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肺炎病毒还在人间肆虐。截至2020年1月26日晚，根据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全国确诊2700多例，疑似2500多例。这几个惊人的数字无不在警醒我们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必须严肃对待这次来势汹汹的疫情，不可有任何的松懈。
对于这次新型肺炎疫情的发源地武汉的居民来说，在将近1个月的时间里，他们见证了过山车般的事态发展。自1月6日开始到17日，武汉新型冠型病毒12天未报告一例新增病例，并在较长时间内一直强调“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的证据”，在相当程度上导致社会各界缺乏警惕，疏于防护，导致500万人离开武汉，疫情扩散；到了后来，确诊数字呈指数上升，春节前夕武汉突然发布“封城”令。疫情的迅猛蔓延造成了社会一定的恐慌。当地政府在疫情初期的盲目乐观与“冷处理”的措施，很可能是造成如今严峻情况的主要原因。抗击疫情宝贵的时机被信息管控所延误，武汉官方前期对疫情的轻慢和封城后官员们的应对失措，也引发了社会舆论的种种议论。最近，相关官员已经公开表达了歉意。行胜于言，希望湖北省相关官员能真正吸取教训，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上下同心，尽快打赢这场抗疫战！
怎样抗击传染病？绝不是“冷处理”与隐瞒，而应该充分发动群众，“群防群治”，信息公开，让群众具备起码的与传染病斗争的意识，在疫情发展的前期，在宝贵时间内即时扑灭疫情发展的苗头。这才是正确的抗击方式，并且，这种方式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已被证明是对抗传染病的有效手段。
让我们回到毛泽东时代，回看在那个时代，人民群众是如何对抗在当时的一种，危害程度丝毫不亚于SARS的传染病——血吸虫病。
血吸虫病，或许大家很多人并不清楚这个病的来历与症状，但对于当时血吸虫病流行地区的人民群众来说，可以说是不治之症。
二十世纪中叶，血吸虫病曾给我国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十几个省、区、市的劳动人民带去深重的灾难，夺走了众多人的生命，被称为“瘟神”。血吸虫病曾遍布我国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十几个省、区、市，受威胁人口达1亿以上。大多数患者骨瘦如柴，腹大如鼓，丧失劳动能力，妇女不能生育，儿童成侏儒。血吸虫病严重的地区田地荒芜，家破人亡。江西省丰城县白富乡埂头村，之前本有1000多户人家，到1954年因此病仅剩2人；安徽省的宁国县和歙县因血吸虫病，出现了“棺材田”“寡妇村”。可以说，这样的致死率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无法想象。由于当时受到卫生水平限制，人们无法清楚认识到它的传染机理，一人得病，全村感染也成为了血吸虫病疫区的常态。
新中国成立后，血吸虫病受到了政府，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毛主席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要把疾病当敌人看待，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紧接着，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也成立了，在疫区，人民群众向血吸虫病正式宣战——这场载入史册，震惊世界的战斗打响了。
首先，预防血吸虫病的群众运动蓬勃兴起。1957年国务院下文，令各省、市、县都要建立血吸虫病防治机构，并在《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明确规定：“在七至十二年间消灭血吸虫病”。此后每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血防领导小组几乎都有相关文件下发。各省、市、县颁发的各种文告、指令难以计数，且从省、市、县到乡镇四级，都迅即建起了血防机构。各类宣传机构在那场以举国之力送“瘟神”的运动中也出了大力。据不完全统计，在1955年以后的20年间，仅中央血防办公室组织拍摄的科教片就有四部，又摄有故事片、新闻纪录片各两部。此外，各省、市出版的画册、小说、诗歌、歌曲、连环画、科普读物也浩如烟海。曾任中央血防小组组长的魏文伯同志，还亲笔写下了《送瘟神三字经》以传世：“血吸虫，害人精，粪中卵，要小心。粪入水，卵变形，长毛蚴，钻螺身……新社会，传佳音，党号召，送瘟神。断病源，要认真。搞防护，不可轻，粪管好，肥成金……” 至于基层的各防治机构，则以印发资料、巡回放电影、有线广播、墙报、文艺演唱等形式，将宣传工作做到了田间地头和千家万户。
对于防治血吸虫病，防是关键。因为患病者的数目再多，若不新增病员，以新中国之力，总有一天能将其“基本治完”。染病者总是在增加，是因为血吸虫孵化的“中间站”本是钉螺，而钉螺又生于野外，数亿农民又必须终日在野外劳作，故如何消灭钉螺便成了防治工作能否成功的关键。但南方十几个省、市、区面积广阔，地貌复杂，要将其每一寸土地都查遍、“刨翻”，绝非易事。
这该怎么办？毛主席给出了答案：放手发动群众，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只有依靠群众，才能做好工作。
轰轰烈烈的“灭螺战”打响了。当地群众针对不同地貌，创造出了结合生产围垦荒洲、堵汊、不围而垦、矮围垦种、筑圩蓄水药浸、开新沟填旧沟、修筑“灭螺带”、药杀、火烧、火焰喷杀、药物泥糊和机动喷雾器喷药、拖拉机机耕灭螺等行之有效的方法。以重灾区江西余江县与华容县为例，1958年11月5日，钱粮湖灭螺围挽工程开工，投入劳力18.82万人。至1959年1月13日第一期工程告竣，围挽洞庭外洲有螺面积三十万亩。”当时华容县的总人口也就40来万，投入的劳力数几乎近半，可见该县灭螺的决心之大，亦可想象当年该县的灭螺规模之宏！试想两三百平方公里的荒洲阔野，一夜之间被密如蛛网的“挑土大军”布满，且红旗猎猎，所牵的无数有线广播都“唱”着“灭螺战歌”，那是一种何等壮观的场景！围挽成功后，县里又迅速将血防指挥部迁往新挽，采取各种方法，就地指挥已挽面积的灭螺工作。
“1958年12月8日至28日，全县出动劳力6346人，耕牛3514头，对洞庭湖堤3华里长的外洲进行了垦荒灭螺。20天时间翻耕洲滩5.47万亩。”此段时间与该县当年围挽钱粮湖是“同期”，可见证该县当时参加灭螺的总人数高达19.5万人，占全县人口的一半。江西余江县从1956年春至1957年冬，先后为灭螺填掉旧沟347条，全长19万余米，填土一百多万方，开新沟119条，全长11.6万多米，挖土44万多方；扩大耕地面积532亩，改善灌溉面积1500多亩。他们还用铲草积肥、三光灭螺等多种方法，消灭屋基、墙脚、树蔸、石桥缝中的钉螺。经过两年苦战，余江县人民消灭了传染血吸虫病的祸根——钉螺。”这是一场实实在在的“人民战争”！ 而在那场浩大的灭螺战斗中，还有着无数解放军战士的身影。当年所有驻扎在疫区的部队，几乎无一例外参加了那场“战斗”。“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1956年时，中共余江县委对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提出：“半年准备，一年战斗，半年扫尾”的计划。人们对此将信将疑。
1958年，《人民日报》宣布，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 千年以来，困扰当地人民群众，肆虐的血吸虫病终于被消灭了。连神医华佗都被困扰的疾病，被人民群众给消灭了！这就是群众的力量，最强大的力量。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群众抗击的传染病远不止这一种。古典霍乱，鼠疫，天花，肺结核......等等在那个年代来说是极其危险的疾病，都被相继消灭了。在这一系列令世界震惊的卫生成就中，总结了一套抗击传染病的思想：1.把防疫工作“当做一项政治任务”；2.坚持预防为主的防疫思想；3.发动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4.把医疗卫生体系放在农村；5.中西医结合等等。这套思想，仍然是当今需要我们继承与发展的；这套思想，仍然是先进的，为民的；这套思想，仍然是科学的，高效率的。
面对曾经辉煌的历史，我们需要反省，需要借鉴，需要学习。随着科学技术进步，我们的卫生防疫体系应该更加完善，人民生命健康应该得到更好的保障——但是，这里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相信群众，发动群众，不能欺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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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立恒。本文为激流网首发，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郭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