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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医生被杀害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12月24日早晨6点钟，在民航总医院值夜班的杨文医生，被正在与她聊天的患者家属孙文斌突然从背后揪住头发，扼住颈部，连砍数刀，倒在血泊中。

案发现场的视频监控截图

事情发生以后，北京市卫健委组织的来自北京协和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和北京同仁医院的抢救小组到达了民航总医院参与抢救。

经过长达13个小时的抢救，杨文医生还是离开了这个世界，照常升起的太阳，她再也感受不到了。

一位参与抢救的医生回忆：

医院的急诊科门口停着7辆警车，抢救室现场有大量血迹，杨文医生躺在抢救床上，满身是血，颈部有多处刀伤，其中一刀砍断了右侧颈全部肌肉，砍断了食管、气管、颈内静脉、颈总动脉，和通往身体的神经，连颈椎骨都断了

孙文斌的手段相当残忍，和恐怖组织毫无人道的斩首没什么不同。

可以说，凶手从一开始，就是以杀死杨文医生为目的的。

虽然27日孙文斌以涉嫌故意杀人罪批准逮捕，但大家还是很愤怒。

这不是一个医疗纠纷问题，而是非常严重的刑事犯罪。

而且这起事件，是近十年来，中国近300例伤医事件中，激越程度最严重的一件。

从2012年的安徽医大杀医案、东莞长安医院杀医案，2013年的湖南衡阳杀医案、温岭杀医案，2014年的内蒙古包钢杀医案，2016年四川绵阳报复烧医案、徐州杀医案，2017年的天津杀医案，到如今的杨文医生之死，医患矛盾愈演愈烈，从未停止。

一个事实是，那些暴力的手段，不止伤害到了当事人，还伤害到从业者，伤害到许多即将踏上医生职业的医学生。

多少医学生都在说，学医不仅累和苦，得不到尊重，而且还有生命危险，自己心越来越寒了，坚决不能让自己的后代学医。

另一个事实是，这种恶性事件的影响，不止某个个人，某一家医疗机构，还影响着医生和患者这两个相互依存的群体。

医疗是国计民生的大事，与每个人息息相关。每个人都有可能是患者，每个人身边都有从医者。

这件事又一次极大地消耗了医患双方的信任，无形之中制造和激化了矛盾。

可是，医生和患者，本不该是两个对立的群体。

昨天，中国医师协会健康工作委员会成员联名发声：严惩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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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回应和运动，说实话，我们见过太多了。

有意义吗？抱歉，意义不大。

因为这种运动从根本来讲，还是在诉诸良知。

令人寒心的是，做出这种极端事件的人，良知已小于等于零。

孙文斌全家，并不对杨文医生的离世，感到抱歉，相反，他们没有任何愧疚。

这从杀人之后，他们的反应中就能看出了。

据“八点健闻”报道，杨文去世的早上，孙文斌的家人问值班医生，心率这么快，你们不管吗？下午，有五六个人围着质问，老太太什么时候可以住院，且不让医护人员抽血检查、复查CT。

事发第二天，孙文斌的哥哥还在问，老太太为什么越治越差。

人家根本不care被害者的死活。

不仅不关心被害者的死活，还对自家人的杀人动机，遮遮掩掩。

据一位医生回忆，杀害杨文的这把刀，是孙文斌在3天前就备下的，早在四五天前，他就扬言要杀了杨文。

而在28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对孙文斌姐姐进行的采访中，其姐称，事发之前孙文斌没有杀人迹象，她不知道刀是从哪里来的。

有良知的正常人都对医生杨文的离世感到震惊悲愤，可良知打不动患者家属。

医生去世时，一同死掉的，还有患者家属的良心。

因此，用良知抵制暴力，等于鸡同鸭讲。

那么，导致患者家属丧失良知的，最终造成杀人惨剧的，究竟是什么？

这次杀医事件，一直没人采访到当事人，但从孙文斌姐姐孙英与《中国新闻周刊》的对话中，我发现医保问题或许是激化矛盾的关键。

孙英说，他们和医院的一个矛盾在于，能否将母亲从急诊科转向住院治疗，但得到的回应是医院没床位。

她说，在急诊治疗下去意味着无法使用医保而需要自费，但家里的经济情况不好。

据孙英介绍，随着母亲病情每况愈下，医疗费用不断增加，让孙文斌不满，他总是唠叨，“想住院又不让咱们进，医院就想置咱们于死地，让咱们把钱都花在这儿，倾家荡产”。

从12月4日进医院，到24日杀医事件发生，这20天不能走医保的急症治疗，是不愿花钱的患者和不愿报销的医院之间的矛盾，是此次惨剧的导火索。

这就要说道说道我们国家的医保制度了。

3

我们的医保制度是怎样的呢？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医保卡是一张存着医保费用和医保额度的直接结算卡，看完病刷卡结算，然后去相关部门报销即可。

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医保控费影响着每个医院每年能报销的额度。

即医院每年会收到各类疾病可报销的数额预算，超过这个额度之后，医院要自负盈亏。

在这种情况下，出于经费考虑，医院会选择放弃一些治愈几率小、年龄大、报销多的病人。

患者在家属眼中是病痛承受者，但对医院而言，比起活生生的人，他们更像是贴着“自费病人”、“医保病人”、“重症病人”和“康复病人”等形形色色的标签。

每一种标签，既与相应的诊疗选择相关，也涉及一整套的医疗服务的收益与风险计算。标签的背后，是不同监管部门的不同考核体系，是前前后后不断出台或更迭的政策与指令，是或明或暗、令人难以琢磨的显规则或潜规则。

说直接点，患者眼中珍贵的生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场用数字衡量的生意。

所以大家应该明白了，这起案件中，孙文斌95岁高龄的母亲，对于医院而言，无疑是烫手山芋。

北京医保一览表

如果她住进医院，治愈几率聊胜于无，年龄偏大，报销金额多，影响的是医院的业绩。

也因此，基于对医院预算的考虑，院方并未让孙文斌母亲进入住院部，而急症高昂又无法走医保的费用，成为了此次事件的导火索。

年老的，复杂的病人，医院出于自身考虑而不敢收。

没办法，虽说医者仁心，但机构不可避免的都趋利避害。

在医保控费机制下，每个医生治疗的病人医保预算超额，他们要自负盈亏。而且病人周转率低、满意度低，会影响医生和医院的评级。

因此，收重病人增加医患风险又不多拿钱的事情，出力不讨好。

看似剑拔弩张的医患关系背后，其实是一张巨大的利益网。

医生只是站在明面上，专业背锅，仅此而已。

病人家属，是把对整个医保体系、医院机构的不满，发泄到了一个又一个无辜的杨文医生身上。

就像一个微博网友回忆起六年前的知道这个制度时所预言的那样：没想到这么多年以后，一点都没变，只有伤医和杀医变得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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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雷斯林。来源：为你写一个故事。责任编辑：郭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