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流按：“如果说改造世界是我们共同的目标，那么如何正确理解我们身处的社会、我们要做什么、该怎么做等等都是重要课题。”《批判与再造》编委林正慧从大学期间参加社团到毕业后加入社运工作室都一直在探索这个“课题”。在参与一系列群众工作的过程中与底层人民的近身接触，使她对资本主义的压迫结构有了更深刻的体会和更坚定的反抗决心。林正慧认为，不同时代的年轻人有不同的政治关怀和社会参与的方式，需要不断去认识和学习。这篇访谈生动地展示了林正慧和她的同志们一起探索左翼事业的历程，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八〇年代台湾左翼运动的分野。本文原载于《人间思想》杂志，感谢《人间思想》杂志授权激流网刊发。转载略有删节。
《批判与再造》编委林正慧
一、成长背景与社会意识的启蒙
林丽云：先讲一下访谈的脉络，今天访谈的主轴是这样子：我们研究室的七〇至八〇年代战后左翼口述访谈，目前的焦点是厘清八〇年代社会运动的左翼路线与陈映真的系统的关系，陈映真的系统主要指老同学、《人间》到之后现在的整个统左系统，其实就是与《夏潮》系统在思想、实践、资金等面向的关系。我们的工作方法，是将个人的生命史与战后左翼史互相参照。访谈你的原因是因为在八〇年代的农运，陈秀贤与蔡建仁都和《夏潮》系统有联系关系，小蔡（蔡建仁）的脉络我们大概了解，陈秀贤的部分我们就较为陌生。因为陈秀贤与小蔡在解严后农运的左的路线上，扮演重要的组织角色。因此我们首先想要理解的，是他们两位如何与各地的农民权益促进会（农权会）和学运组织民主学生联盟（民学联）产生联系，以及高雄社会运动工作室（社运工作室）成立的脉络与组织工作，再来是认识参与其中的学运学生与社运分子的个别启蒙经验，比如你的生命经验，以及在成大时期曾经参与原住民族权利促进会（原权会）启动的南投东埔挖坟事件，不知道这个实践经验与“左”的思想启蒙有无关系。
1.童年
林正慧：我1964年出生在嘉义新港，爸爸是小学老师，妈妈是编织班老师，也以编织代工作为家庭副业。在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舅舅游说我妈跟他去东海大学经营餐厅，我妈就把我们三兄妹带去台中，爸爸自己留在新港教书。从新港小镇移居东海大学是个有趣的异文化经验。除了自然景物从小镇风光和嘉南平原转换为黄土坡和相思林的新鲜感，接触到的人事物也令我感到新奇。在新港时，身边都是上学说“国语”、放学讲台语的台籍同伴。附小的同学则不管上学或放学都是一口字正腔圆的“国语”。就读新港国小时，我们镇上小孩都是自己走路上学，村里小孩也顶多是骑单车。附小的上下学是个奇观。东海校园内的小孩自然都是走路或骑单车，但是山下小孩不少是父母甚至是家中司机接送，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多家用轿车，也隐约感觉到两地似乎是不同的两个国度。
我住东海时杨逵还健在，假日我和玩伴会穿过两侧都是蔗田的窄窄的中港路去对面的东海花园游玩。就读怀恩中学时，杨逵的文章〈压不扁的玫瑰〉收录于国中国文课本，某班级的国文老师曾经请他去课堂演讲。当时对他并没有太多了解，只感觉是个很慈祥很有学问的老人家。
2.思想启蒙
林正慧：我家是基督教家庭，从小在教会长大。就读成功大学时，妈妈安排我去台南基督教大专中心住宿，这里是SCM（StudentChristianMovement，一个全球性的基督徒社会运动的组织）在台湾的基地。大专中心主任林宗正牧师（我们叫他林哥）当时是SCM的主要推动者，也是长老教会台独运动中的积极人士。我住在大专中心时，林哥经常跟我们讲美国六〇年代民权运动和学生运动的历史以及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受他启蒙，我在大学时期就经常思索自己可以如何投入社会改造。
更早在我高中时，我会看爸爸带回家的禁书和《美丽岛》等党外杂志，我爸也经常在跟酒友吃饭喝酒时大骂国民党政府的可恶。我就读台中女中时，曾经两度跟军训教官交手。一次是光辉十月的板报比赛，我画的图案不是大大的红色双十，而是红澄澄的大太阳。教官一直逼问我为何画太阳并把海报撕毁叫我重画。另外一次是他要求班上的干部加入国民党。我是班上唯一拒绝入党的干部，多次被叫去感化未果，就对我的浏海发怒威胁记过。我想这些经验多少开启了我的反抗意识。
二、成大时期
林丽云：你可不可以说说自己理解党外运动、以《南方》与《人间》为代表的社会运动，以及教会主导的社会运动之间的差别？
林正慧：我大四的时候，民进党成立了。民进党的政客们宣称台湾人民的种种困顿苦难都是国民党专制独裁造成的，台湾必须推翻鸭霸国民党一党专政（甚至是独立建国）才有前途。但我从美国六〇年代的社会运动历史看到的是，即使像美国这样所谓多党制的“民主国家”，不管哪一个政党上台，底层人民还是承受各种苦难，代议民主没能解决阶级压迫的问题。因此虽然对国民党很反感，但也不太寄望于民进党和它高度推崇的代议制民主。后来看到《南方》与《人间》杂志，从它们的报导看到人民透过自力救济、自求解放的群众运动，我才感觉彷彿找到一条可以投身实践的道路。
1.社运参与：抗议东埔挖坟事件
林正慧：最早的参与是在1987年3月。我从林哥那里得知东埔挖坟事件，当时吴敦义主政的南投县政府为了观光开发，大肆开挖布农族的祖坟。我和大专中心的好友陈慧媛，还有成大西格玛社的陈信行与翁昌黎四人相约前去东埔参与事件说明会以及在南投县政府的抗议游行。当时林哥非常积极推动学生运动，他和南部的几个学运社团有密切联系，不时会通知我们全台各地正在发生什么社会事件和抗议游行活动。
因为参与东埔挖坟抗议游行，认识了原权会的朋友与当时去采访的《人间》记者陈列与赖春标，对于社会运动也逐渐从知识上的认识引燃实践的热情。抗议行动结束后，我加入了西格玛社，一起筹办在成大校园的系列活动。当时学生会在成功厅播放《唐山过台湾》，我们就去现场批判这部大汉沙文主义史观的电影是汉人之耻。教官来劝阻，还将社团几位干部加以记过处分。我们也邀请了几位积极参与原住民运动的台南神学院学生来学校座谈。当年四月在成大举办了一场“另一种民歌”演唱会，邀请胡德夫与童春庆（丹耐夫．正若）来说唱原住民的处境。我们租了学校最大的音乐厅，可是来的学生非常稀少，当时大家对于原住民的音乐和文化不太了解也没有太多兴趣。
2.西格玛社与校园民主运动
林正慧：西格玛社原本是学术性的学生社团，大家多在研究谈论各种东西方的思想理论。1987年信行当上干部后，社团开始积极关心社会运动，在校内与新兴的经纬社合作，不断与校方的各种陈规陋习对干，西格玛社逐渐转型为异议性的学运社团。
当时戒严体制逐渐松动，大学校园受到整体社会氛围影响，开始出现争取校园民主的风潮。我们在成大的诉求主要是呼吁教官退出校园和争取言论自由，具体行动包括要求成立民主墙和发行地下刊物《平等域》。当时我们例行的活动是晨间派报，就是当《南方增刊》出来时，我们就一大早去每个教室发送，以散发“违禁刊物”的行动来对抗学校落后的报刊审查制度。《南方增刊》是《南方》杂志晚期为了校园串联发行的报纸型刊物，是各校学运讯息的交流平台。《南方增刊》一般是由《南方》杂志社寄到有联系关系的各学运社团，再由社团成员在校园内散发。
林丽云：成大西格玛社做校际之间的串联，是自己本来就有做，还是透过《南方》做的？
林正慧：两者都有。1987年暑假《南方》举办了学生生活营，在此之前各校学运社团就有联系，但更积极紧密的串联应该是在生活营之后。当时西格玛社主要串联的社团有高医、东海、中央、中原和辅大。1987年的南方生活营催生了“大革会”，隔年“大革会”又分成台大与民学联两个系统。当时各校主要的共同议题是争取校园民主。当某校社团发起行动，其他学校的社团会过来声援。另外，也会共同策画参与校外的行动，好比1988年初的“贱卖果农”行动，以及二月的后劲学生工作队。“贱卖果农”由《南方》的黄志翔与高雄的陈秀贤合作发动，许多所学校学生共同参与。后劲学生工作队则是由成大与辅大学生与“后劲反五轻自救会”合办，在后劲地区进行污染调查和举办儿童环保营。
三、参与高雄社运工作室
林丽云：你可以多说一点黄志翔怎么与成大西格玛社或民学联联系，甚至发展组织关系的过程吗？在1987年是《南方增刊》，后来怎么在1988年初号召学生进而组织“贱卖果农”行动？
林正慧：志翔当时是《南方》杂志的主编，就我所知当时《南方》杂志社与农盟前身（以山城农权会为主）计划发起“贱卖果农”行动，志翔就透过大革会系统号召南北两路学生参与。
志翔大量投入学运的串联工作，主要是在社运工作室成立之后。志翔在“贱卖果农”行动中与秀贤有了初步合作（秀贤当时正在各地农权会进行串联）。活动结束，两人就与小蔡商议在高雄成立“社运工作室”。
1.社运工作室的成立与初期工作
林丽云：可以谈谈工作室的成立和你的参与过程吗？
林正慧：工作室没有正式的成立日期，时间大约就是在1988年春天吧。秀贤跟苏姊（苏庆黎）是《夏潮》的旧识，估计是透过苏姊，把小蔡引介给秀贤。苏姊和小蔡八〇年代在美国相识，他们一直关注岛内动态，等待回台搞运动的时机。当小蔡听闻岛内陆续发生大里反三晃农药、新竹反李长荣化工和鹿港反杜邦等抗争事件就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在八〇年代中期先后回台。
1988年初的“贱卖果农”行动之后，接下来就是同年的三一六和四二六抗议游行。社运工作室是这几波行动的后勤基地。我在1987年暑假毕业，当时外文系毕业生不是去贸易公司上班，就是去教书或继续升学。我在亲情召唤下，回到台中帮忙妈妈经营餐厅。放假的时候，我就和信行去工作室走动，帮忙跑腿打杂。农民联盟游行需要文宣，志翔写文案，信行画插画，我负责美编完稿等编务。1988年暑假学生农村工作队需要筹备的工作人员，我就跟我妈请假，下去工作室帮忙。后来工作参与越来越多，已经无法两头兼顾，只好忍痛含泪跟我妈请辞。从小妈妈辛苦扶养我们，家庭尽孝和投身运动的抉择对我是很痛苦的挣扎过程。
2.关于“农民联盟”的二三事
林丽云：可不可以谈谈农民联盟（农盟）的成立？
林正慧：在1987年底，一些地方的农权会开始活动了起来。继1988年初的贱卖果农”之后，又共同策画了三一六和四二六抗议行动，主要是反对美国农产品的开放政策以及要求政府正视台湾农业凋敝的问题。这几波大规模的抗议是希望透过共同行动来朝向组织化的一个过程。秀贤很反对过往许多民间团体的组织方式，也就是几个头人找大家来开会，然后为了争夺头衔拉帮结派，大家还没做事就因为封官授爵而吵起来。因此，他主张大家要在实际的行动和工作中去磨合产生共识，有了共事基础和共同想法再来进行组织结社。
林丽云：所以说是农权会的成员组成农盟。那么是有哪些农权会在其中呢？林正慧：除了云林农权会之外，其他各地农权会都加入了农盟。当时比较活跃的地方有新竹、山城（包括台中山线和苗栗卓兰等）、南投、台中县（以梧栖为中心）、彰化、云林、台南、屏东和台东等。
我稍稍补充一下农盟和农权总会这两个团体的差别。1988年的三一六和四二六行动后，各地的农权会士气高昂，农民信心大增，觉得农民的困顿终于被台湾社会看到。就在四二六行动结束后，民进党新潮流系看到民气可用，急于抢夺农运主导权，未获大家充分沟通讨论就发动了五二〇事件。这个流血冲突造就了“农运英雄”林国华，但是，许多农民受到惊吓、干部失去农民信任，各地农权会发展也因此受挫。随后当各地农权会按原订计划在6月28日成立农联，新潮流系当场与其他农权会分裂，拥立云林农权会和高雄的戴振耀另外成立了农权总会。
回头说农盟，农盟秘书处设在工作室，主要的行政庶务由工作室执行。各地农权会除了农盟总部的共同议题和工作，会有他们各自不同的农作议题，比如山城农权会是以果农为主，台南农权会当中有火鸡农，其他农权会的农民则有凤梨农、香蕉农等等。因为当时主要的议题是反对进口，所以农权会的农民构成主要是以经济作物农为主。
苏淑芬：农权会农民的分布，主要是因为农产品进口而多是经济作物农，那是否也反映了族群的差异，比如读到的文献资料中说，1987年首起抗争的山城农权会多是客家果农，后来跟进的农权组织，包括新竹芎林、屏东六堆地区的多是客家农民。你参与农运的时候，对于农权会之间的族群性格有观察吗？
林正慧：我的印象中，山城农权会以及屏东和新竹农权会大多是客家农民，但在其他地区也有以福佬人为主的农权会。农盟的领导干部很多是客家人，不过，我无法推断是否和所谓的族群性格有关联，还是因为受进口农产品打击影响最大的果农刚好都是来自客家族群集中的西部浅山地区。如果要说客家或福佬的农民有什么表现差异，主要还是看个人的人际连带和政治觉悟程度吧。
陈莹恩：之前访问锺秀梅老师，她提到八〇年代后期起来的客家运动，其中很多组织者与参与者有农运的经验。也就是说，可能闽客族群问题并不是主要造成农运组织分裂的原因，反倒是农运经验强化了某些果农与组织者的客家意识，所以成为八〇年代后期客家运动的基础。
3.学生农村巡回工作队
林丽云：可不可以谈一谈学生农村巡回工作队的活动目的与运作方式？
林正慧：五二〇事件之后很多农村一片慌乱肃杀、农民人心惶惶。农盟总部感到有必要透过一些活动来重建农民的信心和团结。当时，学运社团也有大量新进成员，需要进行组训教育。基于农运和学运两方发展的需要，工作室就筹办了农村工作队。
农村工作队的实际活动有两部分。首先，工作队的所有学生先在丰原的兴农山庄参加四天的讲习营。讲习营之后，六十位学生分成三个梯次，到不同县市下乡活动，活动前后共为期二十天。讲习营的内容主要是台湾政治经济情势、农业政策的演变、当前农业困境、台湾农运发展，以及学生下乡所需的技能（调查访问、短讲、行动剧演出等）。
农村工作队的讲习营和巡回下乡行动的筹备过程其实还蛮严谨的。第一阶段，工作室先与学生社团与各地农权会接触。以便了解双方的程度和需要，根据初步接触结果，我们拟定了“生活营初步计划草纲”。第二阶段，工作室召集农权会和学生干部就草纲内容进行讨论，工作室再根据反馈意见拟定具体工作计划。第三阶段，工作室协助学生社团在校内举办工作队说明会。同时也去各地农权会拜访干部，了解当地需要学生协助的具体工作（比如做调查访问或制作文宣或声援抗议活动），同时也与干部确认工作队的食宿交通等庶务安排。
林丽云：插一个小问题：民进党在1986年成立，我们看到农村生活营的讲师名单里有陈忠信，他当时在社运工作室有位置吗？你们有讨论过杨宪宏与陈忠信的政治位置吗？
林正慧：虽然我们批判民进党，尤其是新潮流的大众主义，但是我们并不排斥任何党派，只要对方愿意站在工农的立场上，基本上都可以合作。陈忠信当时算是民进党的理论大师，不过他与小蔡关系不错，对于台湾农业政策有所研究关注，所以就邀请他来担任讲师。当时农盟主席林丰喜是民进党积极党工，各地农权会有不少积极干部也都是民进党员。在农盟里面，我们有意识想要防止个别党派来主导组织运作和运动发展，以免团体沦为个别派系的附庸，但并不排斥任何党派的人士来参与和支援。
陈莹恩：可以谈一谈工作队的大致内容和进行方式吗？
林正慧：学生农村巡回工作的内容大致分成三个部分。第一是去农民家里或农作现场做访问调查。第二是宣传工作，主要是以晚会形式展开，内容有幻灯片讲解、行动剧表演和台湾民谣说唱。很多台湾民谣反映了台湾农村的问题，比如〈孤女的愿望〉描绘农村凋敝后女孩进厂打工的情景。歌谣部分是秀贤的专长，他很会讲故事，歌也唱得很好。行动剧的内容，大概是美国山姆叔叔敲开台湾的大门，要我们买他的水果之类的剧情。幻灯片的内容主要是台湾农业发展历史和农业政策的总体检。这组幻灯片是秀贤整理的，具有普遍性，在各地都适用。另外，我们也会在短讲中加入当地的议题，比如台南六甲的火鸡农面临美国进口肉品的打击，还有楠西龙眼农面临大陆走私桂圆的低价竞争等等。
另外，工作队也会声援当地的抗争行动，好比当地农民要去县政府或农会或水利会陈情抗议，我们会帮忙写陈情书、抗议传单，或是上台演讲。当年大学生具有某些社会认可的“纯洁正义”形象，可以为受苦的农民陈情发声。
费用方面，学生下乡唯一要支付的是到地方去的交通费。到了农村后，吃住都是由农权会安排农民家庭接待。农民都很热情，有的为了把儿女房间空出来给学生住，自己全家挤在一个房间。有些城市学生第一次到乡下，会有生活适应问题，或是队员间发生了感情纠纷，影响工作，甚至闹别扭罢吃，搞得接待家庭很尴尬。
学生下乡除了生活上的问题，还会有政治态度的问题。比如有些学生是带着某种“救赎”的心态下乡，遇到比较退缩的农民，就会怪农民“不长进”，不值得协助；也有学生认为自己要严守“客观中立”立场，当大家讨论抗议行动时就会反对抵制。每天晚上各小组都会召开检讨会，针对生活上和政治上的种种问题和疑虑提出来检讨。
林丽云：我们继续谈农村工作队，请问农村工作队一共办了几次？
林正慧：工作室在1988年夏天办了一次农村巡回工作队，很多参与的学生后来都成为学运社团的主要干部。之后工作室陆续举办五次以环保为主题的清流工作队”。这些干部就带社团的学弟妹来参加。当时我们都认为工作队可以有助于社团新血的启蒙和干部的养成。
4.台南县渔权会与清流工作队
林正慧：农盟开始沉寂之后，工作室的群众运动的重心逐渐转往反公害运动。1989年初，台南县北门地区的渔民开始集结抗议附近的大型养猪场。这些养猪场规模非常惊人，最大的甚至一场就有十万头猪，当时猪场的粪便污染是全台河川污染物排放量的百分之二十。粪便和死尸直接排入溪流污染水体，造成养殖海产的大量死亡。为了抗议猪场的污染，北门地区的渔民在1988年成立“台南渔业权益促进会”。1989年2月，渔权会改名为“渔民权益促进会”（台南渔权会）并举行成立大会。
1989年2月，四个学校的学运社团（成大、辅大、中央、清华，共三十多位学生）组织工作队到将军溪进行访调，这就是第一次的“清流工作队”。当年春假，又在台湾的四个河流河域进行勘查，分别是基隆河、高屏溪、将军溪、后劲溪等四个流域。
1989年夏天，又举办了第三次清流工作队，调查的是北港溪与后劲溪流域。1990年2月的学生清流工作队规模最大，共有125位学生，前期有三天的集训，之后再分成六个队伍进行溪河流域的调查。
清流行动的调查是以河流污染源为主。各河流污染源不同，有的是工业污染，有的是大型畜牧业的污染。当时各地有单点单议题的反公害抗争，我们的战略是想透过流域的连结，把单点连结成一个面，除了组织的扩大连结，也是为了突显出各地不同的污染源其实有共同的结构性因素。简单说，就是台湾在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下的发展问题。我们试图把环保运动从“不要在我家后院”的保卫家园提高到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批判检讨。
以养猪业来说，就很明显反应出这个产业发展的问题，早期台湾农户家里养个几头猪，粪便不会是头痛的污染问题，反而是可利用的粪肥。可是当养猪变成工厂化规模，粪便就变成有待处理的污染源。工业化养猪其实跟台湾的加工出口工业很相近，都是来料加工，产品外销，然后把污染留在台湾。
林丽云：这些学生组织工作队调查河流流域的污染，有没有受到《人间》杂志的影响？因为《人间》的记者也做过几次专辑，是沿着台湾的河流进行调查。
台南渔权会理事长陈志贤拜访社运工作室，右起蔡建仁、陈志贤、陈秀贤、林正慧、黄志翔。（林正慧提供）
林正慧：应该有。我们这一代学运青年很多人都是看《人间》长大的，我想不少人会参与反公害运动，多少都是受《人间》影响。尤其是二仁溪废五金和后劲五轻污染那两个专辑的影像真是太吓人了。我印象中当时学生提到环保问题时，联想到的主要是反公害运动，尤其是关注居民和工农阶级的生计和健康受到的损害。这应该跟当时各地蜂拥的反公害运动和《人间》杂志的深度报导有关系。
5.《实践笔记》
陈莹恩：《实践笔记》是1989年11月创刊，我读到邓丕云的《八〇年代学生运动史》中提到清流工作队是《实践笔记》与民学联共同组织，意思是高雄社运工作室在1989年《实践笔记》开始之后，是以这个名字与民学联发展组织关系和行动吗？
林正慧：《实践笔记》的编辑部设在工作室，刊物内容由民学联和工作室共同讨论企画，执行编辑则由工作室负责。当时主要是希望藉由杂志的定期发行让学运和社运有更紧密的连结。
林丽云：可不可以谈谈《实践笔记》的筹备脉络、参与人员与资金来源？
林正慧：《实践笔记》的资金来源主要是社运工作室进行筹措。运作上是由工作室和民学联干部一起开会讨论当期主题和内容，再分工写稿邀稿。民学联干部会轮流写稿供稿，小蔡、志翔和信行则是固定写手，他们用了很多笔名来写作，他们文章的内容多半是经由集体讨论后再分头去执笔。所以虽然是个人挂名，但代表的是集体的共同意见。我主要负责邀稿、催稿、送打、校对、编排等编务以及跑印刷厂等印务。
我们当初是希望刊物可以成为学运社团和群众运动的理论学习和行动讯息的交流平台，类似《南方》初期在学运中发挥的作用一样。我们在高雄完成印制，除了直接寄发给海内外订户，也会把刊物寄到民学联在北中南的据点，由他们分送到各个社团。
1990年三月野百合学运。广场指挥和决策系统的人马除了台大和中兴之外，其他大部分民学联干部几乎都是参与在杂志工作的学生干部。这些学运干部在历次工作队和《实践笔记》的共事中建立了深厚的信任和默契，所以，在三月学运很快就集结组织起来形成维持运作的骨干群体。不过三月学运以及随后的反对军人组阁的集会游行耗尽大家的心力，勉强出了最后一期之后就停摆了。《实践笔记》总共出了四期，从试刊号到第三期，前后运作了八个月。
6.社运工作室的农运和反公害运动的实践
林丽云：1989年的工作室办了《实践笔记》，也协助渔权会的组织工作和举办清流工作队。那么，1989至1990年的社运工作室与农权会、农盟的关系是怎么样？
林正慧：在1988年五二〇事件之后，农盟没有再发动大型活动，可是各地的农民抗争还是持续发生，大多是地方性议题，比如当年八月的蕉农抗议行动。各地农权会若有需要，比如他们要去农委会抗议，我们就协助联系农委会、规画抗议活动和到地方去宣传动员。因为农盟的秘书处和宣传部设在工作室，所以各地农权会需要农盟协助就会来工作室找人。
林丽云：听起来，农盟的农运工作有两种方式，一个是由农盟与高雄社运工作室发动的全岛性行动，一个是地方议题，由农权会干部主导，社运工作室支援。请问农盟什么时候正式成立？
林正慧：农盟是在1988年6月28日成立，选择这天是为了纪念“农民组合”在1926年6月28日召开的第一次集合。工作室不是一个时期只办一件事，很多工作都是同时在进行的。我们不时会接到一些地方居民来请求协助，不过不少都是短时期的个案。那两年间，比较常态性的长期工作主要是渔权会的组织发展和清流行动。学生清流工作队只是清流行动的一部分，当时我们串联后劲溪上下游八个社区，组成“后劲溪清流行动委员会”，试图把单社区单议题的抗争扩大。当时高雄地区的污染事件层出不穷：援中港外海的台电煤灰、桥头乡农地的重金属污染、后劲与中华社区的中油污染、大社工业区化工厂的毒害，以及台塑非法弃置汞污泥和氟氯碳厂建厂争议等等。[1]透过“清流行动”的网络，这些个别社区互相声援，才了解原来他们的问题不是个别的不幸，而是有整体的结构性因素。
林丽云：可以说，1989至1990年高雄社运工作室的组织架构和工作内容，《实践笔记》与台南渔权会是长期进行的工作，善化居民的抗争则是个别议题上的协力。
林正慧：可以这么说。那两年工作室是台南县渔权会的秘书处。从日常运作到抗争行动都是工作室负责的工作。台南善化居民的反奇美抗争则属于“个案协助”性质。当时奇美化工想要去善化的茄拔社区设厂，那里是曾文溪的水资源保护区。设厂计划并没有经过环境影响评估，奇美在仁德厂的污染危害是众所周知的，所以居民起来抗议。
在台南渔权会的集会上，反奇美设厂的善化居民主动来找我们协助。善化居民的抗争后来成功了，奇美撤回当地设厂计划。自救会里一位活跃里长出来参选议员，工作室和自救会都投入助选，这位里长顺利高票当选。之后，地方有什么问题就透过这位民代反应，自救会也就渐渐不再运作。不过，反奇美设厂运动当中产生了几位积极干部，持续会去参与南部的环保运动。那时候我们会尽量让各个团体互相认识，也会带他们去支援彼此的抗争。一来是扩大各团体干部的视野，不要侷限在各自的议题。二来也是试图要把大家串联起来，以便形成更大的结盟。
7.社运工作室组织运作：政治议程、资金、成员分工概况
林丽云：我们现在回来讨论工作室的组织运作，请问工作室内部有没有共同的政治议程？资金来源与成员分工大致情况？
林正慧：工作室想要展开一个独立于统独之外的社运基地。在政治上的共同想法简单讲就是透过群众运动，从实践中探索真正根植在台湾社会脉络中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
工作室主要的资金来源是靠募款。经费主要是用在营队和活动支出。人事开销很低，基本上只有我固定领薪水，一个月八千元，其他人都不支薪。空间部分，我们有一间办公室、一间会议室，还有男女住房。之前秀贤曾经协助当地居民处理与市政府之间的土地争议，地主之一的吴先生热心提供停工的铁皮工厂[2]给我们无偿使用。为了省钱，办公室没有空调，夏天铁皮屋内经常高温达四十度，男士们光着牓子吹着工业大电扇还是大汗淋漓，我则是一天到晚头痛欲裂。还好当年大家都还年轻耐操。
工作室对外的人脉主要是靠秀贤和小蔡在维系。秀贤人面很广，做人又豪迈，所以，地方上许多热心人士会来工作室找他，或是谈时事，或是来报案请他协助。小蔡的关系主要是工会干部和美国时期的老朋友。小蔡会向这些定居在海外的朋友募款，也会在他们回台湾的时候邀请他们来工作室走动，让他们了解工作室的工作状况，聊聊当前的政经局势和运动发展。此外，小蔡早期跟美国归台的进步学者也维持还不错的关系，会请他们来支援工作，象是农村工作队的讲习营，小蔡就安排王菲林、王振寰和傅大为几位老师来讲课。
小蔡和秀贤都是演讲高手。秀贤尤其善于抗议现场的控场，可以让群众士气高昂，但又不致于过激引来警方镇压，他很注意保护群众的安全。志翔主要负责文字宣传工作。从农盟到渔权会的陈情书、抗议文宣和各种组训手册的编写几乎都是出自他手。
我的工作类似行政秘书，负责办公室的大小行政庶务，包括煮饭烧菜。我们为了节省开支，中午会一起开伙，我负责去买菜和料理。高医的学生也经常过来一起吃饭。另外，就是负责《实践笔记》和各种文宣品的编辑工作。信行那时候还在成大念书，但老是逃课往工作室跑。他很会写文章和画漫画，经常帮忙写文宣、做传单。工作室与民学联的联系工作主要也是他在跑。一些抗议演讲场合，他也常上台去演讲，锻鍊出国台语双声道演讲的能力。
林丽云：你能谈谈对于黄志翔的认识吗？
林正慧：志翔是个思想早熟的进步文艺青年。在《南方》杂志担任主编时参与“贱卖果农”活动，认识了秀贤，不久为了全力投入运动，便辞去台北工作，下高雄与秀贤和小蔡一起成立了工作室。
他个性沉稳、思路清晰、文笔很好，工作室的对外文宣几乎都是出自他的手。他是个多做少说的人，不会说大话，实干肯干。他是个随时准备好为理想付出的人。工作室结束运作后，他回到台北做电视编剧。隔年秀贤决定在台南参选国大，他二话不说，就离开台北到台南去助选。选举失利继续回到台北工作。九二一地震后，秀贤和小蔡想要进行灾民组织，他二话不说又下到台中去，还把他与几位民学联干部共组的编剧班子一起带下去灾区工作。
陈莹恩：那么信行在工作室的参与程度应该也蛮深的，也是《实践笔记》的写手，不知道他在组织内部与志翔、秀贤、小蔡的关系状况怎么样？
林正慧：信行基本上和我跟志翔相似，日常工作主要是与秀贤共事。信行常说从秀贤身上学到很多做研究调查的方法。一般人觉得秀贤是个浪荡侠客，但其实他也是很认真的研究者，他会去翻阅很多相关资料做细致的经验研究，以支持群众运动的需要，对我们的学习态度很有启发。小蔡则比较多是思想理论上的启蒙指导。《环球日报》还在发行的时候，小蔡找我们去当主笔，那是很有意思的一段学习经验。我们一早若没急事，进了办公室就先看报纸讨论时事交换看法，小蔡经常都有非常犀利的剖析和深刻的见解。不过我没有写作本事，写了几次就放弃了。志翔和信行则是很认真地写，因为他们需要稿费收入来买香菸。若就关系来说，可以说秀贤像个将军，带着我们东奔西跑到处征战，小蔡则象是我们的军师，善于给我们分析形势和提供战略。
林丽云：工作室什么时候解散？
林正慧：并没有具体的解散日期。三月学运之后不久是五月的反军人干政，学生和民进党和社运团体出来反对郝柏村担任行政院长。三个月内的两次大动员，其实学生已经有些疲惫了，工作室的工作也逐渐减少。农盟基本上已经没有实质运作，《实践笔记》停刊了，各方来报案需要协助的抗争也越来越少。到了九月郝柏村整肃“社运流氓”之后，整个社运更显沉寂。当时台湾经济持续恶化，政府不去检讨出口加工的发展模式，只想抓个代罪羔羊，就怪说社运高涨和治安不良搞得台湾的投资环境大坏，因此需要整肃“社运流氓”来改善投资环境。其实郝柏村并不是全面提告，但是形成的社会氛围不利于运动的发展，或许台湾的中产阶级也觉得社会需要恢复秩序，他们对运动的支持热度也在降低。
我在工作室待到九〇年秋冬之交。那时小蔡在英国，志翔回到台北工作，信行去当兵，秀贤大部分时间待在台南协助渔权会，高雄工作室实际上处于熄灯状态。我一个人也不知还能做什么，某天去台南跟秀贤打声招呼也就离开了。隔年秀贤在台南投入国大选举，志翔从台北下去台南帮忙，从英国回来的小蔡也投入助选。当时我在台中打两份工，白天在我哥公司帮忙，晚上到我妈餐厅跑堂，存钱准备出国念书，所以并没有归队，只有去帮忙助选团队做了一场行政工作的讲习。
四、在美国结识左翼朋友和重新认识中国
林丽云：1990年你离开工作室之后就准备去美国念书吗？
林正慧：是的，离开工作室之后的那两年我打工存钱准备出国念书。我是1992年夏天出国，到美国密西根。出国前我们去跟小蔡辞行，他交代我们一定要去底特律找一位叫金宝瑜的大姐。宝瑜那时在底特律市的Marygrove College经济系教书。透过宝瑜的关系，我们又认识了韩丁[3]。宝瑜和韩丁长期关注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因为他们的缘故，我们才开始对中国问题有多一些了解。在认识他们以前，我们只是从资料中去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对于改革开放之后的这段历史和过程，其实是模模糊糊认识不清的。
当时美加墨三国签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三个地区的进步人士串联起来反对美加资本对墨西哥劳工和环境的压榨。因为地利之便，我们认识底特律地区的一些工运人士，也开始关注参与反全球化运动。我们认识了几个毛派，他们年纪很大，惨淡经营一家书局，开开读书会，也就没有太多余力参与实际抗争。另外，有几个托派很积极吸收我们，几次到我家吃饭辩论，我们也经常参加他们的读书会和抗议行动。
那时我们也常和宝瑜一起开车到纽约参与当地的左派聚会与活动。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93年春天在纽约的Socialist Scholars Conference（由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主办的年度大会，许多左翼党派与独立学者都会出席），在关于中国问题的论坛上，宝瑜、王严铸与大陆留学生韩东屏指出中国改革开放的走资性质。当时这个说法受到一些美国左派人士的激烈质疑，他们认为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就会助长美帝威风。
我1994年硕士班毕业离开密西根，信行继续攻读博士班，他的学校RPI（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壬色列理工学院）位在纽约上州的小镇特洛伊。当时苏姊也回到宾汉顿念书，从特洛伊到宾汉顿开车只要三小时。苏姊经常邀我们去她家相聚，她为了来我们家，也特地去学开车并考了驾照。透过她的关系，我们认识了海外保钓人士与大陆的进步学生。当时苏姊很努力地想把老保钓（包括杨宁荪、老林〔林孝信〕夫妇、小董〔董叙霖〕和杨贵平夫妇等人）、老左派金宝瑜和许登源（老许），和两岸新生代的左派留学生结合起来。
我们有固定聚会。通常是几天几夜的会议，有时在芝加哥的老林家，有时在纽约的小董、贵平家。大家就世界局势和两岸的政经发展进行讨论，也会报告个人在进行的研究或实践，好比贵平分享“滋根基金会”在中国农村的扶贫工作。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的大陆情势是我们经常讨论和辩论的主题。我那时候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大陆左派学生虽然跟我们一样批判改革开放，但总是对党内高层抱持高度的期望。他们会从当时的领导人的讲话去寻找线索，强调他其实有“左”的一面，并对他寄予希望。他们总是认为共产党领导人其实都是心系社会主义，只要找到适当时机就会往左调整。
林丽云：这里厘清了苏姊对于中国大陆与《夏潮》系统和老同学们不同立场的脉络。这是不是可以说苏姊在美国就已经了解自己的路线与他们是不一样的？
林正慧：苏姊八〇年代回台参与工党和劳动党时，双方对于大陆问题的看法应该还没出现重大歧异。随着大陆改革开放的脚步越来越清晰，彼此的差异才越来越大。等到我们1993年在美国相聚时，她对于大陆改革开放后的走资就非常批判了。
林丽云：那么你跟信行基本上是认同苏姊的这些观点吗？
林正慧：是的。当时我们聚在一起，话题大都围绕大陆层出不穷的贪腐和欺民事件，我还清晰记得她痛骂腐败官员时的咬牙切齿。在我们看来，大陆在改革开放之后就一路滑向资本主义。
林丽云：你们在美国认识的老保钓或海外左派，有碰到与你们的路线是一致或者接近的吗？
林正慧：就我们接触到的老保钓里面，小董、贵平夫妇应该算是看法跟我们比较接近的吧。海外左派里与我们想法最接近的就属宝瑜和老许，还有一位西岸的老李。我们四个人和苏姊经常聚会，一起讨论两岸的情势和未来的运动。
林丽云：就老杜（杜继平）的看法，在大陆改革开放后美国的一些左派就逐渐走向“统”、“左”分离了。在他的认定里面，金宝瑜与许登源就是“统”、“左”分离的，意思是他们可以是没有统一立场的左派。
林正慧：宝瑜和老许很早就看出大陆在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对他们来讲，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左”是最优先且必要的。
林丽云：你们在美国也有接触过台湾同乡会的人吗？
林正慧：有接触，但没有太多交往，只是在联谊性质的活动碰面。感觉他们是待人热情的老乡。但是经常会有强烈的仇中反共情绪，所以并没有多交往。
五、1997年回台工作：协助成立世新社发所
林丽云：你们哪一个时间段在美国？何时回来？主要做什么？
林正慧：我们1992年去美国，我1997年先回来，信行待到1999年。我们在美国那几年，经常跟苏姊、宝瑜和老许讨论将来回台要干些什么。1997年初我接到苏姊紧急电话，说小蔡和成露茜（Lucie）正在筹备社发所（世新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急需一位有行政能力又熟悉社运的行政秘书来负责创所筹备工作，他们很希望我可以回来接这份工作。随后小蔡也来电催促，希望我尽快去跟Lucie面谈，我跟信行就从美国东部开车到洛杉矶去找她（她当时还在UCLA教书）。相谈之后，Lucie当场说“就你了！赶快去跟学校报到。”我1997年一月匆匆赶回台湾，一到学校，人事室说三月才开始起聘。社发所若要等到我三月上班才开始启动，根本来不及处理宣传招生以及相关的开学事务。小蔡就在《立报》找了一个小空间我们就自己搞起了地下办公室。我们做了一份简单的宣传单，利用那两个月时间到各个社运团体和聚会场合去宣传招生。另方面也与一些老师接触，希望可以找到适合的师资过来支援开课。那时小蔡在《立报》担任总主笔，也在世新兼课，社发所从规画到创立到启动阶段，他提出很多具有创见的构想、计划，也付出很多努力。我因为健康因素，辞去了社发所工作回到台中休养。后来Lucie想要成立一个文教基金会，我又上台北来负责社发基金会的筹备和成立工作。
1999年夏天，陈信行结束美国学业回来台湾。那个夏天，我们带了一批在“全球化研讨会”中认识的积极学生（东海、中兴、政大）去菲律宾的左翼群众组织BAYAN（Bagong Alyansang Makabayan，英译名为New Patriotic Alliance）参访。宝瑜居中协助联系BAYAN，也帮经济困难的学生分摊了部分机票。我们在菲律宾待了二、三十天，到了当地先集训，跟BAYAN的农运、工运、妇女、青年、原住民等各个部门的组织工作者座谈，了解他们所面对的议题与运动发展现况。接着我们分成两队，由我和信行带去不同的农村驻村。这个参访行程对学生影响很大，大多数人抱定从事社运的决心，有几位到现在也还在社运岗位上。
从菲律宾回来不久，就遇到九二一大地震，当时台湾社运界大动员，各个有活动能力的团体都进驻到灾区去了。社运工作室的老同志秀贤和志翔在震灾第二天就约我们到中部灾区去了解状况，我们一起走访了大楼倒塌最严重的大里太平地区。我们在不同的避难中心认识了一批积极的住户干部。不久，秀贤和志翔串联这些社区，组织了“九二一大地震受灾户联盟”（灾盟），因为办公室和各个驻点都需要工作人员，我们就把参加菲律宾参访团的中部学生介绍给灾盟，这些学生又回社团去招集社团学弟妹投入到灾盟工作。
回台的头几年除了灾盟活动，主要就是延续1998年全球化研讨会的反全球化议程进行一系列国际工运的声援行动。台湾作为全球代工基地，台商在第三世界不时传出侵害劳工权益的各种恶行。2000年当年兴纺织公司在尼加拉瓜厂非法解僱工会干部的消息传出，我们希望可以展开更实质的支持行动，于是成立“台湾声援尼加拉瓜工人小组”。当时串联了台湾几个工运团体和工会组织和学运社团，联合美国的工运和人权组织共同声援工会，也发起一系列抗议行动给资方施压。2002年台南纺织公司在萨尔瓦多的工厂发生劳资争议，大家再度透过跨国连结网络声援当地工人的抗争。[4]萨尔瓦多厂工人接管工厂的故事后来被拍成纪录片《萨尔瓦多日记》。
六、回台前后参与的左翼刊物
林丽云：可不可以说说《四季红》、《左翼》、《批判与再造》这几份杂志的创办渊源与目的以及资金来源？
林正慧：1994年我们趁着暑假回来台湾，绕台一圈拜访以前的老朋友。在与老朋友讨论时发现当时的台湾左翼论述似乎缺少对九〇年代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变化的批判，也就是全球化、《关税暨贸易总协定》（GATT）等等课题。我们看到比较醒目的除了统独之外的批判论述多半围绕着“后现代”议题。我们觉得需要一份延续《实践笔记》那种政治关怀的杂志。于是在返美前与几位中部师生着手筹办《四季红》。
回到美国，我们向苏姊、宝瑜、老许和老李提到杂志计划，他们除了供稿，每人还热情捐助了一百美金，加上我和信行的一百美金，总共汇了五百美金回台，再加上台湾几位老师和研究生的小额捐款，凑到几万元就开始启动了。我们在美国负责写稿、邀稿，编务和发行主要是由中部的研究生朋友在负责。杂志总共只发行了三期，结束时还有一小笔余额，1998年拿去办了全球化研讨会。
1997年信行回来台湾待了一年，在中部做田野，同时也在东海兼课，因此与中部学运社团有较为紧密的互动。1998年夏天，我们提议《四季红》杂志社召开全球化问题研讨会，希望可以带动关注全球化议题。那次研讨会的主要参与者是北部和中部的几个学运社团和一些环保和劳工团体的干部，会中讨论了全球化对农业、劳权、环境和媒体生态的影响冲击。研讨会之后，建立了一个松散网络，大家持续关注全球化议题。1999年信行回台在世新社发所教书，大家一起开读书会，2000年共同声援年兴公司尼加拉瓜厂的工人抗争。稍后又一起组织工作队进行新庄东菱电子自救会成员的口述史调查和参与驻厂抗争。
回台之后与左翼朋友的共事还包括成立“巴黎公社”餐厅。当时几位朋友想把台湾泛左翼朋友透过共同事业联系起来。当时主要酝酿奔走的人有小蔡、黄德北和林深靖。从开始找场地、装潢和试餐时就找我去一起商议讨论，大家希望我可以负责去邀集我这一辈的左翼朋友当小股东。就生意而言，我实在不看好这家餐厅，也跟大家提出我的疑虑，但是没能成功说服大家。因为建立左翼阵地的陈义和目标很高大，我不知如何拒绝，所以，还是半推半就参与了。当时我去募集了二十几位小股东，每人出资五千、一万或两万。巴黎公社经营不善，苦撑了几年，后来才听说经过几次转手，已经顶让给圈外人去了。最后的收尾不清不楚，我一直对这些小股东感到非常愧疚。
当时德北很积极想把台湾的左翼朋友团结起来，除了开餐厅，还出版《左翼》杂志。德北做事非常认真，出钱出力，亲力亲为。我们经常开会，讨论时事和规画杂志内容。为了尝试组织化，还曾经举办生活营。后来我搬回台中，台北这些工作就较少参与了。
《左翼》停刊之后，我们觉得台湾还是需要一份左派刊物，因此当老杜酝酿要办《批判与再造》来找我们合作时，我们就答应了。虽然我们跟老杜在统独问题上看法不尽相同，但是，至少对大陆的改革开放同样抱持批判态度。老杜担任主编，负责大部分的编务，信行负责供稿，我则协助翻译、邀稿和中部铺货。后来因故停刊，几年后改成电子版重新出刊。
《批判与再造》资金主要来自捐款和订阅费用，在台北和台中的某些书店也有上架销售。过去还在发行纸本时，有不少固定捐款人，除了一些老同学，中部一位大学老师是捐款大户，每期资助五千到一万元。她对社会运动的捐款很热情慷慨，后来我们没有发行纸本，不需要资金了，她还偶尔问我可以把钱捐到哪里。
陈莹恩：你们从美国回来台湾，与在高雄工作室共事的黄志翔还有联系或合作吗？
林正慧：我们在美国那几年，志翔在台北成立了一个编剧工作室，做得很出色，得过不少奖项。我们回来后恢复了联系，偶尔也会联络通通气，但一直没有实际的共事机会。一直到1999年筹组“九二一灾盟”，大家才又重新有共事合作。九二一地震发生后，社运圈的朋友认为这是一个发展群众运动的时机，很多团体都到灾区去了。我们当时在台北上班，但经常下去支援。2000年灾民凯道夜宿活动，我们负责组织台北学生志工，熬夜制作道具、租借布置宣传车，活动当天信行还负责开宣传车。大家紧密共事，感觉似乎又回到社运工作室时期的同志关系。
七、简短回顾
林丽云：基本上，你从高雄社运工作室开始就跟左翼保持连续性的关系，在不同的时间做不同的事情，主要是办杂志与学生社团的联系。可以简短总结一下你的左翼实践经验吗？
林正慧：我是在戒严体制下出生成长的一代，大学时期正逢解严前后的社会松动。毕业后加入社运工作室，那两年与底层人民和环境生态的近身接触，让我对资本主义的压迫结构有更深刻的体会和反抗的决心。留学期间结识了几位海外左翼前辈，接触国际左翼团体，加深我对全球化问题的认识，也开拓了对于反资反帝运动的视野。
在美期间，老许经常告诫我们左派最容易犯两种错误，一个是光说不练，一个是光练不说。所以当小蔡号召我回来参与他正在筹备的一个试图结合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所时，我毫不迟疑立马回来参与草创工作。之后几年尝试组织学生队伍，参与几波国际劳工的声援行动，也与一些左翼朋友合办杂志。近几年为了就近照顾病弱的母亲移居花莲，随后自己健康也出了问题，对运动只是维持低度志工式的零星参与。
对于左翼事业，我个人谈不上实践，顶多是探索吧。看着八〇年代以来许多有理想的伙伴逐渐淡出或受伤离去，让我思考是不是台湾左翼缺少一个健康的思想学习和社会实践的场域，可以把人团结起来互相扶持一起前进。如果说改造世界是我们共同的目标，那么如何正确理解我们身处的社会、我们要做什么、该怎么做等等都是重要课题。办杂志、读书会和工作队都只是试图透过讨论学习和在做中学来找路的摸索过程。不同时代的年轻人有不同的政治关怀和社会参与的方式，这些都是我需要不断去认识和学习的。
林正慧简历
1964生于嘉义新港
1974移居台中，先后落脚东海大学及台中市区
1982就读于成功大学外文系；加入SCM大专团契
1987参与东埔挖坟事件；加入成大西格玛社
1988加入高雄社运工作室；筹办学生农村工作队
1989筹办清流工作队；11月筹办《实践笔记》
1990参与野百合学运；参与抗议郝柏村整肃社运流氓的“反整肃行动委员会”
1992赴美就读于Ea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
1994暑假回台参与《四季红》筹办
1997返台；参与筹办世新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
1998《四季红》筹办全球化研讨会
1999筹办社会发展文教基金会并担任第一任执行长
1999与学生赴菲律宾BAYAN参访；参与《左翼》杂志筹办发行
2000与劳工团体和学生筹组“台湾声援尼加拉瓜工人小组”
2003参与《批判与再造》筹办发行
2004与学生筹组“红砖工作队”，进行东菱关厂工人访调
2009《批判与再造》电子版复刊，担任复刻版编辑委员
注释
*本文是【台湾左翼思想口述计划（1970年代至1980年代）】（NSC103-2410-H-009-033-MY3）成果的一部分。主访人：林丽云；访谈参与人：林丽云、苏淑芬、陈莹恩、郭佳；影像记录：陈莹恩。
[1]当时国际上已经注目常用来当冷媒等工业用途的氟氯碳化物（CFC）对破坏臭氧层造成全球性危害的问题，1987年有十一个工业化国家率先签订了《蒙特娄议定书》开始逐步禁用氟氯碳化物，但台塑集团竟然在1988年还宣布要在仁武新建一个大型CFC厂，“后劲溪清流行动委员会”因而围厂抗议，但并没有成功阻挡建厂。
[2]这栋铁皮屋位于高雄果菜市场北侧，2017年遭到高雄市府强拆。
[3]韩丁是一位美国记者，本名William Hinton，曾于1945年到中国的农村，后来回美国写过不少相关的书，其中最有名的是讲土改的《翻身》。他的妹妹寒春与妹婿阳早长期留在中国。
[4]陈信行写过一篇文章谈这两个工运案例。参见陈信行（2005）〈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市民社会与跨国阶级政治：从台湾支持中美洲工人运动的两个案例谈起〉，《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35-110。
主访丨林丽云
整理丨陈莹恩
时间丨2015年12月7日
地点丨新店花园新城林正慧宅
为了避免失联请加+激流网小编微信号wind_1917
（本文为作者授权激流网刊发，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郭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