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钟响的时候是清晨五点，微弱的亮光隔着窗帘渗了进来。萨贾塔（Sujatha S）起了床，迅速准备好当天的早餐和午饭，洗了个手，朝着神像做完晨祷，仔细戴好口罩，走出家门。
35岁的萨贾塔在班加罗尔的市政公司做环卫工。这座以“印度硅谷”之名享誉在外的新兴都市，自6月印度解封以来，新冠确诊病例数直线飙升——两个月里从358例增加到了5.5万例。病例的激增让政府疲于应对，卡纳塔克邦的卫生部长更语出惊人，“只有神灵可以拯救我们”。
萨贾塔心里害怕，但她没有选择。“我每天祈祷后再去工作，神灵与我同在。”她安慰自己。对身为“表列种姓”的萨贾塔来说，这份工作是她唯一的生计。
在现代印度，种姓虽然不再具有法律上的意义，却在无形中规范着社会生活。公元前1500年，随着雅利安人入侵印度，种姓作为一种社会体系诞生了。统治者将人划分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四个等级，规范职业的同时也形成了四个内婚制社交群体。
首陀罗之下，还有一群被认为处在种姓体系最底层的人，他们在印度教中不享有任何权利，民间称他们为“达利特”——它在印地语中有“破碎”之意，印度“宪法之父”、达利特平权运动领袖阿姆倍伽尔则用它来形容受压迫的阶层。
印度独立后，“表列种姓”成为这一群体的统称，也就是外界所说的“贱民”。这一群体在印度教中被认为是“不可接触者”，他们在印度宗教和社会分工中都被排除在外，没有权利从事那些被种姓体系分配好的职业，历史上以清洁工、掏粪工等低端工种为生。“世袭”的工作，反过来强化了他们“不可接触”的身份。
新冠疫情的突袭，让“贱民”的生活雪上加霜。封城让很多人没了工作，只能靠政府和一些非政府组织的接济过活。解封后一些工作是恢复了，但疫情也开始加速蔓延。而为了家人第二天的口粮，他们不得不硬着头皮钻入肮脏的环境中。
卡纳塔克邦的一个表列种姓居住区，未通水通电（2012年）
饱受歧视的环卫工
萨贾塔的工作从早上六点开始，清扫街道、收居民垃圾，一直干到下午两点。结束了一天的工作，萨贾塔和几个同事坐在汽车站门口的树荫里，拿出饭盒吃起了午餐。她们都和萨贾塔年纪相仿，墨绿色的制服下，裹着各式颜色艳丽的纱丽。主路上车流如织，不时有救护车响着汽笛声驶过。
印度政府将萨贾塔这样的环卫工称作“新冠战士”。民众被迫“与病毒共存”，公共场所的卫生清洁尤为重要。萨贾塔在封城期间也没歇着，工时还延长了。她的“武器”仅有每月一发的棉布口罩，但她对此没什么怨言，因为“保持清洁是为了大家的安全”。
35岁的环卫工萨贾塔（右)和她的达利特同事
16年前，萨贾塔从老家农村来到了班加罗尔。还不到二十岁的她，和丈夫带着一双年幼的女儿离乡谋生，丈夫得到了一份卡车司机的工作，她做环卫工。
她的老家在班加罗尔以北100多公里的巴格帕利村（Bagepalli），紧邻卡纳塔克邦与安德拉邦边界。巴格帕利地处半干旱地区，属丘陵地形，雨少土薄，只有不到一半的土地适合耕种，方便灌溉的土地更是稀缺。每五六年，这里就会遇上一回旱灾，引发隔年的饥荒。
萨贾塔的丈夫也属于表列种姓，家里没有土地。萨贾塔的父母倒是有几亩地，但按照农村的规矩，土地归哥哥所有，并没有她的份儿。夫妻俩靠丈夫替人干农活勉强维生，碰上班加罗尔市政公司的人来招工，他们没怎么犹豫就来了，这样至少能给女儿们提供一个更好的环境。
这是一份几乎被达利特人承包的工作。根据2019年的一篇研究论文，班加罗尔市政公司的环卫工人中，有82%的人属于表列种姓，大部分人来自安德拉邦和卡纳塔克邦交界的干旱地带，在老家谋生无路，只能来班加罗尔打工。环卫工作辛苦、报酬低，本地的达利特人但凡有别的出路都不愿意干，正好为萨贾塔这样的外来者打开了一扇门。
最开始，萨贾塔每个月的工资只有1800卢比（约170元人民币）。前十二年，她一直都是外包工人，没有任何附加保障，四年前，她正式转为被政府雇用，但到现在也没拿到证明，只有一张工资卡。好一点的是，她的工资涨到了1.6万卢比（约1500元人民币），拿到手有1.35万卢比（约1264元人民币）。
一位环卫工在分拣垃圾
疫情期间萨贾塔虽然没停工，也几乎没调休，生活却越发捉襟见肘。她和小女儿住在一间十平米的房子里，每个月房租就要花6000卢比（约560元人民币）。因为疫情原因，公交车几乎没有恢复运营，她每天坐突突车上下班，剩下的钱勉强够日常开销。“一分钱都没法攒下来。”
十年前，她的丈夫在工作时因车祸去世了，母女三人拿到了6万卢比（约5618元人民币）的补偿金。为了养活两个女儿，萨贾塔留在班加罗尔继续工作。但去年，大女儿也因心脏病离世了。
“在医院，他们问了我的种姓，一直让我买各种药，却没有好好治疗她。入院后五个小时她就走了。”萨贾塔红着眼眶说，医院是因为知道她们的背景，才没有尽力抢救。最终她花了4万卢比（约3745元人民币），还是没能救回女儿。
新冠疫情的到来在无形中强化了萨贾塔的“不可接触”特征。从前，她有时向路边的住户家讨水喝，有人会因为她没有瓶子而拒绝她。疫情之下，即使她带了自己的水瓶，也有很多人不理会。“还有人看到我们就绕道走，他们认为我们每天都在不同的地方打扫，容易感染病毒。”
6月下旬，班加罗尔市政公司的两名环卫工人在死亡后被检测为新冠阳性，随后接受检测的94名环卫工人中，有23人呈阳性。此后，包括市政环卫工人和社区赤脚医生在内的一线工作者组织抗议，要求政府为其提供防护设施、医保和健康检查等。
感染风险高又饱受歧视，很多环卫工人不愿意上班。萨贾塔说，周围还没有认识的人感染新冠肺炎，她也会戴口罩、勤洗手，一回家就洗澡更衣，做到最大程度的防护。“如果我因为害怕不来工作，那谁来养活我的女儿？”她说。
小女儿今年高中毕业，本想继续读书，萨贾塔说，但女儿体谅她的辛苦，想早点赚钱给她买间房子。不过，因为疫情的原因，女儿至今还没能找到工作。
一位环卫工将垃圾装入垃圾车
“不存在”的清道夫
与萨贾塔类似，15年前，新婚不久的纳根德拉（Nagendra H）和妻子从老家农村来到班加罗尔谋生。他的老家戈兰特拉村（Gorantla）同样地处安德拉邦和卡纳塔克邦边境，距离班加罗尔只有130公里。年仅25岁的他当时跟着老乡，干起了清理化粪池的活计。
这也是一份专属于达利特人的工作。在印度，只有一半左右的城市房屋拥有下水道系统，80%的污水未经处理，居民区的粪便和污水要么直接排放在周边水域，要么储存在化粪池里。而在农村，没有排水系统的旱厕普遍存在，达利特人承包了所有厕所清洁工作——男性在城市里做掏粪工，女性在农村清理旱厕，他们被称为“手动清道夫”。
很多达利特人因为社会耻感，不愿承认自己是手动清道夫，甚至否认这一职业的存在。虽然印度两次立法禁止雇用手动清道夫，但地方政府执行意愿不强，不愿正视这一问题，这一职业至今仍普遍存在。
2014年，印度最高法院称，全国有近70万名手动清道夫，但这一数字被认为低于实际；2019年，研究机构“亚洲参与式研究”（PRIA）在一篇论文中估计，在约600万户达利特家庭中，有40%-60%的家庭参与了手动清道夫的工作。
对纳根德拉来说，这份不体面的工作，是他养活家人的唯一选择。纳根德拉的家里有7英亩（约2.8公顷）地，因为干旱，平日只能靠种花生勉强糊口。据他说，市场上一公斤的大米需要11卢比，家里只能买得起3卢比的碎米；而想要打一口井也成了奢望，因为这至少需要10万卢比。读完高中之后，他开始打零工挣钱，只为了摆脱赤贫、填饱肚子。
最初两三年，他专门替没有下水道的家庭清理化粪池。这需要一个人赤身进入堆积的粪便和淤泥中，用铁桶挖出污泥，然后由另一个人用绳子拉上来倒掉。清理结束后，两人再将污泥倒入荒地。
这份工作要承受常人难以忍受的极端环境，甚至要冒着失去生命的风险。“下水道和化粪池里满是毒气，是威胁生命的，我们还可能得病。”纳根德拉说。根据印度社会公正和赋权部的数据，2013-2019年间，共有376名手动清道夫在清理化粪池和下水道时死亡。
为了减轻臭味的冲击，不少清道夫习惯在进入化粪池之前喝点酒，但这也增加了工作风险。纳根德拉说，自己平日格外小心，不会像其他人那样喝酒，“如果我工作时喝得烂醉，谁来照顾我的小孩？”
2008年前后，随着城区的扩张，班加罗尔市政公司开始建设下水道系统，并引进清理化粪池和下水道的机器。纳根德拉因此不用再经常进入化粪池，改为替人疏通下水道和厕所管道。但在那些没有下水道或机器无法操作的区域，他还是得进入化粪池清理，每个月能遇上三四次。
如今，纳根德拉迫不及待地想转行。对外，他会称自己为纳根德拉·H，很少提及姓氏——哈里扬（Harijan）。哈里扬意为“上帝之子”，甘地曾用它来称呼达利特人，如果说出自己的姓氏，相当于暴露自己的种姓。
但实际上，这并不能改变他的命运。这个圈子中的工作基本依靠互相推荐，而他认识的人几乎都干着同样的行当。因疫情封城后，纳根德拉也没了活干。过去他每天工作12个小时，一个月能挣2.5万-3万卢比（约2300元-2800元人民币），除了维持日常生计，还得寄钱给老家的父母。现在，一家老小只能靠妻子在市政公司做环卫工的薪水维生。
眼下，最让纳根德拉头疼的是孩子的学费。两个女儿在班加罗尔的一家私立学校上学，一年学费就要7万卢比（约6500元人民币）。本来按印度法律规定，私立学校可以为社会的经济落后群体预留25%的免费学位。可纳根德拉的女儿并没能获得这一免费名额，只得自行负担。他说，之所以不惜将年收入的四分之一花在女儿的学费上，是因为“不想让她们做我这样的工作”。而对那些更困难的家庭来说，单是学费就把孩子们挡在了改变人生的大门之外。
艰难的阶级流动
卡纳塔克邦的议会大楼Vidhana Soudha坐落在班加罗尔的黄金地段，是当地最负盛名的景点之一。它始建于1956年，融合了英国殖民地时期和本土南印寺庙的建筑风格。它的对面是拥有136年历史的卡邦高等法院，和占地300英亩的库本公园。
议会大楼与高等法院隔街相望，这条街以印度“宪法之父”阿姆倍伽尔（B. R. Ambedkar）的名字来命名，附近的地铁站也同样取名为“阿姆倍伽尔博士站”。
作为印度宪法的首席设计师，阿姆倍伽尔的雕像站在议会大楼前最显眼的位置。他左手将一本宪法抱在胸前，右手指向议会大楼的方向。阿姆倍伽尔的另一重身份是达利特人和社会活动家。英国殖民期间，他是达利特平权运动的领导者，并为达利特人——当时称为“被压迫阶级”——争取到了议会选举中的预留席位。
班加罗尔议会大楼前的阿姆倍伽尔雕像
印度独立后，他就任印度首位法律和司法部长，并担任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为实现种姓平等设计了基本框架——在宪法中明确废止了达利特人的“不可接触”，并禁止一切形式的歧视。为了弥补历史上造成的事实不平等，宪法还为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在议会、公务员和公立学校中提供了预留席位。目前，印度各邦平均为表列种姓预留的份额为15%，为表列部落预留的份额为7.5%，与其所占人口比例大致相当。
但实行了73年的预留制度，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达利特人的落后境况。根据印度《全国家庭健康调查（2015-16）》的数据，有26.6%表列种姓和45.9%表列部落的家庭财富处在最低度量等级，而其他（中上种姓）家庭中只有9.7%处在最低等级，与此同时，34.2%其他家庭的财富处在最高等级，而这一比例在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家庭中只有10.9%和5.5%。
另外，“贫困的婆罗门”也比“贫困的达利特人”更为富有。一项2019年5月的研究显示，从2005年到2012年，处于贫困线以下的高种姓家庭的平均年收入比表列种姓要高出30%以上。
相比中高种姓，“贱民”儿童也更易失学。2015年一项在卡纳塔克邦进行的调查发现，六年间该邦共有60万6至13岁的儿童失学，其中属于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的儿童占了49%。
卡纳塔克邦的一个表列种姓居住区，未通水通电（2012年）
“至少有90%以上的达利特人仍在从事耕种或体力劳动等工作。”毛拉纳·阿扎德国立乌尔都语大学社会排斥与融合政策中心主任坎恰·伊莱亚（Kancha Ilaiah）在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说，“比如在班加罗尔、海得拉巴大街上的环卫工基本都是达利特人，没有其他种姓会做这种工作。”
伊莱亚认为，其核心原因在于，不管法律如何规定，印度教所决定的种姓体系并没有发生结构上的改变。印度有80%的人信仰印度教，虽然独立后印度将“世俗主义”写进宪法，但印度教徒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很多时候，印度教义仍是约束社会生活的通行法则。
即便有部分达利特人由于改信佛教、基督教等其他宗教，让自身不再局限于印度教体系内，但这并没有改变他们被歧视和边缘化的命运。萨贾塔的同事肯帕玛（Kempamma）信仰基督教，但依旧做了20年的环卫工。“有的时候我很害怕来上班。”她说，她同样把希望寄托在神的身上，唯一不同的是，她祈祷时面对的是耶稣。
“人们相信种姓是神决定的，所以会按照种姓来行事。”伊莱亚说。这种固有理念导致预留制度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打了折扣，真正惠及达利特群体的力度也大大减弱。预留制度的另一大限制，是它只对公立领域进行规范。而自上世纪末的经济自由化以来，印度私立领域迅速发展壮大，医疗、教育等民生领域均由私立机构主导，在软件、制药、科技创业和电影等行业，达利特人更难出头。
在被称为“造梦工厂”的宝莱坞，达利特人却没有机会做梦。这里的主流制作公司由高种姓或穆斯林家族主导：例如大名鼎鼎的“三大汗”（阿米尔汗、沙鲁克汗、萨尔曼汗）、“宝莱坞教父”阿米特·巴强家族、出产四代电影明星的拉吉·卡普尔家族等。迄今为止，从未有任何一位达利特演员挤入主流当红影星之列，他们顶多只能在摄像、音乐等后期岗位中夹缝求生。
房间里的大象
伊莱亚估计，受惠于预留制度，大约有5%-7%的达利特人通过教育改变了命运，进入到较低的中产阶级。而要实现这种向上的阶级流动，他们会面临数不清的阻碍：在高校，达利特学生因为健康、贫困、被歧视等原因更易辍学，因受骚扰而自杀的事件也屡见不鲜；即使成功毕业，就业中的歧视更是无所不在。
2010年的一项研究显示，具有同等资格的表列种姓和高级种姓申请人，表列种姓接到面试电话的机会要少67％；高种姓本科生进入面试的比例，甚至比更胜任的表列种姓研究生还要高。就业歧视的盛行，让拥有学位的达利特毕业生被迫“继承”父母环卫工、清道夫工作的事件屡见报端。
虽然阿姆倍伽尔的雕塑和肖像在印度随处可见，但种姓平权却始终停滞不前，甚至连种姓歧视和种姓隔离也成了“房间里的大象”——达利特人在社会中面临着一堵堵“墙”，它们都是无形的。
出生在印度北部奥里萨邦农村的苏米特（Sumeet Samos），很小就意识到种姓之间的“墙”，他和伙伴们在村里玩，有些区域是不能去的——那里是高种姓居住的地方。
十几年后，他发奋考进了声名在外的尼赫鲁大学。在以“平等”为理念的尼赫鲁大学，苏米特与高种姓的同学们一起上课、生活，讨论自由与平等。但他很快发现，由高种姓制定的社交规则难以打破。苏米特自信开朗、可以说流利的英文，才能和其他同学自如交往，而有些因预留席位被录取的达利特学生，则很难融入学校的社交圈。
“在学校里，我们看起来都是一样的。但出了校门，他们会回到豪华的大房子里，在假期出国，而我只能回村里。”苏米特说，“你能感觉到，跟他们就是不一样。”
意识到这一点后，苏米特决定用年轻一代的方式来为达利特人发声。他创作了几首反对种姓歧视的说唱作品，在社交媒体上受到追捧。因此，他希望说唱能唤起更多印度年轻人对种姓议题的关注。
斯瓦普尼尔（Swpnil Jha）在首都新德里的一所工程学院读大二。他告诉《凤凰周刊》，虽然学校会教授种姓制度的内容，但包括他在内的大多数高种姓学生此前是无感的。“我家属于婆罗门，按照过去的规定可以做寺庙的神职，可那并不是我考虑的职业方向。”
直到申请大学时，斯瓦普尼尔才注意到，有的学校将一半的录取名额留给了表列种姓、表列部落和其他落后阶层的学生，对此他感到“不公平”，那些成绩不如他的同学因种姓身份被更好的学校录取。
不少印度年轻人与斯瓦普尼尔感同身受。但反过来，在预留制度这面大旗之下，达利特人在可用资源和上升通道过程中遭遇的不平等有意无意地被遮蔽。近年来，随着经济落后的高种姓群体也开始拥有法定预留份额，出现了关于“是否为表列种姓的预留制度设限”的争论，这让制度发起者“通过提高社会地位来消除种姓制度历史上不平等”的初心逐渐褪色。
能往上流动的毕竟只是极少数，对于更多的达利特人来说，连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都是奢求。去年年初，新德里地区培训了50名手动清道夫，还为他们提供了诸如保安、司机等替代性工作，但不少人因未能按时收到工资、职场受骚扰等原因辞职，又做回了清道夫。
今年年初，做了15年手动清道夫的纳根德拉参加了班加罗尔市政府为期12天的培训。政府承诺，培训期间每天发放325卢比补贴，培训结束后还会发4万卢比补助，并为他们提供贷款。他想着今后兴许能开个修鞋铺、小卖部，或弄一辆手推车去街边卖水果。
班加罗尔的一位达利特修鞋匠
然而，培训结束已经半年多，纳根德拉没收到过任何补助款，只有一张完成培训的证明。培训目的本是教授基本技能，帮助他们转行，但在12天的培训里，他只接受了佩戴护具、安全守则等清理化粪池的相关培训。之前，纳根德拉还考了驾照，但因为他的身份，没人雇他做司机，他更买不起一辆车。
为什么“贱民”的命不重要？
疫情让“贱民”群体失去的不仅仅是工作，更可能是生命。
达利特男青年苏达卡（M. Sudhakar）出生在泰米尔纳德邦的莫拉潘·唐加尔村（Morappan Thangal），封城期间，他的生命定格在了24岁。他并非死于新冠病毒，而是死在岳父的铁棒之下。
六个月前，他与邻村一位达利特女子相爱并结婚。但由于他的种姓在所有达利特人中也被认为是最低等的，女方家长强烈反对这桩婚事，并强行拆散了夫妻俩。苏达卡的父母帮不上什么忙，因为担心他会受到攻击，就让他去泰米尔纳德邦首府金奈做建筑工人。金奈因疫情封城后，苏达卡难以维生，便回到自己的村庄，试图与妻子见面。这为他引来了灭顶之灾。3月27日，他遭到岳父和亲戚持铁棒攻击，当场身亡。
除了苏达卡之外，至少21名泰米尔纳德邦的达利特人在封城期间被暴力杀害。据“根除不可触碰委员会”统计，到7月初，已有81名达利特人因种姓而遭到暴行。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比哈尔邦、卡纳塔克邦等多个地区。在卡纳塔克邦，一名27岁的达利特人因“碰了高种姓人的摩托车”而被杀害。
为了遏制针对达利特人的歧视和暴力，印度早在1989年就出台了《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反暴行）法》，旨在减少针对达利特人的暴力，帮助他们融入社会。但直到2010年，时任联邦内政部长奇丹巴拉姆承认，该法并没有实现这一目的。
“2006年立案的针对表列种姓的暴行案件为26665起，这已经是被低估的数字，许多案件根本没被报告。2007年为29825起，2008年为33365起，上升的趋势很明显。”奇丹巴拉姆强调，“尽管立案这么多，定罪率却徘徊在30％左右，无罪释放率很高。”
这种上升的趋势还在持续。2017年，这一数字增加到了4.3万，其中有56%来自于北印的三个人口大邦——中央邦、北方邦和比哈尔邦。这三大邦都属于印度教主导的印地语地区，又被称为“圣牛带”。这些地区反对屠宰牛的意识盛行，而没有土地的达利特人通过处理自然死亡的牛尸体，或以在皮革厂工作来谋生，常常引来上等种姓的暴力攻击。
“为什么达利特人的命不重要？”伊莱亚从根源上解释说，种姓是印度教的产物，在印度教本身没有任何改变、执政党甚至推波助澜的情况下，达利特人的“不可触碰”是神决定的，就会被社会接受和执行。与此同时，享有特权的中上种姓群体又利用种姓来维持自己世袭的优势，通过无形的歧视和社会隔离来封锁达利特人的上升通道。
在伊莱亚看来，只有从儿童开始、实现达利特人的教育平权，才有希望改变其“世袭劣势”。近年来，他一直呼吁在公立学校中使用英语教学。“低种姓的孩子在早期教育中掌握英语这个工具，才可能接触到外面的世界。而只有当他们破除迷信和本地主义，明白婆罗门并不是神，才能拥有更公平的起点。”
但伊莱亚的呼吁行动举步维艰。除了缺乏资金、老师等，他认为，更大阻力来自于高种姓群体。“他们将自己的孩子送去国外或者用英语教学的私立学校，却强调达利特的孩子们不能抛弃‘母语’。一些人身在美国，却还在继续‘统治’印度。”
此外，种姓平权还需要跨种姓的联合。伊莱亚出身于种姓等级中位列第四等的首陀罗，母亲曾在反对种姓歧视的运动中牺牲。首陀罗的地位虽然比达利特人要高出一些，但也因其低种姓而饱受歧视。在印度教寺庙中，首陀罗没有资格担任神职。伊莱亚说，首陀罗和达利特人有很多共同点，例如都食荤，也一起参与劳动。“这两个群体加起来占到印度总人口的绝大多数，又都是被歧视和压迫的群体，应该联起手来追求平权。”
黑人青年乔治·弗洛伊德的死亡，引发了席卷美国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但在印度，很多人对达利特人的死亡司空见惯，很难引发社会触动。伊莱亚认为，印度种姓平权的关键在于首陀罗的觉醒，只有当他们站在达利特人的一边，才可能推动全社会的改变。“否则，达利特人的命将永远无关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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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瑞垚（发自印度班加罗尔）。来源：腾讯新闻“哈勃计划”。责任编辑：郭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