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武汉“解封”进入倒计时，全国各地生产生活也在回归正轨之中。然而在返岗潮中，一些地方对本地居民与流动人口实行“双标”管理、部分企业无视外来务工者劳动权益与健康安全等现象表明，许多城市还没做好迎接城市建设力量回归的准备。本文指出，那些在疫情最严重时从未停止服务的行业，恰恰是流动人口聚集的行业——保洁、住宿、餐饮、快递、出租车/网约车、超市服务等，他们为全国前期“静态”防疫做出了重要贡献，也是复工潮下“动态”防疫不可忽略的重要一环。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在社区的社会融入普遍较低，在劳动关系中抵御失业风险能力较弱，他们在城市中处于生产生活的弱势地位，却遭遇了“重要求、轻帮扶”的歧视对待。作者呼吁，在推动复产复工的同时，各级管理部门应尽快转变防疫思路，停止标签化、歧视“外地人”，而要强调流动人口作为抗疫一份子不可或缺的身份地位；同时，企业和政府应尽快建立对弱势流动人口的帮扶机制，解决防疫物资短缺、隔离与返岗压力较大等燃眉之急，改善他们的生活就业环境，从而回报他们为城市作出的巨大贡献，增强其城市“主人翁”意识。
复工潮下，对弱势流动人口的管控应有温度
2018年，我国流动人口规模达2.41亿人，其中北上广深四城均超过800万，全国至少有41个城市常住流动人口超过100万。流动人口一直是我国城市发展与建设的重要生力军，服务业流动人口对城市生产生活的有序恢复承担着重要后勤保障作用。2018年我国农民工总量为28836万人，从事第三产业者占50.5%，其中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居民服务业占61.39%。保洁、住宿、餐饮、快递、出租车/网约车、超市服务等流动人口聚集的行业，在疫情最严重的时期也从未停止运转，为全国前期“静态”防疫做出了重要贡献，也是当下“动态”防疫不可忽略的重要一环。
然而，这类人群所在行业分布零散，劳动关系不稳定，工作流动性大，日接触人群多且混杂，对其统一监督管理有相当难度。一旦发生疫情传播，其行动轨迹追溯难度较大，受影响群体也较为广泛，行业危险指数和传播风险均较高。另外，该群体自身受教育水平普遍不高，防疫意识薄弱；工作时间较长而收入普遍偏低，防疫物资缺乏；生活居住环境较差，多人合租情况居多，多集中居住在老旧小区，物业管理缺失或滞后，更容易暴露在病毒环境里，处于防疫弱势地位。加之该群体在社区的社会融入普遍较低，劳动关系中抵御失业风险能力较弱，处于生产生活弱势地位。
（疫情期间从未停止服务的外卖小哥登上了近期《时代周刊》的封面）
此次疫情中，各地均出现了弱势流动人口“重要求、轻帮扶”的现象，部分流动人口在社区和岗位承压较重，引发社会关注。其中，较为突出的有以下两方面问题：
过度标签化流动人口，防疫管控重心偏移
部分基层对返城门槛“双标”，本地户籍、房产和社保成归家通行证。交通部数据显示，春节前15天内全国铁路与公路客运量高达10余亿人次。这些既包括务工型流动人口，也包括大量探亲/办事的城市常住人口；既有房屋租户，也有业主；既有社保缴纳较短群体，也有社保长期缴纳者。返城复工期间，输入性疫情的防控对象理应为所有在流动的人口。然而，不少高速路口和城市社区却以户籍、房产证、社保缴纳来甄别返城人员的病毒传播风险，出现对外地人和租户区别对待、禁止进入、甚至驱逐等现象，甚至污名化外地人口，实在有违科学抗疫精神。事实上，据《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仅有19%的进城农民工户在城市购买了住房。《2018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也表明，仅24.7%的流动人口参加过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以本地户籍、房产和社保为返城通行证，使得身体健康甚至来自低风险区域的流动人口返城如通关一般艰难。另外，各个“关卡”的通关要求还高低不一，信息互认程度参差不齐，导致流动人口必须打通层层“关卡”，才能顺利回城。社会各界对流动人口返城“一刀切”问题及其引发的“人在囧途”事件均关注较大。
防疫管控制度对“流动人口”指向性明显，加剧基层户籍歧视。从定义上讲，“流动人口”和“人员流动”概念截然不同，前者指较本地户籍人口而言离开户口所在地到其他地方居住或生活的人口，而后者指具有流动性的人员。后者才是输入性防疫的重点。然而，复工潮以来，各省市出台的人口管控制度中大量出现并强调“流动人口”或“外地务工人员”，致使群众与防控工作人员注意力过多集中于户籍，也是导致基层管理人员见外地身份证则“如临大敌”的原因。北京、上海和天津对疫情的统计与通报中均将外地人口单独在列，不少省市在公布确诊患者信息时也将户籍信息放在前列公布，这些均是官方对“流动人口”指向性的表现。从实际情况来看，以北京和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公布的数据为例。截至3月2日24时，上海非湖北籍外地人口累积确诊数占总确诊人数的比重仅3%，北京含湖北籍也仅为6%。哪怕在返程复工期间（2月10-3月2日），外地人口的新增确诊比例在北京为0，在上海为4.7%。反而是常住人口占确诊人数的比重一直据高不下，约在94%以上。
责任层层下压，弱势流动人口面临较高返岗成本与风险
居住权益弱势下，租赁房流动人口居家隔离成本较高。除了返城门槛比本地人口高，不少租赁房流动人口正承受着比本地业主更高的隔离成本（时间+金钱）。当前，为巩固前期抗疫成果，各城市要求返城人员严格居家隔离观察14天。然而，对于合租户如何居家隔离，全国尚无统一指导意见，不少社区与房东的处理方式让租户陷入困境。首先，社区与房东责任推诿现象时有发生。有社区要求业主为租户居家隔离提供担保和监督，否则租户需前往酒店隔离。业主即不愿提供担保或监督，也不愿为租户减免房租，使租户承受房租和酒店住宿的双重经济压力。另外，合租房隔离的实施确有一定难度。由于同一套房内租户返城的时间可能不一致，造成前面返城的租户刚隔离结束，又因后面租户的返回需要再一同隔离14天，返岗一再推迟。即使合租成员同时回来同步隔离，由于各自返城路线不一，也可能增加交叉感染的风险。2018年，农民工月均收入仅为3721元。如何帮助合租流动人口降低其隔离的时间和金钱损失，亟待企业与政府部门行动起来。
劳动关系弱势下，服务业流动人口成防疫责任与雇主损失的承压人。《2018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显示，70%以上流动人口就业于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和民办组织。他们当中有相当部分未与用人单位签订长期劳动合同或正规就业协议，以临时工居多，在劳动关系中处于弱势。他们一方面抵御失业或无收入风险的能力较弱，返岗心切；另一方面自身防疫意识和能力也较为薄弱，防疫物资准备十分有限。按照国家发改委要求，企业要配备消毒液、体温枪等物资，为职工配发口罩等防护用品。事实上，许多私营雇主尚无法凭借自身力量为员工备齐防疫物品，只得将准备口罩等防疫物资的责任转嫁至员工。为了不耽误返岗，流动人口只能选择不合格口罩或者一个口罩反复、多次、超长时间使用，一方面难以保证口罩的防护作用，另一方面污染的口罩还可能引发疾病传播。
除了自备防疫物资的压力，弱势流动人口还可能面临就业权益保障的压力。有企业为减少自身在疫情中遭受的损失，采取了缩短工时减少劳动报酬、拒付加班费或增加劳动附加条款、甚至随意解除劳动关系等行为来约束流动人口返岗。对于“干一天活儿挣一天钱”的弱势流动人口，为避免受到企业的“惩罚”，他们不得不将防疫安全放置于工作之后，甚至身体不适也往往会“带病工作”，继续接触人群。调查显示，40%农民工会带病上岗，这对流动人口自身安全和城市的防疫工作均造成一定威胁。
我国正处于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时期，前期的很多努力，包括“户籍制度改革”、“租售同权政策推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立”等都取得了良好效果，流动人口正逐步感受到城市的“温暖”。疫情防控中发生在弱势流动人口的问题无疑是对前期工作的重伤。建议基层管理部门和企业在严格疫情管控的同时，关注弱势流动人口防疫与返岗的具体困难，提供有温度的援助。
（一）各级管理部门应尽快纠正对流动人口的标签化问题
流行病学调查应强调对患者和亲密接触者来源地与行动轨迹的调查，而非户籍的甄别。一味强调户籍，甚至对外地人区别对待，恐对防疫产生负面影响。一方面，对流动人口的过度紧张容易助长本地人口对外地人和租户的排斥心理和对立行为，加重弱势流动人口在城市的自卑心理，甚至担心如果被隔离基本生活恐得不到保障等问题。这些均不利于存在风险的流动人口积极主动上报个人行动轨迹，自觉进行隔离。
建议各级管理部门制定防疫相关文件、健康码、出入证等时，不应将身体状况等其他情况与本地人口无异的外地人区别标识。应该以“流动人员”和“居家人员”的区别代替“本地人”与“外地人”的区别，取消以“业主”和“租户”来区别小区居民。应多关注人口来源地的疫情情况，根据来源地“危险系数”和人员自身身体状况制定人口管控方案。对外地返岗流动人口和本地常住人口的态度、政策用语应一视同仁，应强调流动人口作为抗疫一份子不可或缺的身份地位，团结流动人口力量，营造和谐抗疫氛围。疫情信息通报中，取消任何不必要的个人户籍披露。尽快实现各地对流动人员信息的共享与相互承认，真正做到全国一盘棋，让流动人口顺利通过返岗沿路“关卡”。
（二）企业和政府应尽快建立对弱势流动人口的帮扶机制
疫情当前，严苛防疫措施虽然无可厚非，但是应做到人人平等，更应对弱势群体施以帮扶。有关部门在制定要求时，应考虑到流动人口的切实困难，补充和健全相应的社会救助与维权通道，对弱势流动人口可能面临的防疫物资短缺、隔离与返岗压力较大等问题，制定相应的缓解办法。切勿不顾基层实际情况，层层下压任务量，致使弱势流动人口在社区和岗位双重承压。
可广泛发起倡议，鼓励家中有富余防疫物资的居民向所在小区的物业、门卫、快递员等服务人员赠送口罩和消毒用品。应向老旧小区增派防疫人员，缓解社区工作人员不足，并加大对服务型流动人员健康状况的检测频率。应尽快出台租户居家隔离的指导意见，有条件的社区帮助协调临时隔离点，帮助流动人口有序隔离，尽早顺利返岗。应要求企业与员工共同承担返岗隔离和防护的成本，可开放短期免息个人贷款缓解弱势流动人口“燃眉之急”。
长期来看，为避免流动人口再次成为灾情或疫情的受害者，未来对社区工作的考核应强调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问题。转变社区建设中只关心业主需求，把流动人口当“隐形人”的不良现象。城市社会救助机构应对弱势流动人口更多关怀。另外，应进一步完善流动人口权益维护机制，扭转他们在劳动关系、居住、生活等方面的弱势地位，树立他们维权的信心，增强他们的城市“主人翁”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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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婧 刘文玲。来源：文化纵横。责任编辑：克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