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间，大众从不同立场、角度对司法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的讨论，构成了一波舆情情，其中众多意见表达出民族主义的倾向。

历史上，民族主义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中起到了正面推动作用，至今仍是全球绝大多数国家的政治正确。但是激进的民族主义却往往带给一个民族以痛苦，使一个民族沉沦。

舆情因《条例》持续发酵，甚至有人喊出“重走 五·四”的激进之语。“五·四”本身是进步的运动，但某些人在此时喊出，一方面反映他们激进民族主义的特性，另一方面暴露了近来社会宣传引导的一些问题：

一、这样激进民族主义的表达，从何而来？

近代民族主义的产生是归于回应型现代化之下的一个插曲，其在我国近代史中发挥了相当积极的作用，使我国摆脱了政治经济等的不平等地位。

而现今我国民族主义的盛行，一方面因着长期以来的民族主义历史观的教育，使得每一个公民都是潜在的民族主义者；另一方面对国家人格化的宣传，使得各国之间的差异只有依靠民族才能辨识，对各国内部事务问题的分析只能归因到“民族性”。

基于此，当《条例》本身不具有强烈的本国本位主义倾向时，便遭到了民族主义的反噬，甚至遭到了激进民族主义的“威胁”。

二、可否与“五·四”相提并论，为什么？

坚决反对激进民族主义者打着“五·四”进步的名号行不进步之事，两者绝不可相提并论！

需要强调的是，抛开具体时代背景和具体矛盾去看待历史问题，无异于痴人说梦。“五·四”时的世界格局，处在旧殖民体系瓦解阶段，“五·四”前中国的社会属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的诉求和全世界大部分人的诉求一样，是反对帝国主义与反对封建主义，建立现代的民族国家；而今天的世界，正在向多极格局过渡，今天中国的社会属性是正在成为世界一极、在国际分工链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向发达国家靠拢的现代社会，钦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看起来要想充分发展，就要深度地参与到经济全球化之中，而全球化就意味着劳动力、人才的跨国流动，在这种背景下基于激进民族主义的立场打着“五·四”的名号看似是在反对《条例》，实际上是在帮助更大更多《条例》的出台。

三、基于劳动者的立场，应当如何看待《条例》？

《条例》本身的出台，据称是为了“扩大开放”，自然是为了更大更广的吸引投资，更多的人力资本，更普遍的资本逐利。而根据“资本到哪里，劳资矛盾就到哪里”，这将会带来两个方面的影响。

一是劳资矛盾将会随着投资吸引力度的加大而加大，从而带来更多人劳动权益保障的艰难，使得更多人的维权之路变得困难，每个人都将越来越真切的感受到劳动者的同质性。

二是投资吸引力度的加大会使得更多的生产组织得到壮大（也许实体也许虚拟），那么更广范围内的市民化就将不可避免。这带来的直观影响是：一个更为壮大且在劳资冲突加剧下得到训练的劳动者群体。

基于此，从资本的普遍增殖中会获得收益的劳动者，将会赞同《条例》的实施；而从资本的扩张中感受到生活条件下降的劳动者将会反对此《条例》的实施。

最后，《条例》中规定的诸多情形也存在着界定模糊的情况，同时在很多具体实施的规定中也留下了“选择性执法”的实施性空间，这也为《条例》本身的通过（舆情通过）提出了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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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夏不语。编辑：拉茜胡埋。本文为激流网首发，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郭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