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流按：2008年8月24日，88岁的魏巍走完了一生。魏巍走的那天晚上，外孙搂着他的头，喊着：“继续革命，永不投降。”儿子喊着：“红杨树没有叛变！”家人的话，是对魏巍革命一生的最好诠释。是的，他一生都在革命，从未叛变。2020年3月6日，是魏巍诞辰100周年的日子。为纪念魏巍诞辰100周年，激流网特刊发魏巍外孙李唯同2008年在《文艺理论与批评》的“魏巍研究”专栏上发表的纪念魏巍的文章——《永远不说再见》，以飨读者。
我的姥爷——魏巍走了，他躺在追悼大厅的中央，表情平静，像无风的湖面，身上盖着党旗，枕边是他一直舍不得戴的崭新的军帽。前来送行的人络绎不绝，其中既有90多岁的老人，也有20几岁的青年。细心的表弟数了数，大约1400多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学生矗立在追悼会大厅门前的广场上，在细雨中打着“最可爱的人永垂不朽”的横幅，一打就是两个多小时。
姥爷追悼会的那一天，是北方秋天少有的阴冷天气，寒风中小雨不时飘落。由于遗体告别室不大，前来送行的人，只好在广场上擎着伞等待。这种天气也呼应了姥姥在追悼会前一天晚上为姥爷写下的挽联——“悼战友，天与我同哭。”
我作为家属，站在追悼大厅一侧与送行者一一握手，看着那么多认识的、不认识的人为姥爷鞠躬、流泪，心想，如果姥爷活着，也许会感到有些不安吧？因为姥爷生前很怕麻烦别人，始终把别人看得比自己重要。就在他去世的前一天，还曾向为他换药的护士道歉，说:“我由于生病情绪不好，有时不配合治疗，希望你们原谅。”当时在病房里听见这句话的人都在流泪，谁也没有想到他在弥留之际还能说出这样的话。
终于可以回家了
姥爷从2007年夏天为了疏通胳膊上的一个小小的血栓而住院，又查出肝脏有问题，之后的日子在医院度过，一直也没有回过家。在他住院期间，姥姥发动全家之力，把姥爷在二楼的书房搬到一楼，说，姥爷出院以后，爬楼梯也许不方便，不如以后就让他在一楼工作。姥爷的书房就这样原封不动地被搬到了一楼，连书架上每本书的位置、写字台玻璃板底下压的相片都没有变，只是姥爷再也没机会在他的书桌前坐一坐了。
在住院之前，姥爷的起居作息是很有规律的:早晨7点多就起床，在院子里锻炼身体，早饭吃过就开始读书写作，直到中午，在家人的再三催促后下楼吃饭。午饭后和家人在客厅说一会话，吃一两个小西红柿或者半截黄瓜，上楼睡觉，下午3点准时起床，继续读书写作，直到晚饭前出去散步。一边看新闻联播一边吃晚饭，晚饭后如果有好电视就看一会，如果没有就继续读书看报，就寝前写日记。自从我记事那天开始，他在家的日子一直都是这样度过的。一天的生活平实而紧凑，在姥爷的生活中，找不到虚度的光阴，也没有因为无事可做而惆怅和徘徊过。
姥爷一生都在学习，是个爱书之人。就在他生病住院期间，始终坚持读书看报，在他去世的前几个月，他还对舅舅说:“给我找几本书，什么书都行，我要读书，我要学习。人不学习是要落后的。”有一次他让我的母亲给他找一本《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与美学》，母亲回家后东翻西找也没有找到。就对姥爷说那本书可能没有了。姥爷对母亲说:“在我的左数第三个书架上，上数第二层左边就有，是一本紫皮的书。”母亲回家按照姥爷的描述，果然找到了。
后来他卧床，精神状态也不好，时常昏睡。但只要醒来，他就让家人抱住他的头左右晃一晃，抓住两个胳膊“拉一拉锯”，而且突然开始爱吃冰棍，他说这样能让他醒来。而后他就拿着材料或报纸在病床上阅读。家人看了心疼不已，觉得病重的他不该如此劳累，但是读书看报就是他的生活方式，谁能改变得了？他在2008年出版的新书《新语丝》和《四行日记》分别收录了他近年创作的散文、杂文70余篇，以及1952年赴朝鲜战地深入采访、1965年与巴金共赴越南战地采访、两次重走长征路而写下的作品。两书共计数十万字的文稿校对工作，全部是他在病榻上完成的，而且仅仅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就在姥爷去世的前一天上午，他还要我给他读了两篇材料，都是关于中国法制建设的。在我为他念材料时，他不时轻轻点头，示意我他听清楚了，让我继续读；他听不清的时候，就轻轻地伸出手，让我把材料给他，他自己看。随后，又让我给他读了他的友人为他写的一篇作品评析，之后又把当日《参考消息》的标题读了一遍。我粗略算了一下，那天为他读的材料大约有5000字左右。下午，姥爷始终在昏睡，醒了之后，指了指电视，家人知道那是他想看奥运比赛，于是把病床搬到离电视不远的地方，把病床摇起来，让他看电视。在看到羽毛球比赛中国队获胜的时候，我清楚地看到，姥爷的嘴角有一丝笑意。
从奥运会开幕那天起，姥爷几乎每天都看奥运比赛。还经常问，这是谁和谁比赛啊？跟随他5年的警卫员——细心的退伍战士小陈有时还主动为他讲解。小陈有一天问我，你知道他为什么那么爱看奥运吗？我说大概是出于他对生命的追求吧。他喜欢有活力的生活，现在躺在病床上动不了，一定很憋闷。
次日早晨6点多，我被母亲的哭声惊醒，跑到病床前一看，发现姥爷已经昏迷了。从医生赶来到晚上姥爷去世，相隔十几个小时。
那天的情景因为太过伤感，以至于谁也不愿意回忆。直到现在，家人也很少提起那天的事情。晚上六点多，我把姥姥接到医院。自从姥爷住院以来，从未在别人面前流过泪的姥姥，那天哭了，哭得很伤心，她握着姥爷的手，说:“老魏，咱们回家吧。咱们终于可以回家了。”
家里的姥爷
姥爷回家了，在分别了一年多之后，他终于走上了回家的路。8月25日，我和父亲捧着姥爷的遗像穿过姥爷经常散步的那片柏树林，上午十点的阳光穿过树梢照在姥爷的遗像上。还是这条路，还是这样的阳光，姥爷和他的家人却天人永隔。
“姥爷你几岁了？”
“我65啦！”
“啊？你都那么老啦？”
“我不老，我还抱得动你呢！”
此情此景，让我想起很多往事，想起了在我6、7岁时我问姥爷的那些幼稚的问题，还有姥爷跟我说的那些话。
“姥爷，什么是作家呀？”
“作家就是为人民写文章的人。”
“那什么是人民呀？”
“人民就是劳动的人，就是那些让我们幸福的人。”
我知道了什么是人民，姥爷却走了。他教我自己洗澡，教我自己洗袜子，给我写认字卡片教我认字，教我下象棋，教我练毛笔字……我当上记者的时候，他教导我一个有人民性的记者才是好记者。如今他又教我如何面对没有他的悲痛，可是我学不会，我永远也不可能学得会。
姥爷在这条路上走了20多年，只要他在家里，每天坚持在这条路上散步，风雨无阻。记得有一次，我陪姥爷在这条路上散步，姥爷看见路上有一个拳头大小的煤块，便弯腰拾起来，走到不远的煤堆，把它扔进去。当时我对姥爷的行动当然大惑不解。姥爷对我说，那是工人在地底下挖出来的，他们挖煤很辛苦，我们要珍惜他们的劳动成果，不要浪费。
姥爷和姥姥都是过过苦日子的人，深知好日子来得不容易，所以在生活上十分简朴。我当时戏言我家也有“四旧”，姥爷的衬衫，领子磨破了换个领子接着穿，此为第一旧；姥爷的布鞋，底儿都快磨穿了还在穿，此为第二旧；姥爷的袜子，不用说，当然到处是补丁，那是第三旧；还有第四旧，是姥姥的背心，后面全是窟窿眼，洗得像豆包布一样薄。我总是劝他们有朝一日能把这些破烂处理掉，他们说“旧衣服穿着舒服”。他们穿着朴素，家里的家具也是一样。电视柜、沙发和饭桌基本都有20多年的历史，与我的年龄相同，而衣帽钩以及几个书柜则都算的上是我的兄长或叔父辈的。直到2002年，我参加工作之后，才给家里买了第一个DVD。
过着这样简朴的生活，人自然清心寡欲。姥爷几乎把全部的时间用来写作和学习。有时我下班回家，看见全楼的灯都熄灭了，只有姥爷屋里的灯还亮着，台灯的光透过紫红色的窗帘，照在窗外洁白的玉兰树上，给人一种特别踏实、温馨的感觉。我上楼时经常看见他伏案疾书，甚至不会察觉我的到来。
除了散步之外，姥爷平时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春秋季节，家人驾车带他到郊外转转，就是他最高兴的事情。姥爷特别偏爱红叶和青松。每当看见这两样景物的时候，他都能站在原地欣赏好半天。他对我说，他离开朝鲜的时候也是深秋，山里到处都是红叶。朝鲜的山坡上长满了青松。
如今，又是一个秋天，再过几天，山上的叶子就会红起来，我还想让父亲拉着姥爷到门头沟的妙峰山去看看那棵他曾赞美过的不老松，但是，他再也去不了了。
与“弱势群体”同在
熟悉姥爷的人都了解，在他的世界里，劳动者是历史的创造者。他关注社会公平，关注大众的生活，他希望所有的人都幸福，不希望出现穷人。
记得有一次，我和陪护人员用轮椅推着姥爷在医院的花园中散步，他举起拐棍，指着对面正在建设的一座高楼对我说，“你看，那个楼多高呵！”我以为他在欣赏那座建筑，就说，那个楼盖得的确很漂亮，但现在北京到处都是这样的高楼，这座高楼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姥爷说，不是，我不是让你看高楼，我是让你看那座塔吊，那上面的工人多辛苦，他们工作很危险，每天工作很长时间，而且挣不了多少钱……说到此处，姥爷皱起了眉，眼神中有一丝幽怨。
姥爷的朋友很多，除了他的战友，他的同志，还有很多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用今天的话说叫“弱势群体”。这些人来找姥爷，有的是为了叙叙旧，有的则是请他帮忙，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姥爷从来没有因为工作繁忙而拒绝他们的来访，也没有因为事情棘手而拒绝帮助。当然，在他们之间，更不存在什么“没有共同语言”的问题。在姥爷看来，自己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从未把自己从工农群众的队伍中剥离出去。
前几年，一位抗美援朝的战斗英雄生活窘迫，只好在县城开“摩的”挣钱，不想“摩的”被城管收去了；后来这位战斗英雄又摆起了修鞋摊，还是被城管没收了。情急之下，这位战斗英雄千里迢迢赶到北京，与姥爷诉说遭遇。说实话那是我在家里见到的衣着最“简朴”的客人，但是姥爷却与他谈话长达两个多小时，并不是所有的客人都有这样的“待遇”的。临走时，我看见姥爷与他握手，很用力。两只手的对比格外鲜明，姥爷的手，是那种书生的手，皮肤白皙；而他握住的那只手是一只劳动者的手，刀刻一般的皱纹，到处都是裂口，古铜色的皮肤，粗大的手指，是那种曾经“高悬霸主鞭”的“黑手”。战斗英雄走后，姥爷给其所在的县政府写信，称不该如此对待战斗英雄，希望县政府帮助他解决生计问题。在姥爷的帮助下，这位战斗英雄的生活有了改善。
谈到姥爷的创作，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他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是他的巅峰之作，但是在我看来，在他的晚年，尤其是在1990年以后，是他的又一个创作高潮。因为在这个时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中国社会的弱势群体问题。而在姥爷看来，中国社会是不应该出现什么弱势群体的。因为这些弱势群体，往往是工人或者农民，他们是国家的主人。主人怎么会弱势呢？而且姥爷革命一生，就是为了让这些人过上好日子，现在这些人又被称作弱势群体，姥爷心中怎能平静？所以，他在1990年以后写过一批有影响力的重磅文章，为弱势群体鼓与呼。这是他晚年创作的一个显著特色。
比如2007年，在听说山西黑砖窑事件后，他撰文《惊闻山西“黑砖窑”事件》，谈到:“亲爱的读者，你们谁能想到，这种只有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才有的最黑暗、最残酷、最野蛮的奴隶劳动，会出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呢？会出现在二十一世纪被称为社会主义的中国呢？正像鲁迅当年说的‘我疑我在的并非人间’。”可以想象，姥爷在写这篇文章时，内心有多痛苦！
姥爷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人，捡过煤核儿，卖过烟卷儿，替人抄过书，深深体味过旧社会带给劳动人民的苦难。同样的，他对在黑砖窑里挣命糊口的工人们的苦难感同身受。他之所以自觉自愿、义无反顾、从一而终地把穷苦人纳入他的视野，不仅仅是出于他的善良，而更多的是出于他的阶级感情，他的痛苦是他的感情带给他的。诸如此类的文章，还有《不要杀他！！！——我替退伍兵崔英杰说情》、《教育应向弱势群体倾斜》、《也谈农民工问题》等等。这些文章都收录在他2008年1月出版的《新语丝》中。
坚持信仰的人是可爱的人
姥爷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他的信仰就是共产主义。也正是他的信仰，塑造了他可爱的人格。他为之奋斗了一辈子的事业是共产主义。
犹记得当年，当电视剧《长征》在中央一套热播的时候，姥爷每集都不落地看完了，每天都赞美《长征》拍得好。《长征》的片尾曲是著名的陕北民歌《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姥爷每天都要跟着片尾曲唱两遍(《长征》每天播出两集)。当时姥姥笑着说，“你唱的那个都走调了，就别唱了”。姥爷权当没听见，盯着电视屏幕上的字幕，像年轻人去歌厅K歌那样兴奋，眼睛里闪着孩子一样幸福的光。
姥爷是一个很平静的人，喜怒哀乐很少表现出来，兴高采烈的时候更是不多。在我的印象里，我只听姥爷唱过三首歌，第一首是他曾主动为家人“演唱”的《抗大校歌》，第二首是他在哄我当时年仅1岁的妹妹睡觉时唱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还有一首就是《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我曾用采访机录下这段珍贵的声音，但在姥爷过世以后，我不忍再听，却又每次都禁不住想听，每次听的时候都泪流满面。不仅仅是出于对这个慈祥的老人的怀念，更重要的是，他让我见识了信仰的魅力，以及一个有信仰的人的高尚情怀。
姥爷走的那天晚上，全家人扶床痛哭，表弟搂着姥爷的头，喊着:“继续革命，永不投降。”舅舅喊着:“红杨树没有叛变！”泪水、呐喊都唤不回姥爷再睁开眼睛看我们一眼。我想家人的话，是对姥爷革命一生的一种诠释吧。是的，他今生都在革命，他从未叛变。如果他知道他的家人对他说这样的话，在九泉之下他该是很安然的。
在姥爷生前，曾经不止一次地教育我们说，要苦读马列，深入群众。众所周知，现在社会上灯红酒绿十分寻常，拜金主义和利己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也在蔓延。在这个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容易禁不住诱惑。因此，姥爷对家中第三代年轻人的成长也就十分关注。我在英国读书的表弟，刚刚回国，见到姥爷打过招呼，姥爷随即就从抽屉里拿出一打有关中国国情的材料，塞到表弟手里，让他马上仔细阅读，而后谈认识，谈体会。
就在姥爷住院期间，我去医院看他，他往往第一句话就问我:“现在外面有什么消息？快跟我说说。”等我说完当前时事热点之后，他就接着问:“你对这些问题怎么看？”在我印象里，他和我们谈生活的时候少，谈马列、谈国情、谈时事的时候多。姥爷特别注意了解我们的思想认识，不希望我们走了歪路。他希望他的后人，秉承他的信仰，在他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希望我们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认识社会。“你们要成为坚定的马列主义者，如果不行，至少要成为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不管你们以后干什么工作，身处什么环境，都要明辨是非，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经常这样告诫我们。
马列主义，一个被很多人仅仅在口号使用的名词，现在甚至在“流行”的口号中都不再出现了。在姥爷那里，有着严整的外延和深刻的内涵。在一个意识形态漂浮的年代，人们的思想观念千差万别。越是在这样的一个年代，那些有信仰的人越是值得敬重的。
姥爷就是一个有理想有信仰的人，他一生都在践行他的信仰。在他的晚年，最希望的事就是看到和他有同样信仰的人越来越多。在他生病住院期间。乌有之乡网站曾为他的新书——《新语丝》和《四行日记》开过一个青年作品研讨会。参会者中，青年人占了绝大多数。会后出版了《青松与青年》一书。姥爷接到这本书，坚决要看一看。只要稍一清醒，他就用一只手把书举起来，能看多少算多少，或者让身边的人给他念。我对姥爷说:“会上发言的青年人都很认同您的观点。他们都是您的追随者。”平时一向十分平静的姥爷竟有些激动，用微弱的声音说:“好，好。”眼中似乎有泪光闪动。
在姥爷去世的前一个月，表弟去俄罗斯旅游，带来一面党旗送给他。姥爷看到党旗非常兴奋，“快把我摇起来！”（当时他躺在病床上）姥爷冲着警卫员说，“快把党旗给我挂在对面的墙上！”他凝视着党旗，像是在欣赏最美的花朵。“你们看着它，谁也不许把它摘走，也不许让他掉下来！”
直到姥爷走的那天晚上，党旗一直挂着。从挂在墙上的那一刻起，从未掉下来。
来源：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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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唯同。责任编辑：郭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