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4日，哈佛大学研究团队在《科学》杂志发表一项名为“预测大流行后新冠病毒的传播状态”的研究。研究表明，新冠疫情在未来五年内有可能会反复爆发，需要长期监控，如果不能迅速提升急救护理能力，那么在有效的治疗方法和疫苗出现前，“保持社交距离”将是防止医疗资源遭挤兑的重要途径。研究人员认为，有必要长时间或间歇性地采取保持社交距离政策，直至2022年。
霍普金斯大学医学系副教授Lisa Maragakis在一篇科普文章中将“保持社交距离（social distancing）”定义为“刻意增加人与人之间的物理空间以避免疾病传播”的措施。取消户外集会、停工停学、关闭或限制公共交通、尽可能地待在家中，都是“保持社交距离”的具体措施。尽管不少人希望能早些放宽限制，但在严峻的疫情形势下，保持社交距离的政策不得不向后延展：4月16日，英国政府即表示全国性地保持社交距离需延长三个星期；特朗普在上月底的白宫简报会上也表示，“保持社交距离”指南将延续至4月30日，与其之前希望在4月中旬放松该政策的愿望相悖。
“保持社交距离”正以极快的速度将我们从过去那个熟悉的世界里抽离出来。如果人类真的需要保持社交距离直到2022年，我们要面对的会是怎样一个世界？“保持社交距离”不是此次疫情中的新创，在过去，人们常使用服装、礼仪来划定人与人交流时应当保持的距离，例如19世纪盛行的“鸟笼群”就用宽大笨重的裙装将上层女性与其他人隔开。然而，诚如凯斯西储大学访问助理教授Einav Rabinovitch-Fox所说，过去的社交距离保持关乎的是礼教、阶级与种族，而这一次却关系到全人类的健康。当保持社交距离的内核被重置，新的理念和规则将如何重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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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业或许会掀起一股新的穿戴风潮，口罩可能会成为传递“保持距离”信号的饰品，一些建筑师也开始构想疫情后办公场所与城市公共空间的规划。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有关未来的思考并不是一种无关痛痒的设计和轻快的畅想，对既往世界的沉痛之思总是交织于其肌理之中：建筑界关于社区缺失的反思回应了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所说的“邻人消失”困境，同时也指向了零工经济长期以来的积弊和劳动移民所遭受的不平等。
沿着这一思路，我们会发现，“保持社交距离”不只是“安不安全”“能不能出门”的烦恼，它还是种族、性别、阶层不平等的显影器，并大声敲响了公共生活萎缩的警铃。印度左翼知识分子阿兰达蒂·罗伊在文章《“大流行”是一个传送门》（原文刊于《金融时报》，中文版由澎湃新闻译介）中指出，危机和断裂早已在往昔所谓的“正常”里发生，新冠疫情提供了一个“重新思考我们亲手为自己制造的末日机器”的机会。在她看来，大流行是连接新旧世界的“传送门”，我们既可以卸下包袱为新世界而战，也有可能为过去的“残骸”所累，那残骸是“傲慢、仇恨、贪婪，数据库和沉闷思想，枯萎的河流和污浊的天空”。许多人渴望回归“正常”，但恰如罗伊所说，“没有什么比回归正常更糟糕的了。”
公共生活与社会团结的萎缩
疾病悄无声息地影响着建筑和城市的面貌。《卫报》建筑评论员奥利弗·维恩赖特（Oliver Wainwright）的一篇文章梳理了建筑与疾病的关系，他认为，建筑的形式与功能总是伴随着人类对疾病的恐惧，当前一些建筑设计师已将注意力转向“后新冠”时代的景观，希望从建筑空间布局、装修材料等方面帮助抑制病毒传播。基于“保持社交距离”的考量，从前流行一时的联合办公室成为大家积极改造的对象。
建筑设计师扎哈·哈迪德设计的沙迦的Bee'ah公司总部办公基地效果图
联合办公室以社交理念为基础，打破了格子间办公的传统，让多个团队在一个空间里共处。而如今，这个人与人之亲密和谐的梦想似乎在可能感染病毒的恐惧中陷落了。斯科特·布朗里格公司首席执行官达伦·科伯告诉《卫报》记者，未来办公室的密度会有所改变，因为人们不再想要靠近他人。
“保持社交距离”似乎正借助恐惧和猜疑疏远自我与他者的距离，然而，一些学者认为，孤独早已盘踞于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本就没有那么近。美国社会学学者David Grazian在研究联合办公室时发现，人们没有兴起站在休闲区社交聊天，只是低头喝着自己的咖啡、啤酒（见澎湃新闻文章《疫情下的美国工作：在家办公，等于在家失业》）。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在接受DiEM25 TV主持人斯雷科·霍瓦特采访（ 澎湃新闻整理翻译）时表示，当下的“自我隔离”并非始于今日，人们在麦当劳这样的公共场所进行的交谈，要么是与身边人的“浅谈（shallow discussion）”，要么是屏幕之上的虚拟对话。
现下来自于官方的“保持社交距离”政策攫取了过多的注意力，以致乔姆斯基所说的“自我诱发式社会孤立”从我们的视线中隐退。出于公共卫生安全的考虑，“保持社交距离”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但若它成为一种未经反思和不被警惕的新常态，人类将如一盘散沙，成为一个个原子化的孤立个体，依赖于亲密的物理距离凝结发展的社会运动也就无法成形。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教授蕾贝卡·L·斯潘在《当餐馆停业，美国人失去的不只是一顿饭》（界面文化译介）一文中向我们警示了社交距离对于餐饮业和社会文化的影响。诞生于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现代餐馆不仅是有关食物的商业活动，还代表着民主参与的公共生活，民权运动的静坐示威即孕育于此。餐饮业是受疫情打击最为严重的行业之一，如果传统餐馆被外卖餐饮大规模取代，人们的生活只能不断退居至私人领域，餐馆共建的社区归属感也将荡然无存。
电子时代“自我诱发式的社会孤立”已在过去的十年里逐渐架空了建于物理亲密之上的公共生活与社会团结。疫情爆发前，我们的躯体可能还停留在餐厅这样的公共场所，与现实的联结却变得越来越肤浅。疫情爆发后，“保持社交距离”几乎成为压倒公共生活的最后一根稻草，酒吧、餐馆仅剩的热闹和喧哗几乎在一夜间凋零。
爱德华·霍普画中的孤独者
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设计政治学教授沃特·范斯蒂法特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谈到，阿姆斯特丹的旅游业停滞后，居民们惊异地发现“自己没有邻居，没有社区，没有城市”。通过新的设计帮助抑制病毒传播是建筑界努力的方向，而实现城市去中心化，方便居民就医、购买生活日用品，重塑公共生活、为城市注入动力，或许是未来城市规划面临的更棘手的难题。
零工经济下的邻人消失与劳工权益问题
阿甘本认为，“安全理性”在“保持社交距离”的口号下成为第一价值取向，猜忌瓦解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邻人不复存在。同公共生活一样，邻人的消失非自今日始。仅以餐饮、购物为例，过去，人们大多需要亲自去餐厅去商场，在物理移动中，附近的一切被一遍遍地丈量和感受，而这个过程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一键下单所取代，尽管我们可以和服务人员接触，但这类接触通常是一次性的、短暂而模糊的。疫情期间的社交疏远与隔离只是加剧了这种状况——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一个恰好在疫情期间搬进新居的人，很可能在两个月后对自己居所周围的环境依然一无所知。
这也是范斯蒂法特对零工经济不满的原因。对于乔姆斯基、范斯蒂法特和斯潘等看重民主参与、讨论交流和公共生活的人来说，新冠病毒没有制造出新的问题，而是给了本就摇摇晃晃的社会团结致命一击。但现在，这个架空了周边社区的经济形态却有可能摇身一变成为英雄。我们必须承认，城市停摆后，外卖员、快递员极大便利了城市居民的生活，但在感谢和夸赞之时，首先应该将个体劳动者的努力和作为整体的零工经济区分开来——不单因为邻人的消失，还因为零工经济运营模式所引发的劳工权益问题。
《疫情下的美国工作：在家办公，等于在家失业》一文指出，在美国，由于大部分人已经在家中储备好了足够的食物，外卖需求并没有大量上升，叫车平台也流失了大量订单，然而，零工平台的应对策略聚焦于改变消费者和劳工的互动模式，整体看来，各项改进措施有利于消费者“保持社交距离”，但细究之下，却是以牺牲劳工权益为代价的。例如，跑腿平台TaskRabbit向顾客开放了免费取消订单的权限，而劳工却很可能“被白跑单”和恶意销单；Uber和Lyft平台直接拿掉了拼成功能，声称更能保障乘客安全，然而司机的安全似乎不在公司考虑范围内，时薪的减少需要司机付出更长时间的劳动。换句话说，零工平台在疫情期间的口碑建立和持续营业，是通过将企业面临的风险转嫁给个体劳动者来完成的。
疫情影响下的零工经济
作者进一步指明，近年来，零工经济的运营模式已无法兼顾低价便利和劳动者权益，像Uber和Lyft，即使极力压缩用人成本，依旧只能靠风投而非盈利过活，从业者收入逐年下滑，各大平台劳工的实际时薪远低于最低工资标准，这意味着劳工都需要打多份工才能维持生计。借用社会学学者Alexandrea Ravenelle的话来说，“以灵活、就业共享共赢为卖点的零工经济，本质上是包装成进步的倒退。”
由此看来，疫情的冲击下，零工经济也是强弩之末，遑论对现下情势以及未来的担当。“参与、自主、社区”等理念是零工经济企业惯用的旗号，但在实践当中，存在的却是劳动者背负的高风险与“附近的消失”（人类学家项飙在节目《十三邀》上所言）。更为糟糕的是，零工经济所网罗的劳动力是被隔离于主流经济结构之外的“不稳定就业人群”，他们大多本就来自社会边缘和底层，过去十年的零工经济鲜能改变他们在社会中的位置，如今，他们又被推到经济危机的风口浪尖。
“保持社交距离”是对底层人的“物理挤压”
与零工经济从业者面临的严峻劳工权益与劳动安全问题相比，传统低薪服务行业的劳动者的处境似乎更为艰难，许多人遭到解雇或是停薪。3月，英国左翼思想家大卫·哈维已经在《新冠时期的反资本主义政治》一文中撕破了“病毒面前人人平等”的假象。他曾预测，非裔和拉美裔人群将被置于经济衰退的危险“前线”，短短数日，这一观察已成为了不幸的现实。据《疫情下的美国工作：在家办公，等于在家失业》一文中引用的美国劳工部数据，全美仅29%的非农劳工有居家办公的条件，这些人员大多是办公室白领，再加之其中白人和亚裔的比例远高于非裔和拉丁美裔，以“保持社交距离”为名的居家办公在很大程度上就成了某些阶层与种族叠加的特权。
在地球的另一端，“保持社交距离”的防疫特权在印度以一种更赤裸的方式呈现。3月24日，印度总理莫迪宣布自3月25日起在全国范围内施行为期21天的封锁，4月14日，莫迪再次宣布封锁将延长至5月3日。封闭令导致大量的进城务工人员无工可做，失去收入的务工者无力支付城市生活费用，再加上交通限制，只好选择徒步返乡。
印度新德里的外来务工人员步行返乡
印度作家罗伊认为，1947年印巴分治时，宗教驱动了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而今，这片土地的悲怆记忆要被阶级分化唤起。在她看来，这场封锁就像一个照亮了被遮蔽之物的“化学实验”：“随着商店、餐厅、工厂和建筑工地的关闭，富人和中产阶级把自己隔离在封闭的住宅区中，我们的城镇和超级都市开始挤压出其中的工人阶级——那些外来务工者——就像挤压出不必要的结余。”
“不必要的结余”很大一部分被塞入了贫民窟。据新华社报道，截至当地时间4月18日，印度最大的贫民窟塔拉维贫民窟已确诊117例新冠病毒感染者，其中死亡病例10例。罗伊称，将街道上的人强行驱赶回空间逼仄、卫生堪忧的贫民窟，莫迪用来“保持社交距离”的大封锁实际上造成了一种“物理挤压”。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张忞煜在为澎湃新闻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分析到，此次徒步返乡的悲壮画面下潜藏着印度宗教、语言、种姓冲突等诸多问题：城市外来务工者通常是被歧视的北方人、博杰普里语使用者、饮牛血的达利特以及作为宗教少数的穆斯林。他们在全国性的政治叙事中变成“一张张选票”和“多元文化的象征符号”，又在经济发展中充当数字式的廉价劳动力，这些“破碎之人”像故事中的罗刹一样不断变形，却始终是妖魔而非人类。
“罗刹”能否成为人类、能否被团结并享有安居之地的问题，正是罗伊所言我们能否摆脱过去的残骸、迈向新世界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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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蕴娴。来源：界面文化。责任编辑：克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