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流按：1839年5月12日，布朗基领导的“四季社”发动起义，1200人的起义军占领巴黎市政厅，起义当天即被镇压，布朗基等人被捕——这是布朗基革命生涯中的一个经典片断。在布朗基一生的七十六年中，他两次被判处死刑，十五次遭审判，坐了三十三年半的牢，过了十年的管制和流亡的生活。布朗基虽然有自己的弱点甚至错误，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作为在斗争实践中涌现出的革命家，同无产阶级的命运始终紧紧相连，马克思一直视布朗基为法国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保尔·拉法格这篇文章从一个进步青年的视角为我们展现了革命家布朗基鲜活的另一面：一个始终充满朝气的、心灵细腻、重感情的革命前辈。
在大学生代表大会[1]后不多几夭，我在列日城第一次会见了布朗基，在他年轻的时候，各秘密团体多半是从拉丁区[2]吸收自己的成员。布朗基忠于这一传统，很乐意从学生中寻找自己的拥护者。在帝国时代[3]，当他被囚禁在圣珀拉惹监狱期间，在他的面前出现了整整一代青年，警察把这些青年关进监狱，为的是不让他们的越轨言论破坏波拿巴想在法国建立的暴虐制度。欧仁·佩尔坦[4]当时自夸曾在圣珀拉惹坐了两个月的牢，但他同别人一样为得到荣誉军团勋章的红色绶带而感到骄傲。他说，帝国的重大错误之一是把布朗基同青年中最激进的革命分子关押在一起。这位可敬的参议员说对了。布朗基在拉丁区的影响确实非常强大。他促使特里东、雅克拉尔、普罗托、雷尼亚尔和在伟大的无产阶级起义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其他许多人成为革命者。布朗基对当代相当多的一部分青年进行了革命教育，这是他的荣誉。
在列日，我和阿尔门哥、阿·德尔布瓦三人来自波尔多。我们是反波拿巴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我们曾怀着自豪的心情加入学生游行队伍，跟着比古尔丹高高举起的、用黑纱做成的旗帜前进，这黑纱是为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志哀的象征。当时居住在比利时瓦托医生家里的布朗基很有兴趣地出席了我们的代表大会的会议，并且希望同我们中间的一些人认识一下。会晤定于布鲁塞尔举行。我在那里非常荣幸地首次亲眼见到了这位被资产阶级诬蔑为恶魔的人，过去资产阶级也曾把马拉[5]诬蔑为恶魔。
我当时不仅就年龄来说，而且就热情来说，都还是青年人。我急切地等待布朗基的到来。过去我只是透过社会上流传的对于他的造谣诽谤的迷雾来想象他的模样。当我看到，他从容不迫地走进来，身材不高，体格健壮，穿着非常朴素，但很整洁，雪白的胡子和头发，黝黑的脸庞，硕大的清秀的鼻子（他有时笑着说，所有革命者都有一个大鼻子），我感到十分惊讶。他有一双不大的、深陷的、充满了生气的眼睛，这使他的整个面容显得光采动人。他的声音是悦耳的、柔和的。他的一双很好看的手不停地抖动着，这特别引起我的注意。我听说，他总是带着手套，为的是把失掉指甲的、流血的手指掩盖起来。
我们大约有二十个人。有些人现在已经去世，许多人过着流亡生活，有几个人，例如欧仁·泰诺，加入了资产阶级仆从的行列。布朗基看到自己周围有这么多青年，感到非常高兴。他同我们谈了很长时间。他对我们说，只要我们团结一致，根据各人的特长实行分工，我们就能够在革命中发挥自己的作用。他同我们交谈，似乎帝国明天就要崩溃，我们应当准备投入运动，进行战斗。
他自己满怀着斗争的热情，他也力图吸引我们投入战斗；现在，在经过八年可怕的单独监禁之后，这种斗争热情在这位七十四岁的老人心中并没有熄灭。当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六十二岁，但是他完全有权把1848年的活动家称作老人，尽管他们比他年轻一、二十岁。他充满了青年人的朝气。他的头脑经常处于活跃状态；他密切注视当代科学的一切发明，并且急不可待地掌握这些科学发明。他的本能和他的目标同我们是一样的，虽然我们刚刚开始从事政治活动。
他的全身似乎受到他的精神生活的强大鼓舞；他的步伐富有朝气，他疾步登上楼梯，他的姿态虽然有些拘谨，但很优雅，十分敏捷，流露出刚毅和力量。他喜欢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他曾经热心地参加在普法战争前举行的各种示威游行活动。我们提醒他注意可能遭到的危险，但他对此毫不介意。他说：“我看起来很像来自圣路易岛的真正的资产者，怎么会逮捕我呢？（在圣路易岛上，我们每星期一在卡扎万那里聚会）。只要我向他们出示自己的身份证，他们就会释放我的。”说着，他从自己的衣袋里掏出几份《国家报》和《辩论日报》[6]，他随身携带着这些报纸，作为自己持有“奉公守法的”和温和的观点的证明。
列日代表大会后两年，我在伦敦完成了自己的医科学业回到法国，同布朗基重新建立了联系。他当时在巴黎用贝尔纳的假名居住在拉丁区的埃德处，有时居住在巴蒂尼奥尔区的庞恩男爵那里。我们当时一心想创办一家报纸[7]，并且已经物色了撰稿人。我们这些在布朗基周围的人还不太会写作，但是布日尔和兰克答应为我们撰稿，布日尔不久前由于写了出色的论述马拉的文章而被判罪，兰克写完了非常卓越的《阴谋史》。
布朗基应当成为报纸的灵魂，除此之外没有更多的要求。我们并不缺乏材料，但是布朗基希望有一些只要略加修改就可以付印的备用稿件。我记得当时我写了一整本关于互助主义、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小册子。布朗基一边把我的稿子放到书桌的抽屉里去，一边说：“所有这些关于未来制度的可以设想的形式的争论，是纯粹的革命烦琐哲学。现在更重要的是对初等国民教育制度进行批判。”布朗基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总是有着非常清楚的了解。他知道，大工业企业正在产生大批失去任何财产的战士，只是必须把他们组织起来。而组织这些没有定型的群众是他一生始终不渝的目标。
但是，为了在帝国时代出版一张报纸，必须交付三万法郎的保证金。尽管我们千方百计努力，但无法找到一个愿意冒险将自己的资金投入我们的企业的勇敢的资本家。布朗基的名字吓跑了他们。最后，由于格朗热的捐助，我们终于筹到了必要的款项，但为时已经太晚，战争[8]马上就要爆发。
在帝国的最后六个月内，我有机会常常会见布朗基。通过对他比较接近的观察，我非常喜欢他，并且钦佩他。
赖德律·洛兰曾说，布朗基没有心脏，只有一口袋愤怒。而资产阶级的诽谤者总是把他描绘成一个乖僻的、只懂得仇恨的人。难道他们能够了解，在他的心中蕴藏着多么丰富的爱？我们中间唯一同布朗基有着极为密切联系的特里东常常向我们讲述布朗基唯一的一次爱情的感人细节，这次爱情曾经短暂地照亮了他的多苦多难的生活。我多次听到过他对那些残酷折磨他的肉体、诋毁他的心灵的人的社会生活进行无情批判，我可以证明，他从来没有对他们的私生活说过一句谴责的话。
这位“乖僻的”人同我们中间最快活的人一样谈笑风生。但是他心灵的细腻和温和特别表现在同妇女的交往中。有一个夜晚，他向我们讲述了自己的童年，在流放中所受的苦难，以及他对死者怀有的那种几乎不可理解的崇敬心理，这给我们全家留下了十分亲切的印象。
相反，在他身上，以及在本世纪的所有老革命家身上，这种非常人道的、甚至是过于重感情的特征表现得十分强烈。感情促使他走上了保卫伟大人民事业的道路；感情教导他任何时候也不要失去对胜利的信心，尽管经济科学的资料当时还没有提供预见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结局的可能性；感情使他成为1848年以前的革命家中的唯一的阶级斗争旗手。
资产阶级残酷地迫害布朗基，它毁坏了他周围的一切。每当这位不屈不挠的战士从监狱中逃出来重新生活和斗争时，资产阶级便凶狠地重新把他投入黑暗的单身牢房。但是，总有一天布朗基将作为胜利者走出自己的囚室，由于人民的选举而成为不受侵犯的人。他将进入议会，在那里提出世世代代的被剥削者的要求，使统治阶级的大腹便便者胆战心惊。他是被剥削者的英雄！他是被剥削者的殉难者！
译自《拉法格选集》第1卷1925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第369-373页。本文首次发表于1879年6月9日《法国革命》杂志。
注释
[1] 指1865年10月29日-11月1日在比利时列日举行的国际大学生代表大会。——译者注
[2] 巴黎的大学区。——译者注
[3] 指法兰西第二帝国。——译者注
[4] 欧仁·佩尔坦（1813-1884）——法国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译者注
[5] 让·保尔·马拉（1743-1793）——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雅各宾派的领袖之一。——译者注
[6] 《国家报》在第二帝国时期是拿破仑第三政府的半官方机关报；《辩论日报》是当时温和的奥尔良反对派的报纸。——译者注
[7] 指1869年春布朗基派准备在巴黎出版的《文艺复兴》周报。——译者注
[8] 指1870年爆发的普法战争。——译者注
文章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8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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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郭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