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必须完全真实

如果我们的报道是实事求是的，把真正好的说成好的，真正坏的说成坏的，有一分说一分，有两分说两分，那末，读报的人就不会在工作中走错路。反之，如果我们的报道错误，把坏的说成好的，好的说成坏的，或者报道有了夸大，把一分说成两分，八分说成十分，那末读报的人就会在工作中走错路，有时甚至发生很坏的影响，影响到某项工作，也影响到报纸的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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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风以来，我们的报纸有了很大的进步。这种进步，表现在报纸与群众的联系大为增强了，与抗日战争和建设根据地的各种实际运动的联系也大为加强了。我们有许多记者和通讯员，散布在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各个角落里，他们把每一地区各种工作的经验反映到报纸上来，经过报纸的公布，使大家来效法好的经验，对于坏的经验则有了“前车之鉴”。这样，报纸对于运动的指导作用也就加强了。

毛主席说过，党对于群众运动的领导就是“集中起来，坚持下去”，或者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所谓集中起来或者从群众中来，对于运动来说，就是从当时当地的群众中，发现每一项工作的好的典型和坏的典型，好的办法或坏的办法，研究其所以好或所以坏的原因，从这里来发现运动的规律。所谓坚持下去或到群众中去，就是研究出规律与办法之后，把它传播出去，在工作中实行起来。这种领导方法，与教条主义或狭隘经验主义的领导根本不同。在党的这种领导之中，我们的记者通讯员，我们的报纸，担负了很大的任务。我们的记者与通讯员写来的新闻，经过报纸传播出去，使大家有所效法，有所警戒，这个过程就是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过程中重要的一部分，也就是党对于运动的领导的工作过程中重要的一部分。如果我们的报道是实事求是的，把真正好的说成好的，真正坏的说成坏的，有一分说一分，有两分说两分，那末，读报的人就不会在工作中走错路。反之，如果我们的报道错误，把坏的说成好的，好的说成坏的，或者报道有了夸大，把一分说成两分，八分说成十分，那末读报的人就会在工作中走错路，有时甚至发生很坏的影响，影响到某项工作，也影响到报纸的威信。由此看来，求得新闻的完全真实，对于我们是何等重要。

检查我们已往的许多新闻，自整风以来，向壁虚造的是找不到了，每条新闻都是实有其事的。但是我们还有毛病，这个毛病就是有些新闻还有分寸上的夸大。例如事情正在计划做，报道为正在进行中，正在进行中的则报道为已经完成了，这种报道方法，据说叫做“提高一步的报道”。又例如一个药方医好六条牛，报道起来说成几十条牛，这是数字上的夸大。又例如报道有一技之长的某一劳动英雄，把他写成十全十美的圣人，这是分寸上的夸大。又例如为了形容一个大会的热烈，用写小说的“集中典型”的手法，把许多人做的许多有声有色的事情，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去，把别的大会上的情景搬到这个大会上去，这是不了解文艺作品与新闻的区别（文艺的典型是可以由作者根据事实材料想象创造，而新闻中的人物必须完全符合当时当地事实）。还例如把已经办得不好要垮台下去的个别合作社，写成正在欣欣向荣的合作社，其目的是为了“要赞扬工农兵事业”，但恰恰把坏的说成了好的。凡此种种，见之于新闻，也见之于标题，这就是我们的毛病所在。虽然这种毛病只见之于个别的新闻、个别的标题，在几千条新闻中只占极少数，可是这今天在我们说来，还算是顶主要的毛病，必须力求改革。

旧型的新闻事业，目的是做生意，虽然在广告上写着“消息翔实”的招牌，然而决不能完全实事求是。到了法西斯手里，报纸的第一个原则，就是会造谣，会愚弄人民，会掩盖黑暗无耻的反动统治。德国的戈培尔就公开提倡这种“原则”，大后方新闻界里面现在也有他的一批徒子徒孙。这种情形，甚至影响到我们队伍里，也有人以为“报纸还能不夸大一点么”。其实这是一种坏传统，是旧型新闻事业中的特别是法西斯新闻事业的恶劣传统，决不是我们新民主主义事业所应有的。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中说：“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这才真正是我们的新闻事业的方针。旧型的新闻事业，对于社会多少是不大负责任的，而法西斯的新闻事业，则以欺骗社会、愚弄社会为目的。我们就要改革这种风气，要建立新闻事业对社会对人类完全诚实完全负贵的风气，对党对人民完全诚实完全负贵的风气。我们要把这种革新风气的责任担负起来。

当然，我们的新闻虽然个别的还有在分寸上夸大的毛病，我们的记者与通讯员的立场是与旧型新闻记者不同，与法西斯则更是完全对立的。我们这里，夸大的出发点，大概是由于要想赞扬工农兵的伟大事业而来，这种出发点是无可非议的。问题是在出发点之外，在动机之外，还要看到效果。而就效果来说，即使只是分寸上的夸大，还是不对的，还会影响报纸的威信，以及影响到工作和党的领导的。

应当指出，我们有了若干新闻在分寸上夸大的毛病，另一方面我们还有一个毛病，就是对于我们的抗战成绩与建设成绩还宣传得不够。这两个毛病似乎是互相矛盾的，但实际上还是统一的。这两方面的毛病，都说明我们的新闻工作还不够深入群众，不够深入运动。因此，就一方面有许多应该报道的没有报道，应该着重报道的没有着重报道。但另一方面又有空洞的赞扬，即夸大了分寸的赞扬。我们一方面去掉上面所说的分寸上还有夸大的毛病，就会另一方面督促我们的记者与通讯员更加深入群众、深入运动、发掘问题、研究问题，因之，就可以去掉另一个毛病，即宣传不够或不深刻的毛病。我们希望解放区从事新闻事业的同志们，都来一齐努力。

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三日延安《解放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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