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所了解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在19世纪早期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同志和追随者对乌托邦社会主义的批判中发展起来的。
“乌托邦”一词指的是16世纪英国哲学家、政治家托马斯·莫尔爵士于1516年出版的《乌托邦》一书。乌托邦社会主义者表达了关于一个更美好世界的美好想法，但他们的计划落空了，因为他们没有根植于早期欧洲工业发展的物质现实，也没有立足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日益扩大的阶级斗争。
在欧洲大工业扩张、工业无产阶级剧增的背景下，马克思、恩格斯登场了。
在伦敦，由卡尔·沙佩尔（Karl Schapper）和海因里希·鲍威尔（Heinrich Bauer）领导的名为“正义者同盟”（Bund der Gerechten）的组织，把激进的德国难民聚集在一起。同时，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内的另一批德国流亡者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成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这两个组织鉴于拥有非常相似的斗争目标，于1847年合并，成立了总部设在伦敦的共产主义者同盟。马克思和恩格斯被指派起草一份文件，阐明新组织的原则。其结果是《共产党宣言》这个被千百万人视为共产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文件的发表。《共产党宣言》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解历史进程的方法，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在阶级统治的基础上并产生了工业无产阶级这一革命阶级。它以一句激动人心的话结束：“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清晰阐明了后来被称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或工人阶级国际主义）的思想原则，这一原则至今仍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核心。
1848年的革命和暂时的挫折
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和《共产党宣言》发表后不久，整个欧洲就爆发了1848年革命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起义发生在普鲁士、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法国和较小的德国诸邦，反叛的对象就是拿破仑统治下的战争胜利者们强加给他们的专制社会秩序。这些起义共同之处在于，资产阶级和不断壮大的工业无产阶级共同站在斗争的前线，结成了反对绝对君主制的联盟（法国和普鲁士的国王、奥地利的皇帝、较小的德国诸邦的统治者、教皇和其他人）。这些起义要求的是扩大民主和人民自由，而不是明确的社会主义。尽管如此，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当时的其他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积极支持这些革命，恩格斯甚至手持利剑，一头扎进了现实的战斗前线（也因此而赢得了“将军”的美誉）。但是，每个国家的革命都失败了，更多的欧洲流亡者涌入英国，这个国家的人民没有在武装叛乱中起义。
共产主义者同盟在欧洲革命失败后并没有长久存在。一名普鲁士政府间谍获得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员名单，同盟几名成员因在1848年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而被捕并接受审判，当时正值镇压和反动时期。马克思、恩格斯从失败中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即使在反对旧封建秩序残余的斗争中，资产阶级也是工人阶级难以依靠的墙头草，因此，创造完全属于工人阶级的政治形态和政权是必不可少的。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在不断打磨他们的经济和政治理论，将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辩证法”应用于分析物质现象，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同义词“唯物辩证法”亦即后来所称的“辩证唯物主义”应运而生。
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
欧洲工人阶级运动虽一时失败但并没有衰落，而是从1848年到1849年的失败中逐渐恢复过来。到1864年，创建一个组织来汇集全欧洲及其他地区的工人运动的计划促成了国际工人协会即通常被称为“第一国际”的成立。马克思和恩格斯再次扮演了领导角色（当然，并非没有争议）。
从一开始，国际工人协会内部就存在着强烈的紧张关系。协会不仅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强大核心追随者，还包括工会主义者——他们只想专注于劳工斗争而不是政治斗争——以及来自欧洲工业化程度较低地区的无政府主义者。但这场运动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使马克思主义在美国和欧洲许多地区都得到了传播。这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美国的开端。
该协会中的无政府主义倾向是由俄罗斯人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巴枯宁（Mikhail AlexandrovichBakunin，1814—1876）领导的。巴枯宁与马克思、恩格斯一样，曾是黑格尔的崇拜者，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与马克思主义存在分歧。巴枯宁呼吁建立一个由合作团体组成的无国籍社会，而不是建立一个过渡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种立场以及巴枯宁的派系阴谋倾向，最终导致了他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冲突。
但是，当国际工人协会的这一切正在发酵时，欧洲爆发了战争。野心勃勃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卷入由军事强国普鲁士发动的战争，结果被彻底击败、俘虏并被迫下台。当普鲁士军队向巴黎进军时，首都市民在民兵国民警卫队的参与下接管了该市的政权，建立了一个激进政权，名曰“巴黎公社”。而在凡尔赛附近建立的右翼共和政权却在普鲁士的默许下，推翻并摧毁了这个公社。
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密友在内的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些成员参与了公社的管理和军事防卫，实施了一批在当时非常激进、非常先进的措施。例如，在那些原雇主已经放弃了的工厂中由工人们掌握工厂，并使其为自己的利益而运行；政教分离；废除债务利息；激进的城市治理民主化，等等。这些举动吓坏了法国和欧洲的资产阶级。1871年5月21日，正规军开入巴黎。到5月底，公社被摧毁，重新掌权的资产阶级政府进行了令人作呕的血腥报复，成千上万男女老幼未经审判就被处决。还有一些人被判长期监禁，另有数千人流亡国外。
在为国际工人协会撰写的一本小册子《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总结了他从公社吸取的教训，其中包括一段重要的话：“巴黎公社特别证明了一件事，即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换言之，工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后，必须从一开始就建立新的由工人控制的国家机器。这一点后来成为共产党人和“温和”社会主义者，也即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一大区别。
第一国际的结束与第二国际的奋斗
马克思主义者和巴枯宁主义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分歧继续破坏着国际工人协会的稳定。最终，1872年国际工人协会海牙（荷兰）代表大会投票决定将该组织总部从伦敦迁至纽约，使其与欧洲争端隔绝，实际上结束了该组织的存在。
在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传播的世界各地，劳工组织和社会主义组织的活动仍在继续。然而，在一段时间内，没有一个国际协调机构存在。马克思、恩格斯再次把注意力转向发展理论工作和理论著作。马克思最著名的著作《资本论》的第一卷于1867年以德语出版（然而，第二卷和第三卷只能在马克思于1883年3月去世后由恩格斯完成）。
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许多国家的社会主义组织已经成熟。在德国，有一场社会主义派别之间的激烈竞争。竞争的一方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追随者们，另一方则是德国社会主义先驱费迪南德·拉萨尔（1825—1864，1864年拉萨尔死于决斗，但他的追随者们在德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仍然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追随者们。1875年，拉萨尔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一些人聚集在下萨克森州的哥达市，试图联合起来成立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党。这个新政党就是今天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前身，它的“指导思想大杂烩”遭到了马克思的强烈反对。马克思尤其对《哥达纲领》未能反映工人阶级斗争的国际性及其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暧昧态度表示不满。
马克思指出的《哥达纲领》中的缺陷是日后社会主义运动分裂的早期迹象，这次分裂将使共产主义运动脱离社会民主主义即“温和的”社会主义运动。
与此同时，无政府主义及其变体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组织与社会主义组织并存。虽然这两种倾向之间往往存在着冲突，但有时也会有合作，而且两种倾向往往重叠和“相互渗透”。1886年，芝加哥就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在大规模的“八小时工作制”运动的背景下，工人们正在城市西南部的麦考密克收割机厂进行罢工。5月3日，私营工厂保安向罢工者开枪致数人死亡。次日，在芝加哥秣市广场，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运动领导人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一群警察正准备驱散和平集会时，一枚炸弹被投掷了出去，这很可能是一名特工煽动者所为。几名警察和一些工人在随后的枪击中丧生。政府将八名“每日八小时运动”的领导人关进监狱，在审判闹剧后，绞死了其中四人（其中一人在狱中自杀）。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观点认为，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社会主义组织来取代久已消失的第一国际。芝加哥秣市广场（Chicago Haymarket）事件和其他激烈的劳资纠纷加剧了其紧迫性。1886年7月14日，第二国际在无政府主义势力不大的情况下成立了，其中一个伟大的历史遗产是5月1日被指定为国际劳动节，以纪念秣市广场烈士。
第二国际的成就
尽管第二国际涵盖的政党和领导人的成分和主张各不相同，但它促进了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首先，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广泛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第二国际的成员党代表包括除南极洲以外的所有大陆。在1889年7月14日（巴士底狱日）举行的第二国际第一次正式大会上，来自二十多个国家的政党代表出席了会议。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有数百万工人属于第二国际各党。
在德国和第二国际各党势力强大的地方，人们完成了许多有益于工人阶级的事情。他们在选举中取得了越来越大的成功，并通过了保护劳工权利的法律。他们在从事社会主义教育和立法工作的同时，还积极参加工会组织。他们推进医疗保险、退休福利等社会福利事业，在争取妇女权益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这些原因，在鼎盛时期，第二国际各党就像后来的共产党一样，引起世界统治阶级的恐惧。
尽管马克思在对《哥达纲领》的批判中表达了他的疑虑，但国际工人阶级团结的思想仍然是第二国际社会主义的一个主题。第二国际重要领导人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提出尖锐批评。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议员和领导人奥古斯特·倍倍尔在揭露和谴责德国政府及军队在镇压和几乎消灭西南部非洲（今为纳米比亚）的埃雷罗民族和纳马民族等种族灭绝行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国际的破产
马克思已经注意到《哥达纲领》的不彻底性开始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表现出来。
爱德华·伯恩施坦是德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重要人物，曾与马克思、恩格斯有过交往，但在恩格斯逝世后，他开始质疑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家和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基本观点。他认为，资本没有变得更加集中，资本主义将通过立法改革转变为社会主义，并融入德国民族主义浪潮，把支持殖民主义作为帮助“落后”民族进步的一种机制。他否认资本主义在未来发生系统性危机的必然性，提倡“经济主义”，即强调改善工人阶级的经济状况，而不试图挑战资产阶级对国家的控制。
伯恩施坦受到党内许多左翼成员的尖锐批评，他们指责他投机取巧。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另一位成员罗莎·卢森堡在《社会改良还是革命？》一书中，尖锐地批评了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和经济主义，指出这些思潮不仅在德国，而且在世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政党中成为主要思潮。
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类似的争论导致了多数激进派（布尔什维克）在1903年从少数改良派（孟什维克）中分裂了出去。布尔什维克的主要领导人列宁在一年前就在《怎么办？》中陈述了他对于社会主义党应该是什么以及如何组织社会主义党的看法。列宁认为，工人的单纯经济斗争本身并不会导致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应该组织起来，把革命意识引入工人阶级的斗争；为了这个目的，应该组成另一种不同的、组织更为严密的政党。
对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孟什维克采取了一种“极端正统”的立场，声称根据马克思主义学说，只有资本主义在俄国完全发展起来后，才有可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
世界各地的社会主义政党内部都发生过类似的、形式各不相同的争论，但与此同时，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帝国主义对殖民地、资源和市场的争夺，正在使国际紧张局势上升到一场重大战争几乎肯定会爆发的程度。1907年8月，第二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德国符腾堡王国的首都斯图加特举行。即使革命与改良的紧张关系在会议大厅中十分明显，但代表们还是通过了一项大胆的决议，谴责军国主义和战争趋向，并呼吁所有相关国家的工人阶级动员起来防止战争爆发，而只要战争爆发，人们无论如何也要为迅速结束敌对行动而战斗。
整整7年后的1914年8月，同盟国（德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与协约国（法国、英国和沙皇俄国）之间爆发战争，其他国家随后陷入混乱。但是，许多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以及他们在议会中的许多代表，完全没有履行承诺，即防止战争，以及一旦战争爆发就立即停止战争。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人物，如普列汉诺夫，放弃了在斯图加特决议的立场，热情地站出来支持自己的政府。
但也有例外，在美国，美国社会党的主要领导人尤金·德布斯（Eugene V. Debs）设法阻止了自己的政党支持美国参战，事实上，他因为反战活动而被判入狱。1914年7月，法国社会党领袖让·饶勒斯（Jean Jaures）因试图阻止战争爆发而被暗杀。在德国，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人士也积极反对这场战争——这一立场帮助界定了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左翼。社会主义运动的左翼认为，向民族主义和战争狂热投降是对工人阶级和人类的巨大背叛，它导致了改良派社会民主主义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以及第三次国际之间的决裂。
第二国际的分裂与布尔什维克和第三国际
1917年2月，深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的俄国人民推翻了罗曼诺夫王朝。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和温和的社会主义者组成的政府夺取了政权。然而，这个“临时政府”无法满足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要求，而且，它想继续进行战争而不是寻找通往和平的途径。
由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当时也由列夫·托洛茨基领导，他是前孟什维克党员，后来转到布尔什维克一边，他提出了“和平、土地、面包！”的口号，并谴责临时政府的战争政策，同时推进激进的社会主义计划，该计划还承诺将大片土地分给农民。这个组织严密的布尔什维克党通过干部的积极工作，吸引了大批工人、贫农和普通士兵投身于布尔什维克事业。1917年11月7日，布尔什维克在俄国进行了一场成功的革命，由于当时使用的俄国历法不同，这场革命被称为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政府最初与社会革命党的一个左翼派别结盟，迅速采取了激进措施。其中之一是公布各国间秘密条约，这些条约为战争的爆发奠定了基础。
布尔什维克认识到俄国无法赢得这场战争，就与同盟国展开了旨在和平退出战争的谈判。但德国人态度尤为强硬，他们利用了俄国的谈判意愿，攫取了俄国大量领土，并在乌克兰建立了一个德国傀儡政府。在资本主义势力的帮助下，右翼的“白卫军”发动了旨在推翻布尔什维克政府的多管齐下的行动，导致了一场血腥的内战。一些前孟什维克领导人站在了“白卫军”这边，另一些人与布尔什维克和解，还有一些人流亡国外，这结束了俄国的社会民主主义（现代意义上的）政治。
但是同盟国输掉了战争，奥匈帝国、德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君主政体被民众起义推翻。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奥匈帝国皇帝卡尔和其他德国诸邦统治者流亡海外。有一段时间，社会主义运动的两个分支——激进派和“温和派”——都在高歌猛进。社会民主党在德国建立了一个由党内人士弗里德里希·艾伯特领导的政府。军队和保守派同意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把这些“理性的”社会主义者与德国的失败联系起来，另一方面是为了阻止后来被称为斯巴达克派的更激进的社会主义者推翻整个资本主义秩序。艾伯特甚至不想结束霍亨索伦王朝，他与德国军队谈判达成协议，保留其在社会中的特权地位。这在几年后产生了可怕的后果。社会民主党政府进行了各种经济和民主改革，但德国国家的基本性质几乎没有改变。为了阻止斯巴达克派，艾伯特与从前线返回的军队结盟以“维持秩序”。1918年12月下旬，斯巴达克派和右翼准军事组织（自由军团）以及与艾伯特政府结盟的军队在柏林和德国其他地方发生了武装冲突。斯巴达克派被镇压，德国左翼最著名的两位领导人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被谋杀。斯巴达克派与社会民主党断绝了一切关系，成立了德国共产党。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其他地方，“布尔什维克”势力短暂地占领了巴伐利亚和匈牙利。这些“红色”革命基本上都是在社会民主党和政治家的默许下被镇压的。
第三国际以及共产主义在美国
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匈牙利和其他地方的类似努力的失败，以及“温和派”社会主义者在反对革命者方面扮演的可耻角色，导致了社会主义运动在全球范围内的分裂。在许多国家，社会主义政党的左翼都采取了脱离第二国际的行动。分离出来的“左派”开始以共产党自称。
在美国，有几个团体声称自己披上了“共产主义者”的斗篷。其中最主要的是美国共产党，其成员大多是移民工人，由查尔斯·卢滕伯格（Charles Ruthenberg）领导，以及由约翰·里德（John Reed）和本杰明·吉特洛（Benjamin Gitlow）领导的共产主义劳工党（Communist Labor Party），其中包括更多在美国出生的工人。最终，新成立的共产国际说服这两个组织合并，成立了今天的美国共产党（CPUSA）。美国共产党的前身包括社会党左翼，但也吸引了许多来自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的世界国际工人组织（IWW或Wobblies）的成员，包括未来的共产党领导人，如约翰·里德（John Reed）、伊丽莎白·弗林（Elizabeth Gurley Flynn）和威廉·福斯特（William Z Foster）。其他与共产党关系密切的IWW成员包括露西·帕森斯（Lucy Parsons）和海伦·凯勒（Helen Keller）。
那么，共产国际是一个怎样的组织？1919年，来自世界各地的一些政党在莫斯科开会，建立了第三国际，或称共产主义者国际，其成立原因是第二国际的大多数领导人已经放弃革命原则。这个共产主义者国际被称为共产国际。在成立大会上，与会各方制定了一套规则，包括与社会民主党决裂，以及保卫苏联，等等。共产国际以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国际主义为基础。
共产国际的成就与困境
共产国际存在的24年里，做了许多积极的事情。它坚持工人阶级国际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原则，这些原则从一开始就是马克思主义纲领的一部分，而后也由列宁特别强调。因此，远在南非、越南和墨西哥等地的共产党都积极参与了这项工作。它在许多地方支持了工人和共产主义斗争，最著名的是在1936—1939年西班牙内战期间对西班牙共和国的支持。
另一方面，共产国际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共产国际的章程规定必须保卫苏联，但这有时会给相关政党带来问题，尤其是在需要对抗其内部的批评者和竞争对手而来保卫苏联的领导地位时。
列宁于1924年1月逝世，正如他所担心的那样，党内和苏维埃政府中的两位主要同志之间产生了矛盾。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意见不一。其中之一就是如何建设苏联。苏联是在一个工业化水平相对较低、农民的数量远远超过工业工人阶级的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诞生的。因此，在十月革命的时候，列宁和他所有的同事都期望社会主义革命至少在一个主要的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爆发，这样就可以帮助俄国实现工业化。然而这并没有发生。列宁随后放弃了最激进的目标，改行新经济政策，向农民、其他小生产者和一些资本家做出了广泛的让步，其理念是鼓励能够增强国家经济力量的活动。斯大林倾向于在列宁逝世后继续推行这一政策，即“一国建设社会主义”；但是托洛茨基认为，苏联共产党人不应该试图通过新经济政策那样的让步来建设国家，而应该做更多的事情来促进其他国家的革命，即他所谓的“不断革命论”。
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冲突也有个人因素，共同导致了苏联共产党内部的分裂，斯大林的集团占了上风。
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政策引起了一些中国共产党人的不安，他们对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与蒋介石国民党之间的密切关系表示不满。
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错误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潜力。这一错误在今天被称为“第三时期”论断。这是一种极端左翼的倾向，认为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正进入第三阶段，也就是最后的危机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即将在世界各地爆发。策略性的结论是，共产国际各党都应该为即将到来的起义行动做好准备，并且应该同工人运动中不同意由他们领导革命的一切倾向决裂并对其进行尖锐谴责。同社会民主党的任何往来都应中止，这些政党应被谴责为“社会法西斯分子”。这一宗派错误在许多地方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后果，例如在德国，它使形成一个统一战线来阻止希特勒及其纳粹分子变得更加困难。
继20世纪20年代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夺取政权和30年代希特勒上台后，法西斯组织在整个欧洲的势力增强，共产国际采取了一项急剧的纠正措施。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1935年向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作报告时强调，有必要在工人阶级群众和各政党之间的关系两个层面上，发展一个囊括所有愿意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力量的统一战线。从“第三时期”的宗派极端左翼主义转向“人民阵线”的反法西斯统一号召并非易事，但它被所有共产国际成员党所采纳。
与此同时，德国、意大利和其他拥有右翼或法西斯政府的国家的共产党已被完全取缔，尽管许多政党仍在秘密运作。
西班牙内战
随着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共产国际的人民阵线政策很快受到了重大考验。当西班牙法西斯组织支持的右翼军官起来反对西班牙共和国时，西班牙共产党根据自己的分析和共产国际的政策，优先考虑的是战胜叛乱，而不是推翻中间派的共和政府。一些极左人士认为这是一种背叛，但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巴哈蒙德将军领导的叛军的极端暴行，以及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等支持佛朗哥一方卷入冲突，都证明了西班牙共产党的做法是正确的。整个共产国际（包括美国共产党在内的所有共产党）组织起来支持西班牙共和国。尽管这个共和国被击败了（许多美国共产主义者和其他曾经捍卫过西班牙共和国左翼人士后来被麦卡锡主义迫害为“过早的反法西斯主义分子”——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件值得骄傲而不是羞耻的事情），但这可以被看作是共产国际行动的一个高潮。
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9年8月，苏联和纳粹德国签署了所谓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Molotov-Ribbentrop Pact，又称《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是两国之间的一项互不侵犯条约，其中也涉及“瓜分”波兰。世界上许多强调反法西斯斗争的共产党因此陷入思想困顿，一方面必须赞扬这项协议，但另一方面，这在许多国家损害了共产党人的声誉，并在一些国家给他们带来了合法性问题，比如法国共产党立即被取缔。如果西班牙内战可以被视为共产国际的高潮，那么《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则可能是低谷。
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德国的盟友们很快也随之宣战。保卫苏联反对法西斯主义再次成为共产国际各成员党的首要任务。在美国，社会党的领袖诺曼·托马斯（Norman Thomas）最初反对美国参战，但后来改变了立场。
在被纳粹德国占领的国家如法国、意大利和希腊等，共产党同其他反法西斯力量合作，在组织武装抵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给纳粹及其傀儡以严重打击。
共产国际的解散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高潮时期，共产国际决定自行解散。这一决定于1943年5月15日宣布（1940年，美国共产党也曾要求与共产国际分离，并得到了该机构的同意）。所给出的解散共产国际的理由是非常实际的，并且与季米特洛夫在1935年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人民阵线分析相一致。“……早在战争之前，情况就越来越清楚，如果个别国家的国内和国际局势变得更加复杂，那么，通过某些国际中心解决个别国家的劳工运动问题将会遇到无法克服的障碍”。因此，现在世界上的共产党可以自由地建立自己的统一战线和联盟，并采用他们认为最适合各自国家国情的其他策略。
冷战、麦卡锡主义和镇压
以千百万人的生命、巨大的痛苦和经济损失为代价，加上苏联发挥了最重要和最英勇的角色，第二次世界大战取得了胜利，欧洲法西斯主义几乎在所有地方（西班牙和葡萄牙除外）被粉碎。社会主义政权在东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等国建立起来，共产主义运动在意大利和法国强劲复苏。
在欧洲和其他地区的共产党，无论合法与否，都继续争取在工会，在包括选举和立法领域在内的政治、新闻、文化和艺术等各种人民组织中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这驳斥了一些人宣扬的共产党是封闭（和地区）的阴谋集团的观点。
在冷战时期，帝国主义动用包括武力在内的一切手段遏制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成为美国和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战略焦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立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并立即遭到防御性的华沙条约组织的反击。帝国主义列强看到希腊左翼政府有可能获胜，便站在该国右翼君主政体一边进行血腥干预。
在美国，美国共产党总书记厄尔·白劳德（Earl Browder）也曾是共产国际工作的重要人物，他对未来的事态发展做出了错误估计。他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战争期间为粉碎法西斯而坚持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间合作可以无限期地继续下去，而通过这种合作，美国也可以实现社会主义。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和美国共产党内部，白劳德的态度以及他解散美国共产党并取而代之为“共产主义政治协会”的行动遭到了强烈反对。显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联盟已被资本主义大国对苏联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日益敌对所取代，1946年，美国共产党解除了白劳德的领导人职务，并将他逐出党。
中国、朝鲜和越南的革命与朝鲜战争
日本帝国主义在东亚的战败，为中国、朝鲜和越南的革命胜利打开了大门。这三个国家的共产党都是通过与日本军队的坚决斗争而变得强大的，同时也赢得了千百万工人和农民的支持。但这三个国家都不是先进的工业国，所以每个国家都与苏联的早期经历相似，即共产党的上台都发生在一个仍以农业为主，农民数量远远超过工业工人的国家。这对这些亚洲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有着深远影响。但在朝鲜和越南，帝国主义的干预最终导致了国家分裂，共产党在朝鲜掌权，帝国主义控制的右翼政府在韩国掌权，分别为朝鲜战争和越南战埋下了伏笔。
麦卡锡主义和对共产主义者的迫害
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苏联和西方国家之间的战时联盟结束了，美国开启了一个对共产主义者和劳工运动进行大规模迫害的时代（其他国家程度较轻）。这有时被称为“麦卡锡主义”，因为扮演重要角色的是美国威斯康星州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以及许多其他重要人物和公共机构，其中最重要的两个是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和参议院内部安全小组委员会，他们竭力将共产主义者和疑似同情者从政府、关键行业以及艺术和文化领域清除出去。许多州都通过了法律，规定共产党是非法的，共产党人被赶出了教师行业（包括大学），美国共产党领导人被以各种借口监禁，事业和生活被毁。麦卡锡主义的核心是把共产主义者赶出劳工运动，这一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是成功的。1947年的《塔夫特—哈特利法案》在许多方面损害了美国的工会和美国工人的权利。它迫使工会官员签署宣誓书，以证明他们不是美国共产党党员，这对工会和左派都是一个打击。一些工会保留了拒绝签署此类宣誓书的领导人，这使他们失去了许多合法权利。在很多情况下，在工会中担任职位的共产主义者认为，与其危害工会的未来，不如从工会领导层中辞职。事实上，美国共产党在工会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这些及其他方法，统治阶级及其政府成功地在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社会基础之间制造了裂痕，造成了几十年都难以以修复的损害。
斯大林之死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斯大林于1953年3月5日去世。在随后苏维埃党政领导层内部的权力斗争中，斯大林的一个副手赫鲁晓夫成为了共产党的第一书记。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题为《论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谴责了斯大林时期政府和政党的许多做法，释放了大批政治犯和非政治犯，并实行了旨在改善苏联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改革。
苏共二十大所谓的“秘密报告”，对东欧和中欧其他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等等。在其中的几个国家，尤其是波兰和匈牙利，此事件的曝光引发了街头抗议。在一些国家，与斯大林思想接近的领导层拒绝接受他们的新领导人（译者注：即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的讲话以及苏联相关事态的发展，也在社会主义集团之外的共产党内部引发了动荡。
中苏分裂
1949年，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美国支持的蒋介石国民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得到了苏联相当大的发展援助。然而，这两个社会主义巨人之间的关系发展并不一帆风顺。长期存在的领土争端可以追溯到沙皇时代；这些问题部分由苏联政府解决，但并非全部得到解决。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两国对农民与工人的作用认识存在分歧。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和他的中国同志开始怀疑，苏联领导人打算出卖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转而缓和同美国以及其他资本主义强国的关系。因此，中国领导人把自己树立为列宁和斯大林遗产的真正捍卫者，而苏联领导人则被指责为“修正主义者”。在随后的争端中，只有东欧社会主义小国阿尔巴尼亚站在中国一边。规模庞大的印尼共产党也是如此。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非执政的共产党内部均存在分裂。
古巴革命为社会主义带来了希望
1959年1月1日，以阿根廷—古巴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埃内斯托·切·格瓦拉为首的起义军在击败了美国支持的独裁者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的军队后，进入古巴哈瓦那。古巴新总理、后来的总统菲德尔·卡斯特罗·鲁兹、切·格瓦拉和他们的同志们击退了美国通过经济封锁、破坏和入侵镇压古巴革命的举措。随着与美国贸易的中断，古巴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集团建立了密切的经济联系。
历史上首次，一个真正的共产党领导的政府能够在离美国90英里的西半球建立自己的政权。这一事实，加上古巴人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活力和创新精神，对全世界共产主义者和左翼社会主义者起到了巨大的刺激作用。在拉丁美洲和其他国家，共产主义者和左翼社会主义者开始密切关注古巴经验，以寻求振兴社会主义的道路。古巴革命者重新提出了社会主义确实可以在任何地方击败资本主义的观点。
欧洲共产主义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一些共产党（主要在欧洲）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中的资本主义国家性质和概念进行了修正。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圣地亚哥·卡里略（Santiago Carrillo）在1977年出版的《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Eurocommunist and the State）一书中，特别提到了这种“欧洲共产主义”倾向的发展。欧洲共产主义的立场是，尽管国家仍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但它可以通过“民主化”，进而成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工具。事实上，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几乎都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内为民主而斗争；卡里略和欧洲共产主义者走得更远，他们往往低估阶级斗争，而过分强调在国家机构内运作的多阶级联盟。在那些采纳欧洲共产主义最极端版本的政党中，加强了清算主义。这导致了曾经庞大的意大利共产党和同样强大的墨西哥共产党的最终解体。西班牙共产党和其他政党幸存了下来，并改变了他们的政策，远离了欧洲共产主义的极端主义，但其他几个政党最终解体、分裂或者影响力显著下降。
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
在20世纪70、80年代，经济、社会和其他问题的累积，导致苏联、东欧和中欧社会主义国家高度的不稳定。
从1985年到1991年，时任苏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共产党进行了一系列全面改革，包括治理方式、党和国家间的关系以及苏联同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在苏联共产党内部，戈尔巴乔夫开始推行一项被广泛称为“公开性”的改革计划。这带来了更多的自由，但也让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像资本主义的首席执行官一样行事，参与帝国建设和个人致富。在苏联共产党内部，有权势和影响的人开始公开宣扬反共立场。首都莫斯科的领导人叶利钦领导了一场激进运动，其目的不是改革，而是在十月革命的土地上摧毁社会主义。叶利钦和他的盟友还提倡俄罗斯民族主义，这一立场得到了苏联几个加盟共和国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呼应。
20世纪80年代末，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等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崩溃。蒙古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但中国、古巴、老挝、朝鲜和越南直到今天仍然处于共产党领导下。
1991年，苏联走到了尽头，当时共产党失去了权力，国家分裂为几个原加盟的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分裂成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分裂成波黑、克罗地亚、马其顿、黑山和塞尔维亚。南斯拉夫的分裂伴随着暴力战争和“种族清洗”。
在这些国家中，许多前共产主义政党转变成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而较传统的共产主义者则从这些政党中分裂出来，组建自己的政党。一些前社会主义集团国家出现了强大的法西斯运动，对共产党及其党员进行了镇压。政党及其象征被禁止，他们的领导人和成员也遭受了合法和非法的攻击。包括苏联共产党在内的共产党的资产被没收，成为全新的、超级腐败的“寡头”财富基础的一部分。
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在“浑水摸鱼”方面毫不迟疑。美国公司、非营利组织和国有实体纷纷涌入前社会主义国家，向它们兜售一份新自由主义的商品清单，其基础是所谓的“自由”贸易、私有化和紧缩的神奇力量。
社会主义复苏
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对全世界的工人阶级是一个可怕的打击。这使得一些为资本主义辩护的人采取了必胜主义的态度，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只是白日梦，历史已经“终结”，资本主义将永远存续。短短几年之内，这种观点的谬误开始从世界各地显露出来。统治阶级及其政治代理人积极推行新自由主义的“自由”贸易、私有化和镇压计划，促使许多国家激进的基层组织动员起来，恢复工作。阶级和人民的力量开始取得战术上的胜利。21世纪初，玻利维亚的“水战争”，1998年激进左翼分子查韦斯当选委内瑞拉总统，加上社会主义古巴从苏维埃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崩溃引发的危机中恢复过来，重新唤醒了整个拉丁美洲社会主义的兴趣和活动。
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圭亚那、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巴拉圭、乌拉圭、委内瑞拉、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等左翼政府是对帝国主义世界秩序的巨大挑战，其中一些政府具有明确的社会主义目标。对资本主义更具威胁的是，这些国家政府致力于建立不依赖于美国、西方联盟、世界银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和政治合作机制。
当前，“玻利瓦尔粉色浪潮”陷入困境，左翼在一些重要国家失去了政权，但各国动员起来的社会基础，即一个以社会主义理念为显性或隐性基础的社会正义纲领，仍在扩张而不是收缩。该地区的共产党在这场国际运动中仍然极为活跃，并通过圣保罗论坛等组织，与其他左派和社会主义者一道，共同打击帝国主义和右派。
不仅拉丁美洲如此，南非种族隔离时代的结束，以及1994年纳尔逊·曼德拉当选总统，使南非共产党得以极大地扩大与该国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合作，其结果是，南非共产党现在拥有数十万党员，是一个有着巨大影响力的政党，是该国政治和政府中的主要力量。
虽然共产国际已经不复存在，但115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开始定期举行会议，在一些共产党已经解散的国家，他们正在复兴；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地区，共产党的党员人数正在激增。
未来：社会主义还是野蛮
人类不能这样继续下去。自然环境的退化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带来的令人极其不满意的生活条件正在世界各地重新唤醒一个共同的梦想，即建立一个以爱和合作而不是以自私自利和自相残杀的竞争为基础的世界。那个世界没有各式各样的剥削者，简而言之，那是一个社会主义世界。
为我们的孩子及其后代创造一个这样的世界，是我们的责任。
长按二维码支持激流网
为了避免失联请加+激流网小编微信号wind_1917
（作者：艾米尔·斯奇帕斯（Emile Schepers）。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政党研究中心 王明东 余维海 编译，微信公众号：WorldCommunistParties。责任编辑：克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