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2—3月恩格斯写的《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以下简称《导言》)是他逝世前不久写的最后一篇重要的政治论文。恩格斯写这篇《导言》的时期是世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期，德国也已成为第一流的工业国。随着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已被推到社会发展的前台，两个阶级的斗争已达到十分尖锐的程度。普法战争以后，巴黎公社失败，法国工人运动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却迅速发展。正如马克思所预言的，欧洲大陆的工人运动的重心从法国移到了德国。恩格斯认为，整个欧洲“斗争的结局将决定于受社会主义影响最深、理论最深入群众的德国”。90年代恩格斯针对德国的情况，写了一系列关于革命策略问题的文章，《导言》对这问题的论述更系统、更深入，是研究恩格斯这个时期的策略思想最为重要的著作。把《导言》和其他有关的文章和书信联系起来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恩格斯在《导言》中所论述的策略思想。
众所周知，恩格斯的这篇《导言》在国际共运史上曾引起极大的反响。长期以来，围绕着它发表了种种不同看法，其中除了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的有意歪曲外，也有一些人是因为对恩格斯写《导言》的历史背景了解不够、研究不够而产生的片面见解。如何正确理解恩格斯《导言》中所论述的革命策略思想，是值得探讨的间题。目前国内讨论这问题时，意见也不尽一致，特别是关于恩格斯在《导言》中是否设想无产阶级在德国有和平取得政权的可能性这一重要间题，更是有不同意见。这里谈谈我的几点看法。
一、关于和平的合法斗争方式问题
恩格斯在《导言》中是强调了合法斗争，这是因为这种斗争方式是适应当时德国的条件，是为未来夺取政权作准备，并没有设想德国有和平夺取政权的可能性。采取这种斗争策略是出于以下的原因：
1.社会条件的变化和武器的改进。威力强大的枪炮已足以摧毁最好的街垒，交通的发展，便于军队的调遣；城市新建的又直又宽又长的街道更有利于新式武器的发挥效力。因此，恩格斯认为在1848年以前曾起过决定作用的街垒战已不适时宜。但是他只是指在当时不宜进行街垒战，只要将来这种不利的情况由别的因素来抵销，街垒战还是起作用的。而且指出将来街垒战较多地在革命进程中进行，而不是在革命一开始。
2.敌我力量悬殊。恩格斯看到德国的无产阶级队伍虽然在不断扩大，它的组织性、觉悟程度也都在与日俱增，但是它还远不能以一次决定性的打击取得革命胜利。社会民主党利用俾斯麦为了使人民群众对他的计划发生兴趣而实施的普选权，利用国会讲坛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选票不断增长，1890年2月的国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党所得选票将近150万张，约占全民选票的20%。3月俾斯麦在他内外政策遭受失败的情况下被迫辞职，反社会党人法也随之废除，这不能不说是德国工人阶级所取得的辉煌成绩。但是，恩格斯清醒地看到敌我力量仍然悬殊，他指出，党取得了20%的选票，这是很可观的数字，然而还有80%是投给联合在一起的敌人的。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举行暴动是十分不利的，无产阶级将会失去已经占领的一切重要阵地。恩格斯曾批评“青年派”就是不考虑党进行斗争的现实条件，而幻想轻易地拿下障碍物。如果把他们这样的政策搬到现实中去，就会把拥有数百万党员的党毁掉。而当时统治阶级在不改变其政策的体系和原则的前提下，采取新形式的“蜜饼政策”，作为他们“鞭挞政策”的补充手段。特别是由于反社会党人法的废除社会民主党取得了合法地位以后，就有了更有利的条件去开展合法斗争。
3.利用议会讲坛，争取群众的多数。恩格斯总结了50年来的人民斗争的历史，认为必须提高广大人民群众革命的自觉性。他指出：“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要进行社会制度的改变，群众自己就应参加进去，应明白为什么斗争，“必须进行长期而坚忍的工作”，而合法的议会斗争给了革命者“最好的手段……去接触人民群众”。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正是充分利用了这些条件，把议会这个“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成了解放的工具”，使自己“长得肌肉结实，两颊红润”。在1893年的帝国国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党所得选票再次大大增加，获得了178万张选票，占总票敬的1/4。
恩格斯要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明确自己当前的和平的合法斗争的任务，不为敌人的挑衅所惑。敌人不甘心社会民主党的繁荣发展，他们采取一切卑劣手段进行挑衅，诱使社会民主党人采取暴力行为，以便找到借口进行镇压，达到他们消灭德国党的目的。俾斯麦长期采用这种政策，1890年他下台以后，威廉二世同卡普奥维继续采用这种寻衅政策。恩格斯一再告诫社会民主党人不要受人挑拨，不要上圈套。他明确指出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是毫不停手地促使革命力量增长，不要让它在前哨战中被消灭掉，而是要好好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恩格斯从当时德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为德国无产阶级制定了夺取政权前的和平的合法斗争策略。
恩格斯认为斗争方式的选择是根据具体条件，很大程度上是根据统治阶级的行动而灵活变换的。他在说明社会民主党当时主要任务的同时还指出，在当时情况下，守法是对社会民主党人适用的，但是必须以敌人也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为前提，绝不是不惜任何代价的守法。他在《导言》中宣告，如果政府当局破坏帝国宪法，那么社会民主党也就不受宪法约束，可以随意对付他们，也就是说，将从合法斗争转向非法斗争，有条件的话，甚至进行暴力斗争。
二、关于夺取政权的方式问题
恩格斯在《导言》中没有明确谈德国可能以什么方式夺取政权。应该看到这是同当时德国的政治气氛有关的。恩格斯写《导言》的时候政府向帝国国会提出的防止政变法草案正在讨论的过程中。这个草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一大威胁。该党领导人由于担心这个草案在近期内可能被通过，坚决要求对《导言》原稿作一些修改，主要要求删改有关武装斗争的一些句子和段落。恩格斯身居国外，考虑到国内同志的处境，为了减少他们在国会辩论时的麻烦，不能不尊重他们的意见，采纳了他们提出的大部分意见。正象恩格斯自己说的，《导言》经过删改“受到了一些损害”，但是基本观点还是保留了，保持了《导言》的革命性。在涉及暴力斗争的问题上，说得比较含蓄，对和平斗争和武装斗争的关系没有充分阐述。既然《导言》是由于当时的特殊情况不得已作了删改，而且受到了损害，那末，我们研究恩格斯的策略思想，当然就应该根据原来的文本。而且也应考虑到，正是由于当时的这种特殊情况，恩格斯即使在《导言》的原稿中，对德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问题也没有作明确的说明。但是，在90年代，他在其它的文章中，对这个问题曾作过明确的阐述。
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恩格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观点，对各个国家的不同情况作了具体分析。根据法国、美国、英国的情况，他认为在人民代议机关集中一切权力、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可按照宪法办事的这些国家里，是可以设想从旧社会和平过渡到新社会的，而在德国，他明确指出没有和平长入新社会的可能，因为这个半专制制度的国家，“政府握有全部实权，议院连否决税收的权利都没有，正如在宪法冲突时期，政府可以对它为所欲为”。他批判那些“议会迷”们，幻想“无须用暴力来炸毁这个旧壳”就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社会。
既然恩格斯在1891年曾这样明确说过德国不可能和平夺取政权，那末，1895年德国在政治制度上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它仍然是这样“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织起来、并以警察来保卫的军事专制制度国家”，而且1890年反社会党人法被废除以后，反动当局一直在策划实行新的反社会党人法，1894年12月德国政府向帝国国会提出防止政变法草案的目的，就是企图镇压杜会民主党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合法存在还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如果认为恩格斯在《导言》中还设想德国有和平夺取政权的可能性，这是不切合实际的。
正因为德国有极大的可能性是武装夺取政权，恩格斯在《导言》中论述了将来武装斗争的战术问题和加强革命武装力量的问题。他指出，街垒战虽然已不适时宜，但是将来在一定条件下还会起作用，必须有较强大的武装力量，要采取进攻的战术，而不采取消极防御的街垒战术。此外，他认为应争取政府军队士兵来加强革命的武装力量。1890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有一半人曾在军队里呆过，恩格斯说，德国军队愈来愈传染上社会主义，它将从政府的手里滑走。⑤他还以罗马帝国的历史作比喻，暗示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军队中的影响扩大，就象罗马基督教一样，将导致革命的最终胜利。
三、关于普选制的意义问题
恩格斯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选票的增长，表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时刻将临近。这不能就理解为恩格斯认为德国有可能通过选举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恩格斯在《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中，对革命形势的发展表示十分乐观。他说社会民主党“几乎能象数学那样准确地确定它取得政权的时间了”，因为在1890年的选举中，社会民主党拥有的选民比任何一个党都多。但是，这是不是说恩格斯认为德国通过选举，取得多数，就可以取得政权呢?决不可以这样理解。就在同一篇文章中，恩格斯指出，“不定哪一天，德国资产者及其政府将厌恶对日益高涨的社会主义高潮袖手旁观，他们将诉诸非法行为，诉诸暴力行动”。“毫无疑问，他们会先开枪的”。当时意大利资产阶级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卓万尼·博维奥歪曲了恩格斯这篇文章的观点，遭到了恩格斯的坚决驳斥。他说：“首先，我根本没有说过什么‘社会党将取得多数，然后就将取得政权’。相反，我强调过，十之八九我们的统治者早在这个时候到来之前，就会使用暴力来对付我们了，而这将使我们从议会斗争的舞台转到革命的舞台”。这说明恩格斯对德国的统治集团始终是保持清醒的估计的。他把德国的普选制只看作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程度的标尺，他认为“在现今的国家（指德国——作者）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1892年11月12日他在给保·拉法格的信中，再次表述了他的这个思想。他说，普选权“能最确切地指明哪一天应当号召武装革命”。在《导言》中恩格思对普选权的意义作了更广泛的阐述：特别是普选权对争取群众的主要作用。但他仍然把普选权看作衡量自己力量的标尺，既可避免不适时宜的退却，又可避免不适时宜的蛮勇。并没有说通过普选可以争取多数，然后取得政权示以大所述可以说明恩格斯始终认为在夺取政权的关键时刻，德国的统治阶级采取暴力手段来镇压革命的可能性更大。
四、关于欧洲大战的问题
恩格斯的革命策略还同他当时对欧洲战争的看法相联系。这也是不应忽视的一个问题。
19世纪最后的二三十年，随着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列强争夺翁权的斗争日益激化。90年代初已形成的以俄法为一方，德、奥、意为另一方的两大军事集团剑拢弩张，一场全欧规模的大战正威胁着欧洲人民。恩格斯密切注视着欧洲形势的发展，先后写了一系列有关欧洲战争的文章和书信，他为无产阶级政党制定了反对战争、维护和平、争取无产阶级革命早日胜利的策略方针。
他在对欧洲两大集团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状况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指出了主要的战争策源地是那个“欧洲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沙皇俄国和企图对德国发动复仇战争的法国。俄法的结盟是对和平最大的威胁。恩格斯看到大战一旦爆发，千百万的劳动人民固然将遭到空前深重的灾难，对无产阶级政党的发展也是极其不利的。在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中，不论是德国的社会民主党，还是法国的工人党都曾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他指出各国资产阶级之间尽管有着深刻的矛盾，但是他们都想利用战争来扼杀无产阶级的革命，特别是对欧洲最强大的最有战斗力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不论是沙皇、法国的资产阶级共和派，还是德国的政府本身都不会放过这样的大好时机去消灭这唯一的、对他们三者来说都是敌人的政党。”
无产阶级政党面对这样一个战争危机必须有所准备。恩格斯不仅仅是在原则上反对军备竞赛和战争，而且还制定了德国社会民主党自己的军事法案，这就是他写的《欧洲能否裁军？》一文。他特别重视全民的军事教育，提出以民兵制逐步替代作为统治阶级工具的常备军。这将使劳动人民减轻军备负担，同时也使工人阶级有更多的掌握反对统治阶级手段的机会。
恩格斯一方面号召无产阶级政党要维护和平，同时也向它们指出，一旦战争爆发，就要利用战争，发动革命，他说：“如果战争爆发，战败者就有可能和有责任进行革命，”而且“必须采取最革命的手段”，有必要时取代政府。他在给倍倍尔的信中说：“战争进行得越革命，就越符合我们的意图。而且，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由于企图保全自己财产的资产者和容克们的畏缩不前，正是我们将成为唯一真正坚决的主战派。当然，也可能出现下述情况：我们得把政权掌握到自己手里，使1793年重演，以便把俄国人及其同盟者驱逐出去。”总之，恩格斯认为，利用战争，发动革命，争取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胜利是工人政党在被迫进行战争时的最高的战略目标。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经为无产阶级革命制定了策略纲领：“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他们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而无产阶级的最近目的就是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斗争的方法是多样的可变的。采取什么方法?是暴力手段?还是和平方式?这就要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敌我力量对比等因素来决定。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的策略思想。如果从这两位革命导师的希望和意愿来说，是最不反对以和乎的办法去废除私有制的，无产阶级革命不是非采用暴力不可的。但是，客观条件往往不适宜采取温和的斗争手段。恩格斯在晚年也始终是遵循着《共产党宣言》中的这个策略纲领。他在90年代写的文章和书信表明了他是如何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对不同的国家和一个国家不同的时期，采取不同的斗争策略的。恩格斯写《导言》的时期已过去了差不多91个年头，世界的形势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适用于当时德国的斗争策略，不一定适用于今天的德国。正如恩格斯在1895年4月3日给保·拉法格的信中说的，“我谈的这个策略仅仅是针对今天的德国，……对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来说，这个策略就不能整个采用。就是对德国，明天它也可能就不适用了”。但是，恩格斯的这些论述革命策略思想的文献仍然是指导我们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极好教材。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88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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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禾子。责任编辑：郭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