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3日，居民站在正安县碧峰镇的家门口。6月11日22时起，强降雨天气袭击贵州省遵义市，其中正安县碧峰镇受灾严重。图源：南风窗
2020年，闰四月，古时候农村有句俗语，“闰四月、吃树叶”。从年初的新冠疫情，到最近铺天盖地的水灾消息，仿佛印证了先人的这个预言。这个2020年成了人们心中的一个关隘，在经济持续低迷，辞工潮缓缓铺开的现在，能熬过这个年头，人们觉得如此的不易。
早在2008年，我国受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从北方的松花江流域、嫩江流域到中部的长江流域，到南方的珠江流域，都出现了罕见的持续性强降雨，超历史记录的洪水袭击我国大部分地区，工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遭受重创，受灾人口达到2亿多人。
到了2018年，我国安徽、广西、贵州、山东等省，先后遭遇暴雨洪涝灾害，仅4月份一个月，全国76.6万人次受灾，18人死亡，近7000人次紧急转移安置；500间房屋倒塌，3500余间不同程度损坏；农作物受灾面积55.3千公顷，其中绝收面积5.1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9.2亿元。
而在今年，从网上公布的信息不难看出，我国今年的汛情依然十分严峻：
2020年6月3日，江西省北部普降大到暴雨，江西省水文局于发布2020年首次洪水蓝色预警，部分河流水位接近洪峰，水流明显上涨。
2020年6月3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平南县水利局发布洪水预警警报，2020年6月7日广西梧州市发布“2020警报第9号”洪水防御警报；
2020年6月5日，湖南省株洲市水文中心发布湖南省全省首个洪水橙色预警，水文专家提醒强降雨区域内中小河流可能出现较大涨幅洪水过程，需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2020年6月9日，广东省水利厅消息，受干支流来水影响，该省北江石角水文站8日夜间流量涨至12,000立方米每秒，有关部门将此次洪水编号为“北江2020年第1号洪水”。
2020年6月1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水利部部长叶建春介绍，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共有148条河流发生超过警戒水位以上的洪水，珠江流域西江和北江均发生今年第1号洪水，局部地区发生了洪涝灾害。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要重点关注防范水旱灾害防御领域面临的超标洪水、水库失事、山洪灾害“三大风险” 。
2020年6月16日，黑龙江省气象台发布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预警，要求各地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山区半山区做好山洪等的防范工作。
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度，自然灾害长期存在，困扰着历朝历代的执政者。尽管每一届执政者都曾费尽人力物力治理水灾，但是水灾并没有得到有效缓解，部分地区甚至每年都会重复遭受水灾。综合学者的研究，不难发现我国的水灾主要存在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发生的范围和涉及的省份广阔，从南至北，由西到东，无论是珠江流域还是长江流域，或者是松花江嫩江流域，都普遍存在水患；
第二、破坏性大，历年历次的水患，对人民生活造成极为重大的影响，房屋倒塌、农作物受损、工厂停工，渔船停止捕鱼，乃至于对人民的生命安全造成影响；
第三、水灾发生的时间、地域范围较为集中，主要发生在夏季、秋季，且年年都有，年年抗洪，重点受灾区域主要还是长江、黄河、淮河、辽河、珠江七大河流经区域，以及这些河流的滨河流域；
第四、存在灾害群发性，我国的水灾往往伴随着次生灾害，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区在水灾多发时段还会产生冰雹、龙卷风、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等多种灾害，次生灾害往往危害更大。
是技术不够发达，以致我们面对洪涝灾害无能为力吗？非也。中央气象台天气预报室早已强调，现在的技术可以让预报精准到小时。
“1998年，人们通常只能知道所在城市未来3天的预报。而今，城市3天预报被不断细分，人们可以获取周边3小时、6小时、12小时、24小时的降雨信息。”而且，中央气象台在2015年就实现了逐日发布“未来20天内的过程预报，10天内降水的落区及量级预报”。
我国现阶段水患频发的主要原因并非单纯技术原因，追根溯源，还是事在人为。虽然近几年，政府在“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的口号下大力的追查环保，但是更多是对城镇企业的证照进行督察，对于自然环境并没有达到真正修复的目的，投资不断加大，但是收效并不明显，人民受益很少，该遭的灾没有少遭，该受的罪没有少受，该吃的苦没有少吃。
更何况，解放后的中国一穷二白，都能完成红旗渠这样的“人间奇迹”，现在经济发展了，物质条件改善了，难道还倒退回了原始的手工作业，只能在汛期到来的时候派基层官兵去抢险救灾“送温暖”，而对来势汹汹的洪涝毫无还手之力吗？
毛主席说过，“治国先治水”，治水不只是事后救灾的技术性问题，更是全局性的水利规划，与民生息息相关，需要的不仅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投入，更需要全局统筹和调度，这些需要集体化的制度依托才能实现。然而集体制度一旦瓦解，不关心民生了，集体建设的力量散了，生态环境被破坏了，贪污腐败加剧了，就像四面八方的闸门都打开了，洪水猛兽也关不住了。
治水之道，在于水利；兴修水利，背靠集体。在公有制和集体经济尚未解散之前，举国上下为了保障粮食供给，曾做过大量调研和规划，将治水作为重中之重，发动群众大力兴修水利，让农业高产增产、旱涝保收，同时也起到了防洪抗灾的作用。
只有依靠集体，才能从大多数人的利益出发，减少各方势力根本的利害冲突。这也是为何集体时代的群众愿意牺牲小我成全大家，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敢想敢干。红旗渠正是这种时代制度和精神风尚的产物，其所在地的林县人民祖祖辈辈备受缺水之苦，都说“咱苦一点修吧，干吧，咱宁可苦干，也不要苦熬。祖祖辈辈已经苦熬了几千年了，解决啥问题呢，还不是现在一直受苦啊，咱们现在这一代人如果苦干，后辈人千千万万年就享福了。”在红旗渠总设计师杨贵带领下，短短5年时间，林县群众建成中小渠道1364条，水库36座，池塘2397个，旱井27120眼，水井5652眼，引山泉650条，有效灌溉面积20.1万亩，比5年前增加了近20倍，干旱缺水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
这样伟大的集体工程，现在再也看不到了，原因在哪里呢？
其一，在于自改开后集体经济的瓦解，实行分田单干，近三亿农民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进城务工，农村曾经建设起来的水利设施大多荒废，无人维护。再加之社会建设的重心变为一切向GDP看齐，很多地方将水利局改为水务局，将治水为重点改为管水为重点，只见年年抗洪救灾的批示和报导最多，不见从根源上管控洪水。
其二，水利设施的维护也遵循私有化的逻辑，沦为资本牟利的工具。很多地方的公有水利设施都承包给了私人，开始以户为单位收费，有的承包者为了维持正常的水利设施运转兼保证利润，使用暴力手段迫使农户交钱，成为新时代的“南霸天”。
有的承包者为了利润没有考虑到居民的消费水平，水利设施建起来却无法投入使用，只能闲置。90年代末，甘肃曾引进世界银行的贷款和现代机械施工设备建设水利工程，结果因为水价过高，农民负担不起，有水也不给农民用，管理机构还说因农民付不起钱导致“工程效益无法发挥”，实在可笑。
甚至有的承包者只挣钱不维修。武汉作为年年洪涝的重灾区，新洲区的举水河西岸发生溃口达70多米，导致附近6个村庄和1个社区被淹。当地村民和官员都承认“溃败的举水西堤已经有20年没有加固”。
其三，即便是国家兴修的维护性水利工程，也因为资本的侵蚀而频频出现腐败工程：
远的有1998年抗洪暴露出许多质量低劣的水利“豆腐渣工程”，引发了社会热议，连朱镕基都站在九江堤坝上大骂“王八蛋工程”。后来查处九江水利系统腐败窝案，有158人落马，含处级16人、科级官员89人，收缴赃款7600余万元。全系统的腐败，将水利工程当“唐僧肉”，怎么能建设出高质量的水利工程?
近在眼前的有2013年武汉投资130亿改善市内排水系统，说三年后一天下15个东湖也不怕，百姓不用再“看海”。三年期满，2016年武汉新洲举水河凤凰西堤工程发生溃口，令受淹的百姓欲哭无泪。曾有武汉在京大学生要求政府信息公开，武汉水务局的公开答复却遮遮掩掩，称“已完成投资40余亿元，多地区的排水条件明显改善，20余初老渍水点得到缓解”，剩下90亿元的资金去向何处，“不看海”的承诺如何兑现却闭口不提。
最后，“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和肮脏的东西”。资本不仅奴役人，还破坏生态环境，大大降低了湖泊的调蓄能力，成为连年引发流域性洪涝的直接原因。近40年来，为了发展经济，将利润最大化，大量湖泊被围垦，洞庭湖因淤积围垦减少面积1600平方公里，蓄水面积由50年代初的4300多平方公里缩小到2600多平方公里。鄱阳湖面积减少1400平方公里。
不仅如此，长江中上游植被破坏日趋严重。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的山区和丘陵大量被开垦，森林被砍伐失去涵养水源的功能，一遇暴雨洪水便一泻千里，还带走大量泥沙，加快下游河床的淤积。
资本为加速扩张破坏环境已是老生常谈，只是环境破坏的恶果往往由大多数普通老百姓承受，富人有的是财富和资源躲避大自然对人类的惩罚，本就不和群众一条心，又怎么会站在群众的角度去操心预防灾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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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闵嘉佳 子牛。编辑：刘阳。本文为激流网首发，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郭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