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刚刚诞生，百废待兴，缺医少药，疫病丛生，卫生防疫十分薄弱。国民健康水平低下，人口死亡率极高，人均期望寿命仅35岁左右。威胁人民生命健康的主要是急性传染病、寄生虫病和地方病。无法有效控制的疫病流行严重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一、医疗模式选择
通行的以专业治疗为导向的西医医疗模式中，专业人员要经过较长周期的培养（算上义务教育，需要20-30年），同时也需要昂贵的医疗成本。对于新中国而言，无论是专业医师的超长周期，还是专业治疗的巨额费用，都是无法也无力承受的。培养专业医师这种模式对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也许适合，因为在这些国家里人口死亡率随人民生活和医疗水平的提高、卫生设施的改善而下降。而对于落后国家，这种模式难以解决广大群众疫病丛生、缺医少药的问题。由于国家资源有限，发展中国家无法培训足够数量的高技能西医医疗人员，以满足群众量大面广的医疗任务。而且，在正常情况下，高技能医疗人员毕业后都会选择在城市就业，农民仍然得不到医疗资源；昂贵的医疗技术，多半也只有城市居民才能负担得起；以极少数高技能的医疗人员提供个人医疗以及个人卫生服务的方式，无法有效解决在农村贫困人口中传染性疾病蔓延和营养不良疾病充斥的问题。
新中国发展了具有重大革新性的公共卫生体系：主要依靠经过很短时间就可培训出来的较低技能医护工作者；发展了劳力密集而不是资本密集的医疗技术；强调预防和初级保健；集中精力实施公共卫生计划，而不是单纯关注个体健康。公共卫生坚持四项原则：“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第一，医疗卫生体系为工农兵服务。要想为工农兵服务，就必须实行免费或接近免费的医疗制度。1951年劳动保险条例颁布，这是一部主要面向企业职工即产业工人的综合性劳动保障法规，涉及养老、医疗、工伤、生育保障等多方面的内容。在《劳保条例》中关于企业职工医疗保障的规定主要是：（1）因工负伤的员工在医疗期间工资照发，其全部诊疗费、药费、住院费、住院时的膳食与就医路费，均由企业负担；（2）非因工受伤或生病的员工，在指定医院诊疗时所需诊疗费、手术费、住院费及普通药费均由企业负担；贵重药费、住院的膳食费及就医路费由本人负担，如本人经济状况确有困难，由劳动保险基金酌情补助；（3）员工供养的直系亲属患病时，可在指定医院免费诊治，手术费及普通药费由企业负担二分之一，其余费用自理。以《劳保条例》建立起的劳保医疗制度起先是以全国国有企业职工及家属为保障对象的，后来城市大集体企业和部分乡镇企业也参照国有企业建立了劳保医疗制度。1952年6月，政务院发布了《关于全国各级人民政府、党派、团体及所属事业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实行公费医疗预防的指示》，决定根据国家卫生人员力量与经济条件将公费医疗预防的范围推广至各级人民政府、党派、工青妇等团体、各种工作队以及文化、教育、卫生、经济建设等事业单位，正式确立了我国的公费医疗制度。同年8月卫生部经政务院批准制定发布了《国家工作人员公费医疗预防实施办法》，对享受公费医疗人员的范围，公费医疗的经费来源、管理和督导方法等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1953年，卫生部在《关于公费医疗的几项规定》中将公费医疗的范围又扩大到大学和专科学校的学生和乡干部，1956年国务院批准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后继续享受公费医疗待遇，到1957年全国享受公费医疗的职工由1952年的400万增至740万。1957年全国城市总人口数为9949万人，有740万人口享受公费医疗，约6000万人口被劳保医疗所覆盖。考虑到劳保医疗是惠及职工家属（小孩、老人等）的，因此基本实现了城镇居民全覆盖。农村合作医疗是随着人民公社的建立而发展的，尤其是1965年6月毛泽东同志做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后，9月21日，中共中央以(65)586号文件批转卫生部党委《关于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的报告》，强调加强农村基层卫生保健工作，极大地推动了农村合作医疗的发展。到1976年，全国有90%的生产大队举办了合作医疗。第二，坚持预防为主。新中国的卫生事业重点在于预防疾病，包括预防免疫注射、整治环境卫生、消灭传播疾病的昆虫等。毛泽东还提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主张对于没有严重疾病的人，提倡经常到户外活动，锻炼身体，增进健康，预防疾病。第三，坚持中西医相结合。新中国成立时中国还没有医药工业，多数西药都生产不出来。当时全国西医仅有2万多人，中医虽有几十万人，但却不能正常发挥作用。1949年9月，毛泽东在接见全国卫生行政人员代表时，从保护和发展中医药的角度着重指出，只有很好地团结中医，提高中医，搞好中医工作，才能担负起几亿人口艰巨的卫生工作任务。1958年10月，毛泽东对几千年来为保障人民生命健康作出巨大贡献的中医药给予充分肯定，指出：“中国医药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六七十年代随着赤脚医生的普及，直接促成了中草药运动的发展，加速了民间土方的整理与出版，带动了中草药种植与加工。民众都说：“当地有百草，就看找不找，土方治大病，草药疗效高。” 1974年，全国中药材种植面积达到226万亩，中药材销售9亿9千余万元，比1965年增加了1倍。本地药材少的大队还要组织采药队到外地去集中采挖。采挖到的药物或出售给国家用以补充合作医疗资金，或自用以缓解药物的匮乏。第四，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建国初期的爱国卫生运动分为两个阶段：1949年到1954年第一阶段是以消灭病媒虫兽为主要内容的卫生防疫运动，集中开展了治疫和防疫；1955年到1959年第二阶段进入到以除“四害”、讲卫生、消灭疾病为主要内容，在群众中普及了卫生知识，起到了移风易俗的作用，提高了人民的健康水平，改变了落后的卫生状况。
二、建国初期公共卫生工作重点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人民恢复国民经济的同时，把防治传染病、地方病和职业病作为卫生工作的首要任务。中共中央“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首次提出以“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1952年，确定了新中国卫生工作总方针为“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第一个五年规划时期，开始建立专门的卫生防疫机构。到1952年底全国已建立各级、各类卫生防疫站147个，各类专科防治所 (站) 188个，共有卫生防疫人员20 504人，其中卫技人员19 750人。1953年，公共卫生局改为卫生防疫司，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区和县设立卫生防疫站。自上而下的卫生防疫站和专业防治所、站以及防疫专业队伍从实际情况出发，开展疾病控制、卫生监督、卫生监测、卫生宣教和科研培训等工作，做好传染病防治。1954年，卫生防疫站工作内容拓展到环境卫生、食品卫生、学校卫生和放射卫生等领域。1956年，在中国医科大学和原中央卫生实验院基础上，成立中国医学科学院，是我国唯一的国家级医学科学学术中心和综合性医学科学研究机构，发挥预防医学科学技术的中心指导作用。第二个五年规划时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放射卫生防护应运而生，全国城乡普遍创建托儿所和幼儿园，成立儿少卫生教研室、儿童保健所、学校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1963年，卫生部颁布《预防接种工作实施办法》，提出建立预防接种卡片，加强计划接种，我国预防接种逐步走入计划接种时代。1964年颁布《卫生防疫站工作试行条例》，规定劳动卫生、环境卫生、食品卫生、学校卫生和放射防护等工作内容，卫生防疫站的质量明显提高。到1965年底，全国卫生防疫站共2499个，是1952年防疫机构的16倍，公共卫生医师(技师)6428人，较1952年医师(技师)增加11倍。[[1]]覆盖全国的公共卫生体系雏形得以建成。
新中国高度重视劳动者的健康和安全，1949年颁布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提出：“实行工矿检查制度，以改进工矿的安全和卫生设备”。1951年后相继颁布了《劳动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尘肺病防治条例》、《职业病范围和职业病患者处理办法规定》，将危害职工健康比较严重的14种职业病列为法定职业病。1954年卫生部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工业卫生会议，提出“积极领导，稳步前进，面向生产，依靠工人，预防为主”的职业卫生工作方针。陆续开展了几次大规模的职业性危害调查，如1974-1976年，卫生部、劳动总局、中华全国总工会和煤炭、冶金等工业系统组织检查290多万接尘作业工人[[2]]。
三、新中国公共卫生成效
新中国很快就控制了严重威胁人民生命的多种恶性传染病。1952年和1955年我国开展了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持续不断的清洁卫生运动，对于改善城乡环境卫生、消灭疫病、移风易俗有良好的促动作用。以危害最大的鼠疫为例，1953年发病数比1950年降低了90%，到1956年底，鼠疫已经基本控制。为消灭天花，1950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发布周恩来总理签发的《关于发动秋季种痘运动的指示》，做出在全国推行普遍种痘的决定。1949年至1951年接种牛痘人口已达全国人口的45%；1953年天花比1950年降低了95%。卫生部颁布《种痘暂行办法》，在全国推行免费普种牛痘，提前消灭了天花。随着1961年我国最后一例天花病人的痊愈，中国境内再未发现天花病例。1949年我国结核病患病率为1 750/10万，结核病死亡率达到200/10万，是我国成人传染病的第一杀手，建国后建立了结核病防治的机构，制定了“分两步走、以城市为中心、逐步扩大到农村”的结核病防治工作方针，全面开展卡介苗接种、化学治疗和不住院治疗、因地制宜开展人员培训和防痨宣传教育。患者发现、治疗、管理、消毒隔离等工作逐步开展，到1979年全国活动性肺结核患病率已经下降到717/10万，估算患者人数为690万，较新中国成立前大幅度下降[[3]]。1959年，基本消灭性病。麻疹、脊髓灰质炎、百日咳、乙脑、破伤风、丝虫病等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显著下降，斑疹伤寒发病率1956年比1951年下降了89%，回归热下降了91%。从1949年起到1956年止，全国已治疗血吸虫病患者76万人，黑热病患者50余万人，钩虫病患者400万人。因伤寒、疟疾等疫病造成的死亡和损失也日趋减少，城乡人口快速增长。
从1949年到1957年，全国人口预期寿命从35岁增加到57岁。仅8年时间，中国人的预期寿命增加了22岁。
注释
[[1]] 吴俊，叶冬青.新中国公共卫生实践辉煌70年[J].中华疾病控制杂志，2019，23(10):1176-1180.
[[2]] 陈卫红，邬堂春.健康中国，职业卫生先行——中国职业卫生发展70年回顾与展望[J].中华疾病控制杂志，2019，23(10):1169-1172.
[[3]] 陆伟，周扬，刘剑君.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结核病防治工作的进展与成就[J].中华疾病控制杂志，2019，23(7): 754-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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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沙漠骆驼。本文为激流网首发，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郭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