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疲劳
纪录片《矿工、马夫、尘肺病》镜头下的人们看上去是疲惫的。长征时红军翻越的第一座山脉越城岭峥嵘而崔嵬，各色晃眼的塑料篷帐扎在山道上，矿工和马夫就劳作在此巉岩。工作的间隙里，男人们望向远山，大口大口地抽着矿泉水瓶子里的水烟。
谈论生死是一种常态。「丢麻山矿崩了，把八个矿民埋了三天。」说起埋了三天才救起来，煤矿老板在摄像机前露出微笑。来自广西同一个村子的矿民一边炒菜，一边谈论矿难的赔偿：「出矿难老板赔偿就是了。...我那边去年有个矿难死者老板赔了五十多万。」当然，还有近在眼前的事故：「伤了几个，只死了一个。」「他说那个死的我就不帮忙抬了，哈哈哈。」言谈间带有不经意的戏谑，仿佛对在这种环境下逝去的人命已见多不怪，且对此多少无能为力。
无法改变时，思虑其实也是无用的。贫穷迫使着中国农民在矿洞间翻山越岭，为了更好的生存，除此别无他途，即使他们自知将始终身在矿难的恐惧与尘肺病的幽灵之下。生存的疲劳伴随对生死的疲劳，直至也许在矿难中殉职，也许因尘肺而窒息。高强度的体力活使人疲劳，而在矿山这特殊的工作场域，人们甚至已经疲劳于死生；也许是肉身的疲劳使得思虑变得多余。
八零年代始，致富的朴素渴求驱使着私人煤矿越来越多地出现。影片聚焦的小型煤矿，正是无数非法煤矿中的一员。国有煤矿垄断了技术，开矿只能以假炸药替代，而假炸药爆破的事故正是频繁的矿难之大宗；矿工在毒气中倒下，成为幸存者苦涩的谈资。
非法煤矿在官民张力下的灰色地带暧昧地存在。矿民日常言及的「整顿」，便是一场永不止息的博弈。整顿甚至被视为矿难的罪魁：片中矿民抱怨道，正是因为深夜还在和官员陪酒，翌日的昏沉才引发了事故。在此，可以一窥「整顿」的表演性质，欲迎还拒的执行，既有人情社会的裙带，又作为财政收入的来源。
容忍非法煤矿，不仅仅是倏忽。在更大的图景中，矿工开采拾捡、马夫颠簸运送的一包包矿石，最终流入的仍是大型煤炭场。对非法开采的纵容不失为一种工具理性——如此八方得来的原料，对国家而言，劳动力成本更低，也增加了组织化开采之外的产量。
「山高皇帝远...我们这里这么高，还经常来整顿。」在远阔的山脉日夜地辗转回旋，国家的面目要么以整顿人员的角色闯入，要么就是在电视荧幕上出现：「国庆阅兵我也看。去年在青海，我走好远的路去看。」然而，奠定了国家快速发展之基础的千万农民工们，经受的不是贫穷的原罪，而是全球资本与国家的双重剥削。曾经，中国作为的煤炭出口国，置身在能源为第一世界国家所掠夺以换取发展的国际结构之中；同时镶嵌在城乡结构之内的矿工们，他们的每一滴血汗正是经济增长野蛮而疼痛的代价。
对于矿工和马夫们而言，疲劳的生活是为生计的非如此不可。他们也许从未能考虑工作时的防护、身为劳动者的保障，更毋论免于疲劳生活的可能。看到电视里遥远的繁荣，他们不得知的是，他们正是这发展的功臣，而缺席的国家理应为他们的劳动做出报答。
2、回旋
矿民来自天南地北。迁移，是理解煤矿工人的一个关键词，他们原是乡村的农民，怀抱着改善生活的初衷踏上了漫长的路途。事实上，改革开放以后，农民们作为沿海城市工业所需要的劳动力被逐渐允许迁徙，伴随而来的却是农村凋敝以及农田荒废，使得家乡由于缺乏生计而再也回不去。
新闻中的名词「尘肺村」，即是由于矿民往往是亲戚带亲戚、老乡带老乡地出外——因而最终工人们也以村为单位罹患了尘肺这一职业病。在他乡漂泊中，同乡人的陪伴形成情感的互助网络，成为最重要的人际支持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在由同乡组成小型采矿团队的情况下，这种人情遮蔽下的劳动关系也同时使得维权变得暧昧而困难。
矿民的迁移同时意味着背井离乡，也即进行着远距离的家庭实践。即使矿工大多以男性的形象出现，实际上，如影片所记录的小型开采团队中，不可忽视女性劳动者的存在。在小型煤矿的性别分工中，女性一般担任分拣和后勤的工作。影片对女性矿工没有做多着墨，常常留下她们埋头拾捡时弯曲的脊梁。而对于占大多数的男性矿工而言，在矿山里的日子是远离家庭的，亦即远离父母、伴侣与子女。一年里，可能只有春节时分，他们才回到家乡见到亲人，而在短暂的共处后，又将开启从家乡到异乡的回旋。
广泛的迁移现象随之挑战了千年以来中国的家庭图景，产生了留守儿童与留守老人这类群体，成为一个深刻的社会议题。老人与孩子被留在乡村，老人的照护缺位，同时孩童的成长教育面临父职甚至父母双方的空白，也身处被性骚扰等危险当中。
而同时应注意到的是，留在原乡的女性配偶也与只身在外的矿工一样，处于情感空缺的境地。妻子在独自养育孩子的同时，也承担起照顾老人的责任，不仅母职在身，更要替丈夫行使父职与孝道。——她们是这个国家更加无声遁形的劳动力，以情绪与体力上的付出，确保劳动再生产的可能。——而如果她的丈夫不幸罹患尘肺，那么她将一直重复这样的生活，直至老去：据调查，尘肺农民中，已婚男性占绝大多数（87%）（大爱清尘，中国尘肺病农民工生存现状调查，2019）。虽然影片并未聚焦于这个沉默的女性群体，然而她们的境况的确是同样不容忽视的。
远离配偶生活着的女性们被困在乡村狭小的场所下，她即使孤独也可能无处言说。而她们的丈夫，至少有在社会中出入的迁移自由。矿民笑着转述「学坏了」的男人的故事：「赚到钱就常在外面乱搞」，晚上不回家；伤心的妻子去在菩萨前烧香，「保佑我丈夫在矿上少赚点钱」，宁可丈夫钱挣得少，也不愿他出轨嫖娼。嫖娼，是男性矿工排解性需求的一种方式，说到很久没回家，矿工们开玩笑地要求老板「给每个人请一个小姐...我得玩一天」。
「老婆不要漂亮，老婆要会做。在外面耍的呢，就要漂亮些。」女性一直是男人们之间的话题。影片中，男性矿工唱起，「讨亲要讨大奶婆，日里走路又好看，夜里睡觉又软和」。晦暗的山洞中他们低着头吃饭，露骨的山歌弥漫的是漂泊而劳累的男性内心飘荡的某种孤绝与怀想，然而，在男性的孤绝背后的性别不平等，也始终存在着。
等到矿工们结束漂泊返回家乡，带着辛苦得来的想要改善家庭生活的积蓄回到家庭中去时，日积月累的工作在肺部留下的创伤可能已经不可挽救。当他在矿山与矿山间疲劳地回旋完了半生，尘肺病人又不得不将所有的家财用在医疗费上；生命仿佛一场玩笑，一切都是徒劳无功的轮回。
3、生死场
影片的后半段以一位尘肺病矿工为主角。他姓赵，十五岁起，连续开矿挖煤二十年，过世前四年检查为尘肺病晚期。尘肺病人呼吸困难，几近丧失劳动能力，即使吃饭时也插着管子供氧。站着说话，说着说着便要蹲下去喘过气来。
尘肺病是一种慢性形成的肺部疾病，患者因长期吸入尘埃沉积于肺部，致使纤维化病变。纤维化病变的进行无法逆转及根治，主要症状包括咳嗽、胸痛、呼吸困难，以及呼吸系统感染、肺结核呼吸衰竭等并发症。据民间组织统计，中国大陆至少七千万的尘肺病患者——意味着有七千万个活生生的、无法呼吸的生命在病痛中徘徊。
然而，尘肺病是完全可以预防的——如果做到工作场所的防尘监测措施，保障定期的体检与早期治疗，而这需要法治、监管、技术等多方面的落实。作为最常见的职业病，中国尘肺病人的数量之巨，正反映着劳动者在工作时的保障措施之空缺。就如影片前半段所展示的，所有的矿工的鼻口都未见防护，他们敞开着赤裸的肺，用一步步到来的窒息交换血汗钱；而且，模糊的劳动关系下，不完善的法制自动地将这些劳动者排除出了工伤保险等社会保障的范围。
七千万的尘肺病人，这个数字，还在一个个地增加，「每年新增尘肺病人数量当在十万人左右」（大爱清尘，2019）。尘肺病的高发职业不只在矿山，石材加工、建筑材料、 金属冶炼等涉尘作业同样产生大量的粉尘。煤炭业在衰落，但尘肺病依然是劳动者的梦魇。
尘肺病的预防与治疗的体系仍未完全建立，已成为职业病受害者的，要自己救自己。2018年，三百多名罹患尘肺的建筑工人及其亲属七次赴深圳维权，他们的要求并不过分：当工人的肺在尘烟里凋零，当呼吸成为巨大的苦难，尘肺病的治疗费用、失去劳动能力后一家人的生活保障，这些个人无论如何都无法承担的致命之重，需要有所补偿。
制度在进步，2019年，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0部门联合发文，提出2020年底尘肺病防治目标与脱贫攻坚任务同步完成；矿山、水泥多行业将迎来专项治理。这是迟到的正义。然而，改革的进程需要细水长流，「虽然与 2015 年相比，尘肺农民经济状况有了一定的改善，但是全国各地的尘肺农民仍处在入不敷出的窘迫状态」；「尘肺病预防，明显好转却仍不乐观」（大爱清尘，2019）。
镜头下，村子里的男人坐在一起细数低保申请之难，又说到同村的谁已经因尘肺病而过世。所有人都知道赵矿工的生命进入倒数。家庭内部的互助是最大的倚靠。他们一家住在弟弟的房子里，靠弟弟的救济支付医疗费，虽然他已接近放弃治疗。晚期的尘肺病，「没太多治疗的意义了」。
他也终于在一次深夜的停电中，因呼吸机中止无法吸氧而窒息，离开了人世。
纪录片的导演曾为他的一家拍下全家福，一家四口之前从没有一起拍过照。拍完照，他气喘吁吁地扶着栏杆蹒跚上楼，去收屋顶上晒着的稻谷。上楼不易，而村里震耳欲聋的喇叭，缓缓播着胸有成竹的宣告：「确保打下扶贫攻坚这场硬仗......将脱贫成效的好坏作为各级干部提拔重用的重要依据......」
合影时，村人提议，「给他拍张寿相（遗照）」。赵矿工笑盈盈地答应，「是的，给我拍张寿相，拍张单人照」，说着露出他白白的齿。在乡土中国听到如此赤裸地谈论死亡，令人侧目。单人相里的男人久经风霜，却依旧有着清秀的面容与纯粹的眼，仿佛还未踏上回旋而疲劳的矿工生涯。他的面孔占据着镜头的中央，竟有一阵悸目惊心的宁静向观众扑来。
1934年，萧红在《生死场》写下：「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然而，人仅仅是动物吗？一个个受困于呼吸、贫穷于生存的人，他们生命的意义难道真的只是忙碌于生死？为赵矿工送葬的奏乐锣鼓轰鸣，但再轰烈震耳的赞歌，也无法掩抑人们在棺木前撕心裂肺的哭喊，更不能将一个「人」所遭遇的疼痛与苦楚抵消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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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保维、董小锐。来源：706青年空间。责任编辑：郭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