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还在继续，关于疫情的舆论仍在发酵。相比之前的恐慌、无序、悲情，现在更多的是习常、安定、乐观。
形势在变，好信息不断传来，抗疫的最终胜利是迟早的事。以至于网上流传方舱医院的治愈病人不愿出院的事，还有人认为方舱医院的社会学意义值得推广，武汉这次抗疫最得成效显示了举国体制的优越性，等等，不一而足，总之是坏事也能变成好事，教训虽有收获也多多。
今天正好与好友交流，说到方舱医院病人为什么好了还不想回家隔离的事，他讲了三点，一是回家怕再次传染；二是医院里混熟了热闹，回去又像个苕样闷在屋里；三是医院里吃喝不要钱，回家买这要搭配，买那也要搭东西，钱花了人也烦死了。
我想，方舱医院病人不愿出院也不外乎这些原因，也可说是一种理性选择，或者说是次优选择，若是放在没有疫情的平常时日，把大家关在一个地方哪里也不许去，就是吃饭不要钱，估计也是没有多少人乐意的。如果我们仅仅陶醉于方舱医院的优越性，而回避追问失去正常生活秩序、导致疫情暴发的原因，那不就是舍本逐末？
再进一步讲，即便方舱医院有种种好处，就真的象某些人讲的那样，是所谓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吗？这同时也是我那位好友提出的疑问。方舱医院最大的特点就是“免费”治疗，还免费供应伙食，且伙食还不错。那么我们就看看方舱医院的免费医疗和火红年代的公费医疗是不是一回事。
显然火红年代的公费医疗是一项国家长期实行的固定的基本医疗制度，而方舱的免费医疗只是一种特殊时期解决问题的临时救助办法，两者性质根本不同。这种临时救助措施，不仅中国可以采取，其他一些国家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完全可以采取，甚至是封建时代不也有赈灾么。所以说其有多高的社会学意义倒不一定。
由于其仅具有特殊性、临时性，并没有长期性、普适性，可以想见，等这次疫情过后，一切回归正轨，原来的医患矛盾仍然还会继续，医疗产业化、市场化的方向也不会变。虽然凭我们对前三十年医疗路线的美好回想，对后四十年医疗私有化的沉痛反思，但在当前的条件下，要切实予以改变，很可能只是我们主观上的不可能实现的愿望。再说，前三十年也不见得尽善尽美，浮夸风不也发生了，某些体制性的弊端很可能延续到今天还在发生作用。这不也是需要我们反思的吗？
我这样说并非维护医疗私有化，只是说除医疗私有化外还有更根本甚至更重要的东西，比如这次疫情，如果能及时披露，人们及早采取措施，又何至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造成如此严重的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虽说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但终归是亡羊了呀，而这个损失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怎么能因为后来补了牢就不再追究亡羊的责任，一码归一码嘛。何况，谁能保证亡羊补牢的事以后不再发生！
相反，亡羊补牢的事很可能再次发生，当年不是发生了浮夸风，十七年前不是发生了费电？历史上“哀之而不鉴之，岂复后人哀之”的事多了。
不错，我们的举国体制在关键时刻往往能显现巨大的、特殊的效能，这在一些国家可能无法比拟，比如此次疫情蔓延后的果断有力举措。但是我们也是不是要反思一下这种举国体制背后的另一面，不要仅仅被表象和暂时胜利盲目陶醉。
我注意到，现在某些人似乎带着幸灾乐祸的心态嘲笑别国不会抄作业，孰知别人就非要抄你的作业？
正如作者“纸上建筑”在《日本抄错作业了吗？》一文中指出的：
“我们要尊重科学，不要轻易把新加坡、日本当笑话，人家也有高水平专家的，而且关键可以畅所欲言……依靠老百姓、相信老百姓，同时也必须让老百姓知情，这才是最关键的，只要这一项作业没抄错，其它错误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正如白岩松所说，信息公开就是最好的疫苗，也是阻击疫情最重要的武器。”
我觉得这话才是有具体分析的反思，一下子就对准了问题关键症结。
阻击疫情，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应该是每一个人自己的事，而且只有把全体人民发动起来，共同抗疫，才是制胜疫情的法宝，任何包办代替费时耗力不说，收效还不一定大。比如此次疫情发生后，所有居民被动困守在家，社区隔离刚开始的时候大家普遍不知所措，出现了很多问题，致使拐点迟迟到来，难道全都是某些群众不配合的原因吗？
本来，依靠群众、相信群众、发动群众是老共产党人的法宝，走群众路线是老共产党人的根本工作方法，这些老传统今天还剩多少？对某些人来讲，群众路线只是嘴上说的，他们只相信顶层设计、精英治国，只信专家怎么说的，动不动把群众的声音视为无知谣言。心里摆在第一位的不是关心群众疾苦，维护群众根本利益，而是保持政局稳定，抓紧自己的政绩。说到底还是脑子里根深蒂固的官僚主义思想作祟。
可见，如何破除官僚主义才是根本，靠神仙皇帝吗？神仙皇帝也许救得了一时，但救不了一世，同样的灾难很可能再次重演。我想最终还是要靠广大人民群众自己，那就是实行人民民主这个唯一有效的武器，让人民群众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
所以说，此次疫情必定能战胜，但要战胜疫情背后的那些东西则还远远没有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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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滠水农夫。责任编辑：郭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