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一份联合国内部备忘录，由于新冠疫情，沙特预计将总共驱逐20万名移民劳工。这是海湾国家的独特的“空间修复”（spatial fix）的体现。迪拜财政部前负责人在推特上表示，他预测今年以来阿联酋的人口至少会下降10%。海湾国家通过重新安排其工人阶级的空间组织方式，将危机的影响转移到世界市场的更贫困地带。

海湾地区的移民劳工比全球南方任何其他地区都多，如沙特已成为世界第二大汇款来源国（仅次于美国），南亚、中东、东非和其他地区的数百万家庭依赖海湾地区打工者寄回的汇款，驱逐带来的影响将是巨大的。

该怎样理解海湾国家政治经济的特殊性？海湾地区在公共话语中常被视为一个反常现象——一个保留了半封建历史元素但又设法适应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地方。常见的理解框架存在怎样的问题？海湾地区在全球资本主义动态中的位置如何？

当前海湾地区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是引人注目的。2019年12月，沙特政府开始对自己的石油公司沙特阿美（Saudi Aramco）进行部分私有化，成为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这是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计划中迄今为止最大胆的举动，他计划彻底改革整个国家的经济，并筹集资金以创造一个新自由主义的涅槃。类似的趋势在邻近的海湾国家也有体现，减少公共开支和公共资产私有化等措施在该地区的政治话语中占据突出地位。自2014年石油过剩以来，情况尤其如此。

为了分析海湾地区的政治经济状况，Hamza Culin采访了Adam Hanieh。Adam Hanieh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发展研究系任教。他的最新著作《货币、市场和君主制》探讨了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六个国家如何塑造着广大中东地区的政治经济。在下面的采访中，他讨论了海湾资本的特殊性质、在区域和全球市场中的作用，以及在后COVID-19世界中的未来。

访谈｜Adam Hanieh，Hamza Culin

翻译｜李丹

海湾地区在公共话语中被视为一个反常现象——一个保留了半封建历史元素但又设法适应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地方。用于理解这种关系的主要框架是收租国家理论（RST，rentier state theory，指由于拥有自然资源，一个国家收入的全部或大部分来自外国个人、企业或政府支付的租金，但这个租金并没有提高国内经济的生产力，也没有推动国内政治发展，RST已经成为研究海湾地区以及更广泛的中东和北非地区资源依赖型国家的一个主导理论——译者注）。这种方法是否足以理解海湾地区的当代经济和政治现实？

Adam Hanieh：RST有许多不同的变化，但其共同特点是试图从国家从碳氢化合物出口中获得的收入来解释海湾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模式。这些收入被称为“租金”，因为它们最终来自于在你的国家领土上拥有自然资源这一偶然事件。基本的想法是，获得这些租金给海湾的统治者带来了非常明显的自主权和对社会其他部分的权力。这已经被用来解释海湾地区的各种事情——专制主义，薄弱的公民社会，对资助网络的依赖，收租者的心态（mentalities），以及经济发展模式。

沙特阿拉伯延布三期项目

现在，碳氢化合物出口（石油和天然气）显然对海湾的政治经济极为重要。但是，对于如何运用RST来解释海湾和其他拥有自然资源的国家，已经有许多批评。我认为，RST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它使我们的分析偏离了将海湾社会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来看待，也就是说，海湾社会是有其自身特点的国家，但其基本动力与其他地方的资本主义相同。没有资本主义，我们就失去了阶级的范畴。私人资本被描绘成弱小和不发达的，劳动和工人阶级结构的重要性被淡化。我们最终对海湾地区国家的理解也特别有问题。相比之下，我认为，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理解国家和阶级的形成，是一种更有说服力和更有成效的理解海湾的方法。这种方法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导到一系列不同的问题和议题上。在海湾地区，资本和劳动的阶级是如何出现的，这些阶级之间的关系如何？资本积累的主要时刻（如生产、商品交换和金融）是什么，这些时刻是如何相互联系的？海湾地区积累的空间动态是什么，即积累如何跨越了国家、区域和全球循环？这些动态与国家在海湾地区的具体作用有什么关系？我们如何理解统治家族相对于资本主义阶级，以及移民劳工相对于公民人口的概念？海湾地区的阶级如何被种族化和性别化？这些问题可以揭示出海湾地区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许多情况。

RST方法倾向于做的另一件事是将海湾地区从更广泛的全球进程中抽象出来——帝国主义和世界市场的动态等问题被视为次要的。但是，如果不强调海湾地区长期以来给予美国权力的中心地位，或者西方国家对海湾地区统治家族毫不动摇的军事和政治支持，怎么能解释海湾地区“缺乏民主”的问题呢？其中一个真正重要的部分还在于理解殖民主义和战争的历史，这些历史是当今海湾地区如何生存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基本的观点是，海湾国家并不是全球资本主义国家中一些奇怪的异类。但反过来说——我认为这是西方国家部分左翼人士并没有广泛认识到的事实——海湾地区也能给我们很多关于资本主义在其他地方实际运作的启示。

什么是石油美元（petrodollars）？在今天的全球体系中，石油美元还是一个运转性（operative）因素吗？

Adam Hanieh：“石油美元”是1970年代创造的一个术语，用于描述各国通过碳氢化合物出口获得的收入。这些资本可以在有关国家内部使用，也可以“回收”（recycled）回世界市场。从历史上看，石油美元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发展非常重要，今天仍然很重要。

这方面的一个早期例子是所谓欧洲市场的出现——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在欧洲发展起来的金融市场，这些市场不受国家监管制度的管辖，基本上不受税收和其他国内金融限制。伦敦成为欧洲市场业务的主要国际中心，使银行和公司能够处理以不同于国内市场的货币计价的存款和债券。在1970年代海湾石油公司国有化和随之而来的石油价格大幅上涨之后，在欧洲市场经营的北美和欧洲银行的石油美元存款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

海湾石油美元的这些流动极大地提高了国际银行向跨国公司、政府和其他借款人贷款的能力，并帮助推动了从1970年代起开始出现的生产国际化。欧美市场对20世纪80年代“第三世界”债务危机的蔓延也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现金短缺的南方国家被迫通过欧美市场借入回收的石油美元，从而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债务关系紧密相连。今天，伦敦金融城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力量是这些市场的直接遗产，海湾地区在其中的地位仍然很重要。

海湾石油美元对美国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作为全球主导力量的出现和巩固也很重要。通过同意将石油收入投资于美国国库券、股本（equities）和股票——再加上石油价格以美元计价——海湾国家的盈余有助于巩固美元作为 “世界货币”的优越地位。

海湾地区的石油美元还通过其他更间接的方式在国际市场上循环使用。这包括海湾地区购买外国商品和服务——这里特别重要的是那些与城市基础设施发展有关的商品和服务，如机械和运输设备、高端工程和建筑服务。当然，石油美元回收的一个主要途径是海湾地区购买军事硬件和服务。2015年至2019年，海湾六国购买的军火超过全球销售量的五分之一，其中沙特、阿联酋和卡塔尔分别是全球第一、第八和第十大军火进口国。在此期间，仅沙特阿拉伯就购买了美国武器出口总额的四分之一，高于2010-2014年的7.4%。

你能不能再谈谈海湾地区资本主义阶级的性质，以及它与国家和统治家族的关系？

Adam Hanieh：海湾地区的大资本通常是通过大型企业集团组织起来的，这些企业集团活跃在各种经济部门，包括建筑和房地产开发、工业加工（特别是钢铁、铝和混凝土）、零售（包括进口贸易和对购物中心和商场的所有权）和金融。这些企业集团往往由起源于早期商业活动的家族控制，并与海湾地区的统治家族和国家结构密切相关。

现在海湾国家都是不同类型的君主制国家，统治家族控制着国家机器和大部分来自石油和天然气出口的财富。

海湾地区成功的资本积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靠近国家以及统治家族的支持。这一点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体现出来——补贴的土地和其他赠款，国家为各种项目提供利润丰厚的合同，私人资本与国家的联合投资，以及国家机构为私人集团的海外投资提供政治和财政支持。这种与国家的关系并不是海湾地区资本所特有的，这是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大资本家的正常经营方式。

现在，RST的遗产之一是一种观点，即海湾地区的私人资本很弱，被强大的国家所掩盖。这种观点建立在对国家和资本的二分法解读上，我认为这在方法论上是错误的。在现实中，统治家族成员往往以私人身份控制着大型商业集团，因此他们需要被视为私人资本家阶级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国家权力如何行使的核心部分）。例如，在卡塔尔，80%的股票市场公司的董事会中至少有一名执政的阿勒萨尼家族的成员——这些人是以个人身份行事，而不是作为国家机构的代表。同样，迪拜的统治者穆罕默德·本·拉希德·阿勒马克图姆在酋长国的许多大公司中持有私人股份，包括一些最大的房地产公司、银行和一家大型电信公司。

简而言之，我认为在分析海湾时，必须重新找回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阶级关系的概念，即把国家看作是阶级权力在海湾的制度性表现，把资本主义阶级理解为包括了统治家族和国家精英。

在你的《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资本主义和阶级》一书中，你指出“空间修复”（spatial fix）是克服生产过剩危机和海湾工人阶级分化的重要工具。海湾地区的空间修复有哪些要素？它在当地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Adam Hanieh：当然，我是从大卫·哈维那里借来的，他用这个词来描述资本经常重新安排自己的空间，以克服或取代危机时刻。在海湾地区，我想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类似的过程发生在移民劳工身上。

在沙特利雅得哈立德国王国际机场，工作人员戴着口罩搬运行李。

在沙特阿拉伯、阿曼、巴林和科威特，非公民占劳动力的56-82%，在卡塔尔和阿联酋，非公民占95%左右。这些惊人的数字是理解海湾地区阶级结构的根本。通过臭名昭著的“卡法拉”制度（kafala，这种制度要求非技术工人都有一个国内的保荐者，通常是他们的雇主，负责他们的签证和法律地位，这为剥削工人创造了机会，许多雇主拿走工人的护照，苛待他们的工人，只付出很少薪水而几乎没有法律后果），移民工人被捆绑在一个单独的雇主身上，无法寻找其他工作，甚至不能未经允许就离开该国。这些移民中的绝大多数受雇于私营部门——在建筑、家政和零售等部门——他们的工资往往很低，而且工作条件非常剥削和危险。从这个意义上说，对移民劳工的剥削是我在上文谈到的企业集团积累的一个重要部分。

这些移民劳工流动的后果之一是，南亚、中东、东非和其他地区的数百万家庭依赖海湾地区工人寄回的汇款。海湾地区的移民劳工比全球南方任何其他地区都多，仅沙特阿拉伯就成为世界第二大汇款来源国（仅次于美国）。

移民工人的这些跨国界流动提醒我们，阶级不只是一个抽象的类别，它描述了与资本和国家空间内剩余价值生产的某种关系。具体来说，阶级是通过地理空间的相互联系而产生的，并通过人的跨国界流动（和迁移）不断形成。当我们思考海湾地区的“劳动力后备军”这样一个类别时，我们需要考虑到那些可能生活在海湾合作委员会边界之外的数百万人——但他们却在不断地进出海湾劳动力市场。

现在，在经济衰退时，海湾地区的大量移民工人被直接送回国，经常得不到逾期工资或应得的补偿。在2008年全球危机之后，我们看到了大规模的这种情况，今天我们又可以看到这种情况。事实上，几周前，迪拜财政部前负责人在推特上表示，他预测今年以来酋长国的人口至少会下降10%，这是一个巨大的下降！这是海湾国家能够部分应对低迷时刻的一种“修复”方式，重新安排其工人阶级的空间组织方式，将危机的影响转移到世界市场的更贫困地带。

最近十年来，一些海湾国家对邻国的事务进行了重大干预。这一点在2013年最为明显，当时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科威特在物质上支持了一场军事政变，使埃及独裁者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上台。而卡塔尔则支持了当时受到攻击的穆斯林兄弟会政府。这些政治紧张局势是否与经济层面有关？海湾资本和更广泛的中东政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Adam Hanieh：我认为，不要把我们在中东看到的经济进程与该地区的政治割裂开来，这一点非常重要。过去几十年来，整个地区普遍采用了市场主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这是由与贷款挂钩的国际金融机构的一揽子结构调整计划所推动的——并涉及到与这些计划相关的通常的“改革”，例如私有化、转向出口导向的生产和农业、放松对劳动力市场和金融的管制、向外国直接投资开放等等。这些措施的步伐在不同国家有很大的差异，但埃及和突尼斯等国在2010年底阿拉伯抗议开始之前，一直被国际金融机构反复称赞为“成功”。

现在，关于这些经济转型，有几点需要强调。首先，它们与整个地区日益强硬的专制主义形式密切相关。突尼斯的本·阿里和埃及的穆巴拉克在20世纪80年代上台时都承诺要实施一揽子结构调整计划——而且他们这样做得到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大力赞扬，这绝非偶然。这绝对是有道理的：在民众普遍反对结构调整的情况下，你需要一个能够通过使用内部镇压来推动这些措施的当权者。

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中东地区的独裁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改革之间存在着如此密切的联系。这是一个现实，它与美国决策者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兜售的自由市场和自由选举的神话背道而驰。

政治与经济之间的这种关系在今天尤其需要强调，因为它指出了政治变革与真正的社会经济转型之间的必要联系。仅仅改变上层人物的面目，而保持同样的经济政策是不够的——这是阿拉伯抗议的一个重要教训。

但20世纪90年代和200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措施也与地区层面新的经济和政治等级制度的发展紧密相连。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整个区域内海湾资本的国际化——即海湾企业集团对周边阿拉伯国家的跨境投资。这样一来，我前面谈到的大型企业集团以及海湾国家投资工具，就成了中东地区新自由主义转向的主要受益者。我们可以在许多关键的经济部门看到这一点——房地产和建筑、基础设施和物流、银行和金融、媒体和电信、零售和贸易、农业综合企业。我在最近的书中试图详细介绍这些过程。

这些区域性的资本流动是通过各种机制发生的，包括兼并和收购、在他阿拉伯股票市场上进行少数股权投资、建立跨境子公司、控制许可证和代理权。通过这些手段和其他手段，海湾资本的国际化越来越多地影响着各阿拉伯国家的生产、消费和金融活动。各个阿拉伯国家的政治经济已经与海湾地区本身的资本积累动态紧密结合起来。

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是，海湾地区——这里我们需要认识到不同海湾国家之间的竞争紧张关系——与该地区的整体政治经济息息相关。我们不能把该地区的政治秩序与这些经济层面分开来考虑（反之亦然）。

你能否谈谈海湾和中东地区未来可能的一些发展轨迹，特别是在COVID-19大流行的情况下？

Adam Hanieh：这个地区显然处于重大的变化之中。在这场大流行病之前，整个中东地区存在着一系列非常严重的危机。其中之一是，由于叙利亚、也门、利比亚和伊拉克等国持续不断的战争，造成大量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该地区现在是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被迫流离失所的地方。许多流离失所者生活在简陋的营地或过于拥挤的城市空间，这使人们感染病毒的风险大大增加。此外，还有营养不良和其他疾病的广泛流行（如也门霍乱的再次出现）——同样，这些与流行病之前的战争和冲突密切相关。

9月1日，在也门扎马尔省，一名男子站在遭到空袭的建筑物废墟上。也门胡塞武装说多国联军空袭监狱致50人死亡。

到2019年，我们看到中东众多国家出现了新一波的民众斗争——尤其是苏丹、黎巴嫩、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伊拉克。这些国家与十年前的抗议有一定的区别，有很多理由对这些新的动员感到乐观。它们吸引了广泛的社会阶层，包括穷人和非正规部门的工人。它们有效地抵制了边缘化的企图，这些运动具有强烈的反宗派特征——在伊拉克和黎巴嫩尤其重要。

这些运动还明确阐述了政治和经济领域是相互关联的——例如，在黎巴嫩，银行被确定为抗议的主要目标，超越了老生常谈的裙带关系和政治腐败问题。2019年的示威浪潮也有一个重要的认识，那就是对地区等级制度的认识——提出了反对周边大国阴谋的口号，这些大国包括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土耳其和伊朗。

现在，疫情显然让这些运动暂时受挫，限制了人们上街抗议的能力。但当初推动这些抗议活动的关键问题都没有消失。事实上，我认为很明显，贫困、不平等和腐败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助长了整个地区既有统治阶级所面临的合法性危机——将在这场大流行病和全球经济衰退之后变得更加突出。

当然，在海湾地区，最大的问题是过去几个月来油价的大跌。与所有产油国一样，这将严重打击海湾地区的财政能力。毫无疑问，社会开支将被削减——其中一些已经宣布了——与过去几年宣布的海湾“远景”（vision）战略相关的一些大型项目也将被撤回。

但我认为，如果把这次危机理解为标志着我上面提到的一些趋势的永久性逆转，那就错了。与该地区的其他国家不同，海湾国家政府现有的债务水平相对较低，可以获得积累的储备，并且可以在国际市场上以相当低廉的价格借款。虽然世界石油市场受到了大流行病的严重影响，但如果在后病毒世界中，邻国的资产变得更加便宜，海湾合作委员会的石油公司实际上可以加强其地位。

而且，正如海湾地区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移民工人在疫情和经济衰退中都首当其冲。例如，沙特阿拉伯已经开始驱逐埃塞俄比亚移民，根据一份联合国内部备忘录，预计将总共驱逐20万名移民。在整个海湾地区，针对移民工人的种族主义言论也大幅增加，还有新的法律允许私营部门公司永久减少非公民的工资或强迫他们休无薪假。

（Adam Hanieh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高级讲师，《反叛的谱系：中东当代资本主义问题》的作者。采访来自《雅各宾》杂志，原题为《一份理解海湾国家政治经济的马克思主义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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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澎湃思想市场。责任编辑：郭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