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方方做出客观评价，已然成为网络争议的焦点。前些日子，余亮先生撰文提出了他的观点：“方方日记不是左右之争，而是新旧之争”。从全文来看，余亮先生指出方方日记产生争议的原因是“两代人的冲突，是对于重大政治主题的感知的冲突，是情感和趣味的冲突”，“年轻一代认识到，主导当代世界的主要矛盾是中西国际秩序之争，是命运共同体与霸权等级格局的竞争”，等等。

余亮先生口中的“新”到底是什么？我们看到，指出“中西国际秩序之争，是命运共同体与霸权等级格局的竞争”的“新一代思想者”，实则还是在“大国崛起”的政治背景下，产生的一批以追求“民族利益”、“国家整体利益”为最高原则的思考者，放在具体背景下，就是在这次疫情中不断强调通过对比中西方防疫措施效果优劣而产生的“制度优越感”，来反对一些有碍他们所认定的新格局形成的一类人的言论。

余亮先生把关注点放在了当代年轻人身上。他通过一些局部调查，发现了“方方的粉丝大多是上世纪50、60、70后的读者，而反对方方的人遍布B站、知乎等年轻人社区，微博上反对者也以年轻人居多”，由此认为围绕方方的争议是新一代年轻人与老一代人的冲突，“是对于重大政治主题的感知的冲突，是情感和趣味的冲突”。不仅于此，余亮先生指出：“方方们把一切质疑都批成极左。网友笑说：别问，问就是极左。戴着极左时代的眼镜，就只能发现极左，看不到真正的矛盾。”最后得出了结论：方方所代表的是“满满文革风，非此即彼，控诉批判”，而反对方方的大多是处在大国博弈、东方崛起时代背景的当代年轻人，这种年代割裂的矛盾是价值观不同的矛盾，所以是新旧的冲突。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支持方方的人，究竟在赞同她的什么东西？反对方方的人，又在批判她什么东西？除了方方的支持方、反对方，难道没有自由主义话语和强国话语之外的第三方？让我们重新回到对方方、对方方日记的辩证性认识上来进行分析。

一、我们究竟接受方方的什么东西？

总的来说，方方日记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对疫情下武汉民众生活的点滴记录，方方在其日记中发出了对武汉政府官僚主义的控诉，她通过对百姓日常生活的记录表达了对媒体一味歌功颂德的控诉，这是我们需要接受的。

不可避免地，一个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他的思想意识，方方就是一个现实的例子。不少反对方方的网友，指出其过激言辞和她随意地扣“极左”的帽子，指责她“没有大局意识，破坏团结，渲染悲情，抹黑形象”等等。我们需要看到，方方日记是方方思想认识的流露，其价值观、社会观、世界观可能是与我们很多人截然相反的。方方作为上世纪一些知识精英眼中的“伤痕年代”受害者，以及当前社会的得利者，这样社会地位关系的存在决定了她尽管书写了老百姓反对形式主义、反对官僚的心声，但也无法超脱她的个人视野，对更深层次的原因进行批判。对于左翼人士来说，她的一些涉及历史的观点尤其是要受到严厉批判的。

所以，我们拒绝方方的是她的“不彻底的批判”。她认不清各类现象的背后的原因，因而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只能无可奈何地用前后矛盾的控诉来代替。这正是我们需要拒绝的东西。

故我们对于方方的东西应该有选择地接受，有选择地批评，而不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扣上一顶大帽子，用派别的胶带封住嘴，这不是一个实事求是、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关注社会的左翼人士的做法。我们应该接受的，是方方客观上发出一些百姓的声音。她敢于讲真话，敢于批评，她对于武汉真实情况的反映是我们应当接受的。如果反映百姓真实生活的东西一些“左翼人士”都无法接受，那么他们玩弄的一套自以为高端的扣帽子大法也是大家反感的。

我们看到，余亮先生的文章没有关注到方方日记反映真实情况的这一重要事实，反而是一味地寻找其社会关系与意识形态，挖掘方方的思想底细成了余亮先生的主要工作——这一套东西是百姓不喜欢的，这也其实是正是文革初期以老红卫兵为代表的一类人的形左实右的做法。

二、方方日记的争议，到底是什么冲突？

深究到底，还是言论自由与秩序至上的冲突。我们接受方方的部分东西，说白了就是支持群众表达自己真实想法。方方之所以受到热捧，有较为深厚的群众基础。至于余亮先生在其文章中紧抓方方的“自由派”观点不放，而对方方对现实的反映熟视无睹，无非又是拿左右来说事，使得方方日记内容被刻意地忽略与掩盖，这并不是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而方方眼中的极左其实并不是左，而是像余亮先生一类“维护社会秩序”的人。

余亮先生指出的“两代人价值观不同”看上去像是一个因素，但它是似是而非的。我们首先必须承认两代人的在一些具体的价值观上存在差异，这是每一代人所处不同社会环境决定的。但是关于对方方的争论，产生争论的两个尖锐观点的原因仍然是出发点不同，与年龄无关。 同一年龄段的下岗工人和知识精英大概率立场不同，同一年龄段的富二代与996们想法更不会相同。正如前面所说，我们如果接受了方方敢于讲真话、敢于批评的方面，那么，人民群众应是我们首要的关注对象。否则，我们关注的首要对象就不再是人民群众，而是在宏大话语体系之下的所谓秩序。

后者到底是怎样一种观点呢？余亮先生的“新旧之争”中说：“作家们当然有理想，只是新的理想到来了，他们感受不到，或者不愿接受——没有启蒙过的中国怎么就能崛起呢？你说星辰大海，他就说是痴人说梦；你说工业强国，他就说是国家主义；你学会了国际斗争游戏规则，他就说你是政客互怼；你说中华复兴，他就说他只在乎小民的尊严。仿佛小民的尊严和国家强盛没有关系。他们只会割裂，只会文革式的二元对立思维。他们无法理解新的复杂世界。当然，不是说所有的上一代都这样，只是说这种情怀和思维特别属于上一代。”但是，所谓的“文革式的二元对立思维“不正是余亮先生本人吗？余亮先生认为方方没有看到新时代的新变化，反而一味揪着“现实次要问题”不放，其实就是指责：你的旧时代观点已经过时了，我们现在关注的是发展，是和西方相对衰落对比下的东方崛起，因此请你闭嘴。

这样看来，余亮先生提出所谓的“新旧之争”无非是旧调重弹而已，新瓶装的还是旧酒：近几年来，西方出现了相对衰落，东方看上去生机勃然，尤其是这次东西方在疫情中展示的不同的抗疫方式，似乎让一些人飘飘然，以为东方所代表的道路已然是人类的新路，东西方博弈关系到人类发展的未来，自豪感、站队意识油然而生。然而，余亮先生忘了一个小小的前提：同样的市场经济、同样的雇佣劳动制度，同样深陷金融化、空心化与债务陷阱，在新冠疫情引发的危机涌动之下，谁能独善其身？谁能有光明的前途？

余亮们的内心其实也是惶惶然的。否则，也不会因为一本小小的日记而大做文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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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立恒。编辑：五百二。本文为激流网首发，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克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