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我帮一位媒体朋友转载了一篇文章。因为那个事儿简直太气人了，用骇人听闻这些字眼都不足以表达我看了文章后的愤怒。

文章是那位朋友一年前写的，是当时曾轰动全国的山东聊城于欢“辱母案”的案中案。他供职的官媒发不出来，只好自己找地方发。

一个叫王秀娥的农家妇女，因为丈夫的车祸赔偿款被经办人私分，不得不往上级反映问题。结果成了当地政府的“维稳对象”。为了不让她再上访，当地的镇党委书记竟雇佣黑社会将其绑架后扒得赤身裸体悬吊起来凌辱，殴打，“活埋”……直到“于欢案”发，公安机关搜查那个黑社会主犯的办公室，发现了一个储存了80 G影像图片资料的U盘，其中有3段他们当时拍摄的凌辱王秀娥的视频，还有11张王秀娥遭受侮辱和殴打的照片。人们这才知道了，这世界上竟然还有如此令人发指的恶行。

这不是方城的事儿，所以我转载到了别的平台，没有发在这“方城故事”里。

但方城也不是没有过老百姓因为上访而遭遇类似的厄运。

我就知道一件。或者说，我就亲身经历过。

方城有个叫高保刚的人。前些年，他因为上访，曾经也多次被拘留、绑架、殴打，最后那次，竟然还被政府雇佣黑保安从北京绑回方城，打得半死，差点把命都丢了。

我曾经为他这个事儿，写过3篇文章——甚至给自己也惹上了“麻烦”。

不过比较幸运的是，他反映的问题最后也总算是给解决了。

我现在把当时写的那3篇文章都贴在这儿，因为这也是真实发生过的“方城故事”。

文章比较长，有功夫的话慢慢看。

《中国之痛：痛并坚持着》

原载2016-03-16红色参考

2016年两会前夕，河南省方城县的高保刚与分布全国各地的两会代表、委员们一样，收拾行装，整理材料，踏上了进京旅途。但他整理的不是两会提案，而是上访材料。这已经是高保刚连续三年进京上访了。

一件“小事”引起的上访

高保刚坚持上访，缘于一桩13年前轰动郑州的“杀警案”。

2003年11月18日夜，郑州市石佛劳教所民警王某在值班时被杀。因案情重大，警方高度重视，此案迅速告破，凶手李黑子随即落网并主动供述他还曾杀过一人。此人就是与他合租共住的高保果，也就是高保刚在郑州打工的弟弟。

在凶手指认下，警方挖出了被害者的尸骨，并通知高保刚及父母到郑州公安局中原分局刑侦处抽血做DNA比对。比对结果和其他各种证据显示，死者应该就是高保果。高家人在悲痛之中已接受了这个事实，只要求将亲人的尸骨带回家入土为安。但警方告诉他们，此案尚未结案，DNA比对的准确率只有90%，还需再做一种“线粒体”检测才能最终确认。应该说，警方当时的说法无疑严谨负责，高家人只能听从，回家等待结果。但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这一等就是十年。

十年中，高保刚多次催问，每一次的答复都是“结果还没出来”。到后来，干脆连郑州警方留下的联系电话也打不通了。

高保刚的母亲也在这十年里积郁而终。她临终前唯一的遗愿，还是牵挂着成了孤魂野鬼的小儿子，什么时候能尸骨回家。

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高保刚才从网上得知，凶手李黑子，早在2004年9月25日就已被执行死刑。当时的新闻报道中，只说李黑子袭警杀人，并没有提到被害的高保果。疑问随之而来，那当年挖出来的尸骨到底是不是高保果?是，为什么不交给高家?不是，在没有结案的情况下，李黑子为何会被执行死刑?

2004年9月25日已被执行死刑的凶手李黑子(图片来自中国法院网)

这个疑问，只能还找郑州警方要答案，但警方继续推脱。问的急了，甚至说，这么多年过去了，几番机构调整，连当年办案人都找不到了，没法查。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高保刚开始向郑州市公安局的上级部门逐级反映。从河南省公安厅、省委信访局、省政法委，一直到公安部、国家信访局、中央政法委。2014年，经公安部信访批转，郑州警方再次通知高保刚抽血作“线粒体”检测。检测结果确认，当年的被害人就是高保果。

等了十年，结果还是十年前的结果，但高保果的尸骨却依然带不回家。当年的办案单位，而今的郑州市公安局建设路分局仍以“高保果案件尚未结案”为由回避了这个问题。但在高家人看来，这个答复显然无法自圆其说。既然鉴定结果已经确认，十年前凶手归案时也早已承认是他杀了高保果，那为什么“高保果案件”至今不能结案?即便不能结案，也不影响把高保果的尸骨交还其家人啊?高家人由此认为，警方一定是弄丢了高保果的尸骨。

郑州市公安局建设路分局给高保刚的信访答复

高家的推测不无根据，高保刚随后直接索要尸骨，建设路分局一位自称负责此事的“吴队”在多次接触中，一会儿说尸骨还在原地，当时只是取样;一会说埋尸之处早就盖成了房子，找不到地方了。但高保刚反驳，尸骨当年明明已被警方全部挖走，现场的土坑里只剩一个破被褥，自己去看过，当地百姓也能证明。而且埋尸之处正在两栋房子之间，至今也没变化。“吴队”后来又说领导已经开会研究，马上就会解决，让高家耐心等消息。再后来，这位“吴队”电话也不接了。

警方闪烁其词，高保刚只有继续上访。

2015年9月6日，高保刚在去中央政法委上访时，经过中南海府右街，路遇执勤民警检查身份证。因为看到了包里的上访材料，他被劝送至马家楼接济服务中心接受登记。在这里，高保刚遇到了来自家乡方城县的驻京值班人员周兴中。周热心劝告，不必上访，回家后家乡政府一定会出面协调，帮助他督促郑州警方解决问题。高保刚在半信半疑中，坐着信访办的车连夜回到了方城。让他始料不及的是，下车后，他即被以“非正常上访”拘留八天。

高保刚第一次因上访被拘留

在这份方城县公安局签署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上写着，“方城县独树镇烟庄村村民高保刚携带信访材料在北京中南海周边地区非正常上访，被当地公安机关工作人员查获并送到马家楼接济中心训诫。”“以上事实有违法行为人陈述、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训诫书、马家楼分流中心非访人员签收表等证据证实”。

但高保刚坚持认为自己只是从中南海经过，根本没有去非法上访;他也根本没有受到过什么训诫，“要是有的话，北京公安训诫我，为啥不把训诫书给我?就是给了你们，为啥不拿出来让我看?”因此他坚决拒绝在询问笔录和处罚决定书上签字，而且一从拘留所出来，直接去方城县政府法制办申请行政复议。在法制办他才得知，那位在北京承诺要帮自己解决问题的周兴中，原来就是方城县的政法委书记。

复议会有什么结果，可想而知。

2015年10月31日，高保刚再次进京。但这次他不是为找回弟弟的尸骨上访，而是直接去了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查问到底有没有那份让自己受到拘留的“训诫书”?在西城分局，他被告知应去府右街派出所查;到了派出所，说应该去马家楼分流中心。最后到马家楼的结果，是训诫书没有查出来，他反而再次被家乡驻京人员送回方城，以同样的理由拘留了十天。

2015年12月9日，高保刚第三次被方城县公安局拘留。这一次，不是因为他去北京上访，而是去了郑州。

在河南省委信访局门前，他被几个方城县信访局的工作人员认出后，不由分说架上车去，当天拉回方城拘留十日。这一次的理由令他难以接受，“到河南省信访局越级上访”，“违法行为严重”。

河南省信访局难道不是接待上访的地方？到河南省信访局上访，就是违法行为严重到必须拘留的的“越级上访”？

更令高保刚无法接受的是，拘留第三天，他怀孕中的老婆得知这个消息情绪受到刺激，早产住院，急需他签字做手术，而家里只有八十多岁的老父亲。根据有关法律规定，亲属代他向公安局申请暂缓执行行政拘留，但方城县公安局一位主管局长答复，郑州马上要开上合组织峰会，只能开过会再说。

高保刚第三次因上访被拘留，三次均拒绝签字

高保刚据此认为，是家乡政府在有意对自己打击报复。

高保刚上访，反映的是郑州市公安局的问题，按道理，责任人是郑州市公安局，应该与方城县无关。但中国现行信访制度中的“属地管理”原则，却使得最终承担维稳压力的却是上访人户籍所在的地方政府。尤其是每逢“两会”等国家重大政治活动的敏感节点，如果上访人在上访中做出什么引发重大影响的过激行为，第一追责的更是户籍所在地政府。而方城县政府又明显解决不了高保刚的诉求，疏通不了，只能堵截。堵截的手段，无非就是哄骗与打压;哄骗导致失望，打压换来愤怒;进而再次上访，在上访中激化矛盾甚至衍生新的矛盾。这根本就是一个恶性循环的过程。因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高保刚的上访，其实已经逐渐偏离初衷，演变成了他和方城县地方政府之间愈演愈烈的矛盾。

两会代表要扯淡  冤民首先关起来

2016年2月29日下午，当高保刚出现在北京永定门内西街甲一号国家信访局门前，他再次被方城县的驻京信访工作人员“请”上了回家的专车。这一次，他既没有从中南海经过，也没有去马家楼登记，完全是一次挑不出什么毛病的正常上访，但3月2日，依然被方城县公安局行政拘留十天。理由据说还是“越级上访”，但没有给高保刚及其家人送达任何法律文书。

这已经是高保刚在半年之内的“四进宫”了。

就在这天中午12：00许，高保刚被家乡信访工作人员控制的几个小时前，方城县所在的南阳市发生了一起震动全国的“越野车冲撞学生案”，一名刚退休的正处级检察官马高潮因“对社会不满，悲观厌世，制造事端”，在南阳一高门前驾车故意冲撞放学的学生，直接导致十二死伤。

两会召开在即，却突发如此恶性案件。可以想见，诸如高保刚之类反复上访、屡遭打击，情绪极易失控的“不稳定因素”出现在北京，将会给当地政府官员骤然增加多大的维稳压力。即便他要合法上访，但不可知的风险着实令人担心。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宁可错抓一千，不能漏网一人”，“不管什么事，开过会再说”已经成为基层政府官员维稳工作的重中之重。

据悉，南阳市仅方城一县已经向北京增派了上百人的接访工作人员。由政法委书记带队，除政法委、信访局外，公检法司等县直各单位及各乡镇均抽调专人赴京值班。

但即便是这样庞大的专职接(截)访队伍，在面对高保刚这样蜂拥而来的上访者的时候，仍显得力不从心，只能求助“外援”。

“截访”产业链  服务一条龙

2016年2月24日，方城县张海庆等12名为要求落实政策而集体上访的“文革两案人员”就在北京遭遇了一伙“黑保安”的绑架。

这群六七十岁的老人在北京一个小旅馆里刚登记好住处，就有地方政府的驻京值班人员找来，说县里在北京“坐镇接访”的政法委周书记要亲自接待他们，现场解决问题。当他们半信半疑中走出门外，一辆大巴车上冲下来二十多名年轻“保安”，目标明确，行动迅速，两人架上一个，懵懂之中将他们全部架上车去，而那位驻京值班人员却没了踪影。车子七拐八拐开到一处荒郊野外，勒令这些老人全部下车，搜身，交出身份证、上访材料等所有随身物品，不从即打。然后规定纪律：在车里不准说话，不准吃饭喝水，不准解手，否则就扔在这里。车上高速几个小时后，有老人说身体有病，憋不住要尿在车上。这才停靠路边，连服务区都不准进，让他们排队下车方便。

车行一夜，终于再次停下。他们这才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了方城县的高速收费站出口。而在此等候他们的，均为各自乡镇的政府工作人员和村支书。

据张海庆等人叙述，“就像买卖人口一样”，带队东北口音的保安拿着一沓身份证，念到谁的名字，乡村干部们“一手交钱一手领人”，同时交还随身物品。

几天后，又有二十四名南阳各区县进京上访的“文革两案人员”重复了上述遭遇。据其中来自方城县的史丰生讲，当他在高速路口被“交接”给自己家乡政府工作人员的时候，他听到，“3200元”。

其实，地方政府驻京信访工作人员在“零上访”、“一票否决”的压力下，为了完成“接(截)访任务”，雇佣“黑保安”不择手段“劫访”早已不是什么新闻和秘密。早在2010年9月24日，《南方都市报》就以4个版篇幅的《安元鼎：北京截访“黑监狱”调查》，揭露了以“安元鼎”为代表的众多保安公司，以关押、押送到京上访者为主业，在北京设立多处“黑监狱”，与地方政府签协议并收取佣金。

当众多国内外新闻媒体将这些“黑保安”为了赚取各地政府的高额“维稳经费”，绑架、殴打、非法拘禁上访群众，在“黑监狱”里或押运过程中屡次发生伤害、强奸、杀人等触目惊心的案例曝光之后，一条因上访应运而生的“灰色产业链”才为世人所知。

从这条产业链里攫取利益的除了“黑保安”，还有政府部门的一些常年驻京的信访工作人员。很多时候，他们一方面，是为了完成地方政府交办的接(截)访任务;另一方面，也能从给相熟保安公司介绍的“活儿”里吃回扣;有的甚至自己就直接设立一个“黑监狱”，雇几个人看守关押本地的上访者，直接牟利。据方城县很多老访民反映，当地信访局常年驻京工作人员孙玉成就曾在北京三路居租了处院子，以开旅馆为名收容关押上访者。说是旅馆，平日铁门紧闭，被“劝”至此处的毕竟都是老乡，当然不会像在“安元鼎”那样的“黑监狱”里非打即骂，但一进院子，也绝对失去了自由。大房间里一张挤一张的高低床，一日三餐则是馒头就咸菜。一个人吃住一天也不会超过20元的成本，但一转身，就向来接人的乡镇政府至少报销200元费用。

但相比在信访局里修改信访数据、销除来访记录的交易，孙玉成这种挣钱门路则无疑属于这条产业链的最低端。2015年7月6日，国家信访局原副局长许杰因涉嫌受贿610万元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在这一系列被称作“信访局窝案”的贪腐大案中，涉案者既有国家信访局的前副局长、前处长，也有各级信访部门前来挂职锻炼的工作人员。全国各地那些比高保刚幸运，费劲千辛万苦跑到北京，再突破围追堵截终于排队进入信访局、似乎可以长出一口气的上访者们，恐怕做梦也不会想到——个人上访2000元，集体上访4000元，事关地厅级官员或单位的上访一个号5000元——就会将上访者的所有努力和梦想销除一空!各省市信访部门为了减少当地在国家信访局登记的信访数量所花费的心思、投注的财力实在令人叹为观止!曾有报道，中国每年维稳经费已经突破7000亿元，甚至超过了国防费用。在这个天文数字里面，能有多少是真正用在了解决上访群众的问题上?

访民问题是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

在更早的2009年3月17日，英国《金融时报》就曾以《中国的上访之痛》讲述过这个问题：

“极少有上访者会从信访办那里找到解决办法，大多数人的境遇只会更悲惨。”“许多上访者尝试几次之后便放弃了——一旦他们了解到等待他们的是怎样的恐怖下场。但也有人会坚持数十年，在为他们上访过程中遭遇的殴打和折磨寻求公道时，甚至常常忘记了他们最初的诉愿。”

十八大后，习李新政。其中就有取消信访排名制度、废除劳教等多重举措，中央政法委、国家信访局更陆续出台了相关文件抑制地方政府因信访排名压力而催生的非法“劫”访现象。尤其是打出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这个“大老虎”之后，似乎一切罪责都可以推到了周永康身上，“中国的上访之痛”似乎已有望通过纳入法制化的轨道而从此得到纠正和解决。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方城县高保刚半年“四进宫”的案例从某种程度上颇能说明问题，而武汉“黑监狱”有增无减、南阳“非法上访学习班”变相存在等全国各地大量把上访群众当做“维稳对象”甚至“敌对势力”对待的事实更让人无法回避。

一位长期关注底层工农群众维权问题的新四军老战士、原湖北日报老记者丑牛曾通过走访调查，以第一手的材料将“上访族”归纳为中国的“第五十七族”：“谁能化解第五十七族，谁就能治理好中国，谁对他们进行镇压，就必然遭到人民的反抗和唾弃!”

2013年11月15日，因多次被截访者强行送回原籍，河南省鹤壁市连续进京上访四年的巩进军在最后一次被押送回家的车上，刺死刺伤截访者各一名。

2014年7月17日，河南省焦作市公安局中站派出所社区警务大队一中队院内，民警王军干被刚从北京带回来的当地老访民许有臣用水果刀刺中腹部身亡。

2015年5月11日，河南省安阳访民王和明在安阳县法院附近自爆身亡。王和明因不满法院判决已上访四年，据警方推断，他携带自制炸弹的目标就是距爆炸点已不足50米的安阳县法院，但途中意外发生了爆炸。

……

2016年3月8日，高保刚年过八十的老父亲平生第一次来到了北京。他要为儿子的上访被拘留而上访。

方城县驻京信访工作人员再次不辱使命，在国家公安部门前将高父成功“截获”。据说，方城县有关领导已经表态，两会结束，即由县、镇两级政府专门组织人员协助高保刚赴郑州市公安局反映诉求，解决问题。高保刚也在3月10日被“提前”释放，虽然他在走出拘留所的时候仍然没有拿到关于这次拘留的任何法律文书，而有关领导信誓旦旦的表态也早已不是第一次。

3月10日从拘留所释放回家的高保刚

在熟识的乡邻眼里，高保刚木讷、胆小，“一脚踹不出个屁”，这样的人怎么能“跟政府作对”?

2015年高保刚在北京上访中像很多外地游客一样参观人民大会堂，并请人帮助用自己的手机留下了一张老实而拘谨的笑容。

其实，从2008年杨佳上海袭警案、2013年厦门陈水总公交纵火案、2013年北京机场冀中星爆炸案、2016年银川马永平公交纵火案等等一系列事件中所反映出的，正是这个社会的运行机制出现了问题。它已经无力消除矛盾，而是在制造和激化矛盾了。

毫无疑问，杨佳、马永平等人都是害人者，但同时不能否认，他们最初也曾是受害者。我们更应该追问：

是谁，把他们从人变成了鬼？

2016年3月12日深夜，于北京

上面这篇文章发出后，我一直继续关注着高保刚的事儿，但遗憾的是，当地政府给他解决问题的“承诺”并没有兑现。甚至在一年后，又让他经历了一场堪比“王秀娥”的噩梦、差点把命都丢了。

于是，我写了第二篇文章。

两会第一天：上访者遭遇绑架殴打，昏迷中被弃高速公路

原载2017年3月3日，红色中囯

今天是2017年3月3日，“两会”开幕第一天。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政协工作报告中说：做好来信来访工作，反映群众利益诉求。——但他一定不会想到，一河南上访者高保刚在北京国家公安部遭遇绑架、殴打、被弃高速公路等一连串的噩梦后，此刻正躺在医院里无人救治。

高保刚家住河南省方城县，因其弟高保果2003年在郑州遇害后被警方弄丢尸骨而上访求助。没想到，他竟从此成为当地政府的重点“打击对象”（详见附文《中国之痛：痛并坚持着》）。

2015年9月7日，高保刚因在北京上访，被方城县公安局第一次拘留。

2015年10月31日，高保刚因去公安部上访，被方城县公安局第二次拘留。

2015年12月9日，高保刚因在郑州的河南省信访局上访，被方城县公安局第三次拘留。

2016年2月29日，高保刚因去国家信访局上访，被方城县公安局第四次拘留——而且这次没有办理任何法律手续。

2017年3月2日，高保刚又赴北京上访。当天下午三点左右，在国家公安部门前，他遭到了4名自称方城县驻京接访人员的劫持(为首者被呼“王局长”，据一张“2017年全国‘两会’期间方城县驻京信访值班人员名单”显示，该县公安局值班带队领导为副局长王岩超)。高保刚随即被四人强行塞进一辆方城县的警车，送到了新发地的顺来福宾馆。这个时候是下午四点。

“2017年全国‘两会’期间方城县驻京信访值班人员名单”，这上面显示的，应该只是该县驻京值班人员的一部分。

在宾馆一楼大堂里，高保刚见到了他的亲戚袁天甫。袁是在国家信访局门前，被驻京值班的方城县独树镇人大主席陈书先和镇政府工作人员张涛刚刚“劝”至此处的。这里是陈书先等方城进京值班人员的住地。陈说，他已经联系好了郑州公安局的“谷局长”在此接见他们解决问题，让等到五点钟。但陈随即借口身体不适上楼，只留张涛“陪”着高、袁两人。几分钟后，8个身穿“特警”制服的年轻小伙子冲进了大堂。他们不由分说，三个人架起70多岁的袁天甫就往外走，另外五人把高保刚摔倒在地，拳打脚踢。

袁天甫在挣扎中，被推上门外的一辆车上，即被两人夹坐在后排座位，并从口袋里搜走了手机。他透过车窗看到，躺在地上的高保刚正被那些人一边打着，一边往宾馆外拖。

当高保刚也被几个人撂上车后，袁天甫看到他已经满脸是血。而那几个人把他按到座位上，仍然用拳头往脸上头上打。袁天甫死命拉住一个人的胳膊，高喊“你们要把他打死了！”他们也看到高保刚在座位上已不挣扎，这才停手。

这辆七座商务车里挤了高袁二人和8个“特警”，总共十人。开到一处门口挂着“新发地巡警岗亭”的院子里。在这里停留了三个多小时，又塞上三个上访者后，天色已黑，车上留下四个“特警”押送，一路疾驰出京，奔上高速公路。

半夜里，车到许昌服务区，其中一名来自南阳邓州的上访者被“分流”到另外一辆押送车上。到叶县时又被接下去一人。这个时候，车上除了四名押送者，还剩下高保刚、袁天甫，以及另外一位来自方城县博望镇的上访者。

早晨7点左右，车下方城高速出口，早已等候这里的方城县博望镇政府工作人员接走了属于他们的人。高、袁二人所属的独树镇政府也派有群工站长张绍正和一个派出所的人，开着警车等着接人。

袁天甫在车里看到，张绍正塞给带队“特警”一沓钱，然后押送者就推他下车。这时的高保刚仍蜷缩在车后面，双眼紧闭一动不动。押送者把他抬下车扔在地上，但张绍正一看这种情况，不敢接收。跟押送者嘀咕了几句，那些人就又将高保刚抬上车，转头上了高速。袁天甫直到这个时候才看清，押送他们的是一辆黑色别克商务车，牌号是京QL0R25。

车上高速不久，停下。押送者抬着高保刚扔在路边，扬长而去。

7点39分，巡逻至此的高速交警发现了躺在高速公路上的高保刚，打120急救电话，把人拉到了方城县中医院。

但截至目前，高保刚只是躺在医院急诊室里，并没有得到任何救治。因为村镇两级的工作人员到医院后，一看这种情形，都表示管不了而离去，医院也任由高保刚躺在那里，至今已超过12个小时。

在这期间，袁天甫打110电话报警，请求拦截这辆绑架殴打他们的押送车，但没有结果。他接连给方城县县委书记褚清黎、县长段文汉、县政法委书记杨明雪等多人打电话发短信，也至今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袁天甫说，这是把人往死里逼啊，逼着人继续上访。

苏醒过来的高保刚则表示，已经无路可走了，宁可死在北京，不愿死在方城。

此前曾有新闻媒体报道，2016年8月20日，四川广安市岳池县镇裕镇半沟村68岁村民杨天直到北京上访，被拦截后遣送回岳池，一路上遭遇殴打，后丢弃路边死亡。据亲属看过杨天直的尸体照片说，“惨不忍睹”。

从高保刚上访开始，已经四次被公安局拘留，直到这一次遭绑架殴打后丢弃高速公路。

如果他继续上访，还会遭遇什么？

【2017年3月3日晚，21:00】

发第二篇文章的时候，我为高保刚担忧，他下一步还会遭遇什么？更为他愤怒，一个安分守己的老百姓，凭什么要遭到这种欺负？但是没想到，仅仅24小时后，不可想象的遭遇，就落在了我的家人头上。

于是，我不得不写下了第三篇文章。其实，这篇文章已经不完全是为高保刚了，同时也是为我自己。

2017年3月3日，两会第一天，河南省方城县进京上访者高保刚遭遇地方政府截访人员绑架殴打后，昏迷中被丢弃高速公路。

当晚，《红色参考》执行主编陈洪涛在红色中囯公众号发文报道此事，并有网友转载新浪微博、博客及相关网站。文章随即遭地方政府公关删除。

3月5日凌晨2:30左右，方城县公安局出动国保、网警等十几人围堵守候陈洪涛在方城的家。天亮后闯入家中，未出示搜查证强行搜查，并带走电脑主机一台。

3月7日，网上有传言陈洪涛处于失踪状态。这篇文章是身在北京的陈洪涛公开发布的情况说明。同时感谢各位朋友和众多《红色参考》读者的关心。

我在北京，等你跨省!——兼致方城县委书记褚清黎

3月5日晚，在外忙碌一天，刚刚回到北京的住处，一个从老家方城县传来的消息顿时让我震惊又愤怒!

3月5日凌晨2:30左右，我老婆在睡梦中，突然被楼下传来的一片人声狗叫惊醒，同时看到窗外明晃晃的手电到处乱照。这在漆黑寂静的后半夜里，自然是十分刺眼刺耳又令人惊悚的。我平常都在北京谋生，家里只有老婆一个人照顾着年幼的女儿和八十多岁的老母亲。她弄不清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只能凭声音和手电光判断，我家的房前屋后已经被一伙人围起来了。

这些人只是大声喊我的名字开门，并不说是什么来路。我家院里养着狗，我们那片居民区也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狗，此刻，远远近近的狗都已经咬成了一片。伴着大声的喊门，乱七八糟的脚步，横七竖八的手电光——按我老婆的说法，那可真像是老电影里，“还乡团”半夜回来了的情景。

我老婆当然不会开门，她大气也不敢出一声，只是紧紧地搂住孩子，生怕三岁的女儿会突然被惊醒哭叫起来。她后来说，她那会儿只感觉，似乎只要不出声，不开门，就能得到安全一样。

大概持续了半个小时，那些人可能是看到屋里一直没人应声，灯也不亮，好像是在外面议论着，这房子前后都有防盗网，没法进去。商量了一阵，脚步声远去。——还是比“还乡团”好多了，防盗网是挡不住“还乡团”的。

四处的犬吠渐渐平息，但我老婆仍然不敢出声，她屏声静气，悄悄摸黑起床。躲在二楼客厅的窗户后面，看到楼下院外的胡同里，似乎还有人影守候。

当然是一夜无眠。她就在提心吊胆的各种胡思乱想中，一直捱到了天亮。

天亮后，一切明白了——方城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陈XX、网警大队张XX等十几人闯进了我的家里。

他们的目的很明确，要找到我。说我用公众号发布了有关方城县高保刚上访的报道。

没有搜查证，但十几个人把屋里翻了一通。四处拍照、录像，最后扣押电脑主机一台，并要求我老婆把我找回方城接受调查。

我老婆焦虑我到底出了什么事，是不是惹了什么不该惹的人?我心里当然清楚，我是惹了一些人。但一切与她和家里没有关系，这事只能我自己处理。

好了，叙述完2017年3月5日凌晨发生在我老家的这一幕，下面就此事的来龙去脉，以及我所可能牵扯到的一切责任，用文字形式在这里交待清楚。以不使有关方面耗费警力，浪费公帑。

尊敬的方城县委褚清黎书记：

我是陈洪涛。因为3月3日网上传播的一篇文章《两会第一天：上访者遭遇绑架殴打，昏迷中被弃高速公路》，引起了方城县有关部门的重视，据说某些主要领导很恼火，所以已指令方城县公安局直接采取了行动。

目前，我本人由于工作事务，暂时无法尽快回去接受调查，所以选择以这种方式来说明问题、配合家乡有关部门的工作。而且因为褚书记是方城县的最高领导，也是方城县发生的所有问题的最高责任人，所以我选择向您来陈述事实。请放心，我写在这里的白纸黑字，将与我随后要在公安局做的笔录一模一样，绝无出入。您尽可依此判断事实，我也会承担相应的责任。

方城县有关部门认为高保刚上访被打的那篇报道与我有关。——是的，我承认。不仅是我发的，而且这篇文章本身就是我写的。

高保刚为什么连续几年进京上访，为上访遭遇了几次非法拘留，这一次又是怎么被绑架殴打后丢弃在高速公路上的？这些具体过程，我已经在3月3日的文章，以及2016年两会期间曾写过的《中国之痛：痛并坚持着》，这前后两篇报道中说的清清楚楚，恕我在此不再赘言。相信您会对高保刚这件事已有所了解，如果您真的因公务繁忙，对发生在您管辖范围内的这些事情从无耳闻，那么，请上网搜索这两篇拙文。虽然有关部门尽责删稿，但相信网上还一定会有没删净的文章供您采集民情的。

现在我要说说我为什么要写这些文章。

第一，围绕高保刚上访所发生的那些骇人听闻的事实都是真实存在的。不说接连四次的非法拘留(第四次到现在连拘留证都没有)，把一个打伤昏迷的人大清早扔在高速路上可能会导致什么后果?如果不是高速交警巡逻发现，恐怕高保刚早就成了车下冤鬼!是不是有些人就盼着他这种“刁民”死了才好?这种草菅人命的恶行难道我们不该谴责?我相信不仅仅是我，而且每一个有同情心、有正义感的普通人了解到这些事情之后都是会有所触动的——包括您在内。只不过我们每一个人的条件、能力不同，在我，可能只是以我所长，写篇文章来表示同情；在您，可能就会用党和人民赋予您的权力，帮助他积极协调，解决问题。

第二，高保刚被绑架殴打丢弃高速公路上之后，我得知方城有人传言，政府截访的把一个上访的打死后抛尸高速公路了。因为我已经知道了事实真相，我认为这种荒唐的传言是对家乡政府的极端不负责任，明明没有打死嘛!只不过是打伤了而已。如果任凭这种“三人成虎”到处传播，势必对家乡政府造成恶劣影响。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已经掌握了第一手材料的人，有责任澄清事实真相，以正视听。

第三，高保刚的上访问题早晚需要解决。如果只是推拖或打压，极有可能酿出更大的事端。对他本人，对相关部门，都有可能造成不可预知的祸患。这不是我危言耸听，杨佳、陈水总、马永平等前车之鉴犹历历在目。高保刚虽懦弱老实，但如果不疏通解压，他那长期紧绷的神经也难免一朝崩断。我想，您也一定不愿意看到，在您的责任范围内出现那种不该发生的悲剧吧?如果以我微弱发声，能使有关领导和部门重视起来防患于未然，那也算我这个在外游子对家乡和谐建设，做出的一点贡献吧。我相信习总书记是不会反对我这种做法的。

3月3日深夜，我通过红色中囯公众号编辑发文。3月4日上午，就有人在公众号后台留言，说应地方政府委托，商量有偿删稿，“有什么要求只管提出来”。而据我了解，直到这个时候受害人高保刚仍躺在医院，尚未得到有关部门认真过问。所以我拒绝了对方的要求，直言我们这个平台不是社会媒体，从不有偿发稿，自然也不接受有偿删稿。如果无助于推进受害人问题的解决，就把稿子删了，那将有违我们红色中囯公众号的立场和初衷。如果有关方面能积极面对问题，考虑从源头解决，我们自会尽义务协助配合。

3月4日晚，我用手机看到，公众号的文章已被举报删除，很多朋友转载到博客、微博，以及一些网站上的文章也基本被删除一空。我真是忍不住感叹，如果咱们家乡政府能以这种不惜金钱、迅速有效的行动能力，去解决类似高保刚等上访群众的合法合理诉求，那习总书记该会多省心，能腾出多大的精力、时间去打老虎拍苍蝇，关注国计民生啊。

随后的事情就是前面说过的。方城县公安局出动国保、网警等十几人，闹出了那么大的动静。按我老婆的描述，其中还有多名二十几岁人高马大的小伙子，黑压压一片把我家里都占满了。不管我八十多岁老母亲的惊惶不安，不管我三岁小女儿的惊恐哭叫，不管我老婆一个家庭妇女反复表明陈洪涛本人在北京不在方城——只管把我家里翻得乱七八糟，扬长而去。

尊敬的褚清黎书记，我写有关高保刚问题的报道时，从来就没有考虑过不让人知道。我十分清楚以有关部门的技术手段，查清一篇文章的来源和作者的身份简直就是小菜一碟。但我依然如此“有恃无恐”，是因为，我认为我的所作所为是合理合法的，我为弱势群体代言是理直气壮的，我揭露某些部门某些人的犯罪行为是责无旁贷的，我看不出来有哪些地方触犯了法律政策。我的身份从来都是公开的，不用有关部门上什么手段，随便百度一下，网上很容易就能查到。我是《红色参考》的执行主编，我们的平台和刊物宣传红色文化;我个人信仰马列毛主义，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希望国家富强，人民安居乐业，大多数人能获得公正公平。我的思想和立场清楚明白，写过什么文章，甚至我的照片，我的联系方法，都是公开的，公安局要找我是再简单不过了。有必要用那种明知我不在家、疑似恐吓骚扰无辜妇孺的流氓手段吗?!

当然，尽管我自认为，心里没闲事不怕鬼敲门，尽可以劝慰家中老人孩子安心放心不要担心。但我也很清楚“因言获罪”与“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现实社会中意味着什么。有关部门不是扣押了我的一台电脑主机吗?当然也会“查获”一些类似陈洪涛为方城县工农群众保卫毛主席像，抵制强拆写过的文章、代理的材料;为失地农民鸣不平，为下岗职工呼吁，以及帮助弱势群体揭露贪官污吏违法乱纪欺压群众的“证据”。这自然会让方城县的某些人更加耿耿于怀，非得借此机会出了这口气不可。那没办法，我就是干这个的!你们可能视之为“多管闲事”甚至“犯罪”，但我却认为，这就是我对信仰追求的一种践行，并愿意坦然为此付出代价。不管什么形式，我早有思想准备。

记得2007年与方城县公安局某警官一次公事公办的接触中，他问我，你有啥信仰没有？我说，有。我信仰马克思主义。那位警官脱口而出：别扯淡了兄弟！咱说点正经的好不好？——十年过去了，可能现在会有更多的人认为我在扯淡吧。甚至认为我脑子有问题，不知道想办法多挣点钱让小日子过得更好一些，总是去做那些“不可理喻”的事。但我真是就这样了，无药可救。千万不要指望亲戚朋友劝说我，拿老婆孩子要挟我!我的父亲解放前跟着毛主席为人民打天下，解放方城他就流过血，上甘岭他打过美国鬼子；文革中跟着毛主席继续革命，毛主席逝世后他被关进监狱。他什么也没给我留下，就给我留下了这股子精神！有人视我为“文革余孽”，我倒认为我这样的人才叫红二代！

图为陈洪涛到李讷王景清家中约稿并与老人合影留念。摄影/尚恺

这件事发生以后，网上有传言我处于“失踪状态”。包括著名左翼媒体人宋阳标在内的众多朋友、同志都很关心我，到处打听我的下落，要热心提供帮助;《红色参考》的读者纷纷留言问候;海外的一些朋友也通过不同方式表示关切，真是令我感动!这也说明“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啊。除了真心感谢，我自然更不能辜负我的朋友和同志。我在北京，尚且安好。该我做的事，我一定会做到底的。

尊敬的褚清黎书记，家乡政府现在北京担负值班任务的人很多，除了县政法委书记，仅公安局就有主管指挥中心、情报中心及网警工作的副局长等16名干警在此尽职守责。有需要我配合调查的，尽可以在这里跟我联系。即便不知道我的住处，不想“打草惊蛇”，那随便一定位，像对待高保刚等人那样将我即刻抓捕归案、押送回家岂不是分分钟的事?我不会给他们增加执法难度，可以尽量配合的。但我也把话说清，如果他们不找我，我是不会去主动找他们的。因为我有我的事要做，我忙的很，不然也不会到现在才抽出空给您写这封信，所以不希望无端浪费我的时间。另外要重复一遍，我的事情我负责，还请不要再去给家中老幼徒添烦扰了。今天正好是三八妇女节，全社会都应该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啊。

顺便向您反映一下，高保刚的“诊断证明”昨天已经出来，在相关人员严密监护下，结果虽似轻描淡写，但仍显示“右眼眶内侧壁骨折”、“右眼钝挫伤”等，被殴打明显属实，不知是否已构成伤害案件?相关责任人是否同时还有绑架、非法拘禁等刑事罪名需立案处理?趁两会期间北京有方城的值班警察，是否正好督促他们按程序展开调查?我在那篇文章中，已经充分提供了时间、地点、人名、车号等足够详细准确的案情线索，我都能查出涉案车辆的车主是谁车是哪里的，你们破案自是不难。当然，案发地在北京，高保刚或其委托代理人，如果直接来北京市公安局报案应该更合规范。

好了，事已说清，不多打扰。

我在北京，静候跨省！

陈洪涛，2017年3月8日23:00

后记

这篇文章是2017年3月9日中午发出去的。发了之后我就关掉了手机，因为我能预想到，会有很多人给我打电话，我不希望受到干扰——即便是一些出于关心的善意的劝解。

尽管如此，当天晚上，我还是听到了一个消息。说，高保刚的问题解决了。

据说，方城有关部门会同郑州方面，与受害者高保刚家人紧急磋商，达成了谅解。

13年来，高保刚一直追要的弟弟高保果的尸骨，终于得到了明确答案——没有了。只剩下一截指骨作为原办案机关收存的物证标本还在。

对此，原办案机关和方城有关部门给高家道歉，赔偿。

高家接受了这个结果，不再坚持追责。——不接受又能怎样？不管怎么说，高保刚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毕竟还算是要到了一个说法，就从我这个一直对他抱有同情的局外人的角度来看，也只有如此了。

此事就此翻过。

现在回顾高保刚这件事儿，让我还有点感慨。

第一，这件事完全可以不拖13年的。

如果一开始，就真正有人抱着负责任的态度，高保刚完全可以不吃那么多苦头，不受那么多的罪。有关部门也完全不用像后来那样费那么大的事儿来解决这个问题。即便高保果的尸骨真的就被“弄丢了”——其实一具尸骨又怎么可能会被“弄丢”？不过现在已经不必再质疑这个问题了——即便真“弄丢”了，其实，只要实事求是地说明情况，道歉，顶多有象征性的“赔偿”，高家人不见得不接受。事实证明，高保刚如此执著地上访，也并非就是像这中间有些昧着良心的政府干部所说的那样，就是为了那最后的“赔偿”。

——他就是为了要一个说法。而且，越是在要说法的过程中遭遇更多、更大的不公正对待，他就越是必须为自己最终要到这个说法。这可能是那些没有遭遇过不公正对待的政府干部们所不能理解的。

高保刚在得知弟弟的尸骨已经没有了，只剩下一截指骨的时候，并没有对有关部门提出的“道歉赔偿”表示什么异议，根本没有像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去不依不饶，“讨价还价”，他只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只剩一截骨头他也要要回来，埋在老家。

后来，高保刚就又去了一趟郑州，把弟弟留下的那截指骨带回了方城。埋在了距过世已十年的母亲坟头不远的地方。18岁出门打工时，曾经留下过一句“挣不到钱不回家”的高保果，总算是在十几年后回家了。

——所以怪不得咱小时候老年人总教导，人不能乱说话啊，看来是有道理。好多话都有可能“一语成谶”的。

虽然这事儿一开始跟我没任何关系，我原来也不认识高保刚这家人，是在无意中知道并卷进来的，而且在为高保刚“打抱不平”的过程中，也遭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也算是“无妄之灾”吧，但我不后悔，觉得值。

高保刚在拿到有关部门的赔偿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跑去我家，送去了10万块钱。我在北京，并不知道此事，我家人也没有接受，但打电话给我说了这件事。我对家里人的处理方式很高兴。

后来我回到方城，高保刚又拿着钱送去，我仍然谢绝了。但我对他讲，你能这样做，我很高兴。这说明你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虽然我也并没有真正为你做出过什么。但你能记着我一份情，这就足够了。因为就像你受了那么多苦还要上访一样，你不是为了钱，我力所能及地帮你，同样也不是为了这个。不管我在这件事上帮没帮上你，但有你承这个情，以后能像走亲戚一样，知道这儿有你一个哥，这就足够了。

说实话，每次回方城，没少吃高保刚家自己地里种出来的红薯，花生，自己打的苞谷糁……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呢？

还有一个感慨，就是关于我自己的。当时老家有关部门那么兴师动众深更半夜跑到我家，吓唬我的妻女老小，还搜走了我的一台电脑，后来在我第三篇文章发出后，也都给我送回去了，还委婉地表示了歉意。

说实话，虽然因为家人跟着我受了他们的惊吓，我心里很不痛快，但还是尽可能地去理解他们。

他们也是工作，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嘛。

后来此事过去以后，我有机会跟他们中间的一些人认识、见面的时候——有些人虽然与我只是“工作关系”，但抛开工作不讲，都还是挺不错的朋友，互相熟悉了，坐在一起说话随便了，我还是说了自己的看法，工作要做，也要有自己的分寸。有些时候，也不见得领导交办的工作都是对的，“工作对象”都是错的。周永康以前可算是大领导了，他当初交办的工作都是对的吗？——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嘛。

但里面也有个别人，我是至今“耿耿于怀”而不会原谅的。

比方说，有一个副县级的领导。是县政协的副主席，不知道什么缘故，他参与了高保刚这件事的协调处理，我听人讲，他指着一张我的照片说，看看他都跟啥人在一起，他就是个反革命！——他可能不认为高保刚那么执著地上访是他们做的有啥不对，而全是受了我这样“别有用心的人的蛊惑”，以此来吓唬高保刚的家人与我保持距离，似乎这样就能把问题解决了。

那张照片本来就是挂在我家墙上的，应该是有关部门去我家搜查时作为取证材料给翻拍走了。

那张照片，就是我跟毛主席的女儿李讷，和她爱人王景清的合影。

我就是听人转述了这位县领导的这个话，才在写那第三篇文章“我在北京等你跨省”的时候，专门把那张照片放在了里面！

我不觉得跟毛主席的家人在一起照张合影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相反，我觉得那是我的光荣，不怕他们看到。

这位县政协副主席以前当过信访局的局长，我对他印象最深的是，他主管群众信访工作时，曾经对方城县一些上访要求落实中央政策，解决生活问题的老同志说过这样一句话——最好的解决就是拖！拖到这些人都死完了，自然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有这样的人管信访，难怪方城会出现高保刚这种匪夷所思之事。

此人对上访群众是这种态度，但对领导可是很会曲意迎奉、婉转承欢的。他曾经出过一本书，叫什么公务员的成长“启示录”，其实就是吹嘘自己如何给上级拍马屁给同事勾心斗角给下级穿小鞋，整个一套在官场上钻营投机的厚黑庸俗经验，曾经有一段时间竟然堂而皇之地摆在县一宾馆的每间客房里。有一年，我的一位朋友，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位政治学教授跟我一块儿到方城，住在一宾馆，早上我去接他时，他拿起床头上的这本书让我看，说你们方城怎么还有这样的人啊，我昨晚睡觉前翻了翻，这样丢人现眼的“官场现形记”竟然也敢出书，竟然还公开推荐给外面的人看，这书能卖给谁呀，是不是公款出的呀？

我当然不知道他是自费还是公款出书，这也跟我没有一毛钱关系。不过这样的书摊派推销给单位应该是自然的了。后来我见到一位县里负责宣传口的领导时，忍不住说，你们以后别再把这种垃圾放在一宾馆的客房里了，让外地人看了，还以为咱方城官场上的领导都是这种庸俗世故小人呢，多丢咱方城的人啊。

这位领导的名字我也不屑一提，就给他留一点面子吧。不过从高保刚那事儿之后，我一直想着，以后有机会再见他时，得告诉他，老子可不是什么反革命，你特么的可是走资派！

2019年11月25日，回到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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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方城人。来源：方城故事。责任编辑：黄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