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家政工群体，大概是从改革开放以后，开始大规模地在城市里出现。根据艾媒咨询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中国家政服务业的从业人数有 2542 万人，其中大部分是 40 岁以上的女性。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进城务工的农村妇女，二是 90 年代末失去了原本工作的下岗女工。

在家政行业中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是住家保姆，不同于普通小时工或者保洁员，她们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没有自己的住处，几乎所有的时间都被框定在雇主的家里，像游戏里的 NPC（工具人）一样，围着另一个人的生活打转。

你可能就会想象，什么样的人愿意放弃自己原本的生活去做这样一份工作呢？

她们说，她们其中的很多人都是迫不得已才从事了这份工作，因为学历低、没有其他技能，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又需要钱；或者是因为夫妻关系不和、丈夫家暴的原因希望逃离原本的处境。

在今天这期节目里，我们采访了三位「鸿雁之家」的家政女工，以及这个机构的负责人梅若。

天津，一些老年家政工  图/梅若拍摄

梅若：

我叫梅若，我是北京鸿雁社工服务中心的负责人。

大概是 2011 年的时候，有一个基金会工作的朋友找到我，问我有没有兴趣做一个关于家政工的纪录片，我答应了。

因为这个事，我一下子就认识了有 40 多位家政工。随着跟她们的接触和交流，我发现她们是一群非常不一样的女性，她们身上有一种很顽强很坚韧的生命力。

后来，我就做了「鸿雁之家」这个公益机构，希望能给城市里这些边缘的劳动女性提供一个休息、聚会、互相交流的地方。

1、“我做了别人家的保姆，我的孩子成了有妈的孤儿”

第一位讲述的大姐人称谭姐，她是鸿雁之家文艺组的副组长，平时会组织大家唱歌跳舞，是个爱张罗事又很有能力的人。

鸿雁之家的负责人梅若告诉我们，如果当初谭姐没经过那个不幸，她也许就不会背井离乡到北京来做家政，她的人生可能会很不一样。她是职高毕业，在那个年代，对于农村的孩子来说，能读到职高已经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了。

谭姐（右二）与其他家政工一起参加表演

谭姐：

我之前在四川读职高的时候，学的是烹饪专业，实习的时候还是用木炭炒菜。炒菜的时候脚下有个装木炭灰的坑。有一天下午没多少人，我洗干净锅以后烧了一锅开水，结果一脚踩空了，那一锅水全部浇到我头上了。我同学把我送到医院去，因为烫伤特别严重，昏迷了 7 天 7 夜。

我妈我姐都以为我活不过来了，那个时候我才 18 岁。我现在回娘家的时候，三弟还跟我聊，他说那个时候看见你头肿得跟猪头似的，头发全都没了。可是我想不起来了，因为那个时候昏迷了。当时因为毁容特别自卑，我的奶奶老说我破相了，嫁不出去了。那个时候正好有一个亲戚从广东过来探亲，我就嫁到广东去了。我妈不让我去，我非得去。

谭姐发生了这个事情之后，她的人生好像一下荡到了谷底。她当时其实是有一点自暴自弃的感觉，所以哪怕男方的条件不是很好，她还是很快地结了婚。她拖着身体上的伤害，又没能在婚姻关系中得到一个精神上的抚慰。

她在结婚以后生了三个孩子，但是与丈夫之间的感情始终不太好，婚后丈夫长期对她冷暴力，到后来两个人之间几乎没有了任何交流，家里经济上就靠种菜维持，还要供着三个孩子，就过得很难。不得已之下，谭姐离家出走了，她到北京投靠亲戚，开始做住家阿姨。

谭姐：

一想起来那个时候我就想掉眼泪。离家出走的时候特别生气，连孩子都不想管。等静下心来的时候，心想还是不能不管孩子。

我刚开始离家出走的时候，三个孩子也有点生气，尤其是老大老二。我这么一走对他们的学习特别有影响，但是后悔也没办法。

现在老大老二没那么强的抵触情绪了，因为毕竟他们走入社会了，也知道当妈的辛苦了。以前他们上大学的学费，生活费都是我给的。

有一年我把闺女带到北京，她那个时候年纪小，在饭店上班，没想到跟着传销的人跑了，每天给我打电话要钱，我很为难，当时都报警了。

我闺女养那么大，怎么不知道识别骗子？我一听她跟我要钱的时候，就知道她进传销了。我要是不继续工作，他两个哥哥每年的学费生活费怎么办？那个时候特别烦。我当时的客户就给我想办法，帮我打电话劝闺女。

最后我没给钱。可能传销的发现她没钱，就把她放回来了。

在雇主家工作的谭姐

很多做家政工的姐妹，对于自己的孩子都有很深的愧疚，因为她们可能从孩子一两岁就出来打工了，一直到孩子成年，她在孩子十几年的成长中都是缺席的。

原来范雨素写过一首诗，讲育儿嫂离开自己的孩子，孩子哭得撕心裂肺，她就说没有办法，因为「地里挣不出奶粉钱」。所以她做了别人家的保姆，她的孩子成了有妈的孤儿。

鸿雁之家的另一位家政女工陈会蓉，她在孩子一岁的时候就出门打工了，她一边在北京照看着别人家的孩子，一边想着老家自己的孩子。她每次给家里打电话的时候，都是孩子在那边哭，她自己在这边哭，根本讲不了话。

这些家政女工在做保姆的同时也是年轻的母亲，迫于生计她要离开自己的孩子，去照顾别的小孩，这种落差是非常残忍的。但是为了挣钱，她们不得不这么做。

谭姐算是比较幸运的，她在北京做了近 10 年家政的工作，虽然平时见不到自己的孩子，但是好在服务过的 4 个雇主都对她很好，雇主对她的工作非常认可，现在每个月能挣 7500 块钱，比在家里种菜多多了。

谭姐：

我在现在的雇主家工作已经有 4 年多了，他们家老二还没出生的时候我就在。以前孩子小，我就辅助带孩子，现在孩子 4 岁多了，没有那么黏人，可以自己玩了，而且他的妈妈也不用上班，我就不用看孩子，现在主要做饭做家务。

孩子的妈妈比我小 12 岁。孩子的爸爸跟我一般大。他们素质比较高，比较好说话。比方说他们夫妻吵架的时候，前一秒还在大吼大叫，跟我说话的时候就变正常了。

最近他们在家办公，有一天中午我问他们吃不吃饭，他们不吃，因为早上吃的晚，我说那就蒸包子吧。

下午 3 点多的时候爸爸问，「我包子蒸好没？」

我说，「还没呢。」

妈妈听到爸爸这么问就不高兴了，说，「你这是把自家当饭店了？想什么时候吃饭就什么时候吃饭？中午问你吃饭不，你说不吃，现在 3 点多你就问包子蒸好了没有？你要是想 3 点多吃饭，你得提前给阿姨打招呼。」

他们对人挺好的。我只要是干完活了，坐着或者躺着休息，他们一般不会说我。

他们不像有些挑剔的人，会为难你，不让你上桌吃饭之类的。有时候菜还没炒好，要是客户他们先吃了，比如说有 8 只虾四个人吃，他们一定会分给我 2 个。

我说，「没事，给孩子多吃点吧。」

爸妈就说，「不行，不能惯着他，凡事都要分享。」

我确实挺幸运的，我遇到的客户确实都是特别好的。

疫情期间的谭姐

谭姐做住家阿姨这 10 年来，她一直在不断地习得能力，她把雇主家收拾得井井有条，带孩子也有一手，再加上她原本就是学烹饪的，做了这么多年更是越来越好了——这份工作的成功也让她逐渐变得更加自信。

这些年来，她凭自己的努力供家里的两个孩子上了大学，赢得了每任雇主的认可和信任，这其实是特别值得骄傲的，她也因此变得更加自信。

2、来自男雇主的性骚扰

家政阿姨看似是一个特别简单的工作，但其实对于家政工的情商要求特别高，你如果在别人的家里工作和自处，如何调节自己与雇主之间的关系，其实都是一门学问。

因为这个工作的特殊性，所有的事情都是发生在一个陌生人的家里，并不是所有家政工姐妹都像谭姐有这么好的运气。有的雇主可能并不尊重你的工作，甚至还会对家政女工性骚扰。

比如梅若刚刚提到过的小陈，陈会蓉，她是四川人，她最开始来北京的时候是一个冬天，她本来没想做家政，后来天气实在太冷了，她才下决心去做住家保姆，主要是因为雇主的家里有暖气。

陈会蓉在观赏艺术作品

陈会蓉：

我是 2018 年到的北京，在没有找到固定活之前，就去家政公司排队做小时工，挣点生活费—— 12 块钱一个小时，家政公司得抽 4 块多，相当于到我手上的只有 7 块多。我就那样一边找零活，一边等固定工作。

我找的第一份固定的活，就遇到一个特别不顺心的雇主，是一个老头。

当时他们家对我还挺满意。他们家跟我家一个姓，去他家就感觉像是去自己家一样，感觉还挺幸运，没想到去了之后发生了那样的事。

刚开始的时候，那个老头没事会拍拍肩我的肩，我觉得他的年龄跟我爷爷的年龄差不多，完全没有往那方面去想，就觉得他拍拍肩是属于长辈对小辈的那种。

但是有一次，他太太跟他女儿出去了之后，他就开始对我动手动脚。

我给家政公司打了好几次电话，但是家政公司跟我说，要我自己处理这件事情。家政公司推脱了好几次，最后我没办法只能自己用手机录音保存证据。

当时我揣着开着录音的手机，就跟老头说，「我不干了」。

他可能是有点紧张，说了一些可以当作证据的话，还塞给我 50 块钱。

我回去的时候把这 50 块钱交给家政公司里的老师了，但是他们也没管这事儿。我说，「我不要他们赔钱，我的要求是要女方带着他的爸爸上公司当着公司人的面给我赔礼道歉。」

但是他们最后也没有赔礼道歉，雇主承认他那边是违约方，然后赔了我一个月的工资。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就那样，家政公司的老师还一直跟其他来家政公司找活的姐妹说我比较有心机，通过录音得到了一点赔偿。

我觉得一定要拿到有力的证据才是才能保护好自己。就拿我的事来说，如果我没有录音，就去找他的女儿谈这件事情的话，有可能她会反咬我一口说我勾引她老爸，想从他老爸那里拿钱。

让人感到很无奈的就是，那件事情发生之后，我们家的亲人也从我身上找毛病。我属于那种每天都是一张笑脸的类型，我婶婶就说是我的笑让人家误会了。我觉得挺无语的，「难道我爱笑也是个错？」我觉得连自己家里人都这样去评论我的话，外面的人也会那样去评论我，可能也有一部分人会跟我说，肯定是我有某些地方没有做好。

陈会蓉

后来到鸿雁之家之后，他们说，「有些事情分享出来，能让更多的姐妹在这些方面吸取经验教训，有所警惕。」

我就在那边跟姐妹们分享了这件事情。我就发现其实很多人都遇到过这种事情，但是大部分都是能忍就忍。

有的做小时工的姐妹会遇到雇主家里只有男主人的情况，那个人还衣衫不整地躺在沙发上。她们回去向公司反映，但是家政公司不会把这个人纳入黑名单，而是第二次派一个年龄更大的大姐去。家政公司还是以赚钱为主，这样做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遇到那件事以后我就很少做住家保姆了，内心觉得特别排斥，因为我们要深入到别人家里，遇到很多事情有嘴都说不清。我不想再惹上麻烦。

其实在照顾老人的家政工里，有不少人都受到过性骚扰。但是因为老年人的攻击性一般比较弱，可能是摸了一下之类的，有的上了年纪的大姐就会选择忍过去就算了。

像陈会蓉这样的，年轻一代的家政女工，往往会更勇敢和果断一些，她们绝不容忍这种行为，也懂得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去保护自己。我们在鸿雁之家也经常会向她们普及这样的知识，录音是基本的，也几乎是唯一她们可以维护自己权益的手段。

3、我是个家政工，也是一名创作者

因为家政工的工作环境比较隐蔽，一旦与雇主发生纠纷，她们往往会处在一个非常被动的局面。在很多人的观念里，这就是一个伺候人的活儿，所有的工作都要遵从于雇主的意志，有的雇主会对阿姨吆五喝六，不让她们休息、甚至是辱骂她们。

接下来的第三位讲述者，是一位来自黑龙江的家政女工，她在北京做家政十来年了，曾经不止一次地受到了雇主的刁难。

照顾老人

尹小伟：

我名字叫尹小伟，我来自黑龙江，2000 年我从建筑公司塔吊司机的岗位下岗，2006 年来北京做家政，一直到现在，做了十几年。

第一个雇主是一对在海淀二炮安宁庄的老夫妇，老爷子以前是二炮基地的一个政委，我在他那干了 9 个月。

当时，老太太的两个女儿去家政公司找人，因为第一次做家政，我不太会谈单，都是老师在跟他谈。老师把我介绍给他们，他们还不放心，怕我虐待老人。

我跟他们说，「你放心，我不会虐待你的父母的，我会把他像我自己的父母一样对待。」

他们也跟我表态说，「行，如果家里活多你干不过来的话，我们会回去帮你。」

结果事实完全相反，到那以后不是我虐待老太太，而是老太太虐待我。那老太太以前是文革时期一个造反派的小头目，她在家没事就虐待我，就跟批斗造反派一样，我受了她 9 个月的批斗。

她有一双特别贵的高筒袜子，是她大女儿给她买的，据说能治静脉曲张，她的腿有静脉曲张。她那双袜子原来放在我住的房间里，她有一天拿出来向我显摆，显摆完之后放到她自己的卧室了。她忘记放回自己房间了，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她年纪大了。但是隔几天她想起那双袜子，在我的房间里找不到，就瞅着我骂，说，「东西丢了，家里出贼了！」

因为家里没别人，就是我一个外人，她明显是在骂我。但是那双袜子确实是找不见了，我又不敢跟她顶撞，她追着我骂了好几天，因为第一次做家政没有经验，不敢惹她，毕竟她是个老年人。

有一天我到她卧室抽屉里找针线缝扣子，一下发现她那双袜子了，我就给老太太送过去了。我说，「大妈，这不就是你那双 260 块钱的袜子吗？」

老太太当时见了我就态度 180 度大转弯，说「小伟啊，你大妈我不叫人了，我记错了，我忘了。」

我当时心想，你忘了没关系，你不能说丢了，还瞅着我骂家里进贼了啊。

第二次是她把治静脉炎的药放到床头柜里面，后来也是忘了，找不到了，她又瞅着我骂，说她药丢了，家里有贼。

因为有过上次丢袜子的经验了，我就装聋作哑不理她。她骂了半天才想起来放在床头柜里，她找出来以后告诉我，「我那药找着了，在我床头柜的抽屉里。」

她就是这么个人，在家没事就批斗我。

还有就是平时吃饭也吃不饱。她晚上只给我一个小馒头，不让我多吃，菜也只炒那么一点，留一个肉菜给老头自己吃，我只能吃素菜，咸菜也不给吃。

后来我休息的时候回公司，有个老师是我们老乡，跟我关系挺好，她一听说我回去了，就赶紧上食堂弄了一兜咸菜给我带回去，她知道我在客户家吃不到。我曾经把这个经历写成一篇文章，写了十页稿纸，叫《与造反派相处的日子》。

尹小伟和她的写作老师在一起讨论

保姆作为一个虚拟的家庭成员，生活在雇主家，跟雇主说是一家人，没有血缘关系，说不是一家人，又一天 24 小时朝夕生活在一起。一个家政人员就像一个隐形的人。我们的工作环境比较隐蔽，也比较特殊，一旦发生争执，取证也不方便，就像之前一个雇主坑了我 1000 多块钱，我也没法取证，算完工资他们家就往出轰我。

其实做家政随时都有下户的可能，没有常胜将军，客户随时可以换人，他不高兴立马就要求换人，对我们来说太正常了。但是我们要是说不想在这家干了，有的客户就立马大发火。

我去年遇到的一个客户就挺不讲理的。因为去年的 4 月份我妈病了，我回到老家 10 天。她就天天说我，「你们保姆待遇太好了！你还有 4 天休，你还有法定假，谁给你的？你们不应该受法律保护！你们就不应该有这个假！」

我俩就因为休假时间发生了矛盾，她不想用我，我就走了。

我平时跟她奶奶和她姑相处得都还可以，她们允许我在家里写东西、看书，网络学习之类的从来没落下过，老太太她们都挺支持我的，所以我对她们也挺感激。

临走的最后那个月我就跟她姑和她奶奶说，「最后这个月你们别按 5000 块算钱了，按 4500 块钱算就行。」就这样，当时那个小丫头还故意又少给我两天钱，但是她二姑挺好的，临走又给我赔不是又塞给我 300 块钱现金。

小伟的丈夫在她很年轻的时候就过世了，之后她一直是一个人，她是城镇户口，家里没有地，也没有房子，所以她不太像一些农村出来的姐妹，就算不干了回到老家还有一个容身之所。

她之前在鸿雁的活动上做过一本故事书，其中都是她过往的经历，她特意把那本书做成了房子的形状，她当时说，自己后半生最大的梦想就是通过做家政赚钱，买一间自己的小屋。

尹小伟的作品《尘埃的足迹》在德国展览

她的另外一个念想就是写作，她在写作这件事上非常执着，她几乎所有的休息时间都用来做与文学相关的事了。

尹小伟：

我小的时候就喜欢听故事，听《火烧琵琶精》一遍就能记住，再自己原汁原味地讲出来。等到上学的时候，我的作文特别好，上课的时候老师在上面讲代数、讲几何，我在底下写「东游记」，写唐僧西天取经回来的路上，又遇到妖魔鬼怪。我只写了一段，放在一个小书箱里，结果小书箱让我妈给卖了。

从走出校门起我就没扔下过笔，一直在坚持写作。2006 年，我在尖椒部落发表了第一篇散文《童年的绿荫》，那是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写的。现在我每天晚上会写作到 12 点，然后睡觉，因为第二天我还要干活。

我最早参加过工大的课程，讲城市与工人的关系；去年又进了一个读书会，读《苏菲的世界》。今年我主要参加的是网络课程，前几天刚结束一个关于疫情时期的写作课。但即便是网络课，我也只能听回播，因为我没时间。

也许你从小伟的录音里能听出来，她的声音压得很低，因为我们采访她时她正在一个雇主家，每天早上六点多起床，晚上九点才能下班回到自己的小房间，小心翼翼地跟我们通话。

她说，现在这个雇主每天只给她 8 个小时的休息时间，有的时候连洗澡的时间都没有，所以她只能牺牲一两个小时的睡眠来坚持写作和上网课。她的每篇文章都是手写在广告纸的背面，然后再找机会发布到网上。

尹小伟在挂历纸背面写作

梅若告诉我们，她做鸿雁之家这些年来，最大的希望就是有一天雇佣关系可以更平等。家政女工不是一个劳动工具，劳动只是她们生活的一部分。如果不留给她们一个属于个人的小角落，她们就成了城市里的隐形人，被框定在一个个陌生的家庭里，日复一日地劳动。

她们应该得到尊重，拥有属于自己的娱乐，参与社会生活。

小伟已经找到了一个属于她自己的渠道，至少在每天这仅有的一两个小时里，她不再仅仅是一个寄居在他人房檐下的劳动者，还是一个具有自觉意识和思考能力的创作者。

这是特别好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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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故事FM。责任编辑：克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