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的两位北大学生领袖，率队游行高举大旗的总指挥傅斯年和亲笔起草了《五四运动宣言》的罗家伦，在 1949年皆选择随国民政府迁往台湾。那一代“新青年”中，同样选择的人并不少。然而，迁台之后的国民党在总结大陆失败的教训时，自然地想到了青年学生运动对其政权的威胁性，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蒋氏从未放松过对台湾校园和台湾青年思想的钳制。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大学，最具影响力的青年导师，胡适之外，便是殷海光。生于1919年的殷海光先生自称 “五四之子”，他从不过任何中国传统节日，却只在“5月4日”这天放鞭炮与学生庆祝并纪念。正是他及同代人在国民党钳制下以付出生命的代价所传导并培育下来的“五四”精神，在台湾经数十年的酝酿，最终于80年代末期生长为改变历史的又一支青年力量。除殷海光的自由主义思想外，左翼思想在70、80年代的台湾流传于更隐秘的地下，这一“五四”运动的另一脉络在台湾青年当中，同样具备相当的吸引力，并直接构成了1980年代台湾学运与基层民众紧密关联的另一谱系。
经历如上的发酵，涌动的社会思潮和学生运动最终引发了改变台湾历史的“野百合学运”，1990年3月和5月，在全球性的民主化浪潮中，发生在台北中正纪念堂前广场上的学生大规模静坐抗议行动，改变了台湾的历史，也改变了中国学生爱国运动往往遭遇暴力镇压的宿命。
台湾世新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教授陈信行先生，生于1960年代，在学生时代便积极参与校园及社会抗议运动。1990年野百合学运时，他曾任广场总指挥之一，他的口述清晰勾勒出1980年代迄今，独立思考并自主行动的台湾青年学生运动的脉络与细节。
我是1985年上大学的，学的工科，上课没几个月就觉得特别乏味。当时的高中和现在大陆的高中可能很类似，高中的老师会说是什么事情都不能干，就是考大学，上了大学什么事情都可以干，结果上了大学也发现非常闷。关于社会上的事务、关于当时的政治的变化，老师大致都非常保守，常常站出来为国民党辩护。
台湾整个时代的气氛到了1985年的时候，各种国民党外的社会运动正在发生当中。我读的是台南的成功大学，大部分是工学院。当时我在的学生社团叫西格玛社，是50年代就成立的读书社团，到了80年代的时候，这个社团流传地下的异议性书籍，我也跟着读了一些。
很快的，1986年民进党就成立了，大学里面仍旧很少有公开性的政治活动，除非是国民党的活动。当时因为民进党力量的介入，整个立法院已经开始闹哄哄，但校园还是一片沉寂。我们就搞了一些社会调查活动，做农民与原住民问题的调查，把一些重大的农村抗争事件的调查，在学校里公开揭露，示威反对。到了1986年底，许多学校都出现了像我们一样的学运社团，当时在我们学校里有两三个这样的社团，当然各自有不同的意见，但对打倒学校里面的思想钳制，大家是没有任何分歧的。
1986年底，我们在开始搞社团时，各校的学运社团就在秘密地串联了，到了1987年初，我们就把串联公开，台湾各高校的一些学运社团形成了一个联合组织，民主学生联盟。之后几年，到1990年，我一直在民主学生联盟的南区，主要做的工作是跟台湾各大学来的学生下到基层的社会运动里面，尤其是在农村，有非常多的抗争。我负责组织这些工作队，另一方面我也渐渐变成南部一些地方环保运动的专职工作人员。
学生的诉求其实蛮低的
1987年，小蒋解除戒严，然后他就死了，之后“副总统”李登辉接任“总统”。那时台湾还有“万年国代”存在，大陆去的，天晓得这些“国民代表”在干什么，总之他们每个人匿名投票都是毫无异议地投给姓蒋的人当“总统”。1989年底，国民党的宫廷内斗也开始显化，国民党内分成了两派，主流派的李登辉、宋楚瑜等人；以及原来比较保守的一派，非主流派的李焕、郝伯村。两帮人斗争得很厉害。
刚好那年，1990年3月要开“国民大会”，要选举“中华民国第七届总统”。这些“国民大会”代表，虽然也都已经七八十岁了，几十年来在台湾也没干什么事情，但他们觉得自己的利用价值似乎开始没有了，就做了些很荒唐的事情，譬如给自己加薪两三倍，这个事情就引起了争议。不只是党外的，民进党本来就会说国民党贪得无厌，也包括国民党里面的人，正在斗争的两帮人也会觉得这些老家伙太过分了。
这些事，媒体都给掀了出来，当然那时候我们都很习惯说，国民党统治下的媒体，要歪着读，倒着读，但那次确实非常大的一个意外，因为包括国民党控制下的媒体，也会把这些内斗给掀出来。
野百合3月学运，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台湾大学的几个学生，自己决定说我们到中正纪念堂静坐吧，诉求就是要求老“ 国大代表”下台。然后几个学运派系看到有人去了，也就过去看看。看到对方有人来，我们也就要上去，大家就这么吆喝着都来了，所以第一天规模就起来了。那时我所在的民主学生联盟已经蛮成熟的，运作得挺好了。一开始，我没有管台北的事情，我是负责南部的工作，我们也没有觉得那是个特别重要的事情。静坐进行到第二天，台北的朋友打电话给我，说我们的人在现场两天两夜没有睡觉了，让我去台北替换，我就上去了。然后，从第三天开始接了广场总指挥的位置。
这样静坐的事情我们之前看过非常多，但是那次确实很意外，因为电视台来了，竟然都报道了，并且第二天都是头版头条。事实上整个动员都是媒体动员。我们之前透过学运组织系统动员的人每次最多也就是三四百人吧，那次电视甚至允许我们的人发言，剪掉的也并不太多，所以这一下子就来了几千人。当时我们有点紧张。跟我们打对台的台大的一些负责人，我后来知道他们也紧张，想法跟我们差不多，就是担心有些人是不是国民党派来的，要不然为什么从来不知道这些人对政治有任何意见，却一下子都出来了，全台湾有能力一下动员几千个学生的，除了国民党好像没有别人了。
当时的学运组织本身还有一些派系的争斗和彼此不信任，但正如我在那篇《我的野百合》提到的，我们之间的诉求，事后看来差别并不如我们当时想象的那么大，当然诉求的关键点都是不约而同的。运动开始发动时，诉求就是老国大代表下台，大家就把它加在里面了。
其余三条诉求则是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召开“国是会议”以及制定政经改革时间表。四大诉求与整个国民党体制外的诉求非常吻合。而且这四个诉求从50年代末，就不断地涌现出来，不断有人出来抗议斗争，不断有人被抓被关。所以到了1990年，对于我们那代人来讲，这个诉求根本上不需要动员，自然而然。
从3月16日到3月22日，6天的时间，广场上最多时有1万多人，我估计大概有一半是台北各校的学生，另外一半是台湾各地来的。到了晚上，有的台北学生参与度没有那么高，随时都可以回宿舍去，但晚上大概也还有五六千人。睡觉时，老师和学生是睡在圈子里面的人，圈子外面是更大的密密麻麻的，当时主要是支持民进党的群众。
作为广场总指挥，我并不是决策者。我是听后台的决策小组，他们说干嘛，我就干嘛，没说要干什么的时候，我就出来撑场面。有人要演讲，就请他上来，讲得太激动，就想办法把他接下来。当时现场的气氛蛮有趣的是，第一我们不太悲情， “悲情”是台湾政治抗议运动向来的特征。大概因为很多人，所以兴奋，又要表现得和民进党有一些不同，譬如摇滚乐来做几首歌唱唱，大家都很高兴。如果搞严肃音乐的要来个四重奏，大家就会不喜欢，会抗议。另外一个让我们不太悲情的是，四方群众送来的东西，多得不得了。各种物资，不断地有新东西邮寄过来。我们的钱，午饭前只够管3000个饭盒，另外还缺3 000个，然后我就通过我们的广播，广播之后3000个饭盒就会出现。感觉很受宠。
最诡异的是，我到来的那天开始，舞台上就架起了一个银幕，然后我们每天晚上都会看电视新闻，电视新闻就是我们坐在那里的转播，以前从来没有看过这种场面。那个状况更让在场的人觉得，好像自己是在全台湾2000万人面前表演，大家就要好好演。
3月学运最后是实现了一些学运的诉求，但这当然不单是因为学生的力量。之前譬如召开“国是会议”，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民进党那边跟李登辉的人马、李登辉的人马跟国民党内部的保守派就已经开始斗了，我们在当时的表演，事实上是让愿意往这些诉求上走的党派，都有了很大的力量，后来李登辉也用学生抗议来打压那些反对他的保守派。而那些国民党的保守派，因为前一年才刚刚大力谴责过大陆，也不敢说要用武力，在这个状况下，学生只是在表演，并没有受到真正的威胁。
1980年代末期，世界范围内到处都在民主化，那是一个时代气氛。对台湾更直接的影响是1986年菲律宾马科斯政府下台，刚好那年是民进党成立。我们就觉得隔壁国家都发生这样的事，那台湾呢？1989年下半年柏林墙倒塌，1990年东欧国家的巨变，整个世界都在民主化，学生提一些东西，事半功倍。结束之后，我们也检讨了自己的行为，我们只是扮演了局部的角色，而且诉求其实提得蛮低的，最后李登辉接受诉求的方式，也不是说当场答应给一个确定的时间表，而是说他会往这个方向努力，然后学生们顺着台阶就下来了。
把我搞到一个尴尬的位置上
现在民进党在台湾威信尽失了，可当时它确实是支持反对国民党的力量，也不是纯粹地台独，包括统派的，各个派系在民主这个问题上有共识。但那时经过几年参加民进党的运动，参加社会运动，我们很快地就对民进党失望了。在我们看来，民进党所主张的民主，只是换老板，政策在不断地告诉人民说你们没力量，除非你们选我，要不然你们的力量一点用处都没有，这就是代议制民主的状况。
后来台湾20年的选举政治确实是这样。一般人的力量不断地被打压，党派透过各种说法告诉人民，除非你把当律师，或者有大学学位的某个人物选上，要不然你的个人力量完全不算数。那时候我们就觉得这套系统实在不对。当然他们所提出来的意见，包括人权的保障，包括公开的选举，不做票不欺骗的选举，都是应该要争取的。但这些目标完全不够，那时我们想象的一个完全民主的社会，应该是每个公民都可以不只是被允许，而且他也应该有能力，能站出来主张他的意见，而且能够组织力量去推动他们所希望的社会的变迁。民主就是应该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能力，才能叫民主社会。
然而这20年来，台湾是个选举社会，你如果想要这个社会有什么改变的话，唯一能做的，就是4年到了去投一票，选某一个比较不烂的人，除此之外，能做的真是很少。
野百合3月、5月学运结束之后，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挫败。我们当时的政治信念，简单来讲就是素朴的民粹主义的精神。总之群众该自主发言，不应由知识分子政客律师代替他们发言。可是3月到5月，我们这个运动明摆着就是代表台湾的群众发言。我个人就是总指挥之一，我就是代表着三五千个学生发言，我做的恰恰正是我觉得最不应该有人扮演的角色。另外，当时局势就是这样子，群众就是要求我们扮演所谓的纯真天真可爱的学生，然而结束之后，我非常不舒服，原因就是我之前所相信的那些道理，但也不知道究竟哪里不对劲，怎么会把我搞到那么一个尴尬的位置上。很多民学联派系的同志大概都是这样子。
之后我就出国读书了。我在运动最活跃的时候，觉得读书这回事是毫无意义的，在象牙塔里读书，读了干嘛？但是那次挫败之后，促使我们开始反思问题出现在哪里，我是1985年上大学的，应该是1989年毕业，但是因为成绩不及格，到1990年才毕业。所以学运的时候还算学生。1999年，我从美国返回台湾。
野百合学运之后，学运参与者中的一些积极分子很快被民进党的系统所吸纳，但也有一些仍旧在坚持进行独立的社会运动。实际上，早在1987年，我们双方就干开了。被民进党吸纳的那些人，主要是台大帮的，当然台大学生中，也有一些是我们民学联系统的。他们那边就是爱摆知识分子救世的调调出来，非常在意在大大小小的学运团体里争风头，花脑筋明争暗斗，我觉得这种人就是小政客吧，未来就会变成我们非常讨厌的、那种代表群众的知识分子。果然，这批人毕业之后，非常顺利地进入了民进党。比如林佳龙、罗文嘉、马永成，扁案爆发之后，其中不少人现在都弊案缠身，什么时候要去坐牢还不知道。
对他们来讲，其实开始对学运扮演的角色，他们的定位就是精英知识分子代表群众发言，天生有这个权力代表群众来发言。对他们来讲，争自己的权力，争自己的位置，完全正当。他们认为，自己掌了权，才能帮群众做事、民主才有希望。
90年代的低沉
整个90年代的学运，野百合有很大的阴影。1991年，学运还有大动作抗议特务进校园抓学生，最终废除了台湾的“惩治叛乱条例”，基本上争取到了政治言论的自由。但到了1992、1993年之后，那一届的学生，开始觉得他们没有野百合一代的希望，没有野百合那样运气好。
学校里的特务也不见了，特务去学校抓人最后一次是1991年，学者和教授越来越敢讲话，我读书时，大部分教授贪生怕死，1990年之后却一个比一个讲话更激进。学生的角色就变了，好像你讲话也讲不过教授嘛。1997年我回台湾做博士论文的调查，也带一些学生社团，就觉得学弟学妹们有股怨气，恨自己生错时代。戒严时代斗争的目标非常明确，什么事情怪国民党都不错。90年代的台湾，当然还有各种不公平，可它也不能全归咎于李登辉，因为李登辉表现得，好像他也受到很多限制。对学生来讲，这面临一个更大的知识的挑战，就是如何分析一个后威权的社会。
另一个大变化是，从90年代中期开始，台湾的大学生大量增加，大学生毕业后的薪水不断减少，大学生兼职打工的现象非常普遍。现在我在世新大学，我们的学生大概80%都在打工。经济压力直接压到他们身上。我们那代人跟台湾在我之前三四十年的知识分子是一样的，不太需要去考虑吃饭问题，有余力去讲国家大事。到了90年代，随便哪个张三李四想讲话，都可以打电话给电视台讲。学运社团的生存的独特性完全消失掉。90年代遗留下来的学运社团大概都密集地读书，大家要做思想上的探讨。80年代的状态是，我在社团之外的任何生活几乎都是没劲的，但90年代的人的生活全然不一样。
1991年之后，有一次比较尴尬的大的学运事件“菅芒花学运”，你如果四处问，参与过的人大概都会矢口否认。1996年，台湾的艺人白冰冰的女儿白晓燕被歹徒绑架杀害，中产阶级走上街头，要求当时的“行政院长”连战下台。19 97年，各个学运社团也起来参加，有一个大的动员，说我们应该在里面提出进步的诉求，然后又去静坐，但后来不了了之。那次运动基本上是中产阶级的保守诉求，很难有进步的说法。
到了1990年代末，开始出现一个持续到现在的大学高学费的问题，至少有两三个跨校的学生组织，一直在抗议高学费。还有知识产权的问题，学生社团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无架构”乐生
2000年以后倒是比较有意思，尤其这几年以青年为主的抗议运动出现了一些，譬如乐生运动，此前的声援杨儒门运动，以及去年的野草莓运动。
位于台北新庄的乐生疗养院是台湾第一间麻风病院，政府因为修捷运(地铁)要拆除这座历史建筑，2004年，一些大学生成立了“乐生青年联盟”发起保留运动。乐生运动是这几年台湾影响最大的社会运动之一，而学生扮演了枢纽作用，他们把四面八方的人连接起来，让各种想要为运动做出一点贡献的人都可以去。他们非常关键，但是乐生这些学生总是喜欢貌似谦虚地说自己没什么。
这些年轻人不再是用社团的组织，而是透过网络串联。他们的运动也不时兴选举一个委员会、确定轮值主席这种正式的组织关系，没有人会承认是运动的领导人。当然更不会有总指挥这样的身份。有事情就是网络上发布消息，然后大家吆喝一下，从南到北总动员，而不像以前，透过组织管道。当然这也包括科技和互联网带来的变化。此外也看得出来，现在的台湾人对正式组织有点反感。我怀疑这是不是跟民进党让他的支持者彻底失望有关系，民进党组织能力很强，当政了却成了这个样子，现在只要谁登高一呼，说我们起来搞些事情，大家都会相互看看，说这家伙有什么野心。
我曾经翻译过一篇1970年代美国女性主义思想家与运动者JoFreeman的力作《无架构的暴政》，她讨论的一些社运团体多半采用“无架构”的组织原则：没有领导人、没有发言人、会议只有协调人、没有主席、人人平等。现在台湾的学运组织里，也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譬如乐生运动。
对这种状况，我是不满意的，但我自己现在做事情，也还是得用这种方法。这最后会使得很多事情没有办法讨论。8 0年代，两大派系互相辩论。我们派系里面，当然有不同意见，但总要辩论共识出来，好对外统一。这些是非对错的辩论很重要，不一定能辩得很清楚，但至少在过程中能开阔视野。现在网络式的，有号召，你感兴趣就会来，你觉得这个东西有什么不对劲也不会说话，因为谁说话了，他就好像要主导这个运动，你要不喜欢也就走了，也懒得跟他辩论。
但也不能说这样的组织方式会导致乏力。譬如乐生运动，大家都觉得这次行动是最后一战了，完了就结束，讲了4年了。可是屡败屡战，这其中任何一个人好像都不是特别意志坚强，在主导这个运动，并没有人扮演做主的角色，但不知道为什么怎么打也打不死，有时候力量还很大，但完全无法预测哪一次会大哪一次会小。
野草莓一代
2008年11月6日，野草莓学运发生的时候，我当天就知道了。野草莓的静坐最开始是亲绿学者发动的，初始有些党派色彩。但我有一些学生也参与了，他们并不是党派学生。学生们在运动过程中，超越蓝绿是个普遍的心态，在台湾要谈社会进步的改革，非得要跟这两个党有所距离才可以。他们在自由广场一直静坐到2009年的1月4日。
野草莓运动的起因是二次“江陈会”，台北警察面对民进党为首的抗议活动执行维安工作时，对基本人权的侵犯，以及《集会游行法》对于集会自由的种种限制引起了台湾社会普遍的反感。野草莓表面的诉求，是抗议台湾的《集会游行法》。当年民进党抗争，要求国民党修改这个法律，民进党当政之后，国民党又要求去修改，这两党当政之后都不修改，都拿这个东西来镇压人，这让很多年轻人不能接受。
可惜的是，这些学生以前没有组织，只能是在现场采取一定的组织，事情结束之后，他们的组织就岌岌可危，倒不是很快就消失，而是面临僵化，甚至腐败的风险。他们彼此都是广场上才认识的，现在必须处理300万台币的各方捐款，后来他们决定开个咖啡馆，尽力地花掉这些钱。现在的年轻人穷啊，手上有个几万块要花，该怎么把它花掉，要花得像样是很难的事。
野草莓这些年轻人比乐生的年轻人，又年轻了几岁，我进他们静坐的场子，参与他们私下的讨论，他们在开玩笑的时候，如果要激怒一个人，就开说你是领导，然后那个人就会面红耳赤地必须要辩解，绝对不是、绝对不是。“领导”这个字好像是核心，是党中央，是决策委员什么的，这种字眼是拿来骂人的。现在大部分学生都是这种状况，他自己的想法，采用的往往是很低调的方式，也许在他的部落格里会提出来，然后大家响应，一起去做。而去抗议时，他自己也只是其中一个角色，并不是拿话筒的。他们好像不希望扮演这样一个角色。
学生在社会变革中的特点和价值是在改变的。譬如说，我的那个时代，跟80年代中后期的大陆青年一样，大学生是少数社会精英，社会大众一般知识水平不高，关于国家大事大部分人是没办法说的，学生这种知识分子常常是很重要的发言群体。1990年野百合，虽然我们并不是特别满意，但仍旧必须承认学生的精英性，这角色才扮演下去。现在的学生就比较有趣，现在台湾的大学入学率大概是90%，大学生普及，很少去被看作某种知识精英。我那个时候持的是反精英主义的姿态，就很羡慕现在学生的这种身份。现在台湾学生的身份与社会的关系是比较正常的。如果他们讲的话没什么道理就不会产生什么影响。我们那时，不管你讲的是什么话，反正你是大学生，讲出来的必然就有道理。
台湾喜欢用民国几年级来划分，野百合世代的大概是五年级，我是民国56年，六年级就是90年代初读大学的，七年级(近似于大陆的“80后”)的常常会被人家说是草莓族，比较不抗压，但我并不觉得。他们的生活比我当学生的时候要辛苦，我当学生从来也不用担心吃饭，我也不觉得七年级的人的理想主义和使命感在淡化。随着这个时代在变化，关注社会问题开始行动的人一直都有，只是以前那种地下的组织没有了，但是运动还是存在的。但他们确实不爱出风头，如果爱出风头的话，大概当个艺人歌手什么的，他们完全无法把自己想象成知识分子，这4个字对他们极为遥远。
(谭大朝对本文亦有贡献)
来源：《南风窗》2009-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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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陈信行。整理：宁二。来源：南风窗。责任编辑：郭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