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时期著名现实主义画家威廉·鲍威尔·弗里思（William PowellFirth）1888年的作品《穷人与富人》
为什么那么多学者把贫穷责任都归咎于穷人？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政治学家丹尼尔·特雷斯曼（Daniel Treisman）写道：“在民主国家，收入不平等在理论上可以自我纠正。占人口大多数的穷人应该投票向富人征税，将所得分配给他们自己。尽管特雷斯曼指出，穷人没有这样做的背后有许多原因，但他更关注的是穷人的政治无知、他们对经济不平等的错误认识以及“数百万人希望自己的财富处于平均水平上下的平庸的愿望”
许多其他学者也提出了类似的论点，将经济不平等归因于穷人的投票行为和态度。例如，耶鲁大学的政治学家伊恩·夏皮罗（Ian Shapiro）声称，大多数穷人不希望富人缴更多税，因为他们不把自己与富人作比较，而是将自己与社会关系中与自己更亲近的人作比较。
但正如我即将出版的书《Class Attitudes in America》中所说的那样，这些论点的基础是不稳固的：他们认为穷人有机会直接投票决定是否向富人征收更高的税收。事实上，在代议制民主国家里，人们只是投票选出政客，政客制定政策。但这种代议制不能保证政客们会做公众想做的事。
与其把经济不平等问题归咎于穷人，不如看看当真正允许公众直接就增税问题投票时会发生什么。
近年来，美国实行了多项举措给了选民增加高收入者税负的机会。在大多数情况下（尽管不是全部），这些措施是成功的。2016年，缅因州选民对那些收入超过20万美元的人额外征收3%的税表示赞赏。同年，加州居民也投票决定提高富人的税收。
未来也会有更多相同的事情发生。例如，在马萨诸塞州，一项宪法修正案提议对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人增税。这项提案将在今年晚些时候进行不记名投票。最近的一项民调显示，该州登记选民的四分之三支持修正案。对美国全国代表性样本的调查始终表明，多数人希望富人支付更多。美国穷人尤其可能支持对富人增税。
换句话说，问题不在于穷人反对增加对富人的税收。问题是他们想要什么往往无关紧要。正如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马丁·吉伦斯（Martin Gilens）的一篇有影响力的文章所指出的那样：当美国穷人甚至中产阶级的观点与富有的资产阶级不同时，他们在公共政策上几乎没有发言权。吉伦斯总结道，“对实际政策结果的影响似乎只留给那些收入分配顶部的那些人。”
想想2017年12月共和党通过的对富人减少税收的法案。这项立法在历史上不受欢迎，因为它将财富大量转移到高层。如果结果取决于公众舆论，这项法案就会付之一炬。但这项法案最终还是通过了。
这个现象其中一部分与收入不平等的增长和对政客提供资金支持的阶级的力量有关。但它也从一开始就融入了美国的政治体系。宪法制定者通过限制他们对选举代表的投入，有意识地降低了普通公民的影响力。詹姆斯·麦迪逊认为，国会应该“通过一个选定的公民团体——国会代表这个媒介来扩大公众的意见。”他希望这些民选官员能继续制定“比人民自己宣称的更符合公共利益”的政策。麦迪逊认为代表们不会听从民意，他认为这是一件好事。
宪法的制定者特别担心穷人可能对公共政策产生影响。正如社会科学家迈克尔·德尔利·卡皮尼（Michael Delli Carpini）和斯科特·基特（Scott Keeter）所观察到的那样，立宪者“倾向于将社会经济地位与公民能力等同起来。”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译者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美国军人及开国元勋其中一员，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美国宪法起草人之一与第一任美国财政部长。他是美国宪法重要的解释者和推动者，也是国家金融体系、联邦党、美国海岸警卫队和纽约邮报的创始人）作出保证，国家立法机构“几乎完全由土地所有人、商人和学者组成”。如果汉密尔顿今天还活着，他也许会高兴地得知百万富翁在国会和最高法院都占多数。他们还控制了过去13任总统中的9任。然而不知何故，许多人仍然指责穷人在政治体系中缺乏影响力，尽管该体系旨在限制他们的影响力。
的确，投票权不再局限于白人男性地主。很多穷人不参与政治选举也是事实。但并不是说他们拒绝支持对富人增税。相反，许多人的生活经验与政府的决策很远，特别是与社会福利体系或者监狱式的国家很远。还有些人由于监禁或重罪被完全排除在投票之外。
那么，为什么穷人不投票向富人征收重税呢？这很简单：因为他们没有这个选择权。我们更应该问的问题是，“穷人怎样才能获得更多的权力？”
来源：《雅各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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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责任编辑：黄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