，应该就是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前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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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蓝博洲。来源：三联学术通讯。责任编辑：黄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