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大方县第五小学不远处就有一栋烂尾楼。

8月31日，开学第一天，刚过下午6点，近500人的“大方教师维权群”中陆续有人发出消息，“终于发了！”

大方县的老师们收到了被拖欠的2019年绩效工资、13月份基本工资，以及2020年1月到8月的乡村教师生活补贴，即“边远补贴”。这被不少老师视为两个多月来维权的成果。

6月底以来，因被拖欠工资，加之部分老师被半强制要求向当地一家“合作社”存款，位于贵州毕节的大方县陷入了一场教师维权风波中。

中国政府网9月4日晚发布消息，国办督查室派员赴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进行了明察暗访，发现大方县自2015年起即拖欠教师工资补贴，截至2020年8月20日，共计拖欠教师绩效工资、生活补贴、五险一金等费用47961万元，挪用上级拨付的教育专项经费34194万元。

如今，随着教师工资逐步补发到位，这场风波似乎得到平息，但在其背后，刚刚“脱贫摘帽”的大方县的财政之困仍然难解。

欠薪

“之前已经听到补发工资的风声，学校财务人员说8月底之前一定补发。”8月31日，大方县一所小学的老师李月说，“今天大家一直在等，很多人本来已经失望了，下午6点多收到补发的工资后，群里一下就沸腾了。”

这天，李月领到了6000多元绩效工资和2600元的13月份基本工资，“收到后马上就拿去还贷了。”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些符合“边远补贴”发放标准的老师当天收到的补发工资超过万元，“很多老师说，突然间很热爱自己的工作。”

之前一天，望着操场上返校的学生，当被问及被拖欠的工资有多少时，大方县安乐乡的中学老师刘建说，“没心情关注，我们这里工资拖欠是常态，已经习以为常了。”据他估算，每位老师被拖欠的工资最少有两万元，“肯定不是个小数目，但全县都是这个情况，又从何说起？”

“住房公积金没有按月缴，2020年8月只缴到2019年6月，相当于欠了一年多。”刘建每月的公积金有1078.92元，需要财政匹配三分之二，再从工资中扣除三分之一。“个人缴纳的部分已经扣除了，但并未缴纳到公积金账户。”

大方县一所小学的校长汪文回忆说，公积金很早以前就开始拖欠，“当时老师的公积金需要三个月才能缴满一个月的数额，比如现在是9月，但公积金可能只上到7月，就这样一直往后推。医保被拖欠的情况并不清楚，反正去查询的时候就显示没有缴纳。”

今年8月初，李月等十名老师为此曾询问过大方县教科局，“当时教科局分管财务的副局长表示，如果生病了就到医院医保窗口申请‘点对点’开通账户，财政无力支持开通所有老师的医保。”

除了并未按时缴纳医保、公积金，多位大方县老师向记者证实，2019年奖励性绩效工资、13月份基本工资等均被拖欠，乡村教师生活补贴更是在2018年时便停止发放。汪文告诉记者，“只有岗位工资、薪级工资、70%的绩效工资这三部分没有拖欠。”

“每位老师的情况都不太一样，如两年多没有发放的‘边远补贴’，最低标准为每月200元，向上还有300元等不同档，学校位置越边远的老师得到的补贴越高，而2019年人均奖励性绩效工资加13月份基本工资约为9000元。”按照汪文的估算，如果算上未按时缴纳的医保、公积金，人均被拖欠的总额在3万元左右，实际上“只会多不会少。”

“大方县老师的工资相比于毕节市其他区县已经偏低。”安乐乡安乐中学的一位老师告诉记者，正常情况下，自己每个月到手的工资大概有4100元，“初级职称老师每月工资与其他区县相比大概少500元，中级职称老师每月低1000元左右。”

“老师工资跳出县域就没有可比性，每个县财政状况不一样、政策的倾斜度也不一样，我们就是想拿到我们应得的部分。”汪文说。

其实大方县老师的维权始自2018年，“当时为争取目标考核奖，此后在2018年年底和2019年年底分两次一共收到6000元的目标考核奖。”安乐中学老师高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是“大方教师维权群”群主，今年6月25日建群除了讨薪，还因为“气不过有老师被要求向合作社存钱才能领到工资”。

部分老师领取乡村教师生活补贴前需要填写“入社申请表”。

“存款”

“6月底，校长告诉老师，存2.5倍的钱到乌蒙信用合作社才能拿到被拖欠的绩效工资，如果不存，就意味着放弃绩效工资。后来又改口说，如果不存，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拿到绩效工资。”李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作为校长的汪文回忆说，今年6月，县教科局给各乡镇教管中心开会，中心给校长开会，再由校长开会动员老师存钱进乌蒙信用合作社，“层层传达，没有书面材料，只是口头通知。”

“当时教管中心主任说有县教科局做担保，一年期存款利率9.8%，他说‘如果大家愿意，可以赌一把，赢的几率比较大。’”汪文说，自己所在乡镇的教管中心主任只是说尽量动员，没有像一些乡镇一样硬压下去，他自己干脆没有开会动员，“拿什么保证明年能拿回钱？没有投资渠道的话又拿什么分红？”

李月所在的小学有近40名老师，最终也只有一人存钱进合作社，但在大方县的一些乡镇，情况有所不同。据了解，雨冲、星宿等乡镇的老师存钱就比较普遍。

“我不知道是不是星宿乡的老师存钱最多，但全乡一百六七十名老师，百分之八十的老师都存钱进乌蒙信用合作社了。我们学校有近40名老师，只有个别老师因为之前进入了银行黑名单，无法从银行贷款，自己又没钱可存，剩下的老师基本上都存了。”在星宿乡任教的王维告诉记者。

据他回忆，校方去年就动员老师向合作社存钱，要求的存款金额最初是5万元，但鲜有老师行动，后来变为被拖欠绩效工资的2.5倍，存入后可以补发绩效工资，之后陆续有老师存入一两万元。“先是校长动员老师，往后是县教科局、乡教管中心领导和校长一起开会动员。”

“我在今年7月存入2.4万元，算是第三批存钱进合作社的，之后一周左右就收到了被拖欠的8000多元2019年绩效工资，感觉是自己存钱给自己发工资。”王维告诉记者，存钱后拿到了“存折”和“回单”，“存款为一年期，可以选择按月取息，取钱时要带着身份证和‘存折’。”

瓢井镇的一位老师也证实，“当时说不存钱不给补发工资，而且评先、选优、评职、晋级不予考虑，反正一大堆条条框框。要我存5万多元，但我实在拿不出钱。”

记者看到一份没有存钱进合作社的老师签下的“承诺书”，称“本人自愿不参与本次在贵州银行贷款转乌蒙信用合作社存款的倡导，因此暂时不能领到2019年目标考核奖、绩效工资及第13月份工资。本人不责怪任何单位和个人，也不向任何部门反映和上访。否则，本人将承担一切责任。”

未向乌蒙信用合作社存钱的老师签下的“承诺书”。

“当时确实有老师贷款存入合作社，他们已经帮老师找好了贷款利息比较低的银行，还说可以赚取贷款利息和存款利息的差价。”王维说。

对于是否鼓励老师向乌蒙信用合作社存钱，甚至将其与补发工资挂钩，9月1日，大方县教科局局长陈鹏回应《中国新闻周刊》说，“教师如果有余钱可以自愿存入，没有发文件要求存。”

在大方县，被“倡导”存钱进乌蒙信用合作社的不只是老师。“教师排到了最后，有些单位从去年就开始鼓动个人存5万元。”汪文说。

“当时说存钱是政治任务，有编制的公职人员都反对这件事，先从协警、村干部开始，他们是第一批被要求存款的人。”一位大方县公安系统人士告诉记者，存款金额依级别而定，在公安系统，非领导职务的副科级要存5万元，如果有实职，存款金额还要更高。“整个公安系统反对比较强烈，都担心万一崩盘后取不出钱怎么办，公安系统大部分人就一直拖着不去存。”

“大概在今年七八月间，一位乡镇政府官员找到我说，希望我帮忙向乌蒙信用合作社存些钱，10万元起步，承诺年化利率11.8%。”一位大方县本地的老板告诉记者。“我问他，‘这是不是有些像E租宝？’那位官员反问我，‘E租宝是什么？’”

合作社

8月底的一天，正午12点，乌蒙信用合作社在县民政局的服务网点门前依然有不少人排队，相比之下，同一条街上的多家银行显得有些被冷落。

排队的人大多在等着取钱。

就在8月31日一次性补发工资前，老师们已经可以领取截至2019年12月共21个月“边远补贴”，少则4000多元，多则超过6000元，但需要通过乌蒙信用合作社领取。

同样只能通过合作社领取的还有贫困生2020年春季学期补助。2019年12月，教育部办公厅发布通知，要求各地应将补助资金直接发放至学生本人或监护人银行卡，坚决防范截留克扣、挤占挪用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金等行为的发生。

“以往资助都是直接打到家长账户。”大方县的一位家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带着学生户口本和合作社的卡领250元资助时发现只能取200元，“还有50元据说是‘开卡费’，把卡注销才能取出，但担心资助日后还要通过合作社取。”

学生携带个人证件到乌蒙信用合作社领取资助。

国办督查室发布的情况通报显示，乌蒙信用合作社以提供社员股金服务名义，直接克扣每名学生50元作为入社资格股金，导致210多万元困难学生补助被违规截留。

老师与学生拿到的取款凭证均显示他们领取的是“互助金”，本应由财政划拨的乡村教师生活补贴、贫困生资助为何会变为“互助金”？一些向合作社存款的老师收到的“回单”也是“社员互助金业务凭证”，其上有社员编号、互助金账号等信息。

所谓“乌蒙信用合作社”实为“大方县乌蒙供销信用合作商务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2019年6月，有6名股东，包括4家公司与两名自然人股东，股权穿透后发现，大方县财政局通过两家公司持有乌蒙信用合作社74.27%的股权，为其疑似实际控制人。

作为乌蒙信用合作社仅有的两个服务网点之一，其“顺德分社”外还挂着“大方县财政局顺德分局”的牌子，而有县财政局人士向记者证实，一位副局长专门负责联系乌蒙信用合作社事宜。

乌蒙信用合作社顺德分社还挂着“大方县财政局顺德分局”的牌子。

这家由县财政局实控的公司在介绍其业务时称，“针对本社社员开展业务，社员闲散资金作为互助金入股我社，获得收益。”列出的“互助金预期占用费率”显示，试营业期间，定期互助金的“预期占用费率”从三个月的4.8%到五年的12.8%不等。

在合作社的宣传册上，多次强调“针对本社社员开展业务”。有老师告诉记者，他在领取被拖欠的“边远补贴”前必须填写一份“大方县乌蒙供销信用合作社入社申请表”，并签字画押，称其“自愿加入”合作社，“做一名合格的社员”。

那么，“社员”入股的“互助金”的去向是什么？

乌蒙信用合作社在解释“互助金调剂”时称，“针对本社社员资金紧张时，为其提供社员间互助金支持，使用人按约定的占用费率和期限还互助金并支取占用费。”

就在今年8月，乌蒙信用合作社还曾公开招聘120名“创业信贷员”，但合作社的经营范围明确写道：按照“社员制、封闭性、不对外吸储放贷、不支付固定回报”的原则开展社员股金服务，并且“未经上级有关部门许可，不得从事借、贷等金融业务”。

“社员制、封闭性、不对外吸储放贷、不支付固定回报”的原则出自2015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决定》（下称“决定”），这也被乌蒙信用合作社视为“政策背书”，但决定明确指出，在上述原则下“发展农村资金互助合作”，而乌蒙信用合作社通过社员入股、股金调剂，甚至称要为“地方经济建设提供资金支持”。

中国政府网发布的情况通报称其“在无任何金融牌照、不具备开展股金服务资格的情况下，违规开展所谓‘社员股金’服务业务”。

9月3日，各学校接到通知称，从9月4日起，获得2020年春季学期资助的学生（家长）不要到乌蒙信用合作社取款，原因是“为进一步核实核准大方乌蒙信合代发2020年春季学期学生资助相关数据”，待公司核实后另行通知取款时间。

此后，老师陆续接到通知称，尚未从乌蒙信用合作社领取的“边远补贴”将直接存入老师个人工资卡，学生资助也将按补助标准一分不少的发放给受助学生。

中国政府网发布的情况通报称，截至2020年8月20日，乌蒙信合公司共有社员7.56万人，其中18岁以下未成年社员的比例高达56%，主要是因发放困难补助而被动入社成为“股东”的中小学生。而揽存的资金中98.6%的资金调剂到大方县政府下属融资平台公司使用，成为大方县政府财政的“周转资金池”，只有不到1%的资金直接调剂使用于农户。

财政

无论是欠薪，还是成立合作社吸收社员入股进行股金调剂，背后都隐现大方县并不宽裕的财政状况。

“财政紧张”，这是大方县财政局副局长吕德红给出的此前拖欠教师工资的理由。9月6日贵州省政府官网发布消息称，对大方县拖欠的教师绩效工资及各类津贴补贴、欠缴教师的“五险一金”，确保今年9月10日前发放补缴到位。

大方县教科局局长陈鹏则透露，这次优先补上老师的工资，“全县干部（被拖欠的工资）都还没发”，这次补发的经费是财政局想办法筹措来的。

吕德红称，此次补发教师工资的资金来源有一部分是上级政府支持，另外就是县级政府调整了支出结构。他承认，此次优先解决了老师工资被拖欠的问题。

显然，在大方县，被拖欠工资的人不只是教师。据大方县公安系统人士透露，该系统人均被拖欠的经费达到7万多元，有的人甚至被拖欠十多万元，“但也不敢讲”。一位从县政府下派到基层驻村扶贫的公职人员称，自己驻村近两年，但仅仅收到了两个季度的驻村补贴。

据了解，大方县已有两年没有发放小微企业补贴。“县里此前已经暂停了小微企业补贴申请，反正申请后也没钱，但据说9月30日前要把小微企业补贴补发到位。”一位接近县政府的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不是政府有钱不给，而是县里财政确实困难，特别是去年。”大方县某乡镇教管中心主任告诉记者。大方县位于乌蒙山区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2019年4月，其被批准脱贫摘帽。去年刚刚“脱贫摘帽”的大方县，其财政状况究竟如何？

记者发现，从2015年到2019年，大方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变动幅度并不大，2015年约为5.8亿元，2019年为近6.5亿元，但其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则不断攀升，从2015年的约38亿元，一路上升至2019年的近63亿元，特别是从2018年到2019年这一年间，其公共预算支出上升近12亿元。

对比大方县2018年、2019年两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明细不难发现，农林水科目的支出增长最为迅猛，增支近4.3亿元，而在农林水科目下的扶贫支出占近一半，超过4.8亿元。大方县财政局局长韦刚在今年5月介绍说，“2019 年共统筹安排各级财政资金19.59亿元投入脱贫攻坚领域，确保我县脱贫攻坚工作顺利通过国家复检。”

韦刚在当时介绍2019年及今年以来主要工作开展情况时提到，“千方百计筹措资金，防范和化解债务风险”。而“采取多种方式千方百计筹措资金”依然是大方县2020 年财政重点工作之一。

“2019年11月，我们还接到通知说政府要在建行贷款，但开户数不够，需要我们在建行开户‘充量’，当时建行的工作人员到公安局现场办公，收集我们的个人信息开户。”前述公安系统人士回忆说，有人不愿意开户，还被领导批评“不懂政治”。

陈鹏在回应为何此前鼓励教师把钱存入去年6月成立的乌蒙信用合作社时也直言，“这也是为缓解财政压力，因为地方政府资金调动比较紧张。”

在自身“造血”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大方县财力主要由上级补助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构成，以2019年为例，两部分收入约为38亿元与21亿元，远高于其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进入2020年，上半年大方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下滑超10%，但“卖地”收入的涨势更为迅猛，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益就同比增长581.82%，增收超过18亿元。

“大方县的煤矿被关停后很难找到经济支柱，只有靠卖地，100多万元一亩，但修那么多房子有人住吗？”一位在大方县投资的老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公务员或有事业编制的教师原本是为数不多的被当地人认可的工作。

在8月31日收到被拖欠许久的工资后，一些老师退出了维权群，剩下的老师则表示要坚持到“五险一金”补缴齐。在地方财政捉襟见肘的情况下，有公务员也在担心，自己的工资会不会拿去给教师发了？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李月、刘建、汪文、王维为化名）

为了避免失联请加+激流网小编微信号wind_1917

（作者：陈惟杉。来源：中国新闻周刊。责任编辑：郭琦）